美、苏的对华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倚恃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积极向全球扩张，企图建立由美国主宰的世界秩序。1945年10月2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讲演中公然声称：“美国的战斗力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强大，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强大”，负有“领导世界”的重大责任。

在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战略中，欧洲是重点地区，亚洲也是重要地区。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是亚洲的重心，控制了中国，就基本上控制了亚洲。这样，就可以集中力量控制欧洲，遏制苏联。

美国政府把国民党视为其控制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工具，把正在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目的的一大障碍。但是，美国政府看到，如果用大规模的军事干涉来帮助国民党消灭共产党，必然遭到中国人民、美国人民和苏联的强烈反对，以致深陷泥潭而不能自拔。因此，美国只能采取大规模军事干涉以外的手段来支持和援助国民党政府，加强它的实力，以此“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①，使这个政府有效地服务于美国的全球战略。

美国政府为了从各方面大力加强国民党政府的力量，采取了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它决定“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②，于是指令侵华日军负责维持其占领区的所谓法律和秩序，等待国民党政府前来“接收”，而不得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投降。它以贷款、物资援助及提供服务等名义，继续给国民党政府以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又以遣送日本战俘、帮助国民党政府接收沦陷区等名义，派大批美国海军陆战队进驻中国的一些港口和大城市，以帮助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地；同时出动大量飞机和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和接收人员到各地。美国政府的种种政策，严重地阻碍着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在军事实力上虽有所增强，但综合国力仍不如美国。为了集中主要力量与美国在欧洲抗衡，它在亚洲采取了既阻止美国势力扩张，又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同时尽可能扩展自己势力的政策。

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领导人利用美国急于要求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心理，以出兵中国东北参加对日作战为交换条件，谋求在东北取得不冻的军事港口、贸易港口和铁路交通等优越的权益。而美国领导人奉行的是“一种利用苏联在华谋求利益的欲望去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③，于是以赞同苏联方面的要求为条件，促使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同盟条约，以表明对国民党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1945年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关于外蒙古独立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规定：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港口主任由苏方人员担任，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为30年；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设中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派任，苏联政府有权在划定区域内驻扎陆海空军；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由满洲里至绥芬河及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的干线合并为一条铁路，定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中长路)，归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等等。

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的签订，使苏联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曾在中长路等方面所强占的权益，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在这些条约、协定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政府并且确认，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向赫尔利表示，感谢他帮助奠定中苏接近的基础，并说明自己理解中苏条约表明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

在此时的历史条件下，苏联政府在外交上只能承认国民党政府。然而，苏联领导人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多次向美国和国民党的代表表示，中共没有能力领导统一中国；他们只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这个“唯一合法政府”，希望中国能在蒋介石处于“领袖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统一。他们不赞成中国人民向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要求中国共产党随着美、苏间的妥协，在国内斗争中向国民党妥协。他们甚至致电中共中央，说中国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④。苏联虽然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给予了重要的支持，但它在此时所奉行的这种对华政策，也给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并使中国共产党在确定自己的革命策略时面临着复杂的情况。

苏联领导人在同美国政府就中国问题达成妥协的同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对苏联安全构成的威胁仍然抱有很高的警惕性。出于对远东安全和苏联自身利益的考虑，苏联领导人不愿中国完全受美国的支配，尤其警惕美国势力渗入同苏联接壤的中国东北地区。因此，苏联对牛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给予了一定的支持。苏联红军对日作战进入东北后，很快就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等大中城市和重要县城中，委派抗联干部担任卫戍副司令，以维护社会秩序。对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的行动，只要不影响苏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苏联红军也给予非公开的支持，并向他们移交部分缴获的日军武器。同时，苏联红军还多次阻止国民党军队经海路登陆大连、葫芦岛和营口。苏联红军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争取时间先机进入东北，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 《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35页。

② [美]哈里 · 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2页。

③ [美]迈克尔 · 沙勒著，郭济祖译：《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9页。

④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