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的初创工作

1952年底，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西北局，到中国科学院工作。科学院是建国初期成立的国家最高科研机构，院长是郭沫若，副院长有李四光、竺可桢、吴有训、陶孟和等科学家，还有陈伯达。我到科学院以前，科学院党组织的负责人是恽子强，副书记是丁瓒。中央调我去科学院，任命我为党组书记、副院长，恽子强转而分工管数理化方面工作，丁瓒调心理研究所。我到职以后，习仲勋和胡乔木同志（当时习仲勋任中宣部长兼中央文委副主任，胡乔木任中宣部副部长）分别找我谈话，要我多做调查研究，搞好对知识分子的团结工作，把科学院整顿一下。为了便于以后的工作，又让我参加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去苏联访问，学习他们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代表团团长是钱三强，秘书长是武衡，给我报了个历史学家的头衔。代表团的成员选的都是一些知名的科学家，其中党员有刘大年、沈其震、刘咸一、曹言行、宋应、张勃川、汪志华、康瑛、何柞庥等人。

这次访苏的任务是：（1）了解和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科学如何从旧有基础上发展和壮大起来的经验；（2）了解苏联科学的现状及其发展方向；（3）就中苏两国科学合作问题交换意见。方针是以学习为主，以团结为重，客随主便。当时，经过朝鲜战争，中苏友好关系更加密切，中央嘱咐要慎重对待两国关系。

1953年2月下旬，代表团从北京动身，3月5日到达莫斯科。我们到离莫斯科还有三站的地方时，忽然传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来了解到，斯大林在逝世前，对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的访问，已经作了指示，要苏联科学院热情接待，尊重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于一些学术方面的问题，如对历史分期等问题，不要争论等等。我们到达莫斯科时，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秘书长托普切也夫以及许多科学家到车站迎接。但代表团几乎成了奔丧团，参加了各种吊唁活动。在参加吊唁活动的同时，也为我们安排了参观活动。由于这个代表团包括理、工、农、医以及哲学社会科学各方面的专家，还有行政组织干部，要求不一，参观访问也就分散对口进行活动。我自己的任务是着重了解苏联共产党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和情况，更多的是和苏联科学院党组织领导以及基层支部、小组座谈。我们了解到，苏联科学院有八个学部，分得很细。学部是学术行政领导机构，科学家通过学部进行活动。苏共对科学的领导是通过科学院学术秘书处进行的。学术秘书处由十几个科学家组成，都是党员，在学术上至少是博士以上的专家。学术秘书处实际上是苏共领导科学的中介，通过这个秘书处把苏共的方针、政策贯彻下去，同时把下面的情况反映上来。主席团会议讨论的问题、计划、措施等，都由学术秘书处首先提出，经讨论通过，然后付诸实施。当时苏联科学院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科学状况，提出的口号是“建立一个无隙可击的科学战线”，而工作方针则是“全面安排，重点使用力量”。他们这一套组织很科学，工作方法很灵活，对我们有参考价值。

在座谈中，苏联的一些科学家对我们提了一些意见，主要是认为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简单粗暴。他们列举了若干列宁对待知识分子的例子。十月革命以后，许多科学家跑到外国去了，科技人才很缺乏。苏共就尽量争取团结留在国内的专家学者，尊重他们的习惯，为他们的科研工作提供优越条件。如著名生理学家、条件反射论的创始人巴甫洛夫，政治上是苏共的反对派，科学院一连给他派了6个党员做助手，他坚决不要党代表，都被他撵了出来。列宁指示对巴甫洛夫还是要尊重，认真做团结工作。巴甫洛夫创立的第一、第二信号系统的理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的产生和形成的理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又如，列宁对待高尔基的态度更是人所共知的。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对苏联科学院因陋就简的精神印象很深。苏联科学院院部设在清朝李鸿章当年在俄国办外交的楼房里。好多科研人员没有办公室，写字台放在走廊里，非常俭朴，工作效率却很高。

苏联科学家对我们很友好，对我们的科研工作很关心。他们对我们说，你们中国的农业有很大的优越性，有几千年历史，认真地总结一下，因地制宜地加以研究应用，可以超过世界上一切国家。

尽管苏联对我们很友好，但有些科研单位就不让我们参观。有一个很小的原子能研究所，也只让钱三强等少数几个人看了看，说是国防系统，要保密。在莫斯科的访问结束后，我们到列宁格勒，参观当地的大学、科研机构，以及有关的十月革命遗迹和纪念馆，参观结束后回到莫斯科。苏联科学院为我们举行了欢送仪式。随后又乘专列到基辅、乌兹别克，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参观了伊尔库茨克和西伯利亚科学分院，然后回国。

我们在苏联参观访问了三个多月，于5月底回到东北。为了综合各学科的参观记录，在长春小住，由刘大年和汪志华起草给中央的“访苏报告”，最后由武衡修改定稿，上报中央。在这期间，我们还顺便对科学院东北分院的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科研人员只许看俄文书刊，其他外文科技书刊都被锁了起来，理由是其中有西方骂斯大林的文章，不准看，来了个因噎废食。我们到苏联参观，人家首先让我们看图书馆，藏书多少，备有多少外文书籍期刊。书刊是重要的武器，一些最新的尖端的东西都是首先在期刊上披露出来的。因此，苏联科学部门把这看成是科学水平的标志之一，而不搞闭关自守。我们才开始搞科学，经验不多，正需要很好地向外国的先进科学和技术学习，不看外国的科技书刊怎么能行呢？后来又了解到，全国都有这种情况，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们在中国科学院建立和扩大了情报研究所和图书馆，并且规定各种外文资料邮来以后，要求在一周内把有关的“内容提要”整理出来，送到科学家的研究室，就是受到这一启发的结果。二是科研机构不宜轻易搬动。我在长春时，物理化学所和仪器馆的负责人向我诉苦，这两个机构都是从上海搬来的，原来的基础很好，长春的条件也不错，搬一次家折腾三年都恢复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这个教训也是很深刻的。当时，刮起了一股搬迁风，外地的科研单位都想搬到北京。于是我们便作了一条规定，原有的科学单位能不搬的一律不搬，刹住了这股歪风。后来，科学院在兰州建立分院，吸取了东北的经验，就是先抓建设，盖房子，安装机器和水、电、煤气，等一切科研工作条件就绪了以后，再从北京、上海等地调人来，不搞大搬家的做法，避免了由于搬迁造成的不必要的损失。当时，甘肃省委书记是张德生，他对我们的建院工作很支持，我们还请他担任了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第一任院长。

“访苏报告”写出以后，我由长春返回北京。这时，已是炎热的7月了。

回到北京，稍事休息，由我向胡乔木同志作了两次访苏汇报，之后，向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交了书面报告。根据中央指示，便着手科学院的整顿工作。从党内系统来说，科学院属于中宣部直接领导。具体和我们联系的是中宣部科学处。科学院的一切重大的决策，都事先通过中宣部传达给我们，再通过院党组在全院贯彻执行。科学院的最高会议是院务会议，每次开会都是郭沫若同志亲自主持。郭沫若同志对科学院的工作十分重视、热情。我和郭沫若同志早在1927年就认识了。在科学院工作时期，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科学院的重大事项，郭老、李老、竺老、范老（范文澜同志）和我都事先交换意见，统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务会议通过。我们参照苏联科学院的做法，首先采取组织措施，设立了学术秘书处，委托钱三强和武衡负责组建，选人的标准是：（1）年轻能干的科学家，包括各个学科的人才，如柳大纲是搞化学的，张文佑是搞地质学的，叶笃正是搞气象学的，叶渚沛是搞化工冶金的，还有贝时璋、钱伟长等，都是知名的科学家。（2）靠近党的进步人士。当时，在我们的科学家中党员甚少，整个秘书处十几名科学家中，党员很少。事实证明，这些科学家都是很好的同志，后来绝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我国科学事业的骨干力量。不久，又建立了各个学部的办事机构，恽子强任数理化学部党员学术秘书，过兴先任生物地学部党员学术秘书，赵非克任技术科学部党员学术秘书，潘梓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党员学术秘书。院学术秘书处建立以后，首先抓了科学院各学科的调查摸底工作。他们通过各个学会，对于各门学科进行了摸底，感到问题很严重。我国过去大都是一些轻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等，化学、生物学、医学、工程力学也有一点基础，但很落后。重工业方面问题更多。有些新技术，如半导体，我们根本不知道，只知道锗是从烟囱里弄出来，却不知道怎么用。电子学根本没有，高分子也很缺乏，搞植物学的人最多，但都是搞分类学的，连研究真菌的都没有。地质学方面有点基础，李四光同志抓得很紧，但是比起156项建设项目的要求，相差甚远。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所需要的许多地质资料都远远不能满足。总之，我们好多门学科没有，有些学科有点基础，也是少这缺那，很不完全。这就是我们的家底。了解了这个家底，就心中有数了。这对以后制定我国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起了重要作用。

我们对于副研究员以上的科研人员进行了摸底，对每一个人的学历、经历，有哪些论文、著作和专长，都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绝大多数的人有真才实学，也有在理论上能行，实践上差劲的，还查出了极少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这便于在实际工作中，做到区别对待，量才使用，扬长避短，实事求是。

对科学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之后，我们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刘少奇同志听了汇报表示赞同。在会上，中央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都一再强调要做好团结科学家的工作。后来，中央又专门就科学院党组的报告作了批示。中央对科学院的工作很重视，很支持。这时我向西北局指名调两个同志到科学院来工作，一个是郁文，一个是柯华。郁文当时在新疆办报，任中共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调来后任科学院人事局局长。柯华当时是西北军政委员会的副秘书长，暂时离不开，调来后又被外交部要去。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我们首先召开了科学院党的干部会议，讨论、研究如何贯彻中央指示，接着抓了科学院建院工作和建立学部及学部委员会的工作。这里说的建院，首先是找地方，盖房子。当时北京市长是彭真同志，北京市城市规划委员会的负责人是梁思成，他们对科学院的建设非常关心，热情支持。一开始，他们提出要把科学院的大楼盖在北郊的黄寺前后，为的是使之与天桥、前门、三大殿、景山、钟鼓楼，用一条中轴线串起来。有点像过去建立魁星阁的做法，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他们把图纸拿来，让陈毅同志、郭沫若同志和我都看了。我们考虑到那里是旧城郊区，既没有电，也没有地下水道，一切建设都得从头开始，既费事，又费钱，又浪费时间。后来，党组研究决定把科学院建在中关村，靠近北大、清华这些学校。那里地下水道、煤气管道都是现成的，建院比较方便。而且，搞一些学术活动，交流情况都很方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科学中心。北京市委也很慷慨，干脆把中关村，一直到西直门、大钟寺那么一大块地方都给了科学院。这时，科学院采取了一项措施，原有的单位尽可能地不搬家。这条经验是在长春做调查时取得的，科研单位一搬迁就要耽误很长时间的科研工作，而时间就是速度，所以先在全国设立三个分院：上海分院，包括南京科研单位；东北分院，包括长春、大连的科研单位：西北分院，几乎是平地起家建起来的。各地对分院的建立都给了很大的支持，保证了各分院的工作很快地开展起来。

在建设科学中心的同时，还创建了科学院的情报研究所，扩建了图书馆。情报研究所所长是袁瀚青，他很热心此项工作，订购了很多资料，苏、英、美、法等世界各国的杂志期刊都订了，而且在收到邮件以后一周就把有关的“内容提要”整理出来，送到科学家研究室，工作效率很高，充分发挥了情报工作的作用。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头脑发热，不讲科学，把情报所也交出去了，甚至将已经持续招考了两年之久的副博士研究生制度也取消了。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实在可惜！

关于在科学院设立学部委员会的工作，在设立学术秘书处时就开始了。由于对副研究员以上的人员进行了摸底，这一工作搞起来自然科学部门并不感到困难，比较难的是社会科学部门。社会科学部门定学位没有个明确标准。特别是科学院党内一些搞社会科学的同志，没有多少社会科学著作，但他们能够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些人不进学部不太合理；同时科学院党内有一些人有不少著作，这些人不进学部也不太合理。实事求是地办吧，后来还是在这些同志中定了一批学部委员。在这个工作中，矛盾最尖锐的是研究隋唐五代史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是这个学科的权威人士，不选进学部委员会不行，他下边一班人会有意见。若选他进学部委员会，他却又一再申明他不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们只好请示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要选上”。这样，陈寅恪就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部委员会。

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学部成立大会。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全院设立了四个学部：物理数学化学部，生物地质学部（包括医、农科），技术科学部（包括工业应用、工程等），哲学社会科学部。各学部机构成立以后，把名单一公布，科学界感到震动。科学界的重心就进一步倾向于科学院了。在这以前，许多科学家认为科学界的真正领导是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科学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认为科学院是共产党办起来的，并不懂得科学。他们之所以不得不到科学院来，其目的是要钱，要人，要编制，要房子。个别人还以全国科联和科学院分庭抗礼。学部一成立，他们看到学部委员都是科学家，甚至还有他们自己的名字，这一来他们觉得真正有了得力的依靠。此后，中央又规定了一些照顾知识分子的办法，从政治上、生活上关心他们，“三反”“五反”中的某些错案也得到了纠正，影响很大。全国科联的活动减少，到了1958年，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和全国科联合并，成立了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在这以前，国务院为了加强对科学规划工作的领导，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后来与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成立了国家科委，由聂老总挂帅，以政府的名义管理科学工作，从此，我国科学工作走上了正式轨道。

建立了学部，工作很得力，很方便，但是各学部中党员太少，真正懂得科学的党员只有几个人，有的研究所甚至连一个党员也没有。据当时统计，科学院本部总共只有司局级以上党员干部11人，有三分之二以上的研究所没有党员副所长，因此建党工作也提上了日程。我向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要人，当时，许多党员干部需调到156项工程搞建设，党员干部很缺，调不来，安子文也无能为力。我只好自己想办法，在北京市找了一些半休养半工作的党员干部。这些干部身体不大好，但是多少还懂得一点自然科学，党的领导工作经验也比较丰富，到科学院来可以起点沟通党群关系的作用，还是很有用的。例如，边雪峰就是我找来的，后来被任命为地质研究所副所长。我又向陈毅同志要党员干部，陈毅同志对科学院的工作十分重视，他说你这一摊子比一个方面军还难搞，我给你从复转军人中找些干部吧，后来果然调来了一批。此外，我也学习在西北局团结使用党外人士的经验，直接依靠科学家，对他们信任、尊重、放手，鼓励他们主动地积极工作，这办法果然有效。

1955年春天，在召开学部成立大会之前，苏联科学家代表团回访我国，同时，也是应邀来参加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的。团长是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冶金专家巴尔金。巴尔金到达北京以后到北京医院检查身体，医生作了检查后向领导汇报，说巴尔金的心脏病很严重，随时都可能死去。陈毅同志听了很紧张，把我叫去，交给我两项任务：一是陪同巴尔金访问，要照顾好；二是抽一些人跟着他，向他学冶金技术。随同前往的有冶金部副部长刘彬，东北金属研究所所长李薰，搞化工冶金的叶渚沛，李四光的女儿李林等。我们跟巴尔金从北京到南京，又到了上海、杭州，然后又由上海到长沙、太原、阳泉转了个大圈子。巴尔金不愧是个“高炉大夫”，他每到一个钢铁厂，不管多高的炉台，都要爬上去。那时，我们刚开始建设高炉，经常出毛病，不是结渣，就是出不了铁水。请巴尔金一看，很快就找出了问题，炉口高了、低了、大了、小了，照他的意见一改就好了。巴尔金在中国转了一个大圈，东跑西颠，什么大病也没有发生。这里还应当特别说说叶渚沛。他是福建人，曾留学南美，是冶金、化学的多面手，他很注意冶金工业的综合利用，认为矿石都是综合体，除了炼铁，还应当把其他的东西也收回来。解放初期，他在冶金部工作，宣传自己的观点，因和苏联的一位专家意见不一致，因而不受重用。吴玉章同志就把他推荐给我，于是就留在科学院工作，这次陪同巴尔金参观访问，收获很大。巴尔金曾经看过叶渚沛的学术论文，对他很尊重。巴尔金回国后，我对叶渚沛说，给你成立一个研究所，由你调人，他非常高兴。后来，他在石景山钢厂附近建了一个小高炉，定名为化工冶金研究所，这可有用武之地了。以后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在参加攀枝花矾钛矿的建设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是个很有贡献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说他是苏联特务，把他整死了，实在令人痛心。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1956年1月，中央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会议。毛泽东同志出席了会议，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内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会议期间，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政治局领导同志都坐在台下听科学家的发言，体现了党对科学和科技人员的尊重和重视，使到会的所有科学家深受鼓舞。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影响很大。会后，许多在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许多中国籍科学家都陆续回到祖国参加建设。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是这时回来的。这批科学家回国，大大加强了我国的科技队伍，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对头，注意了团结知识分子的工作，政策也比较稳定。在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以最快的速度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争取在十二年内在各个主要学科方面赶上或接近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的口号。

1956年中央召开的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以及对我国科学现状的调查结果，向我们提出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从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出发，迅速制订一个发展科学的远景规划，做到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发展我国科学事业。这就是后来制订的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又叫“十二年规划”。当时，我们的家底很薄，国际上许多先进的尖端的东西我们没有，原来的一些东西发展得也不平衡，为了解决国家大规模建设事业的长远需要，在制订我国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时，我们遵循了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方针，既认真考虑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又不限于解决眼前的问题。大体说来，科学院主要研究基本的科学理论和解决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性科学问题，生产部门的科学研究机关主要应该解决生产中的科学技术问题，高等学校的研究力量，则根据其具体条件，研究基础理论问题，或实际生产中的科学问题。搞这个远景规划的指导思想就是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且根据总路线提出一个口号，叫做“以任务带科学”。这个口号自然有一些局限性，比较侧重应用，这也是当时实际情况决定的。后来为了吸取苏联制订科学规划的经验，还特别请来一位苏联总顾问拉扎连科。他本人是搞技术科学的，专业为电火花加工，而且他自己曾经参加过制订苏联科学院科学规划的工作。他给了我们十分有力的帮助。当时，给我和拉扎连科之间当翻译的是赵同。赵同在制订“十二年规划”中是起过重大的作用的。但这个远景规划的制订和完成，主要是科学院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努力的结果。后来实践证明，这个规划基本上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到了1963年，这个规划就大部分完成了，其中，不少项目都是提前完成的。这一计划实施，使我国科学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许多学科，如半导体、电子学、原子反应堆等都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填补了我国科学技术的空白，有的还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基础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十二年规划”制订过程中，我病了，许多人都以为我要去见马克思了，我也觉得不行了。于是，我把过去保存的许多文件、资料作了处理。在病倒以前，我就曾经向分管科学工作的陈毅同志，以及安子文和张际春同志提出请求：“我的身体确实不行了，不能继续这项繁重的工作，调换一下工作吧。”陈毅同志说：“老马识途，继续干吧。”我说我是老牛破车，拉不动了，再干下去要耽误工作。经过我再三请求，中央才同意调我到国务院二办，由张劲夫同志接替我的工作，担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后来，中国科学界在科学院党组的领导下，提前完成了“十二年规划”。同时，在聂总的领导下，“两弹一星”上了天，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令人欢欣鼓舞。

我的工作关系转到国务院二办以后，我就病倒了。经大夫诊断说我是疲劳候症群，又说我患有进行性的大脑动脉硬化，建议我到青岛疗养。从1956年夏天到1957年冬天，我在青岛疗养了一年半。等我回到二办时，林枫同志因患心脏病休息了，二办的工作由张际春同志负责。我回去以后，因考虑到我的身体不好，张际春同志就让我在二办分管卫生、体育工作。一边养病，一边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为止。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