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结束时，华北、华中和华南日、伪军所据守的城市和交通干线，大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包围和控制之下。人民军队和解放区虽然遍及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但各地区发展尚不平衡。长江以南的人民军队尚未得到广泛的发展，兵力比较分散、薄弱；华中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已经具有较好的基础；最大最巩固的是华北解放区，兵力占人民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三。依托华北解放区便可形成北取东北、南抗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有利战略基地。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中即已指出：“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①因此，抗战胜利后，如何调整战略布局，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以便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面前，能够更有力地进军东北和保卫华北解放区，已成为全党全军的紧迫任务。

调整战略布局的关键，是进军东北。东北地区有人口3000余万，东、北、西三面与朝鲜、苏联、蒙古相邻，南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西南与冀热辽解放区毗连，幅员辽阔，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尤其是重工业较为发达，钢材年产量占全国年产量的90％以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联军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长达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华北和东北的结合部，党已经建立了冀热辽解放区，为进军东北创造了有利条件。苏军进入东北后，占领了一些主要交通干线和大中城市。但在大部分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社会秩序仍然十分混乱，土匪、伪满军警与日军残余互相勾结，危害人民。广大群众苦不堪言，人心思治。这些情况表明，东北地区条件较好，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如能控制东北，就可以依靠那里雄厚的经济实力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

根据中国革命力量在华北、华中、华南的发展态势，根据东北地区主要交通干线及大中城市均已在苏联红军和东北人民自卫军控制之下，以及国民党军队在短期内尚难进到东北等情况，中共中央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后，就开始研究调整全国的战略布局问题。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指示八路军中的原东北军将领万毅、吕正操、张学思等部和李运昌部进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准备接受日军和伪满军投降。但由于时局变化，在重庆谈判前，中共中央判断，“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派军队去现在还不能定，还要看形势”。8月29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中央局等，要求他们就近迅速派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和(苏联)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大大的放手发展”。遵照这个指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首先率部分三路挺进热河和辽宁，8月30日在苏军的配合下从日、伪军手中解放山海关，控制锦州和辽西地区，9月6日进驻沈阳，随即分兵赴辽南、辽东等地，迫使日、伪军投降，初步打开了局面。9月中旬，中共中央通过先期到达东北的冀热辽军区部队和胶东军区派出的侦察分队反映的情况，进一步了解了东北的实际情况。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奔赴东北。9月17日，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与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就调整战略布局问题进行了磋商。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致各中央局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强调：“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指示还提出：“浙东我军即向苏南撤退，苏南、皖南主力撤返江北。”

实施“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的核心是控制东北。为此，中共中央从山东军区、新四军及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等军区和延安总部，先后派出2万名干部和11万人的部队迅速开往东北。干部中包括中共中央委员10人(其中4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人。部队包括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等所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所部3．5万人等。

人民军队进入东北后，获得很大发展，但为了尽一切努力争取国内和平，并照顾苏联履行中苏条约，11月20日以后，中共中央连续给东北局发出指示，决定东北部队让出中长路沿线及大城市，将主要力量迅速转向东满、北满和西满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11月22日，中共中央还就让出中长路沿线及大城市问题致电在重庆的中共谈判代表团，说明已电告东北局“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12月28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强调指出：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党在东北的工作重心是群众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东北局先后组织部队撤离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并派出大批干部深入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开展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建立地方武装和人民政权，很快在东满、北满、西满及南满的广大地区建立起根据地。到1945年底，东北人民军队总兵力发展到27万余人。

在集中力量争取东北的同时，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新四军苏浙军区主力分别撤至苏皖北部地区和山东；新四军军部率第二、第四、第七师主力北移山东。八路军南下支队王震所部和八路军河南军区王树声所部转移到鄂豫皖地区，与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所部汇合。

大批主力部队按照中央的战略部署迅速北移，争得控制热察、进入东北的先机，打破了国民党独占东北、南北夹击关内解放区的企图。同时，及时地将分散于南方的兵力集中到江北，避免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加强了华东、华北各解放区的力量。这样，就形成了反击国民党军事进攻的有利的战略态势。后来的实践证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对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中共中央在调整战略部署的同时，还要求人民军队加速实行军事战略的转变，即在思想上迅速适应由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向国内革命战争的转变；在作战形式上实现由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向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转变。为此，各战略区迅速组建能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机动作战的野战兵团，并健全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的三结合武装力量体制。在东北解放区，根据中共中央10月31日的决定，进入东北的部队和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在华东解放区，新四军军部和部分主力部队北移山东后，由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长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并由北移部队和原山东军区一部分主力组成津浦前线野战军，陈毅兼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1946年1月改称山东野战军，由陈毅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另在苏皖地区组成华中军区，张鼎丞任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并由北移的新四军江南部分主力与华中留下的部分主力组成华中野战军，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在华北地区，晋冀鲁豫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并建立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兼司令员，邓小平兼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并组成晋察冀第一野战军，聂荣臻兼司令员、政治委员；晋察冀第二野战军，萧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在陕甘宁和晋绥解放区，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区域，划分为陕甘宁、晋绥两个区域。在陕甘宁区仍保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番号，王世泰任代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在晋绥区建立晋绥军区，贺龙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并组成晋绥野战军，贺龙兼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在中原解放区，以新四军第五师与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还调整和健全了各大区党的领导机构。除前述新建立东北中央局外，8月18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中央局，聂荣臻为书记，程子华、罗瑞卿、刘澜涛为副书记。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成立以邓小平为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的晋冀鲁豫中央局。8月2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中央局，10月30日改称中原中央局，徐向前任书记(因病未到职)，郑位三任代书记。10月，华中局随新四军军部及部分主力北移山东后，12月18日，华中局改称华东中央局，饶漱石任书记，陈毅、黎玉任副书记。10月，在原华中地区组成华中分局，邓子恢任书记，谭震林任副书记，受华东局领导。10月，中共中央调整西北中央局领导人，由习仲勋任书记。此外，为了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12月5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南方中央局(暂名重庆局)，董必武任书记，王若飞任副书记。同时，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争取、策反工作，中共中央书记处又于10月25日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示，决定在中央军委和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以下各级党和军队机构内设立国军工作部。上述一系列重大措施，加强了党的领导。

在调整战略布局、编组野战兵团的同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心在平绥、平汉、津浦和同蒲路沿线，组织几个有力的战役，以阻滞国民党军队的推进。据此，各大军区、各野战军自10月起，以控制四条铁路干线为作战目的，开始了保卫解放区的作战。

晋察冀军区、晋绥军区主力5．3万余人，为阻止傅作义部东进，于10月18日至12月14日举行绥远(平绥)战役，收复绥东、绥南广大地区和集宁、丰镇等城市，歼灭傅作义部1．2万余人。

晋冀鲁豫军区主力6万人，在10万民兵的配合下，为阻止孙连仲部沿平汉路北犯，于10月24日至11月2日举行邯郸(平汉)战役，歼灭国民党军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八军约3万人，其中，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高树勋率部约1万人起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1．7万余人被迫放下武器。

山东野战军在华中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为阻止国民党军队沿津浦路北犯，于10月18日至1946年1月13日发起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万余人，控制铁路200余公里，挫败了国民党军队打通津浦路的企图。

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等部，为阻止胡宗南部沿同蒲路北上，于10月26日至1946年1月13日举行同蒲路南段作战，歼灭国民党军队8000余人，控制铁路110余公里。

绥远、邯郸、津浦路战役和同蒲路作战，共歼敌10万余人，阻滞了国民党军队向华北等解放区的推进，有力地掩护了人民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展开。

此外，华中野战军主力和刚进入东北的八路军一部，分别在盐城、高邮地区和北宁路榆(关)锦(州)段进行作战，歼灭大批日、伪军和一部分国民党军队。

人民军队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坚决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并对进犯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必要的自卫反击。到1946年1月，解放区已拥有239．1万平方公里土地，1．49亿人口，506座城市。人民革命力量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

①毛泽东：《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