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央统战部原部长李维汉秘书黄铸

作为统一战线工作者的一名新兵，我对黄铸早就有所闻，他不仅是中央统战部的第一任部长李维汉的秘书，而且是一位资深的统一战线政策理论研究专家，他参与了统一战线多项理论政策调研、制定和出台，为统一战线理论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起初认识黄铸是在统战部内部刊物上，因为他的文章不时见诸统战部主办的《调研参考》上，读他的文章，感觉既有新鲜感，又有说服力，而且有历史的厚重和韵味，他的每篇文章都是从历史的厚重中分析得来，读来让你感觉清晰明了，没有任何粉饰和华丽词藻，说理透彻，目标明确。尤其让你敬佩的是，他的思维非常敏捷，社会思潮，特别是有关民族宗教方面的与党的政策相违背相抵触的，他都要义正词严地撰文反驳和商榷，或许写这篇文章的是他的好友，抑或是他的老部下，甚至是同事、上级，他都毫不留情面地予以批驳。就在我去采访他的那天上午，他取出一篇《加强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的文章让我看（《环球时报》，2013年7月23日），对文章中提出的“政治认同”有不同的看法。并说自己正在写一篇《××教授要中华民族加强什么政治认同》的文章，我当时真的非常惊讶，一是他对我国民族政策责任感，二是敬佩他的政治敏锐性和抓住问题实质的敏捷。果真，他没过几天，给我送来了自己的大作。一星期后，他的这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中国民族报》、《环球时报》上。

黄铸离休后，一直没有放弃自己喜爱的理论研究，笔耕不辍。我面前放着他8本厚厚的著作，这些都是他离休后发表在各大报纸刊物的文章大集。读着这些文章，你能体会到他的思想是如此的深邃，知识是如此的渊博，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的理论政策是如此执着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是如此深厚。

也许是几十年来从事理论政策研究的缘故，他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不苟言笑。他说话一本正经，做事情一本正经，写文章也一本正经，他严肃而刻板的脸上总是写着一种让人读不懂的冷峻，尤其是与你谈论统战理论政策，他更是严谨有加，掷地有声，不容置疑，体现了一位老理论工作者的威严和权威。但他又是一个“老顽童”，我每次与他接触总要和他开几句玩笑，我说：“您是我们的宝贝”。他反问我：“此话怎讲？”我说：“你看你是我们部理论研究工作的宝贝，简称‘部宝’；你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做出了贡献，可以称之为‘国宝’”。他听后哈哈大笑，并幽默地说：“我是家里的活宝！”我说：“那就叫你‘吉祥三宝’吧！”

黄铸，1921年出生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1943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长李维汉的秘书、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国家民委政委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著有《构建中国民族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构建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的学术话语体系》和《新时期统战、民族、宗教论文集》一至五集，为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去年8月12日，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大雨，给三伏的北京带来了几分凉爽，我相约敲开黄铸的家门，没想到黄老已经早早地起了床，一直在客厅里等候。黄老虽然九十有三，但他精神矍铄，刚一落座，他就围绕亲身经历的几个统一战线重要理论和学术问题侃侃而谈；我轻轻地打开录音笔，录下了这段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自告奋勇关门两天起草对资改造报告

我国国民经济基本恢复之后,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1952年6月“三反”“五反”运动已经胜利结束，党中央正在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对这个问题的调研，为中央决策提供政策依据。1953年4月间，他带领调研组到武汉、上海等地进行调查。调查组的成员有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副处长郑新如、李维汉的秘书李逸云、国家计划委员会私营企业处处长勇龙桂，我当时是中央统战部工商处干部，也被挑进了调研组。当时调查组对中央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事尚不了解，所以李维汉在出发前向我们提出调查任务时，只说是去研究“三反”、“五反”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如何做。

4月中旬，调查组到达武汉，在武汉工作半个月，我们听取了武汉市各有关部门对武汉私营工商业问题的汇报，并同中南局和湖北省委负责同志进行座谈。在汇报和座谈中，各同志对武汉私营工商业提出了一些问题、意见和建议，并希望李维汉反映给中央。李维汉要我起草了《武汉私营工商业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经过李维汉修改后，于4月28日将这个报告呈送毛泽东主席。报告指出：武汉私营工商业的基本情况，用王任重的话说，是“内忧外患”，内有劳资之间和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外有公私之间和先进落后之间的矛盾。在目前淡季来临的影响下，各种矛盾汇合起来，形成各方面关系紧张的局面（劳资之间、公私之间、工人和政府之间），并集中表现在失业增加上。报告还反映了武汉的同志对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劳动就业以及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统一领导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报告虽然涉及加工订货和公私合营的一些具体问题，但还未能从原则上提出和把握国家资本主义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4月下旬，调查组从武汉乘船到上海。上海各财经行政部门和工会的负责同志向我们汇报了有关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量材料和意见，使我们逐渐抓到和把握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一主题。了解到资本主义工业已经大量纳入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中公私合营工业产值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5.7%（在一部分行业中占的比重更大）；加工、订货、收购、包销、统购、统销占全国机器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总产值的35-40%，在上海、武汉等一些大中城市中占了60-70%。分析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的各种形式，包括最低级形式收购，中级形式加工、订货、统购、统销和包销，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都使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产生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因素。随着国家资本主义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改变越大，社会主义因素也越多，其高级形式公私合营已是半社会主义或过半社会主义，“除了给资本家保证一个最低利润而外，已经与国营企业没有多大区别”。明确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和作用：（1）是我们利用和限制资本主义工业的主要形式；（2）是将私营工业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主要形式；（3）是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形式。“这些私营工厂国家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从低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向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发展的过程，也就是逐步改造其生产关系和逐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过程，到了高级的公私合营，就与社会主义接近了。”（4）是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工业来训练干部、并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对资产阶级进行统战工作的主要环节。这些想法，是我们在调查组内部多次进行讨论，并结合着学习列宁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李维汉在讨论中作了几次重要讲话，对这些思想的形成和明确起了决定的作用。上海调查之后，又到南京、郑州、济南作了一些补充调查。

回到北京后，郑新如起草了劳资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勇桂龙起草了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可惜这个稿子没有抓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于是，我自告奋勇，关门两天，写出一个稿子，这个稿子紧紧抓住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中心，写了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及生产关系的变化，国家资本主义的地位作用，提出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高级形式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对资本主义工业利用、限制和改造，逐步实现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建议。两个报告经李维汉修改审定后，于5月27日报送毛主席和党中央。

调查报告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说要提到政治局会议讨论。6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有关同志，还有当时10个直辖市的书记。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一致肯定了这个调查报告。毛主席在会上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作了详细的说明。毛主席指出，逐步过渡到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对农业、手工业都比较容易懂，对如何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许多人不懂。过渡的方法，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步增加。不要把资本主义看成一块铁板，看成不变化的，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可以逐年增加。两种国家资本主义（指公私合营和加工订货）都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特别是公私合营是一半社会主义因素。几年来的经验证明，资产阶级的主要部分是可以教育的。不要忘记一个政治条件，政权在我们手里，一个经济条件，社会主义经济优胜。对报告提出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民，讨论中有同志表示怀疑。毛主席肯定了报告的意见，并说实际上是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主席还提出，对资本主义工业要实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因为所有权关系，所以在政策方面有所不同，在其他方面大体上和基本上同国营一样。否则，要将工人阶级分裂为二，国营企业工人神气，私营企业工人倒霉。刘少奇说，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中心问题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改造和消灭资产阶级。周恩来表示他当时也正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的报告解决了问题”。会议确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业的方针（随后对资本主义商业也采取了国家资本主义的方针），把它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还在会上宣布，将这项工作交统战部主管（后因有的地方不同意交统战部主管，毛主席改为在中央交中央统战部主管，地方上由各省、市委决定），并责成李维汉为全国党代表会议起草一个决议草案稿。

6月1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李维汉就主持决议草案稿的起草工作，参加的人有许涤新、郑新如和我。毛主席还派胡乔木来帮助。草案稿写出一部分，送给胡乔木。胡乔木把它送给毛主席，并附了一个条子“此件改起来还较为费事”。接着，毛主席找李维汉去谈，说稿子中有些问题讲过了（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孙中山的历史评价，批评过头了）。毛主席当即决定，决议草案不写了，你们去写给财经会议的报告吧。

其后，李维汉主持起草了在财经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许涤新、郑新如和我参加了起草。这个《意见》系统地讲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讲了在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上要正确执行“有所不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讲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统一领导等问题。这个《意见》的题目，李维汉起初提出“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我建议加上“利用”二字，因为当时有些人对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义认识不足。李维汉采纳了我的建议，改为“关于利用、限制、改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报送中央后，毛主席将“改组”改为“改造”，成为“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7月间，李维汉在全国财经会议和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都作了这一意见的报告。

党中央、毛主席责成中央统战部分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但这项工作涉及大量财经问题，统战部是党的机关，管起来有许多困难和不便。有鉴于此，胡乔木向毛主席建议，委任李维汉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毛主席采纳了这个建议。1953年11月，在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之下设立第六办公室，由许涤新任主任，沙千里、孙起孟、郑新如任副主任，在李维汉领导下专司对资改造工作。

1953年10月至11月间，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召开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李维汉指示许涤新、郑新如和我起草大会上作的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阐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报告指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步是鼓励其向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完成其由资本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改造。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总的趋势是生产关系逐渐有所改变，生产力逐渐发展，对国家、对工人、对资本家都有好处。依据几年来的经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一切积极为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而努力的私营工商业者，今天有合法的利润可得，将来有适当的工作可做，和全国人民一道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并同样享受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幸福生活。这是私营工商业者的现实和前途，也是他们的光明大道。由于这次大会有很重要的意义，李维汉的讲话又是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公开宣传，所以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毛主席亲自审阅了李维汉的讲话稿，并亲笔在讲话稿标题之下写上“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维汉”。毛主席还对会议的开法作了重要的指示：要求对中央的路线、方针首先明确化，然后逐步具体化；实行彻底敞开，适当分析。

李维汉在大会上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总路线宣布之后，资产阶级受到很大的震动，一些人惊呼在不知不觉间“上了贼船”。李维汉讲话后，采取房间小会、会外酝酿、交谈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彻底敞开思想，畅所欲言，让他们把各种抵触、顾虑、不满统统讲出来。其中，他们普遍最为关心的是前途和道路问题。经过热烈的讨论、争辩和适当分析、解释，逐步明确了总路线是大势所趋，不走不行，经过国家资本主义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是比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对国家、民族和资本家都有利。只要遵循总路线走，就可以减少过渡的痛苦，“过文昭关”，“无痛分娩”，“像剃头一样，只要不乱动，就不会流血”（资本家在会上的语言）。对资本家所关心的一些业务工作中涉及具体利益的问题，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给了适当解释，并解决了一些可以解决的问题。到大会闭幕时，全场高呼毛主席万岁，情绪至为热烈。

从上海调查，经过6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到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在党内外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路线、政策准备；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六办的成立又作了组织准备。此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沿着总路线指引的道路稳步地有计划地展开了。

驳斥“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在我国民族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倾向，如：在平息叛乱、民主改革方面出现了严重扩大化；民族区域自治方面，不尊重自治权利，甚至任意撤消、合并民族自治地方；反地方民族主义扩大化，伤害了许多少数民族干部；急于实现民族融合，促进民族消亡；漠视甚至不承认民族特点；不重视对民族上层的工作，甚至任意加以打击；等等。这些“左”的倾向，后来在理论上集中表现为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

“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说法，原来出自1958年中共中央批转青海省委《关于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反革命武装叛乱事件的教训的报告》的批语。1958年4月，青海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发生反革命叛乱，裹胁三四千人，围攻循化县城两天三夜。叛乱区内68.4%的党员、65.9%的团员参加了叛乱。鉴于这种严重的教训，中央批语指出，要切实纠正只顾生产建设，不管阶级斗争，在对敌斗争上解除了思想武装的错误。对于少数民族的党员，需要经常加强阶级教育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教育，对其中有宗教信仰的党员还应当加强无神论的教育，使他们划清共产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思想、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限，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者。中央接着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中，应当结合当地条件，坚定不移地贯彻阶级路线。要时刻记住“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不把握阶级实质，是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的。很明显，这里所说“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是针对循化反革命叛乱这类严重阶级斗争事件的教训提出来的，并且还在前面特别加上了“在阶级社会里”的限制词。这当然并无不可，因为当时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确实存在严重的阶级斗争，如循化撒拉族叛乱、康青藏区叛乱、达赖集团1959年在西藏发动武装叛乱，毫无疑问都是严重的阶级斗争。

但是，这个说法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批判统战、民族工作方面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就根本改变性质了。它被扩大化、普遍化，提升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甚至被编入马恩列斯语录，用作语录的标题），并且去掉了前面“在阶级社会里”的限制词。这样一来，“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就变成一个没有时间、地点、条件的普遍命题，不论什么时代，也不论什么国家，只要有民族问题，其实质就是阶级问题，有些民族问题（如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间互相通婚之类的问题），他们认为其“实质并不是阶级问题，因而也就不成其为民族问题”。民族和阶级、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被说成同始同终，混而为一。“只有阶级和阶级斗争消灭了，民族问题才不存在。”而他们所说的“阶级问题”并不包括劳动阶级，而是指“帝国主义者、各国反动派、现代修正主义者、蒋介石匪帮以及各民族中的反革命分子”，“少数民族中没有改造好的民族宗教上层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农民中的一部分具有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富裕中农”。他们根本否认劳动人民中有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因而当然也不承认斯大林和毛主席的名言“民族问题实质上是农民问题”），认为民族矛盾只能是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反映。

由此可见，“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说法，第一否认了毛主席“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是如此”的著名论断，否认阶级消亡后民族还会存在很长的时间，仍然会有民族问题。

第二，否认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的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仍然把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说成是剥削阶级和反动派的问题，并以此为根据把我们党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民族政策打成“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当时的批判者断言：这条路线最本质、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否认阶级问题是民族问题的实质，否认我们国家中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是民族问题存在的根源，否认民族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革命问题。由此，他们给我们党的各项民族政策扣上种种罪名。如：把我们党从实际出发，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和平改革，说成反对阶级斗争，反对革命；把我们党1953年提出的消灭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任务，说成是掩盖阶级矛盾，转移阶级斗争的锋芒，不要革命；把强调实现民族自治权利，说成是只讲民族，不讲阶级，只讲民族自治，不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把自治机关的民族化，说成反对共产主义化，要资产阶级化，搞全民党；把在反对民族主义中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说成是反汉、反党、反中央；把承认民族差别，注意民族特点，说成反对民族亲近和民族融合，反对打破民族壁垒和民族界限，要永远保存民族，从而保存阶级；把讲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说成是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搞全民国家；把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说成是投降主义。如此等等。李维汉和一大批民族工作者、少数民族干部由此遭受错误的批判和打击。

第三，否认即使在旧社会，民族问题也不完全限于民族压迫和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问题（这无疑是阶级斗争和主要矛盾），各族劳动人民之间也存在民族关系问题，他们也必须在互相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民族感情，正确处理彼此的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友好相处，团结互助。

第四，个别坚持这个说法的人特别强调它的世界意义，认为：“现在全世界还有数十亿人口，数千个民族，生活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毫无疑问，这些国家里的民族问题的实质仍然是阶级问题。”他们热衷于把这个说法推销到全世界特别是广大发展中的国家，要他们接受这个“普遍原理”。但是，我们知道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都有多民族存在，这些民族间的关系已经根本不同于帝国主义与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如果他们真的听信“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普遍原理”，用来处理这种民族关系，不是正确对待民族差别、民族特点和民族正当权利，搞好民族间的团结互助，而是挑起民族间的斗争和冲突，那就不可能有国家和社会的稳定，更不可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得到发展繁荣。这显然决非这些国家和民族之福。

这些都可以说明，“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民族问题方面的表现，是“左”倾错误路线在民族工作中的集中的理论表现。宣扬这个说法的人就宣称：“阶级斗争是一切工作的纲，也是民族工作的纲。”

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随着又来纠正“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错误。1980年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明确指出：“各民族的存在，多数是千百年历史形成的，今后很长时间也将继续存在。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间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引者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作：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因此，所谓‘民族问题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是错误的（马恩列斯和毛主席都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时所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是指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垄断集团和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广大黑人同白人劳动者联合起来，才能实现自己的解放。毛主席这个论断，完全不能适用于我国解放后的民族关系），这种宣传只能在民族关系上造成严重误解。”

在中央的这个通知的启示和指引下，我着手起草《评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一文。初稿写出后，送给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审阅。我的这个初稿，针对上世纪60年代用“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根大棒批判民族工作方面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时提出的种种论点，以及强加于党的行之有效的各项民族政策和民族工作者特别是李维汉的种种罪名，逐一加以批驳。初稿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审阅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副主任林涧清约我去谈。他指出，这种对错误论点逐一进行批驳的写法，有点像跟着这些错误论点走，比较被动。他建议改变这种写法，主动集中讲清几个问题。他还向我传达了胡乔木的两个重要批示：一个是“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一个是鉴于青海省委书记梁步庭同志提出的意见，对“在我国各民族都已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今天，各民族的关系都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作了修改，加上“基本上”3个字，改为“基本上是劳动人民间的关系”。

我按照林涧清的建议和胡乔木的批示，对稿子作了改写，主动集中讲清3个问题：第一个是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混淆（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一定的联系）。第二个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基本上是各族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个是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的内容和根源，包括：（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巩固各民族民主平等的团结统一；（二）逐步消除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事实上的不平等；（三）承认民族差别，照顾民族特点，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矛盾。结合着正面的论述，批驳有关“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说法的错误观点及其对我国民族关系的危害。这三大问题，既是我国民族问题方面需要确立的三大政治理论观点，也是所谓“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个说法的三大政治理论要害。这个稿子，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帮助修改后，刊登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编印的《调查和研究》第45期上。接着，又经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作了一些修改和加工，于1980年7月15日由《人民日报》署名“本报特约评论员”发表。

这篇文章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的精神，澄清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的说法造成的思想混乱，对民族工作和理论工作的拨乱反正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整个理论战线和民族工作战线拨乱反正的重要部分。李维汉当时在中央统战部部务会议上说：“这篇文章讲清了问题。”

习仲勋曾三次作出批示

在新的历史时期，由于阶级关系的根本变化和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非党知识分子问题成为我国爱国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和知识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愈来愈重要，而知识分子中非党知识分子又占了大多数。另一方面，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大多与非党知识分子有关。如各民主党派成员大多数是非党知识分子，科技界、教育界、医药卫生界、文艺界、法律界的统战人士基本上都是非党知识分子，经济界中的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也大多是非党知识分子。随着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我国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等社会阶层，他们也大多是非党知识分子。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归侨和海外侨胞中的统战人士也大多与非党知识分子有关。所以，对非党知识分子的统战工作已经成为统一战线的基础性工作。

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左”倾思想给非党知识分子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视为异己力量，使非党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打击和损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宣告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党上下大力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逐步纠正了对非党知识分子的“左”倾思想。但是，随后又产生了另一种倾向。这种倾向认为，既然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为什么还把非党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他们误解了统战对象，误以为统战对象就是剥削阶级，而不懂得统战对象历来包括各种不同的人，有上层阶级，也有劳动人民（如工农联盟），更不理解邓小平在新时期提出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的论断。所以，他们要把非党知识分子从统一战线中排除出去，要取消对非党知识分子的统战政策和统战工作。诸如对他们进行政治安排和实职安排；同他们进行政治协商；正确处理他们同共产党员的合作共事关系，使他们有职有权，守职尽责；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因素；引导他们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头脑，坚定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以及关心他们的生活，照顾他们的利益等。其结果，势必造成统一战线的大收缩，并使非党知识分子受到很大的损害。

1982年北京某大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刊载的一篇短评就充分代表了这种倾向。这篇短评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他们不是统战对象。这直接违反了胡耀邦此前不久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引起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因为胡耀邦在讲话中列举了10种统战对象，其中第三种就是非党知识分子干部，并且指出“这是大量的”。当时，不少同志纷纷打电话或写信到中央统战部来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中央的政策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写了报告，说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依靠力量，同时非党知识分子又是统战工作对象，因为他们同共产党之间存在党与非党的联盟。中央主管统战工作的习仲勋当即批示，统战部的意见是对的，并要该报改正。这就澄清了思想混乱，避免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大收缩、大混乱。

但是，该报却拒不改正，并且提出，工人阶级内部不可能有统一战线，马列主义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这就进一步挑起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的争论。这个问题不解决，非党知识分子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同时，由于新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许多统战对象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争论还涉及更广泛的问题。其实，所谓马列主义著作和我们党的文件中从来没有讲过工人阶级内部有统一战线的说法，是完全武断的。

针对这个问题，我写了一篇《知识分子的阶级性与非党知识分子的统战性》的文章，对这个问题进行批驳，我在文章中指出：事实恰恰相反。如著名的第一国际，就是当时工人阶级内各种派别的统一战线，恩格斯指出，其中“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合作社派、巴枯宁主义者，等等”。1921年，列宁和共产国际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统一战线的口号。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在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1922年和1925年两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是当时共产党派、国民党派以及其他工人派别的统一战线。到了抗日战争时期，1939年《中央关于职工运动与“五一”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我们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基本方针，是与各抗日党派各抗日团体的工人运动进行统一战线，在统一运动中把工人组织起来，积极参加战争的各方面工作。”并成功地同中国劳动协会建立了统一战线。建国后，1950年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同时也带有统一战线的性质，如劳协也包括在工会之内，同时工会中也有不同政治主张的分子，现在还把知识分子组织进来，民主党派分子也会参加进去。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也有统一战线，工人和农民是联盟，说明工、农是两者。过去把知识分子搞到另一个概念，新的提法，知识分子是劳动者。”

在这个争论的背景下，1983年中央统战部召开了十省市统战理论座谈会，李维汉到会讲了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和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中国统一战线的特色两大问题。会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央提出关于统战理论座谈会和开展统战理论研究的设想的报告。报告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统一和同盟军的问题。这个提法概括了统一战线的两个方面：工人阶级自身统一即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和对同盟军的统一战线。习仲勋批发了这个报告，从而在原则上解决了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争论问题。

1985年，中央统战部召开第一次全国统战理论工作会议。习仲勋到会作了重要讲话，提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大法宝，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科学，为了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一方面要对我们党丰富的历史经验提高到理论上去总结，以资借鉴；另一方面要对新时期统一战线出现的大量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以指导工作。会后，中央统战部向中央写了关于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中重申：“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中的自身团结统一和同盟军的问题。”这个提法又受到一些理论工作的负责同志的质疑和反对。但习仲勋还是果断地批发了这个报告，从而使这个问题最终获得解决。

总之，习仲勋这3次批示解决了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即非党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对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的巩固、扩大和统战理论的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可以设想，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个关键问题，我国爱国统一战线将会发生多大的收缩和混乱，统一战线这一大法宝将失去多大的作用。

几个小时的约谈，使我惊讶90多岁老人记忆如此清晰，知识如此渊博，表现他在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方面的高深学知和丰厚修养。收起两个多小时的录音，与黄老握手告别，出门只见北京的天空碧空如洗，阳光明媚，风轻云淡，清新明澈。

2014年7月4日是黄老93岁的生日，我提前一天去给他祝寿。他向我讲了两件事：一是习仲勋在分管统战工作时期，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向在座的与会代表说：“黄铸同志是我党培养出来的一位统战理论家。”二是前段时间，李维汉的小儿子李铁林到家中看望他，李铁林告诉他：“在父亲84岁生日那天，他对子女们说，‘我的一生对我帮助最大的是黄铸同志，他在统战政策问题的研究有的比我还要研究得深和透’。”

（本文经过黄铸亲自审定）

原载：世纪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