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大前后中美苏“大三角”中的邓小平
[摘要]1977年第三次复出之后，邓小平认真分析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态势的变化，科学评估中国在“大三角”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抓住美苏矛盾这个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依据两国攻守形势及其各自对华政策的演变，适时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对苏政策，实现中美建交和中苏关系正常化，进而对有关时代主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关键词]十二大；邓小平；中美苏“大三角”；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一般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中美苏“战略三角”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止于1991年苏联解体。此间近20年中，虽然强弱不同、实力不等，但中美苏三国却因其对全球政治特别是对亚太地区国际政治的重大影响，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战略三角”。（1969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就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进行研究。经过十几次讨论，他们先后向中央提交了《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树》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两份书面报告。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矛盾，并较早地形成了“大三角”这一认识。报告认为，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美苏两国都急于打“中国牌”的情况下，中国处于战略主动地位。此后，国内外理论界、学术界在阐述 20世纪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中美苏三国之间的关系时，较多地使用中美苏“大三角”的提法。）由于美苏矛盾是整个冷战期间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在“战略三角”中，美苏矛盾依然居于主导地位，美苏矛盾制约中美、中苏矛盾，中美、中苏矛盾则受制于美苏矛盾。
1977年第三次复出之后，邓小平立足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立足于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牢牢抓住美苏矛盾这个当时国际政治的主要矛盾，依据两国攻守形势及其各自对华政策的演变，不仅适时调整了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对苏政策，还对“战争”、“和平”及“发展”等有关时代主题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科学判断；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的调整作出了卓越历史贡献。
一、历史转折前后的“战略三角”
自 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虽然中美两国在一些领域展开了合作，但双方合作的基础很不牢固，到 1975年，中美关系陷入踟蹰不前的境地。但是，随着美国和苏联国力的消长，世界格局及美苏关系均发生重大变化，愈来愈呈现出一种“苏攻美守”的战略态势。这使美苏各自的对华政策发生明显分野：处“守”势的美国认为，为了扭转在与苏联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局面，美国需要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处“攻”势的苏联则继续其以往 的对华政策：一面继续向中国施加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强大压力，一面竭力防止中美结成反苏的战略联盟。
在此背景下，“战略三角”的基本态势是：美苏争夺加剧，中苏继续对立，中美则出现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机遇。
（一）历史转折的实现与邓小平对 “战略三角”的基本评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从而实现了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经过这次全会，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此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成为邓小平最为重视的一个中心问题。为此，他明确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08—209页。）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确保这一“千秋大业”，却有两个不得不通盘考虑的重要因素：一是安全因素。难以设想，在其时中苏对立、苏军压境的情况下，中国能够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因此，这一因素主要涉及对苏外交。二是经济因素。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资金、技术和市场等便成为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又被认为是中国商品出口的潜在重要市场和所需资金、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因此，这一因素主要涉及对美外交。
在历史转折前后，基于对上述两个因素的评估，党内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比较一致的认识：要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就必须坚定地构筑反对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一条线”；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搞改革开放，必须改善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关系。对此，邓小平这样总结：“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241页。）“我们对自己有清醒的估计，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对付超级大国，我们更需要合作。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87页。）
（二）对美外交：“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
整个 20世纪 70年代，美苏关系并没有出现美国所期待的那种“缓和”局面。到 20世纪 70年代末，随着苏联把战略触角逐步伸向中东、南亚等地，美国国内舆论开始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苏联因美国的“缓和”政策得了利，美国则吃了亏。在此背景下，为稳定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并扩展其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美国感到有必要尽快改善对华关系。为此，卡特总统甚至公开宣布：“我们认为美中关系是我们全球政策中的一个中心因素。”（《冷战时期中国的对外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89页。）
邓小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新动向。在他看来，随着美苏争夺加剧，美国为平衡其全球利益，开始调整其对外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而这种调整，是美国现实的战略需要，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存在着向前继续发展以至最终建交的历史机遇。对正承受着苏联巨大压力、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中国而言，这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为此，在对美外交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最重要的是不要错过机会”（《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441页。）的指导思想，并为此进行了两方面努力：
一方面，抓住美国奉行对苏“缓和”却出现不利的被动局面，向美方反复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战略利益上是有共同点的。为此，他在高调批评苏联“更具冒险性”的同时，又直言美国“单靠自己对付不了苏联”（《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205页。)。他告诫美方：中美关系要从“战略上考虑”，不能从“策略上考虑”，“不要把中国当作一张牌来使用”。(《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618页。)
另一方面，在对美外交中，在强调“不要错过机会”的同时，邓小平牢牢抓住“斗争”的一手，以斗争促合作。利用美国国内不断出现的要求改善对华关系的有利舆论，他紧紧围绕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症结——台湾问题，在坚定表达中方原则立场的同时，反复做美国方面的工作，以推进中美关系发展。他说：“中国人不解决台湾问题会死不瞑目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 328页。)他强调：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主权问题，主权问题是没有谈判余地的，因此不要搞外交手法；在这个问题上就是“断交、撤军、废约”三条。同时，邓小平还针对美国舆论中那些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无足轻重”、“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他指出：“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376、377页。)
经过努力，1978年 7月中美建交谈判启动。六个月后，中美正式建交。这意味着，虽然在台湾问题上依然分歧严重，但是这些分歧并没有妨碍中美两国在反对苏联扩张这一共同战略利益上取得共识，并寻求合作。
（三）对苏外交：“不要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
中美建交后不久，邓小平即访问美国。访美期间，围绕反对霸权主义等问题，中美双方进行了初步的外交协调。邓小平回国后不久，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中美苏三国随之展开了一轮激烈较量。但当苏联责问美国，为什么“邓小平访美两星期之后，中国就向苏联的一个盟国发起了军事进攻”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 85页。) ，美国则表示，超级大国要保持克制。显然，通过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在此轮“战略三角”的博弈中得了分。邓小平对此评论说：“我国对越南自卫还击战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反霸权主义斗争中的威望。”(《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160页。)
然而，“战略三角”的本质属性决定了中美即便能够“联手抗苏”，双方之间的矛盾也不可能消除。建交后不久，围绕着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出笼，中美之间便爆发了严重的外交争端。
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有着清醒的认识。基于对“战略三角”的历史认知，早在访美之后他就明确提出：在改善中美关系的同时有必要调整“大三角”中的中苏关系，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参见李凤林：《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 4期。)
1979年 4月，中方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一事照会苏方，同时建议双方就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问题、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这一建议得到苏方积极回应。经过磋商，双方决定开展谈判。邓小平对此高度重视。谈判前夕，他详细指出了中方在谈判中应采取的基本精神和具体策略，表示“中国不能同意在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同苏联改善关系”是一条必须坚持的原则，并强调：“不要急于求成，谈不成没有关系”。(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 2期。) 看得出来，邓小平决心通过中苏谈判这种形式，一方面尽可能“稳住苏联”，从而尽可能地解除中国周边的实际威胁，为国内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环境；另一方面，此举又在客观上起到了向美国传递中国所具备的战略能力及维护国家利益的坚强决心。
在邓小平的指导下，中苏谈判于 1979年10月正式开始。然而，由于双方意见分歧较大，六次正式会谈均未能取得共识。不久，随着苏联出兵阿富汗，中国随即宣布中断谈判。可见，通过对 20世纪 70年代末期“战略三角”的力量评估，邓小平认为，在中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的情况下，中美矛盾虽然有所升级，但仍然小于中苏矛盾。两害相权取其轻，在美苏矛盾升级的背景下，中国的对苏外交要短暂地服从于对美外交。
二、美苏攻守形势逆转中的“危”与“机”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美苏争夺加剧，而且美苏争霸的态势也于同期经历着逆转。在此背景下，在“战略三角”中力量较弱的中国一方，“危”与“机”并存。
（一）美苏攻守形势的逆转及邓小平的利弊权衡
以 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为转折，美国对苏政策日趋强硬。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美国重新夺回其优势地位和战略主动。面对美国的强硬政策，苏联一开始毫不示弱，以硬对硬。但是，由于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经济增长率的持续下降、领导人的频繁变更等原因，苏联虽然仍倾其全力同美国争夺霸权，但其扩张势头已渐成强弩之末。在这种背景下，为挽回战略颓势，苏联开始不断调适它在“战略三角”中的地位，并为此不断释放希望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
就在中苏关系改善出现重大历史机遇的同时，中美关系却迭起波澜。随着对苏优势的重新确立，一些美国人开始冀图挟持中国的对苏立场，且幻想能“逼迫”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对美让步。
对“战略三角”出现的这些新动态，特别是对美苏攻守形势逆转中所蕴含的“危”与“机”，邓小平看得十分深刻。他指出：“对外政策中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即如何判断国际形势、如何看待三个世界的划分、如何对待美国和苏联。这三个问题，需要好好议一议。”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708页。)他强调，中国不会高估自己的价值，也不会低估自己的价值，中国在国际上的战略地位不是无足轻重的。
围绕上述问题，特别是围绕对美、对苏外交，在十二大前后的几年间，邓小平进行了深入持久的观察、思考和利弊权衡。
（二）对美外交：“我们还要继续观察”
里根上台之后，在对华问题上奉行所谓的“双轨”政策，即：一面十分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另一面却又声称中国不应该干涉美国的对台政策，并表示要“充分执行”《与台湾关系法》。
事关国家主权，邓小平寸步不让。
一方面，他对美国损害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做法给予严厉抨击，并公开表示，“中国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说：“中美关系现在可能处在一个考验时期，考验的题目是台湾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个论点，就是只要美国对苏联强硬，美国不论怎么做，中国人都会吞下去。这是不可能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739页。)他强调：这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存在着使中美关系停滞和倒退的危险。
另一方面，针对中美关系的胶着状态，他又明确作出了对美关系“我们还要继续观察”的重要指示。他指出，“对在停滞、倒退的情况下如何同美国交往，要认真准备”(《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748页。)。中国“没有回旋余地”。“实在不行，关系就倒退吧！”“那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中华民族还是存在的。”(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72—2000）》（下），第 125页。)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围绕美国对台军售，经过艰难博弈，中美双方最终于 1982年 8月签订了《八一七公报》。《八一七公报》的签订，使中美双方在解决建交时遗留下来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三）对苏外交：“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以后，随着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渐趋白热化，特别是随着美苏攻守形势的渐次逆转，为防止“战略三角”出现失衡，邓小平开始更多地从中国外交战略全局、国家根本利益以及中苏关系的历史渊源去重新估量中苏关系。当然，表现在行动上，这种“估量”在起初仍旧显得比较谨慎。就此，他曾一再表示：“现在不存在中国和苏联合作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这个格局不要变。”(《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16、711页。)
但是，进入 1982年以后，这种情况为之一变。1982年 3月 24日，正当中美双方围绕台湾问题矛盾急剧升级之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却在中亚传递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的明确信号。对苏联这一举动，中方迅即作出了这样的分析：在美苏争夺中，苏联已经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一个重大步骤；这一步骤，在客观上为中国调整对苏关系提供了机会。(参见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 4页。)
基于这一分析，邓小平果断加快了调整对苏关系的步伐。3月 25日，他即指示外交部要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立即做出反应，谈话要言简意赅，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有灵活性。 (参见黄华：《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年版，第 358页。) 4月 16日，他又请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给勃列日涅夫传口信，并提出要苏方“先从一两件事做起”(《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815页。)。4月 27日，在同金日成会谈时，他又明确表示，中苏关系“总有一天要有所改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 818页。) 。七八月间，他进一步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钱其琛：《外交十记》，第 6—10页。)。
在上述举措的有力推动下，8月 10日，即中美《八一七公报》签订前一周，外交部派员去莫斯科向苏方口头转达了中国将认真谋求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立场和条件。10天之后，苏方作出正式答复，表示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71—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 484页。)。至此，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得以开启。此时，距党的十二大召开还有 10天。
三、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开创中美《八一七公报》的签署和中苏关系
正常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对“战略三角”，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美、对苏外交的实践证明，在 20世纪 80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以经济和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日益凸显，特别是随着国内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可以通过执行合理的对外政策，并充分利用“战略三角”的基本属性和相互之间的复杂博弈，同时与当时尚处于冷战对峙状态的两个超级大国保持比较缓和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和党中央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作出了重要调整。
（一）党的十二大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总结新中国成立 30多年的外交经验，从根本上讲，涉及到这样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所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围绕这两个问题，十二大在对外政策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第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在十二大上，邓小平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3页。)这就明确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指明了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
第二，以“独立自主”为主旨集中阐述了中国新时期的对外政策。自成立之日起，新中国就将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几十年来，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更加鲜明地坚持了这一对外政策，并赋予了它新的内容。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页。)十二大报告也强调，中国将“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81页。)这意味着，作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外交战略，中国将更加强调在国际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
第三，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果断放弃了“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的倾向。对此，邓小平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页。)十二大报告也强调：“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81—282页。)
党的十二大确定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主题，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方针形成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255—256页。) 十二大之后，立足于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中国适时调整了“一条线”战略，果断抛弃了“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的倾向，并纠正了单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论亲疏远近的偏向，进而确立了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不参加任何集团的“不结盟”的对外政策。
（二） “两个转变”的提出和外交新局面的开创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美苏关系由对抗转向缓和，国际形势亦趋向缓和，“战略三角”的重要性随之大大下降。在此背景下，通过对“战略三角”和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邓小平逐步对两个关系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并更为强调独立自主，提出中国要实现“真正的不结盟”。
第一，关于时代主题。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依据对国际政治形势特别是对“战略三角”的基本评估，邓小平逐步改变了“战争迫在眉睫”、“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等传统认识，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不仅使中国党和政府对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也为我国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客观依据。
第二，关于“独立自主”。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更为强调“独立自主”对于中国战略全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156、57页。)
对上述两个问题，邓小平在 1985年 6月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集中阐述。他指出，中国在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方面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即：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原来“一条线”的战略。他强调，“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26—128页。)
“两个转变”的提出，是新时期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论结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次年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面阐述了新时期我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参见《人民日报》1986年 4月 14日。) 这表明，中国已基本完成了新时期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格局也已显示出了向全方位发展的新特点。
此后，在稳步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中国全面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于 1989年同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四、几点思考
通过勾勒十二大前后“战略三角”之间的复杂博弈，梳理和分析此间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邓小平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笔者有如下几点思考：
（一）党的十二大在新中国外交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各领域的工作都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作出新的调整。然而，由于“战略三角”关系的复杂性以及对外政策相比于国内政策的滞后性，特别是由于国内政治中各项重大议题的优先次序和紧迫程度，直到1982年党的十二大前后才在对外政策上取得了适应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突破。这一突破的标志，就是在对国际形势作出新的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对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从而创造性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参见《邓小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年版，第 64—65页。）以此为标志，中国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果断放弃了以往“以苏划线”、“以美划线”的倾向，果断调整了以往“一条线”、“一大片”等对外战略，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而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十二大在新中国外交思想史上有着分水岭的重要意义。
（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进入新时期以后，依据对“战略三角”的历史认知和其发展趋势的深刻把握，邓小平大胆地总结和反思了中国党和政府在处理这一复杂问题时的经验教训，并因时顺势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而产生了重大的历史意义：一方面，它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更加成熟全面，从而有利于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国际形象、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树立；另一方面，它又使美苏在同中国打交道时，都不能不考虑如何争取中国，从而使中国在“战略三角”的复杂博弈中更易处于有利地位，也有助于中国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
（三）邓小平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调整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1977年第三次复出之后，邓小平就致力于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纷繁复杂的外交工作中，他紧紧围绕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三角”来做文章，对新中国成立 30多年的外交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如何认识中国在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如何处理同美苏及其各自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他既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又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既明确提出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考虑国际关系的战略思想，又大胆调整了“一条线”、“一大片”战略，指明了新时期我国对外工作的目标、任务；既全面改善和发展了我国同美国、苏联及日本、西欧主要国家的关系，又逐步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参见刘华秋：《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论要》，《党的文献》2007年第 2期。）足见，在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中，邓小平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综上所述，进入新时期以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既是邓小平对新中国外交工作经验特别是处理“战略三角”经验的一种深刻总结，又是他顺应新的历史形势对中国对外政策所作出的一种实事求是的调整。这一总结和调整，以十二大为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新的标志和特征。这种新的标志和特征，不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还为推动改革开放事业的稳步前进，以及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都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最后，还需要指出，一国对外政策的调整，是以国家的核心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该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主客观历史条件为基本依据的。今天，中国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和主客观条件，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中国的对外战略，从而有效维护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