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败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

1947年3月，蒋介石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的问题，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以陕北和山东解放区为重点，实行被称为“双矛攻势”的重点进攻，而在其余各战场则转为守势。

蒋介石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关内有三个重要根据地，即以延安为政治根据地，以沂蒙山区为军事根据地，以胶东为交通供应根据地。因此，对这三个地区，必须“犁庭扫穴，切实攻占”。蒋介石的计划是：首先，攻占延安，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指挥中心，以“动摇其军心，瓦解其意志，削弱其国际地位”；其次，攻占胶东，切断中国共产党由关外到关内的海陆补给线；然后，集中力量攻占沂蒙山区；接着，北渡黄河，“肃清”华北的人民解放军；随后，再集中兵力转向东北。

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是陕北解放区。1947年2月下旬，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进攻延安，决定以胡宗南部15个旅由宜川、洛川一线向北担任主攻，另以五个旅为第二线兵力随后跟进；以马鸿逵、马步芳部三个整编师向东，以榆林邓宝珊部一个军向南，以资配合。全部兵力达34个旅约25万人。在这个地区迎击国民党军队的是西北人民解放军彭德怀、习仲勋所部六个旅2.6万余人，另三个地方旅和一个骑兵师1.6万余人，兵力上处于绝对的劣势。

由于敌我兵力过于悬殊，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依靠陕北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采取“蘑菇战术”（指利用有利地形与群众条件，不断调动敌人，使其始终无法准确获知中共中央及人民军队主力的位置，往返奔波，疲于奔命，造成补给困难，士气低落。而人民军队则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予敌以打击。），与敌周旋，寻机歼敌。3月13日，胡宗南部发起大规模进攻。3月19日，西北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3月29日，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率一部分中央机关人员转移到华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4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中央和军委大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暂驻晋西北的临县地区，组成以叶剑英为书记、杨尚昆为后方支队司令员的中央后方委员会，统筹后方工作。西北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按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蘑菇战术”，与胡宗南部在陕北高原盘旋打转，并于3月25日、4月14日及4月底5月初，连续进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歼灭战，共歼灭胡宗南部共1.4万余人，基本稳定了陕北战局。

从1947年3月撤出延安起，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坚持转战在陕北，在物资供给极端艰苦和与敌周旋十分险恶的环境下，从容地指挥着全国各战场的作战。中共中央这一决策和胆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

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另一个主要方向是山东解放区。国民党军统帅部从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调集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用于这个地区，企图迫使华东解放军在沂蒙山区与之决战，或逼迫华东解放军放弃沂蒙山地区，北渡黄河，从而占领整个山东解放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继续执行内线作战方针，首先于1947年4月下旬在泰安歼灭国民党军整编第七十二师师部及两个旅约2万余人。接着于5月中旬在临沂以北山区的孟良崮地区，经过鏖战，一举围歼被称为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等部3万余人，击毙中将师长张灵甫，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孟良崮战役胜利的意义，正如当时新华社所评述的，是在蒋介石最强大的进攻方向，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一打击出现于解放区举行全面反攻的前夕，因而具有特别重大的影响。整编第七十四师被歼后，蒋介石在惊呼“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的同时，立即下令暂停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并召集进攻山东和豫北解放区的主要将领到南京，检讨沂蒙山战事的经验教训，重新决定战略和战术。

在迎击国民党军队向陕北、山东实施重点进攻的同时，其他解放区的军民，对收缩兵力、转入守势的国民党军队实施战略性的反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3月至5月，在豫北和晋南地区分别举行豫北和晋南攻势，歼灭包括第二快速纵队在内的国民党军队共5万余人，解放了豫北、晋南大片地区。晋察冀野战军于4月至6月举行正太战役、青（县）沧（县）战役和保（定）北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万余人，打通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解放区的联系。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5月中旬至7月1日，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夏季攻势，共歼敌8万余人，收复城镇36座，扩大解放区16万平方公里，控制铁路线1250余公里，沟通了东满、南满、西满、北满根据地的联系，并迫使东北国民党军队收缩于中长路及北宁路沿线的狭长地带，从而改变了东北民主联军被分割成为南北两个作战集团的局面。

在解放区军民粉碎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同时，人民解放军的许多地方武装在广大民兵配合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钳制大批敌军，保护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国民党统治区华南、西南的一些地区，各地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也为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在紧张作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从政治建军着眼，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的七大即已作出在军队中逐步恢复党委制的决定。抗战胜利后，晋冀鲁豫军区按照七大决定首先恢复纵队和旅一级的党委，随后又恢复团一级的党委，以取代原来的军政委员会。194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肯定晋冀鲁豫军区的这一做法，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在中央起草的军队中党的组织条例未公布前，先“根据晋冀鲁豫经验及其文件实行改组”，并指出：“举凡关于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经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之民主讨论和决定，再由首长执行，较少数首长人员之商谈解决，更为全面与适当，因而加强党对于军队的领导作用，使各种工作能更好的进行”。按照中共中央的这个指示，各军区、各野战军的团以上单位先后将军政委员会改组为党的委员会，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第一年度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97.5个旅共78万人，平均每个月歼敌8个旅，连同非正规军，共歼敌112万人。人民解放军损失35.8万人，其中负伤26.7万人，牺牲6.9万人，其他损失2.2万人。由于国民党军队被大量歼灭，以及广大新占领区需要大量兵力驻守和“清剿”，到1947年6月底，国民党军队第一线的突击兵力，已下降到只占开始进攻解放区时的总兵力的34%。国民党军队在陕北和山东战场上损兵折将，越陷越深，重点进攻已成强弩之末；在其他战场上损兵失地，连主要点线也难以保住。人民解放军则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并积累了大兵团作战的经验。

解放区军民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配合下，在第一年中取得重大胜利，为解放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进而把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