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工业企业的改革和发展

金生官，男，汉族，1946年11月生，江苏江阴人。196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0年8月参加工作。曾任北京矿务局门头沟煤矿技术员、组织干部科副科长，北京市委工业部干部处副处长、处长，北京市东城区委副书记，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党委副书记，北京市纺织工业总公司、纺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经理、副董事长，市工业党校党委书记。1997年7月至2003年2月任市委工业工作委员会书记。2000年1月任市经济委员会主任、市国防科工办主任。2003年1月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2010年退休。中共北京市八届、九届市委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70年8月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矿务局门头沟煤矿工作，2003年1月任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08年离开领导岗位。从1970年至2003年的30多年间，我一直工作在工业战线，即便是在东城区担任区委副书记的4年多时间里，由于当时市委开展企业党的关系属地化试点，一大批工业企业党组织移交东城区委管理，工作也没有离开工业。我对北京工业很有感情，对北京工业改革发展历程有一些切身的体会。

一、改革开放以来北京工业的发展历程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北京工业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其中既取得了成功，也遇到过困难。这30多年，我认为大体可以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改革起步阶段

谈到改革，要从工业说起，特别是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改革很具有代表性。20世纪80年代，北京工业搞得很红火，改革走在全国前列。其中最典型的是首钢的承包经营改革，还有一批中央试点企业改革搞得也不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有三个：一是党的工作重点的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体制上的变化，从单一的计划经济，逐步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三是对外政策上的变化，从封闭、半封闭转到全面开放。

这三个变化对于北京的企业，尤其是大中型骨干企业（大中型骨干企业主要集中在工业）的影响是显著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企业面对的国内外环境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北京工业抓住机遇，积极应对，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第一步就是给企业松绑，给厂长下放权力。计划经济时期，企业是政府的附属物，生产什么、销售什么，一切都由政府说了算，自己没有自主权，不能很好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国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型，这第一步很重要。第二步是明确厂长负责制，把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引入到城市企业的改革当中，实行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最典型的是“两保一挂”，即保证上缴国家利润和税收，超收企业留用，欠收企业自补；保证实现合同规定的技术改造任务；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北京在这方面的改革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以首钢为代表的几个中央试点企业都搞得不错。当时首钢的企业承包经营改革在全国有很大影响，每年的利润增长幅度、钢产量增产幅度都很大，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改革的推进和企业的发展变化，党的工作也发生变化：第一步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肃清“左”的流毒，批判“两个凡是”，实现邓小平同志倡导的以“四个坚持”为核心的拨乱反正；第二步是落实干部政策，把老干部解放出来，审查历史，恢复名誉，恢复工作。1979年，胡耀邦同志提出调整领导班子的“三位一体”原则，即解放一批老干部、调整一批不称职的干部、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优秀年轻干部。1982年，中央提出“四化”方针，即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些都是与改革相配套的，是组织保证。这样，通过把老干部请回来，把年轻干部尤其是五六十年代的大中专毕业生提上来，工作很快开展起来。

当时在党的工作方面，对厂长负责制争论较大，也就是核心和中心的争论。厂长负责制厂长是中心，那么党委怎么办，党委的核心作用怎么发挥。围绕核心和中心的争论，又出现了政治思想工作不适应形势的问题，例如形式主义、“左”的干扰等。面对这些问题，时任市委工业部部长的王大明同志提出了一些重要思想。其一是“明白人”，这在全国是有影响的。他认为企业改革怎么搞，关键在人，人是主要问题。一个企业选了一两个“明白人”，这个企业就变化了。这个“明白人”的观点在当时工业界引起很大的反响，有人赞同，也有人反对。后来，经过邓小平同志和胡耀邦同志肯定之后在全国推开了。其二是转轨变型，转轨就是从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变型就是由过去的封闭变为开放。这在当时也引起过争论。王大明同志的“明白人”、“转轨变型”思想对北京工业的改革发展影响很大，在一定意义上讲，为北京工业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保证。

企业党的工作还有一个大的变化就是实行属地领导试点。1986年8月到1990年11月，我在东城区任区委副书记，分管党群工作。1988年4月市委在东城区进行“一区多行业”和电子行业“一行业多区”的党组织属地领导试点。在东城区，把所有东城区应实行属地领导的市属工业、城建、商贸、物资等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分批移交到东城区领导。电子行业方面，全市100多家市属电子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分别移交到包括东城区在内的8个城近郊区委和昌平县委领导。通过企业党的工作一系列改革探索，进一步理顺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在这一阶段，北京工业系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胆改革创新，企业改革和党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改革实践也培养锻炼了干部，促进了干部的成长。当时工业系统认真贯彻干部“四化”方针，大力调整领导班子、建设第三梯队、完善后备干部队伍，重点调整配备了大中型骨干企业的领导班子，培养选拔了大批优秀干部。在此期间，工业系统还向市里和中央输送了一大批优秀中青年干部，后来走上省部级领导岗位的就有近百人。

第二阶段 攻坚克难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北京工业遇到了很大困难。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之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对企业的影响比较大。1997年的金融危机，对北京工业的影响也很大。在这些变化中，北京的比较优势在下降，过去工业效益最好的是纺织和食品两个行业，一个是吃，一个是穿。尤其是穿的方面，对全国的贡献一直挺大，特别是在用布票的时候。由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这两类企业在成本方面缺乏比较优势，技术又跟不上，直接导致了后来的种种困难。

在这一时期，我先后在两个企业工作。第一个是北京工艺美术总公司，我从1990年到1993年担任党委副书记。工美总公司是出口创汇企业，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出口大幅度下降。第二个企业是北京纺织集团，1993年12月我担任纺织工业总公司（后改为纺织集团）党委书记。当时纺织集团十多万职工，连续三年亏损，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北京工业由于市场竞争导致亏损的情况比较普遍，这两个企业很具有代表性。市场竞争导致优胜劣汰，北京的许多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逐渐被外省市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所取代。江浙一带的企业过去是北京的学生，如今都是老大了。现在全国毛纺的70%都被我老家江阴的“三毛”、“阳光”集团所垄断。许多企业当年都到北京学习过，是北京毛纺的徒弟，北京也给了很多无偿的支援。现在他们都起来了，北京的毛纺却没有了。

为什么北京许多曾经的名牌产品消失了，曾经的优势产业被淘汰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京工业改革调整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先是自行车、手表和缝纫机，再到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这些产品都逐渐失去了优势。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结构必然要进行调整，产业必然要进行转移。现在，有好多人埋怨，北京的牡丹、雪花等许多工业品牌都没了。你不能说这个牌子丢了，那个牌子没了，它实际上是获得了新生，是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地方去生长了。有市场就会有竞争，就会优胜劣汰，随着某些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逐步下降，势必就要到成本更适合的地方去生长，这是必然趋势。

现在回想那个困难时期，我感触最深的是我们拥有一支很好的工人队伍，工业改革中最了不起的是工人。我在纺织集团遇到过压锭、减人、限产等各方面的问题和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人。当时有两句话：“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集中反映了当时的问题所在。改革中最难的不是企业破产，而是工人下岗。纺织集团由十几万人要减到几万人，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工人下岗，没有其他办法，而且当时的补偿又很少。工人下岗后失去经济来源，年轻的可以自谋出路，岁数大的就很难了。尤其是四五十岁的工人处境是最难的，他们什么都赶上了。先是“文化大革命”没怎么上学；然后又是上山下乡、到边疆兵团；回城后好不容易到工厂上班，现在又下岗。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难以为继。所以，改革中最对不起的是我们的工人，他们实实在在作了贡献，作出了牺牲，他们确实伟大。每次说起这个我都挺难受。但是又不能不这样去做，不这样做我们的工业就完了，就不可能有整个经济的发展。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围绕中央提出的三年“脱困”目标，北京工业花了很大精力搞兼并破产、下岗分流。要想死而后生，就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下岗分流的职工数量巨大，二是兼并破产的企业很多。北京工业系统100多万职工，要分流五分之二，40多万人。当时我经常接到职工堵马路、上访之类的电话。记得有一次晚上下大雪，我接到电话，说一个破产企业的很多职工在工厂把厂长围了，原因说是厂长搞腐败。我从夜里12点开车用了两个小时才到那个厂子。到了那里，我给职工们说了几条：“第一厂长有问题，我们负责查，查出问题向你们报告；第二职工的下岗分流补偿，按最高的标准来补；第三有什么问题再提出来，我们继续解决。”之后查了，发现厂长也没什么大问题，之所以围堵厂长其实就是工人要争取补偿自身的利益。第二个难题，需要兼并破产的企业数极多。北京兼并破产企业338户，在全国来说是比较多的，冲减银行准备金就要80亿。这方面北京与其他地方相比还是有优势的，有的地方银行没有相应的准备金，想破产都不行。我们的准备金相对比较充分，所以338户企业兼并破产进展得比较顺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也是比较艰难的，就是五环以内搬走了140多户污染、扰民企业，这也是北京的特殊性。

所以，北京90年代的工业是最难、最惨的，谁当家都挺难的。但这也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没有下岗分流，没有破产、没有兼并、没有重组，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

第三阶段 快速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后，北京工业实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辉煌。从2000年开始，工业企业实现扭亏为盈目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两件事，分别是建设汽车项目和TFT项目。

贾庆林同志在北京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工业发展。他认为美国虚拟经济的破产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不能光搞虚拟经济。“北京要搞实体经济，要搞现代制造业”。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贾庆林同志向朱镕基总理汇报工作，提出北京汽车还有160多亿的存量资产，要搞汽车还是有可能的，请国务院相关部委办领导到北京考察。后来我们就请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和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到北京考察，考察后他们对北京汽车项目都表示了支持。

2001年10月，贾庆林同志在北京饭店会见郑梦九（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会长），就合作达成一些共识。说实话，当时各方面认识还不够统一，我们对北京搞汽车信心也不足。从2002年开始，这项工作正式进入轨道，3月12日是决定性的一天。当时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主持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北京汽车的发展问题，北京市作了汇报。在专题会上，邦国同志请刚刚到外经贸部担任党组书记的吕福源发表意见，他是这方面的专家，吕福源同志表示北京搞汽车可以，与现代汽车合资可行。这样，国务院专题会议基本同意了北京的汽车发展项目。4月29日，北汽与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在北京签订合资合作协议，5月28日刘淇同志去韩国考察，推动了协议的落实。9月17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个合资项目。

接下来进入实施阶段。在短时间里做一个汽车项目不是件容易的事，过去一般汽车项目都需要两三年。那时我们全力以赴，有关汽车发展的报告，每天早上报上去，经过副市长刘海燕、市委常委孟学农、市长刘淇、市委书记贾庆林审阅，晚上就返回来了，效率极高。仅用一天时间差不多完成所有批示，这是破天荒的。可以说，像抓汽车这样抓工业没有不成的。2003年，北京汽车项目投资18.2亿，年底实现利润21.6亿。现在北京现代汽车销售已近3000亿，已经成为北京经济的重要支撑。可以说，汽车是新世纪北京工业的突破。

另外一个有代表性的项目就是TFT，也就是京东方。当年上京东方这个项目争议很大，曲折也很大。2001年，我和电子控股公司的几位同志一起去韩国考察。当时现代电子的老董事长突然去世，现代内部解体，它的电子液晶显示要拍卖，这是现代电子用了十多年时间、花费十亿美元巨资搞的项目。考察后，我们觉得这个项目非常好，国内除了长春有一个黑白的低端TFT生产线，其他地方还没有这样的项目。市政府最初讨论时认为项目虽然很好，但是风险太大。之后，市委又召开会议听取汇报，最终认为这样的好项目虽然有风险，但值得去做。

经市委、市政府同意之后，我们着手进行收购。韩国提出的转让价是3.6亿美元，定金就需要1000万美元。当时我们还要和一家台湾商人以及长春竞争。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大家加班加点，高效率工作，顺利完成了收购。项目收购完成之后，在全国搞了一系列投资。先是在北京投资170多亿建设了5代线，后来在合肥先后投资170亿、280亿建设6代线、8.5代线等，北京又建设了一条8.5代线，投资280亿，其中政府投入85亿，这是历史上政府投资最多的一个项目。

现在，北京的TFT产业作为高科技产业和战略性产业，已成为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行业。所以，当年收购这个项目的结果是搞了一个行业，这个行业成为有竞争力的高技术产业，这是具有突破性的。

还有好多项目，比如中芯国际、北一大隈、有研硅股、北京奔驰、欧曼重卡，还有首钢在顺义的冷轧等。可以说，北京的这一批项目是有带动性、有辐射力的，影响北京工业至少十年。另外，北京还抓了一批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像北京联想、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还有小一点的企业像爱国者、中星微等也都很成功。

进入21世纪后，北京工业的快速发展，与当时北京市经委“三个不分”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就是不分企业大小、不分企业隶属关系、不分企业所有制，都是经委服务的对象。我们坚持无论是中央企业还是市属企业、区县企业，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小微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混合所有制企业，都要做好服务。这种大经委的工作思路对北京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对北京工业发展的几点思考

回顾30多年北京工业发展的历程，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同时，更重要的还是面向未来，推动下一步更好地发展。结合中央对北京工作的要求，我谈一谈对北京工业发展的一些思考，都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由于2008年就离开工作岗位了，对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我了解得不深，对中央和市委的精神学习得还不够，认识上难免有一些局限性。

第一，北京要不要搞工业

解放初期，北京是一个消费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工业。刚解放的时候就那么几个厂子：五四一厂，是印钞票的；清河制呢厂，过去是清朝海军的一个制呢厂；燕京造纸厂；还有一个石景山钢铁厂，就是后来的首钢。在彭真同志担任市委书记的时候，提出要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到“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完整的工业体系基本形成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些原有的老厂子生产方面基本没出现什么问题，一些新建的厂子受到了一些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中央对北京工作提出要求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80年中央书记处关于首都建设方针的四项指示，指出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我国进行国际交往的中心。此后，进一步提出北京要做好“四个服务”（为中央机关工作服务，为国家的国际交往服务，为科技和教育发展服务，为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服务）；第二次是2005年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提出要“突出首都的特点，发挥首都的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用地布局，促进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等具体要求；第三次就是今年习总书记对北京工作的批示和视察北京工作时的讲话，以及在推动京津冀一体化专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这三次重要指示给北京工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北京作为首都，有首都的特点和优势。中央对北京工作指导方针随着时代变化有所调整，这关系到如何正确理解中央对北京工作的要求。对于北京要不要搞经济、要不要搞工业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在争议。第一次中央对北京工作提出“三个中心”、“四个服务”要求，这些指示精神都很明确，但是在理解上有很多的偏差，认识上有不同，这影响了北京工业将近20年。第二次国务院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引起很大争议，对于北京要不要搞工业在领导层面上意见就不统一。在最初形成的国务院讨论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会议纪要文稿里面，就没有提到工业。最后，这份纪要正式下发的时候才加了两句：“适度发展现代制造业”、“加快北京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次，中央对北京工作提出“四个中心”（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以及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对北京工业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对习总书记的指示理解上不尽统一，这可能是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因为理解上认识上的不同，尤其对于北京工业而言，可能有的人就会犹豫观望，有的人就会驻足停下。

第二，北京要发展现代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

我认为工业在一定程度上是为满足群众生活需求、消费需求而存在的。譬如说，在“文化大革命”后期，20世纪70年代主要是发展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所谓“三大件”，但时间不长，很快就变化了。到80年代主要是电视机、电冰箱和洗衣机。群众需求的档次也逐步上升了，9吋电视机变成20吋，洗衣机从单缸手动到双缸、全自动，冰箱从单开门到双开门、三开门；20世纪90年代主要是手机、计算机和显示器；进入新世纪以后，主要是汽车、房地产、网络等方面的需要。多年来是这些需求拉动了北京工业发展。汽车拉动了石油、石化行业发展；房地产拉动了钢铁、水泥、材料产业发展；网络使现在的通讯设备、移动终端等快速发展起来。所以，工业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老百姓不断升级的生活需求而产生的。

北京作为首都，也要有自己的经济。世界上的首都，像华盛顿、巴西利亚等首都都是特区，由中央财政给钱，其他地方像东京、伦敦等，都有自己的经济。北京不发展经济行吗？从消费城市发展到生产城市，生产不要了，是不可能的。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北京的污染太严重了，这是事实。但生产、生活都会有污染，只是污染多少的问题。北京现在的工业污染与过去相比好多了，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北京工业结构调整的力度很大，兴起一批电子、医药、汽车等新型产业。这些产业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污染，如京东方用水，基本上走循环净化，实际上消耗的量很小；汽车工业，就是喷漆有点污染，一般都是封闭的，其他没什么污染。另外，在三次产业格局中第三产业也不是越高越好，而应该和其他产业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相互协调，共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果片面强调第三产业的作用，不切实际地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就可能出现“泡沫”经济现象，难以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大体上北京第二产业比例为20%-25%、第三产业为70%-75%比较合适。总的来说，北京还是要从京津冀一体化的战略高度，认真研究，与河北、天津协调一致，推动现代制造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第三，北京工业发展要做好几个结合

一个国家、地区没有工业化是不可能有发展的，要在大的背景下看中国工业和北京工业发展。现在中国最担心的是经济能不能继续保持增长、房地产会不会下来、刺激消费行不行。要说刺激消费很重要，真正要刺激消费还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了，单纯的刺激消费是没用的，刺激不了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靠投资。一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落后于世界水平，产业结构的改变和提升需要很大的投资；二是中国的基础设施还不是很完善。尽管这几年高铁、高速公路、电网、机场发展很快，但总体上来说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还需要很大的投资进行完善；三是中国目前城市化水平达到53%，与发达国家70%的标准相比较，还差十几个百分点。城市化率的提高可能是今后20年到30年拉动经济增长最大潜力所在。所以，房地产也不可能下来，但可能会挤掉泡沫。因为房地产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收入提高是成正比的。无论怎样，从工业的角度讲，中国的经济还是很乐观的。

从全国来看，工业化还很不完善，发展也不平衡。沿海个别地区是后工业化的阶段，但中西部地区还是工业化的初级和中级阶段。北京发展也不平衡，四环五环以内可以说是后工业时代，有的郊区最多处于工业化初期。所以，北京工业发展还有很多事需要做，在实现工业化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对于北京工业发展，要做好几个结合：首先是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就当前工业发展形势来看，这很重要，要好好研究这方面问题；其次就是研究电子信息产业和工业化的结合，用电子信息产业来武装改造工业，提高科学技术含量，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提高工业生产效率；第三就是研究电子信息产业和金融行业的结合，也被称为第四产业，北京金融业发展的优势也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