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届二中全会的重大决策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在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以便确定组建新中国的有关事项。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3月5日到13日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

　　出席这次中央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中央委员出缺4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席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全会听取并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全会指出，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这样一种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全会充分地研究了经济政策问题。全会指出，当前，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现代工业大约占10%，农业和手工业占90%。这是党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全国现代工业虽然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0%左右，但是其最大的和最主要的部分是集中在官僚资产阶级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就可使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从基本性质上改变过来，但我们是可能和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对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进行限制。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斗争的主要形式。

　　全会指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并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强化。

　　全会强调应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在全会召开前，党已贯彻了公开建党的方针，积极扩大党的队伍，努力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在城市公开建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公开发展党员，重点是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到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工人成分的党员比重较小。如东北工人中的党员是比较多的，但到1949年3月，在90万产业工人中，也只有党员16508人，占东北产业工人总人数的1.8%。七届二中全会后，工人党员数量开始增加。东北地区产业工人中的党员，到8月即发展到近3万人，占东北产业工人总人数的3.3%。。在党的组织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全会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全会提醒全党要警惕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的滋长，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和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表明，虽然党已经考虑到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问题，但党所确立的是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依据这个精神，会议所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不仅对迎接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且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都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七届二中全会后，3月25日，中共中央及其所属机构由西柏坡迁至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