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新中国的诞生

　　在中国革命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形势下，召集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积极进行组织和筹备工作。

　　1948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代表同由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到达哈尔滨市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协商，对于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取得共识。北平和平解放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先后从哈尔滨等地到达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同建立新中国，这是它们以前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继续，也为新中国建立后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基础。这种制度成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1948年秋至1949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人民团体纷纷建立和扩大，有些过去被分割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团体也迅速统一起来。1948年8月，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在哈尔滨举行，参加大会的不仅有各解放区的职工代表，而且有原国民党统治区的以朱学范为理事长的中国劳动协会的代表。会议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选出以陈云为主席，朱学范、刘宁一、李立三为副主席的第六届执行委员会。1949年7月至8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平召开全国工会工作会议，确定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把全国工人阶级首先是产业工人组织起来。1949年3月初，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在北平举行，正式组成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3月至4月，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第一次大会在北平举行，成立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蔡畅当选为主席。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在北平召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工作纲领和团章，推选任弼时任名誉主席，选出冯文彬为书记的青年团中央委员会。5月，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举行，成立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7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同时，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的代表也举行会议，分别成立全国性组织的筹备委员会。这些全国性群众团体的组成和全国会议的召开，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的标志，也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重要组织准备工作。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后因病由林伯渠代理）。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六个小组，分别完成下列各项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的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拟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以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决定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9月7日，周恩来在《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说：“在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草案上去掉了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民主’二字，去掉的原因是感觉到‘民主’与‘共和’有共同的意义，无须重复，作为国家还是用‘共和’二字比较好。”政府方案；（五）起草宣言；（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通过这些小组的工作，迅速完成了召开新政协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为了阐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这个国家中各个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这个国家的前途等根本问题，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他指出，在中国，在现阶段，人民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基础力量。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它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指出，人民在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后，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并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还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站在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一边，必须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

　　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它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政策的基础。

　　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1949年8月5日，即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离华返美南京解放时，司徒雷登没有去广州而继续留在南京。他在观望和等待，希望利用他在中国的多方面联系，能够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施加影响。为此，他曾计划访问北平，但最后被美国国务院否决。1949年6月底，美国政府决定调他回国，随后于8月2日离华。的途中，美国政府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把国务卿艾奇逊7月30日写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作为该书的序言一起发表。白皮书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它一方面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1949年7月3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1页。；另一方面歪曲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掩盖美国侵华政策的实质，并坚持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公然声称，美国将鼓励“中国民主个人主义者再显身手”，以推翻被称为受“外来羁绊”的新中国政权。

　　白皮书的发表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新华社于8月12日发表以《无可奈何的供状》为题的评论。接着，毛泽东又为新华社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揭露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及其对中国革命的仇视，批评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对中国近代革命的发生及其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从8月到9月，在已解放的各大城市的政府工作人员、工人、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中掀起了讨论和谴责白皮书的热潮。学生举行抗议示威游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谈话和文章，表示对美国侵略政策的反对。这些活动，对于提高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本质和中国革命的认识，对于加强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1949年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将北平改为北京；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56人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同时，还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180人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

　　10月1日是新中国诞生的日子。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盛典上，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成为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的重要历史阶段。从1946年6月开始自卫战争算起，经过仅仅三年多的时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就以雷霆万钧、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党的七大确定的“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奋斗目标。气势磅礴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展之快，影响之广，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党的正确领导是全国解放战争迅速取得胜利的根本条件。这个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党根据革命发展的进程，适时地提出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基本政治纲领和各个发展阶段的动员口号，为中国人民的团结奋斗指明方向。从“和平、民主、团结”到“武装自卫”，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到“将革命进行到底”，党的这些口号将中国人民团结、凝聚成为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强大力量。党制定和实施关于农村工作、城市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工作等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并善于把方针、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同时照顾各革命阶级、阶层的利益，从而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了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力量，建立起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党根据形势的变化和敌我力量的消长，准确把握战争的进程，适时地实行战略转变。从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从战略决战到战略追击，充分显示出党领导革命战争的卓越能力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无论是对战争节奏的把握上，还是对战争发展趋势的预测上，无论是在军事战略方针的提出上，还是在作战原则和方法的使用上，都显示出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掌握和运用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人民群众是全国解放战争凯歌行进的力量源泉。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推行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广大人民群众推到了饥饿和死亡的边缘。而共产党先是倡导和平、民主、团结，在被迫进行自卫战争后，坚持实行保护人民利益的各项方针、政策，特别是在广大的解放区内广泛深入地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使上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国共两党的政策给广大人民带来的是两种不同的命运，而广大人民从切身体验中所作出的抉择，则决定着国共两党截然相反的两种前途。国民党政权日益陷入全面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之中，加速了覆亡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解放区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完全信赖，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中国人民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不仅以人力、物力大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而且积极参加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辟的第二条战线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干部、战士不怕牺牲、英勇奋斗，创造了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涌现出以董存瑞、刘胡兰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人物。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巨大的牺牲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是全国解放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党的队伍空前壮大。中共中央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经过整党、整军运动的相继开展，进一步巩固党的组织，提高广大党员的觉悟，保证了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始终站在人民解放斗争的最前列，成为团结人民、争取胜利的坚强核心。面对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新形势、新情况，中共中央适时地强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组织性纪律性，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建立定期请示报告制度，健全党委制，不仅使党的团结和统一达到了延安整风运动以来的历史新高度，而且切实保证了党的纲领、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共中央及时告诫全党同志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继续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保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共中央还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在这个时期得到多方面展开而不断丰富。全党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思想一致、行动一致，不仅保证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而且为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基础。

　　从客观方面看，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和腐败没落促成了中国革命高潮的早日到来，加快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利益，违背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意愿，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与广大人民为敌，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这就决定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况且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以在“收复区”的大肆掠夺为起点，贪污腐化之风迅速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这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国民党政府的组织力、军队的战斗力和政纲的号召力，严重地动摇了其反动统治的基础；另一方面则使国民党丧尽民心，最终只能被人民所抛弃。

　　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长期奋斗的结果，完成了党所肩负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为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政治、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