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新民主主义的提早结束【3】

结语

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原来的设想,不是10年到15年以后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而是从现在起就向社会主义过渡呢?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逻辑前提的二元论。虽然毛泽东说过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话,但对资本主义在历史上何以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没有进一步的阐述。由于没有学理上的支持,所谓“中国资本主义太少”的认识是游移不定的。真正对毛泽东的选择起决定性影响的,是社会主义目标的牵引以及对力量对比的估计。

如果说,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就说过“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那么,经过三年的准备,他更有信心了。全国基本统一,经济恢复,新区土改完成,政权全面建立,知识分子大体归顺,朝鲜战局也趋于稳定。与1949年面对诸多敌人不同,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新政权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国家不仅垄断了金融,统制了对外贸易,掌握了铁路、矿山等经济命脉,而且国营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也超过了私人经济,占到了67.3%。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批发中已占63%,在零售中也占到了43%。(87)这种结构性变化是中共领导人原来没有想到的。另外,私人企业已在国家的掌控之中,半数以上的私人工业已经被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特别是“五反”运动后,私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已经十分狭小。“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的打击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心理上、政治上的。资本家在道义上已是“灰溜溜、臭烘烘”,不仅共产党干部对其唯恐避之不及,资本家的子女也以出身为累,积极靠近共产党,不少人“宣告不要资本家父亲的遗产”(88)。运动造成的气氛,甚至让一些民主人士也坐不住了,表示愿献出自己的私人财产(89)。私营企业的工人难以接受继续为资本家服务、受资本家剥削的现状,工人“在私营企业不安心,一到国营企业就安心了”(90)。“五反”运动后,在所有较有规模的私人企业中都建立了中共党支部,企业内部实行“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虽然承诺资本家仍有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和用人权(91),但事实上资本家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权受到很大限制,他们感到前途渺茫,有的请求国家“计划他”。1953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回过头看前三年,认为社会主义已在途中。(92)促成新民主主义政策提早结束的,还有另外两个事件,这就是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计划的启动和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不过,这只能留待另文讨论了。

（作者简介：萧冬连,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注释:

①姚锦:《姚依林百夕谈》,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298页。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06—208页。

③参见郑惠:《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于光远著,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访李锐——一个“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张素华等编著:《说不尽的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姚监复整理:《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炎黄春秋》2008年第2期。

④大革命时期,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彭述之、邓中夏等人对国民革命成功后建立的政权性质和经济形态进行了初步探讨。他们普遍认为,革命胜利后,既不应当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应当是资产阶级独掌政权。瞿秋白提出,应建立真正平民共和国,毛泽东称其为“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在经济上肯定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陈独秀提出,“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要“采用国家资本主义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即是行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参见毛泽东(子任):《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政治周报》第4期,1926年1月10日;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172期,1926年9月25日;陈独秀:《答沈滨祈、朱近赤》,《向导》第193期,1927年4月6日。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0页。

⑥《毛泽东选集》下册,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1948年,第999、1001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5、385页。

⑧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先后于1927年和1929年翻译出版。毛泽东1932年4月看到这两本书后,如获至宝。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参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83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2—32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060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3页。

(12)《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2页。

(13)《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7页。

(1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45页。

(15)《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28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1—1432页。

(1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345页。

(18)《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36页。

(19)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47页。

(20)《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36页。

(21)1944年8月,博古在同约翰?谢伟斯谈话中说:“我们至少比世界其余大多数国家落后200年,我们要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到达那个状态(指社会主义——引者注)以后,才可能有希望到达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确信,它将多于30年或40年,而且可能要100多年。”如果这份记录准确,这是中共领导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一种估计。1945年3月13日,毛泽东在同谢伟斯谈话中说:“不管是农民还是全体中国人民,都没有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作好准备。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他们不会准备好的。必须经历漫长的、民主管理的私人企业时期。侈谈立即进入社会主义是‘反革命的思想’,因为它不现实,而想实行它总会自招失败”。毛泽东没有给出具体时间表,但也认为将是长期的。参见[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罗清等译:《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64—265、328页。

(22)《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65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0页。

(24)人民日报社资料室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67年,第188页。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2、1433页。

(26)《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4页。

(27)《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5—146页。

(2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6页。

(29)《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44页。

(3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34页。

(3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5页。

(3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50页。

(33)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解放社,1948年,第138、144页。

(34)1949年4月,在部队接管上海前夕,毛泽东电告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等,强调“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77页。

(35)天津市档案馆:《解放初期城市经济宏观管理》,转引自李文芳:《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再认识》,《党的文献》1999年第4期。

(36)《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70、133页。

(37)《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第234—238页。

(3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5—206页。

(3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8页。

(40)1949年5月31日,毛泽东将刘少奇关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电报转发各中央局,亲撰按语要求各地“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参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14页。

(41)《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7页。

(42)说一些民主人士向往社会主义并非虚妄。当年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普遍相信苏联有经济平等,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模式,使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这正是当年盛行的一种思潮。

(43)《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68页。

(44)参见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48页。

(45)《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9页。

(46)孙业礼、熊亮华:《共和国经济风云中的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46—47页。

(4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95页。

(48)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92—294页。

(49)《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50)《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5页。

(51)《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80页。

(5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编:《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1949-195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31页。

(53)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思想史》,青岛出版社,1991年,第321页。

(5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34页。

(55)如中共中央华北局于1950年4月28日发出指示,提出应“经过政府宣布买卖土地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保障各阶层土地财产所有权”,中南区、西北区、华东区也颁布了相类似的政策。参见赵增延:《重评建国初期农村经济政策中的“四个自由”》,《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5期。

(56)《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标准本)》,第141页。

(57)《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1949-1957),第8—9页。

(58)“李四喜”是《新湖南报》编辑部虚构的名字。人物原型朱中立是长沙县十五区乡村干部,做过12年雇工。解放后,他表现很积极,但在土改分到几亩田,结了婚,生了小孩后,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坚决要求辞职。《新湖南报》认为,朱中立足以代表一些乡村干部土改后思想“退坡”的情况,便于1951年7月18日发起讨论,持续了五个多月。《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讨论,在湖南乃至全国农村产生了很大影响。

(59)《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99页。

(60)参见《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52—155页。

(61)参见林蕴晖:《党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第78页。

(62)据时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的陶鲁笳回忆:当时,全省农村互助组大约有8万多个,但多数互助组看不到发展方向,陷于涣散。襄垣县一个农村党支部书记说:“我们经历了抗日和打老蒋,土改分了地,任务完成了。现在各顾各,解散。”就这样宣布解散了。更引人注意的是,出现了新富农。有些翻身农民重新沦为贫、雇农,农村出现了两极分化。山西农村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组织起来将互助组提高一步走向社会主义,还是放任自流走向资本主义?陶鲁笳说,今天我们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区别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看的。参见马社香:《山西试办全国首批农业合作社的前前后后——陶鲁笳访谈录》,《党的文献》2008年第5期。

(63)《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54页。

(6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91页。

(65)《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66)毛泽东:《组织起来》(1943年11月29日),《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日。

(67)陶鲁笳:《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02页。

(68)《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第153页。

(69)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日报》1949年7月1日。

(70)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性质表述得很清楚。1951年3月28日,他在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的口号,这个口号写进了4月9日通过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不过,该《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参见《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2页。

(71)于光远著,韩钢诠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第136、135页。

(72)《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0页。

(7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646页。

(74)1952年1月,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从已突破的大贪污案看,多数是由几个贪污分子甚或与奸商共谋的。”2月,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报告说:“几乎所有大贪污犯都与资本家有密切关系,互相勾结;大贪污犯本人有不少就是钻进国营企业的资本家”。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77、489页。

(75)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16页。

(76)《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31页。

(77)薄一波:《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1965年12月30日),《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78)《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46页。

(79)《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32页。

(80)从1950年到1952年,来自私营经济的财政收入从19.67亿元增加到34.18亿元;来自公私合营经济的财政收入从0.27亿元增加到1.91亿元。参见《当代中国财政》(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530页。

(81)1952年,私人工业企业职工人数为205.66万人,私人商业从业人员达676万。二者相加,共880余万人在私人企业就业。参见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编:《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33页。

(82)《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2页。

(83)《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253—254页。

(84)《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17页。

(85)《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146页。

(86)《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91页。

(87)周恩来:《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1952年8月)。

(88)《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527页。

(89)“三反”运动开始不久,傅作义就提出愿将自己经营的商店和现金全部献给国家,以丢掉包袱,接受工人阶级思想,但被毛泽东婉言劝阻。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64—565页。

(9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1953年6月15日),《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

(91)《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第560页。

(92)参见薄一波:《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问题致田家英的信》(1965年12月30日),《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文献选载》,《党的文献》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