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浙江干部的保护

毛泽东视浙江为第二故乡，对浙江的干部比较熟悉。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对浙江的干部多有指示或批示，予以保护，体现出一代伟人对浙江干部的关爱。

“江华要保”

江华原名虞上聪，1907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大石桥乡鹧鸪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5月初，江华从东北奉调入关南下，8月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市长，9月兼任杭州市警备司令、政委。1951年7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1954年8月起任省委书记，12月兼任省军区政委。江华在浙江工作18年，连任三届省委书记、两届省政协主席。

江华与毛泽东颇有渊源，两人同为湖南人。1928年，21岁的江华上了井冈山，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有一年多时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与江华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浙江的一把手，江华自然而然地成为造反派要“打倒”的对象。面对造反派日益严重的破坏和冲击，加上受严重的甲亢疾病折磨和对“文化大革命”的“不理解”而导致的精神苦闷，江华的体质严重恶化，瘦得脱了形，连站立、行走都很困难，不得不到上海华东医院住院治疗。

在危难时刻，毛泽东没有忘记江华。1967年1月22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时说，江华、李丰平要保，都不能打倒。1月28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江华是井冈山革命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周恩来还批示浙江省军区领导，一定要保证江华的安全。2月8日晚，毛泽东审阅了周恩来的来信。信中说：2月7日中央碰头会拟定先将江华、曹祥仁等同志接来北京养病并予保护。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周存。”

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把江华从上海华东医院抓回杭州，秘密关在浙江美术学院的“牛棚”里，准备在2月12日召开大会进行批判。“当时关押江华的地方贴满了大标语和大字报，室内只有一张桌子和一张木板床，床上没有被褥，江华躺在空荡荡的床板上，像是很长时间没有洗漱，衣服有多处破痕，身体极度虚弱。”

2月10日，得到江华即将遭到批判消息的浙江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罗晴涛，打电话向周恩来办公室汇报了情况。周恩来总理考虑后，做出三点指示：一、第二天的群众集会省军区要参加。二、省军区在会上可以不讲话，不表态。三、江华身体不好，工作上有缺点，可以背靠背批判。为防止意外，中央决定把江华接到北京。2月11日，江华乘中央派来的飞机离开浙江，来到北京。

此后，毛泽东也多次批示要保护江华。1968年2月12日，毛泽东针对浙江造反派要打倒江华一事指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之列。2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浙江赴京代表团的军队干部和造反派代表时，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个意见。7月19日，毛泽东审阅了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核心组关于在报刊上点名批判江华等人的请示报告。陈伯达起草的送审报告说：浙江省革委会核心组来电请示，将在《浙江日报》公开点名批判江华、李丰平、陈伟达、陈冰。小组碰头会上议过，拟予同意。毛泽东批示：“暂不批。”这些都表现出毛泽东对江华等浙江省领导的关心和爱护。

江华到北京后，先是住进京西宾馆，后被转移到中直招待所，受到保护。1969年初被安排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这年秋被下放到湖北省一个工厂劳动。由于那里派性斗争激烈，江华去那里不久就被人认出，暴露了身份。周恩来恐有不测，亲自安排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将江华秘密转移到二三八厂。1973年初，江华被召回北京，8月参加中共十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经毛泽东提名，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江华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成为最高人民法院第五任院长。

“龙潜、阮贤榜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

龙潜是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保卫部部长、南京军区防空军政委、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文化大革命”前任浙江省军区政委。阮贤榜是湖北省通山县人，1929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无锡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苏南军区参谋长、副军长兼参谋长、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等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浙江武斗不断，人心惶惶，局势混乱不堪。周恩来了解情况后，于1967年3月8日接见了浙江省军区政委龙潜，提出要浙江就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实行军管进行研究，提出意见，报告中央。龙潜与当时省委主要领导商量后，认为当时浙江还不可能实现两派大联合，不具备筹建省革命委员会的条件，只有实行军管才有可能稳定浙江局势。并商定由龙潜立即回浙江实施军管，先接管省交通厅、省邮电局、省广播电台、浙江日报社等要害部门，并将研究意见报告中共中央。

3月15日，为了稳定浙江局势，制止武斗，恢复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加强对生产的领导，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浙江省实行军事管制。3月23日，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称“省军管会”）正式成立，龙潜任主任，省军区副司令员阮贤榜、舟嵊要塞区政委曹思明、第二十军政委南萍、空五军政委陈励耘任副主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罗晴涛为秘书长。下设革命委员会、生产委员会和办公室。

省军管会成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平息武斗，恢复生产，疏通交通，安排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在动乱环境下暂时起了救急作用。但是，省军管会内部在如何认识和对待两大造反派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导致步调各异，矛盾重重。

4月初，省军管会内部矛盾日趋尖锐，有的领导公开煽动造反派起来造龙潜等领导的反。他们煽动一些人，大规模、长时间地围攻、冲击省军区、省军管会，无耻诽谤、恶意中伤省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挑起武斗，制造流血事件；他们在省军区内部制造分裂，拉帮结伙，谎报情况，欺骗中央。

196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改组浙江省军管会和浙江省军区。8月26日，省军区召开所谓的“交权”大会，龙潜、阮贤榜等省军区领导在会上被造反派强按下跪，搞“喷气式”（“文化大革命”中一种体罚被批斗人的方式，即将被批斗者的身体折成90度，两只胳膊向后上方或向侧面伸直，乃至更甚，如同喷气式飞机翘起的两个翅膀）。

1967年9月16日上午，毛泽东乘专列到达杭州。中午，在专列上同浙江省军管会负责人谈话。在谈到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龙潜、阮贤榜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搞乱了，被破坏了。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现在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红卫兵对干部一风吹不好。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指示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交权”大会后，省军区原党委全体成员被关押和揪斗。省军区及其所属部队和军分区、人武部，甚至民兵连的广大干部战士，也被作为“龙子龙孙”，遭到残酷批斗，无情打击，有的被活活整死。1967年10月，龙潜被免去浙江省军区政委。随后，被诬陷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浙江最大的保皇派”，甚至无中生有地被加上“参与在毛主席住处安装窃听器”等“莫须有”的罪名。1969年9月，龙潜被送到武汉一个部队农场劳动改造。1971年6月，中央军委为龙潜重新安排工作，任河南省军区副政委，后又担任河南省军区政委、济南军区副政委（大军区副职）。1979年3月，其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阮贤榜在1968年11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员代表大会上遭到批判，1969年1月被留在北京做“检查”，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后来担任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

“王芳我很熟悉”

王芳，山东新泰人，1937年10月参加革命。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前后，王芳先后任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杭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厅长。1954年9月起兼任浙江省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省人民委员会第一办公室主任、省委委员。1964年9月，任浙江省副省长。

王芳与毛泽东也颇有渊源。1953年12月，毛泽东南下杭州，这是他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到浙江。而时任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直接负责毛泽东的警卫工作。此后，王芳更多次参与毛泽东在浙江的警卫工作。

1965年8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王芳代理温州地委书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王芳受到冲击，遭到批判。1966年11月18日，王芳被造反派围困在温州市公安局内，持续几天。其秘书出来向省委、中央办公厅报告后，引起了关注。1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签发的[1966]569号文件，指出：公安机关是专政机关，是无产阶级国家的专政工具，任何时候，都要保证它能正常地履行职责。温州市少数群众占领公安局，对维护治安、进行对敌斗争和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极为不利。希望你们立即退出，使公安机关能协同人民解放军执行维护治安和对敌斗争的职责。公安机关有任何缺点错误，都应在公安机关以外的地方进行批判，协商解决。文件要求浙江省委派负责同志前往温州，向进入公安局的群众和全市人民宣读中央指示，并负责处理那里的问题。

11月26日，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沈策来到温州，在公安局门口向造反派头头宣读了中央[1966 ] 569号文件。但是有的造反派质疑文件的真实性，怀疑毛主席怎么会为了一个小小的温州市公安局发中央文件，还扣押了沈策，赴京证实。29日，中央办公厅又下发[1966 ] 577号文件，指出“中发[1966 ] 569号文件是经过毛主席批准的，必须坚决执行”。在证明了文件的真实性后，造反派才陆陆续续散去。

1968年2月，王芳被押送到北京，接受审查。此后一直得不到“解放”。

1970年冬，毛泽东看到北京大学造反派印刷的刊有王芳勾结美蒋特务、企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内容的小报后，曾生气地说：“浙江造反派反王芳，对王芳抓住不放，说王芳反对我，想害死我，我不信。王厅长我熟悉他，他哪里会反对我呢？他反对我干什么呀？他反对我，我自己怎么不知道呀？我每年都要去杭州几次，他是负责保卫我的。他要是想害死我，我不早就死了吗？还能活到今天呀？”他还幽默地说：“他就是有时候爱喝点酒，告诉他，以后别喝了。王芳是个好人哪！”

1971年2月，周恩来在第十五次全国公安会议上讲话，批评了浙江造反派和中央有关部门。“你们说王芳在浙江搞特情专政，如果是这样，蒋介石不就登陆成功了？事实是蒋介石不仅没有大登陆，连小登陆也不行，台湾小股特务一靠岸，就被抓起来了。王芳搞了一个专门案件，这是工作需要，批准过的。怎么能说搞特情专政？不能这么说嘛！王芳总是做过一些好事的嘛！毛主席在杭州住了二十几次，王芳一直在主席身边，主席不仅很安全，而且很满意。汪东兴同志可以作证嘛！不然怎么理解？”

虽然毛泽东、周恩来都对王芳的事情做了指示，但是王芳仍迟迟得不到“解放”。1973年7月，毛泽东向汪东兴直接查问王芳的情况。汪东兴向中央文革小组传达了毛泽东关于释放王芳的指示。7月12日，中央专案组起草《关于释放王芳的请示报告》。7月16日，周恩来批示：“东兴同志你对此案处理，有何意见请告。”

1974年9月28日，王芳爱人刘馨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说，“王芳1968年受审查，已七八年。现在身患各种疾病，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要求尽快做出结论，或是让其回家治病。”然而毛泽东并没有马上看到信，也就没有及时做出批示。

这年10月的一天，曾担任过毛泽东机要员的谢静宜接到毛泽东原卫士长李银桥发自天津的一封信，信中说，“刘馨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王芳长期关押在北京，病得很严重，要求得到治疗和释放。”谢静宜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件事。毛泽东听后很生气，说：“怎么还这样？我不是早说了嘛！王芳如果是坏人，要害我，我不早就死了嘛！怎还能活到今天？王芳不是坏人，他是保卫我的，我们很熟悉，还有刘馨同志，我每次去杭州，都是他们在那里工作，熟悉得很，都是好人，没有问题。”

10月10日，汪东兴在《关于释放王芳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此件当时因为各种原因而压下了。在目前情况，王芳、吕剑光可以放出来交原单位安排。”10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处将刘馨给毛泽东的信以《来信摘要》形式呈报毛泽东，并附有刘馨9月28日给毛泽东的来信。

10月28日，毛泽东亲自批示：“王芳、吕剑光二同志，我看无问题，似应解放。此二人我很熟悉。”10月29日下午，王芳“解放”。后任宁波地委书记，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等职。2009年11月逝世。

毛泽东一直强调并要求党员干部始终“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他在错误地估计了党和国家肌体中存在的阴暗面和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的情况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是为了从思想上防止党员干部“走资本主义”，即是为了对干部“猛击一掌”，使其保持清醒头脑。因此，当有的干部因受到打击、迫害而“倒下”时，毛泽东会做出指示或批示，对这些干部进行保护。

但是，实践表明，这种做法“不但不能解决党组织存在的问题，不能消灭官僚主义和社会阴暗面，反而会使执政党的建设目标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要求严重脱节，使一些野心分子和帮派分子乘机进入党内，同时，激化和造成无数严重的社会矛盾，形成巨大的混乱和破坏”。因此，要真正解决党和国家肌体中的阴暗面和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避免“文化大革命”的重演，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断推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保障干部群众的基本权利和人身安全；必须确保国家宪法和法律的神圣权威，确保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而不得超越法律之上；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实事求是地估计党内状况和党内矛盾，制定加强党的建设的正确方针政策，而不能采取“天下大乱”的手段去冲击党和国家政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因言获罪”“因人废法”的现象，也才能真正保护党的干部，使其为党和国家发挥“脊梁”作用。

（作者是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处长）

转自：《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