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文化史层级下的中共党史研究

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经二十余年的发展演进，党史学界从新世纪开始，更多地注重新的思想、理论与方法资源的积极引介，并将之审慎地运用至党史领域的各种具体问题研究中。这一学术努力有效地增强了党史研究领域与整体历史学界的学术互动，深化了党史研究的历史学化程度，极大地提升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准。近些年来，已在中外历史学界取得较多高质量学术成果的“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研究理念，也渐次进入部分党史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他们在理解新文化史原典和汲取史学实践之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将新文化史理念运用于党史研究的学术路径。在此背景下，郭若平所著《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出版颇引人关注（该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4年底出版，下文简称《塑造》。正文中如无特殊说明，凡引用该书内容，只在引文后标注页码。）。从该书的历史哲学基础、思想理论预设、史学问题立意、核心价值观念和叙事结构风范等学术取向来看，它明显受到新文化史这一史学思潮的深刻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新文化史的治学理念和研究范式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里的积极而稳重的运用与实践，是在新文化史层级下中共党史研究的典型形态，提供了一种党史研究和书写的新方式（事实上，《塑造》所展现的新文化史研究取向和学术风格，绝非一日蹴就，实乃其来有自。在《塑造》出版前后的一段时期里，郭若平已就新文化史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里的运用与实践问题作出了很多理论思考，如《投石问路：党史研究与新文化史的邂逅》（《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2期）等。）。着重以此角度来理解和评述该书的学术价值，将从方法论视角为推动党史研究论题和形态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从而有效地加强和促进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程度（由于“文化”这一概念本身具有非常强烈的模糊性、歧异性和包容性，且新文化史家也从多种层面对“文化”的外延和内涵作出了范围广泛但极有成效的扩大，因而史家大都不倡导对“新文化史”作出一种具有本质主义倾向的概念界定，而认为从方法论的视角来理解“新文化史”更具有建设性和普遍性，“要解决文化史的定义问题，这里也许有一个办法，亦即将注意力从研究对象转移到研究方法上去”（〔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页）。因此，本文选择从方法论意义和层次来评述《塑造》一书以及新文化史的学术理念。）。

一、历史脉络的“文化”图景与党史研究视域的扩展

虽然学界在界定新文化史概念方面呈现较大程度的多元性，但新文化史作为一种研究理念的本质特征并不弥散。美国历史学家格尔茨接续韦伯关于人是悬置于他自己所纺织的意义网络中的动物的观点，对何谓“文化”作出了一种典范性的论断：“我所坚持的文化概念既不是多重所指的，也不是含糊不清的：它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以符号形式表达的前后相袭的概念系统，借此人们交流、保存和发展对生命的知识和态度”，“我主张的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109、5页。）。这一界定为历史学界所广泛接受，很多著名的新文化史家都作出了类似判断，如林?亨特在评论格尔茨这一思想时指出，新文化史的本质是一种诠释的科学，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解读“意义——当代人所书写出的意义”，而这应该“被当作文化史的核心任务”（〔美〕林?亨特编，江政宽译：《新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第35页。）；通过对新文化史研究历程的学术史评估，彼得?伯克更直言：“文化史学家的共同基础也许可以这样来表述：他们关注符号（the symbolic）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第3页。）与这种界定相近似，彼得?伯克在另外一本著作中对“文化”作出如此定义：“一个由共享的意义、态度和价值观以及表达或体现它们的符号形式（表演、作品等）所组成的体系。”（〔英〕彼得?伯克著，杨豫等译：《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序”第1页。）；即使对文化理论抱持批判态度的一些学者也认为，文化是人类的本能，“人类的身体使得人只能通过文化生存和繁衍……没有文化，我们会很快死亡……因为意义、象征、诠释等对于我们之为人类是必不可少的”（〔英〕特里?伊格尔顿著，商正译：《理论之后》，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53页。）；等等。可见，对于具有历史性的象征符号及其意义的解读与诠释，已成为新文化史的基本理论共识和学术诉求。

《塑造》一书便以“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为主题，鲜明而充分地体现和实践了新文化史的这一研究理念。自“五四”以降逾百年内，在关于“五四”的基本政治和文化属性及其历史功过等方面的历史阐释论域，形成了旨趣殊异和观念分歧的诸多思想文化流派及相应的话语体系，即使在某种特定的政治思想谱系下的“五四”阐释也因时因地而不断发生流转，由此层累地造成了关于“五四”之思想和意义的不断集聚。正因如此，作者在“绪论”中便开宗明义地将“五四”视为一种具有丰富内蕴的象征符号：“在现代史上，再没有一桩历史事件能像‘五四’那样，最终浓缩为一种特殊的思想符号，并且构成其他事件的阐释基础和论述前提”，“仅就‘五四’这两个字而言，它既是一个历史符号，也是被抽象化了的意义缩写”（P2）。在分析“五四”阐释的本质和实现及其与“意义”生产之间的共生关系时，作者指出，在由“五四”阐释所形成的诸多理论问题的纠结交织的格局中，“隐藏着一个极易被忽略的潜在思想空间，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意义生产”，它往往深藏不露，“但这正是最关键的问题‘重镇’”（P2、1），“‘五四’符号——是以‘符号’的身份出场，而不是以‘五四’历史实体的身份出场，在历史变迁中生产或再生产意识形态”（P25），故而，对“五四”符号及其意义的“解码工程”便“同时意味意识形态为何以及如何被建构的解释”（P27）。作者进而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谱系下的意识形态建构对“五四”符号的意义阐释，成为一种依傍历史论述而转化为思想资源的重要途径，革命意识形态几乎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会根据时代主题和政治情势之变化对“五四”作出相应解释，这既是“五四”又是革命意识形态之意义再生产的过程，从而证明在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整体性思想理论领域，“中共的革命意识形态为‘五四’安置了一个恰当的位置”（P32）。探讨“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之间复杂而宏富的历史联系，由此成为《塑造》全书最为显著的“问题意识”和思想灵魂（以往相关的学术研究虽已注意到“五四”阐释的意识形态特性，尤其关注不同的“五四”阐释理路所表露出来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论的差异性，但大都将意识形态视为与“五四”阐释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或思想文化结构，而较少考虑意识形态在“五四”阐释中对自身持续性的思想理论建构以及二者更为复杂的关系图景。由于存在多种现实和思想困难，研究者更很少直面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建构与“五四”阐释的意义嬗变这样富有理论挑战性的课题，遑论加以全面细致地考索。）。

注重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性意图与“五四”阐释及其意义生产之间的基本关联性，表明作者希望透过“五四”阐释在既定的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谱系里的开放性和多歧性，发现这种阐释活动所具有的某种统一性，亦即“无论何种观念，都不可能回避意识形态的嵌入”（P389），这可能根源于意识形态从根本上所依循的一种“观念的逻辑” 美国政治理论家和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曾就此指出，根据“意识形态”的原词含义，它是一种观念的逻辑，“它的题材是历史，从‘观念’的角度运用这种主题材料的结果，不是关于某种事物‘是什么’的一套陈述，而是展开一个经常变化的过程。意识形态对待事件的过程的态度，是将它们看作应该遵循它的‘观念’所揭示的逻辑‘法则’”。对于一种意识形态来说，历史并不显示为一种观念（这里指的是将历史看作某种超越历史运动的理想的永恒状态下从属的一个分类），“而是某种可以用观念来估算的事物”，使这种“观念”适合于这种新角色的是它自身的“逻辑”，它是“观念”本身引起的运动，无须外界因素使它启动。。作为中国现当代历史上最成功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体系，在影响和制约历史认识生成与发展的诸多因素中，革命意识形态无疑发挥着某种根本性作用。在《塑造》的具体语境下，这种根本性力量集中体现为一种“理论的知识权力”以及由此构造出的“五四”阐释“元叙事”——一种“由精致理论构筑的精神家园”，这既是“‘五四’之史之所以能够被理解的最后依据”，也是“未来新时代进一步阐释‘五四’意义的基础与方向”（P200—202）。可见，若想真正而彻底地理解“五四”阐释这样的文化样态及其嬗变进程，离开对革命意识形态“观念的逻辑”之建构性的发现和解析是无法实现的，即使勉强实现，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难以弥合的知识、思想与逻辑障碍，“文化研究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依赖于一系列阐释范式并且从根本上研究支配的问题，即权力的主张”（〔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著，方杰译：《超越文化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引言”第9页。）。在这种研究理路的主导下，《塑造》实际上揭示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谱系下不断生成和累积的“五四”阐释所密切关联的理论预设及其与更为强大的根本性力量之间的复杂关系，而这种根本性力量显然对包括中共党史研究在内的几乎所有历史学科都具有本质的规约性。这种根本性力量不是对历史知识加以理解和阐释的障碍，而是不断生产历史知识之文化意义的基本实然途径，其权力的行使和伸张都无法离开对历史知识的占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不断阐释，从而使历史认识的性质更多地具有建构性。这就为更为深入地理解党史研究的学科特性以及更为恰切地正视党史研究的现状，提供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检省角度。

但作者并未将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冲动对于“五四”阐释的内在需求，型塑为一种单向度的决定性关系，而是突出了“五四”阐释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和文化场域的某种独立性或自足性及其对革命意识形态的反向塑造，呈现了“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共同建构、彼此镶嵌、因缘为用的一种特殊的组合与交叉结构，“意识形态和文化都具有独特形式和内容，而在当代世界里，两者都只能透过双方的镜头才能被看见”（〔英〕弗雷德?英格利斯著，韩启群等译：《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作者以“互为关系”来概括这种观念性结构，“意指双方各自以认同双方的姿态，生成、建构、塑造对方，既互为主动性又互为被动性”，这种特殊关系的构成因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到具体语境的制约，其结果便形成两种话语体系，“一种是具体语境制造意识形态化的‘五四’话语体系，另一种则制造经‘五四’阐释而表述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两种话语体系共同塑造对方，犹如生意场上的双赢局面”（P25）。这种历史洞识可谓清晰地展现了新文化史的共同研究取向，即非常注重文化的能动性及其作为一种驱动历史变迁的力量所无可替代的特质和地位，重新审视文化对于政治与社会的作用，并且致力于探讨文化形态与社会结构之间在历史意义上的具体联系，总之，“‘新文化史’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再把文化视为一种‘被动’的因素”（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31页。）。

同时，将“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加以统合性考察，当然并非作者的刻意之为，而是体现了一些新文化史家在面临对其的学术批评之际，就如何重新理解“文化”概念的一种具有反思性的深刻洞见。这部分学者认为，以往的文化史研究过于突出作为符号与意义系统的文化概念，而忽略了“文化是一个实践活动领域”，从事文化实践“就意味着运用现存的文化系统达到某种目的”，“就是利用一种符号学的代码在世界上做些什么”，这“仅仅是因为符号具有或多或少确定的意义——由这些符号与其他符号系统化的结构关系所指定的意义”，因此文化应该被理解为一个辩证的系统与实践，“是人类的社会实践的符号学向度”（〔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著，方杰译：《超越文化转向》，第11、13、16、13、14页。）。就此而言，《塑造》在突出“五四”阐释作为一种符号与意义系统的文化之际，将革命意识形态建构视为对这种符号性文化的实践和运用，“考察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伦理的、审美的等理论是如何建构革命意识形态，实际上就在考察这些理论是如何实践的。实践是理论的一种分析行为”，“近百年来对‘五四’的理论分析，无论是政治分析、历史分析，或者是思想分析、文化分析，都在生产一种‘特殊’的产品，即意识形态的建构性认知”（P389），全书各章所涉内容都可视为这种文化实践的领域、场所、载体、形式和途径等。由此观之，该书主题所涵蕴的历史图景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文化”概念，从而使相关的党史内容和元素实现了在文化层面上的有机融合。

正是在上述文化史的理念观照下，一些以往在党史研究中不被重视甚至被弃之无视的内容与史料，开始进入作者的学术视野，从而有效地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如仪式一直是新文化史的重点研究对象，而注重这种具有象征性的文化表达形式隐含着非常关键的意义，即“人们的信仰和仪式性活动不仅反映其社会经济处境，而且与其社会的、经济的期望有互动关系”（〔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五四”精神遗产要完成所担当的意识形态阐释功能，必然凭借相应手段才能实现向整个社会的目的性表达，“就直观感受的效果而言，已没有什么方式能比诸如举行‘五四’纪念仪式，来得更迅速便捷、更扣人心弦、更有效地在人们的脑海里营造一幅新的社会图像”，纪念仪式的必要性正在于“它图绘了当下社会的价值与精神”，意识形态的论述、要求以及再塑造“无疑是纪念‘五四’仪式运作的深层目的”（P173、176、181）。而翻阅全书可以发现，“五四”阐释的递嬗以及相关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建构，大都是在历年的“五四”纪念活动所形成的特有时空场域里展开和发展的。若没有“五四”纪念仪式，“五四”与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生产和再生产的文化版图无疑将会存在重大缺失。因此，“五四”纪念是理解《塑造》的一条基本红线，对于纪念仪式的理论分析流布在全书各章内容之间，其中尤以第三章为典型。作者选取1949年北平的“五四”纪念和1950年上海的“五四”纪念为标本，详尽分析了其间涌现出的诸如群众集会、报章纪念、座谈会、“特刊”等典型纪念仪式的具体内涵和演化，深刻评析这两场存在时空差异的纪念仪式在思想与精神上的密切联系，以及这些貌似琐碎的仪式活动对于型塑“五四”（元）叙事、维持和加强革命意识形态的持续性建构等所发挥的重大作用。这一学术努力不仅从纪念仪式史这一特殊领域论证了该书主题，而且相关的理论概括深入透析纪念活动的历史文化本质，既是对近些年来在党史研究中兴起的纪念活动史研究的学理概括，又对此后类似问题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应用价值（如作者着力解释北平和上海的“五四”纪念活动（仪式）所代表的历史意象，便显现了一种“革命的政治地理学”（这是新文化史家林?亨特提出的一个概念，参见〔美〕林?亨特著，汪珍珠译：《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47页）的新文化史路径，这为党史学界指出了未来开展纪念史学研究或可着力注意加强的一个重要方向，即探询纪念史学在不同地域条件下的发展图样及其在何种层次和何等程度上与宏大历史发生实质性联系，并尽力从一种深层的文化意义上对之进行历史的阐释与解说，从而彰显历史的多层次性和多维面相，增强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的立体感。同时，近年来在党史研究中兴起的纪念史学研究，固然取得了一定的学术进展，但这些问题研究大都局限于对纪念活动本体之基本内容的整理，尚属一种浅层次研究，而如何深度透视纪念活动的文化意蕴及其与更为阔泛的历史语境和文化主题之间的丰富联系，《塑造》所提供的解析思路和方法框架或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与适用性。）。

在此过程中，关于“五四”历史记忆的重新回溯或解释在纪念仪式中的作用与价值得到凸显，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一旦“五四”进入仪式程序，必然会激发参与者对历史记忆的“咀嚼”，并以此反复感悟曾经的思想意境，而革命意识形态非常欢迎甚至主动召唤历史记忆的重现，因为这意味着同一个思想观念体系有效地收纳了所有相关的观点性资源以为其用（P258），可见“符号不只拥有具体的物理性质而已，它更是抽象记忆的文化媒介，体现且传递着社会的价值，或是某种集体意识，因此符号象征往往是研究者由小见大的重要对象。在这样的讨论中，集体记忆在文化上的功能被凸显出来，包括了标示出该社会在特定时期的核心价值，以及为特定意义的论述产生了定锚作用等”（卢建荣主编：《文化与权力——台湾新文化史》，台北麦田出版，2001年，第107页。）。作者进而概括了构成“五四”记忆的多种类型和不同形态，尤其指出大多数的“五四”历史记忆一定不再是历史本体的重演，而是不同程度地被赋予了意义，“有的甚至是有意或无意加工的，这是历史记忆不可靠的地方”，但“历史书写又不得不依赖这种历史记忆而构成”，“五四”记忆由此成为革命意识形态试图重构历史观念所仰赖的一种必需的象征形式（P334—338）。这些思想认识深刻地揭示出历史记忆的本质特征，如果考虑到“史学的希望和难题，都出自它与记忆的联系……记忆满足人类追求意义的渴望”（〔美〕乔伊斯?阿普尔比等著，刘北成、薛绚译：《历史的真相》，第252—253页。）这样的理性判断，记忆作为一种独立的历史研究对象或领域而存在的重要性便愈益明显，开拓并加强记忆史在党史研究领域里的运用与实践，必可极大地促进对党史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等理论体系建设的思考水平（事实上，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史学界对于口述史料和田野调查材料的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辨析，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记忆史积极介入党史研究的路径选择。近年来，更有一些研究者在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直接影响下，主张党史研究应积极汲取记忆史的理论和方法而形成“中共记忆史”，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问题意识，从而丰富党史研究的视野，为党史研究提供新范式（郭辉、罗福惠：《“中共记忆史”研究的提出及构想》，《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4期）。）。

概念史也是《塑造》所借重的另外一种直接展现新文化史研究理念的实践路径。事实上，《塑造》全书在很大程度上都可被视为“五四”作为一个概念在革命意识形态建构视角观照下的演变史，即其欲图梳整“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是“如何”发生文化联系并得到历史性延展的，当下我们已广为熟知的关于“五四”阐释的基本思想理念是“如何”在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互动结构中得到意义的生产与再生产的，这些貌似已成为常识的思想观念在此进程中又“如何”扩大其内涵性元素，从而影响整个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等学科之知识架构的型塑等问题。这种“知识考古学”的基本理念在该书中处处可见，其中最典型的个案是第二章第四节关于“五四”文学场域里的“小资”概念如何在反例的文学审美意义层面，满足了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阐释需要。在此期间，作者特别指出，就像“小资”一样，一个概念会因其长期演化而被赋予符号性意义，“不但成为人们解释社会结构的用语，而且成为人们理解历史的窗口”（P143），而对这些概念或观念的运用、表述及其意义谱系的追溯，就必须要注意区划概念的语义性（词源意涵、原始含义）和历史性（引申意涵、衍生含义）以及将其演变置放于各个时段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等基本问题，这就为党史学界进一步开展概念史研究提供了很多具有启发性的思想理论（郭若平在《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5期发表的《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视野》一文，已就概念史与中共党史研究相结合的基本理念、研究设想、学术地位和未来发展等问题作出了深入探讨，形成了一个具有鲜明逻辑结构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前后，他还以具体的问题研究，积极实践概念史的学术理念，发表了诸如《多重阐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五四”观念演进之“路线图”》（《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小资产阶级”观念的起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4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阶级”概念的演变》（《党的文献》2012年第6期）等一系列学术论文。此外，《党史研究与教学》也于2011年起陆续开设“概念史研究”“概念考索”等专栏，刊发了一系列概念史研究的专题论文，这是很多研究者在进入新世纪后自觉而主动地创新党史研究的一个学术标志。）。

在《塑造》展开其叙述逻辑和具体论说的过程中，对于一些相关书籍——主要涉及学术著作和通俗读物——的历史定位和文化分析成为不可或缺的论域，这源于作者的一种基本认识或判断，即革命意识形态是一种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其建构必须经由精密化和学理性的高端论证，以及使深奥理论转化为平民大众易于接受的通晓化语言。基于此，作者在第四章第一节“文本的呼应：革命意识形态的学术话语建构”中，清晰地梳理了自30年代以来关于“五四”的学术著作介入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基本历程，着重解析了华岗《五四运动史》前后三个版本叙述“五四”史的视角变化，尤其指出《五四运动史》关于“五四”领导权问题的阐释及其所形成的学术论证与革命意识形态理论原则互为论证模式的特殊意义，认为这些关键性的学术论述解释了革命意识形态的理论期待，“这是一种思想理论认同场域的话语建构，也是一种话语累加式建构历程的必要环节”（P229）。而在第二节“‘五四’的通俗‘印刷语言’”中，作者则重点厘清以讲述故事形式写就的“史话”类通俗著作所发挥的作用，即通过“五四”这一历史中介，设定了革命意识形态与此前此后的中国革命运动之间的共存链条关系，并借助简要、通俗、浅显、明快的修饰性语式，不断复述或强化宏大叙事中关于“五四”的政治论断，而“‘重述’恰恰是建构意识形态的技术性功能”，“‘重述’只是为了生产更加系统化的意识形态话语”（P238）。可见，重现并阐释这样的历史维度，有助于从历史细部理解书籍（文化）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历史脉络里的极端重要性，它不仅有效地帮助后人理解“印刷是怎样塑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通过挖掘书籍的传播脉路，“史学家们可以向人们显示，书籍不仅具有复述历史的功能，它们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美〕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此外，作为广义意义上的“书籍”，期刊也在“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塑造》一书亦多有涉猎，尤以第五章第三节和第六章第一节中的相关内容为典型。因此，在新文化史的理念观照下展开学术期刊的历史分析和意义解读，也应当成为今后党史研究需要开拓的一个重要领域。）。作者在这两方面的学术努力，事实上形成了一种融合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研究方向，非常有利于从整体性的全方位角度深刻理解“五四”阐释的多重历史资源及其与革命意识形态塑造之间的丰富关联，尤其对大众文化的关注更是新文化史研究的一大基本特征，为党史研究在这一疆域的开拓提供了很好的示范意义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塑造》一书所呈现的大众文化载体，其实质是上层或精英文化向民间的普及或渗透形态，这些作品经常由具有相当知识基础和写作能力的文人针对民众的文化需求而撰写，普通民众在这一过程中鲜有真正作为。这些作品的原创性也很低下，常常来源于既有的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作品或教材体系。但如果考虑到在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尤其是1949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具有非常鲜明而强烈的同构性和同质性，将这些经改编过的通俗性历史作品视为大众文化也未尝不可，因其在一定程度和层面上反映了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和阅读需求。在此期间，新文化史研究者或许更需要考虑的深层次问题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中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是如何形成同构同质的特殊结构的，而精英文化又是否真正地植根于大众文化，同时二者又在何种维度上发生较为明显且具有本质性的殊异和分化，以及后人对其的史学解读是否可以更为接近这些文化形态的真正历史本质，等等。）。

在书籍史的研究过程中，阅读行为的意义和价值随之凸显，并进入《塑造》的叙述视野。在“绪论”部分，作者就一般性状况指出，“五四”符号要转化为一种实现价值，或者转化为实现社会认可的对象，必须在符号系统及其所仰赖的符号信息传递过程中完成，而“符号信息传递成功与否，取决于符号发送者与符号接受者之间的意义联结”，这里的“符号接受者”便是“无数的匿名阅读者”（P12）。随后，作者在该书多个部分系统阐述了阅读的本质和重要性，认为革命意识形态建构固然无法离开诸如“五四”这样的解释载体，但同样无法离开意识形态接受者对这种解释载体的“阅读”—“消费”，不管何种类型的文字著作，只有与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发生相互作用后，其中的意识形态建构才得以实现，“显然，语言（文字）与其被‘接受’的关系，是意识形态的存在家园”，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文字著作可以被视为“意识形态之所以能够被构成的表意符号”（P237）。而在阅读史的研究和实践方面，作者认为：“晚近新文化史研究的进展，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的分析路径。”（P318）他进而依据林?亨特和达恩顿关于利用文本分析中的“推断”以及对“想象中的读者”的解释来判断阅读反应的可能性结果的相关思想，在第五章第三节中尝试解析1959年《学术月刊》发表的“五四”文章所潜蕴着的“可能性阅读”，尤其突出了读者的阅读行为对于“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机制性意义。的确，在很多新文化史家看来，阅读（史）也同样深刻地体现了对于“意义”的追索：“人类总是不断地在生活中寻找意义，并了解自己。如果我们能弄明白人们是怎样阅读的，我们就能懂得他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在这样一个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会同时满足了自己对意义的追求。”（〔美〕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161页。）因此，党史研究者如在今后加强搜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相关记录、笔记和心得体会等基本史料，并对其加以历史的文化分析，那么阅读史甚至更为普泛意义上的文化和知识传播史的研究，必将在党史研究新疆域的开拓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综上所述，《塑造》将“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历史脉络纳入一种内蕴宏阔的“文化”视野，注重用“文化”的观念来重新解释“五四”的历史内核，从而使该书形成了新文化史的学术风范，尤其党史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方向的发现与开拓，非常典型地再现了一些文化史家对于何谓历史的理解，他们往往不希望自己成为“复制过去的历史学家”，相反，他们的抱负是要“为某些沉默地带填充某种东西”，它们包括档案馆中的、无权者、“不能表达者”以及“日常普通性”当中的沉默地带，还要设想出“沉默地带包含着什么样的含义”，故此，“历史”在这里“呈现为一种开放的话语，其中心集中在意义问题上”（转引自〔英〕西蒙?冈恩著，韩炯译：《历史学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7页。）。就此来看，《塑造》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在历史叙述重心等方面，都已呈现与传统党史研究不同的学术与文化气象。

二、多元理论和方法的积极介入与党史研究面貌的重塑

《塑造》将对“五四”阐释史的理解推进到20世纪以降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史的深层维度，为更好地理解和思考现当代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域。这种学术成就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与新文化史研究范式有关的一系列重要理论与方法的积极介入和大胆运用，而“关注理论是新文化史最明显的特征之一”（〔英〕彼得?伯克著，蔡玉辉译：《什么是文化史》，第58页。）。这种对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开放性态度，渗透在《塑造》的基本框架和全部内容中，成为统贯全书的重要精神灵魂。

综观《塑造》所倚重的思想与理论资源，显然来自于多学科领域，而将“五四”阐释这种特定人群的社会性行为视为一种象征符号加以动态和深度的描述与分析，表明以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思想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是最为首要的思想和学术资源。尽管作者并未直接征引格尔茨的学术著作，但在论证“文化实践”与意识形态建构力量的形成之关系以及探寻阅读史研究路径等很多问题时，所引用的包括林?亨特《新文化史》、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和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超越文化转向》等新文化史经典著作，都直接受到格尔茨学术思想的深刻影响。作者对“五四”纪念仪式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多维度论析以及相关思想理论的概述，则更多地借用了自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到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再至莫娜?奥祖夫《革命节日》等学术经典中的丰富思想，而这些著作均从文化史和人类学相结合的角度，揭示了仪式行为对于集体行动和集体心态的意义，特纳甚至还被视为可与同时代的格尔茨分庭抗礼的文化人类学家。而在直接体现《塑造》的基本理论框架和学术思想灵魂的“绪论”中，其逻辑结构和内容递进则更全面地展现了与文化人类学自身具有内在联系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体系，尤其第一节“‘五四’：阐释与意义”和第二节“‘五四’的符号象征”最为集中地借鉴了以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为代表的解释学（另外的代表人物还有艾柯、保罗?利科、赫施等）、以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为代表的文化符号学等，这些理论大致都承认作为历史事件存在的历史与作为意义存在的历史存在着间距，故而必须对“意义”本身不断作出解释。总之，《塑造》对于文化人类学的倚重和借鉴表明新文化史乃至全部历史学都从中获益匪浅，“因为它们的共同目标都是要对某种文化做出解释……而且，人类学给历史学家提供了一整套有关文化研究的概念范畴”（〔美〕罗伯特?达恩顿著，萧知纬译：《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第192页。）。

对新文化史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英国社会学家汤普森的文化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理论突破作用。《塑造》运用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关于强调激进文化氛围在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基本观点，认为在五四运动期间，中国工人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实际存在，与他们参与政治示威运动并在其间“觉悟”到家国命运与自身命运的关系之间存在直接关联，这种工人群体阶级意识的历练有可能形成某种共同的、利益攸关的身份认同，“而一旦这种认同成为每个工人成员的一致观念，则预示了工人阶级的形成”（P50）。这种新的观点和判断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以往的传统历史认识。而在《塑造》中征引频率非常高的汤普森的另一本著作《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则运用深度解释学的模式和观念，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进行了独特的理论阐释，尤其揭示了意识形态对当代文化各个层面的辐射和穿透，从而在诸如理解“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之间的“解释之解释”、关于“五四”的旧文重刊和历史回忆的公共化所具备的“象征形式”以及语言或句式对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性意义的隐匿性实现等诸多主题的论证中得到了非常明显的应用和实践。

而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当代叙事理论和文化批评理论更对《塑造》的阐释理据和结构布局产生了直接影响。关于叙事与该书主题的关系，作者在全书伊始便指出，“五四”作为一种特定符号正是“各种历史叙事共谋形成的观念”（P11），而作为一种观念的构成行为，意识形态建构同样隐藏着叙事方式，它可以通过某种事件的发生来显示，可以在“事件”中表达意义和形成观念，对“事件”的过程复原便是一种叙事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叙事生产意识形态的意义，而意识形态的建构则在意义中形成”，因此“叙事并不只是文学的专利品”（P51）；当“五四”介入革命意识形态阐释史，并非仅仅呈现符号的形式意义，在蕴含意义的表达上，便从事实构成和意义构成等“两种历史叙事层面，打开了自身进入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大门”（P50）。基于这样的理论判断，作者将以往我们已熟知的历史知识纳入“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叙事框架，并加以重新组合、分析和解释，构成了诸多具有新的历史意义的整体性“故事”，型塑出异于传统党史认知架构的叙事模式。宽泛而言，《塑造》的每一章节都可以被视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故事”，其中较富典型性的“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的叙事模式是第一章所集中论述的“运动叙事”和第二章全面阐发的“文化叙事”，而在第三章关于“五四”纪念仪式的叙事视野下，1950年上海的“五四”纪念仪式更标志着“‘五四’叙事的经典模式基本形成”（P174），尤其第四节所概述的“五四”阐释的“元叙事”及其分层叙事，更直接透视到“五四”叙事的思想渊源、权力结构和未来趋向等根本性问题。除这些宏观叙事结构外，作者还概括与分析了诸如“新启蒙运动叙事”“延安叙事”等多种亚类型叙事概念，而从叙事所依恃的实现路径来看，还可进一步细化为“仪式叙事”“学术话语叙事”“座谈会叙事”“通俗化叙事”“文本争执叙事”等各种类型。

在此过程中，语言在叙事结构中的作用得到了普遍性重视，“如果把叙事理解为通过语言（包括其他媒介）来表达某种事件，那么，意识形态的各种具体表现就可能被转换为话语形式，叙事的‘事’经过话语的制作而产生意义”，“革命意识形态的各种观念，经常性地通过某种叙事话语体现出来”（P51）。事实上，在“绪论”中，作者就注意到语言—文字在意义表达过程中的不透明性，若想真正理解意识形态的意义所指，就必须揭开这种不透明性，“这正是‘五四’符号象征的分析方式的功用所在”，更何况“五四”符号的语言—文字形式并“不是毫无生气的躯壳，它同样会生产意义”（P19）。在这种理念的观照下，作者认为在“运动叙事”中所发生的中共将“国民革命运动”置换为“民族革命运动”的“命名反应”便不仅仅具有形式意义，这种本质性转换标志着意识形态建构的主体对象及其内涵的更新，并且直接带来了“五四”意义阐释的空间转换；关于“五四”的“肯定—否定”的话语分析和看似只具备修饰性的“只有—才能”语式等，都是意识形态意义建构的最通常的表达；在纪念仪式中由报章语言所汇聚而成的“革命”“胜利”“人民”“进步”“真理”等词汇海洋，都成为塑造“五四”之新时代意义的重要路径；等等。可见，以法国思想家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代表的学术思想，在作者的认识和分析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指导性作用，正如作者在引用福柯的经典论断“语言是任何想如同话语那样表现自己的科学认识所必需的一个中介”后进一步指出的那样，语言表达是意识形态建构不可缺少的关键性要素，“没有这个中介，任何的思想或理论实践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或话语制造‘认识’，掌握了话语，无异于掌握了‘认识’”（P299）。

正因为叙事要通过语言来表达，而“语言的功能是创作文本”（〔美〕格雷西亚著，汪信砚、李志译：《文本性理论：逻辑与认识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页。），所以更为细化的文本解读对于重建史实和解释历史的重要性便凸显出来，正如作者在叙说全书基本逻辑时所分析的那样，当“五四”符号的所指和能指的二元结构关系进入文化研究的版图，文本世界因符号的盘踞而充满意义结构，以至于文本的某种语言陈述、某一类话语叙述及至文本自身的存在，都可能隐蔽着意识形态的意指功能；意识形态的种种信息隐匿在“五四”文本的符号结构中，而对这种信息隐蔽性的破解，就是对于“五四”文本之意识形态意义的重新理解和建构（P22）。纵览《塑造》全书，从索绪尔到罗兰?巴尔特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文本（解读）理论和方法的运用方面承担了更为显著的角色，以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语言学当然也具有明确的文本指向性。作者运用这些理论资源，首先规约了“文本”概念的基本内涵，如“文本”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作品”，它在符号学意义上只属于“能指”，其意义是多元化的，具有不确定性和无限性，等等；而在《塑造》的具体语境下，“五四”被视为文本，在通常意义上是指作为被“语言”描述的所谓“五四”，它主要以文字符号的形式存在（P5）。由此逻辑扩展开来，一次会议、一场节目、一份文件、一幅图像、一段讲词、一曲歌声、一声口号等“都可能暗示某种意义”，“而发表社论、组织演说、策划文章、引导舆论等，也构成独特的‘文本’世界，每一种‘文本’同样是灵妙的阐释手法”（P177），如“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这个组合用语“既是一种符号，也是一种文本”（P142）、1927年中国革命的失败“就是一个经典的表征文本”（P141—142）、仪式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本身具有认知内容”的符号化巨型文本（P162）等。同时，作者通过各章节具体论述，事实上大致划分出文学文本、学术文本、通俗文本等类型，第六章第三节则着重阐述了个体性文本与整体性话语文本（集体性文本）的分际，认为在“五四”文本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力互为塑造的关系中，“五四”叙事文本只有在公共话语化之后，才能显示意识形态话语权力已被建构或正处于持续不断的建构过程中，因此，只有当“五四”阐释的个体化意识“被提升为思想共同体或知识共同体的话语形式之后，它才具备建构意识形态的能力”（P369），各种“五四”纪念研讨会论文集便是个体性文本向整体性文本转化的典范。这些论述不仅展现了“五四”文本的阔泛性和灵活性，而且确立了择取和确定恰当文本的标准，成为开展文本分析并借此阐释历史的首要前提。

“文本”因而成为《塑造》借以展开其阐述逻辑和叙事框架所仰赖的一个根本理念，全书几乎所有章节都以种种不同的方式涉及文本及其与历史和世界的关系。作者对各种文本展开精细释读和具体分析，构成了很多既有独立性又有关联性的文化史个案，其解读文本的学术功力令人印象深刻。而文本分析可以有效地打开进入历史话语深处的通道，解析更为复杂丰富的历史信息，尤其是潜藏其间的意识形态意图，如作者将同时刊登在《学习》（初级版）1951年第1卷第16期中的叶蠖生《通俗中国史话》第15节“‘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郑思远《如何向农民积极分子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这两篇在主题、内容和题材等方面完全不同的文章“都视为一种隐藏思想主旨的叙事文本”，通过“细读存在于其中差异背后的共性”，发现它们所存在的“相同的思想话语空间”以及“实现殊途同归的政治意图”，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共同的政治语境下，这两篇文章一同表达了革命意识形态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未来期待，从而实现了革命意识形态对于共同经验和共同观念的建构，“这就是为何两种不同的文本，可以在相同的意识形态场域，被视为具有关联性交流与互补功能的缘由”（P240—242）；通过对邓初民在1958年发表的纪念“五四”39周年文章内容的详细释读，指出他将“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心，立工人阶级集体主义的心”与继承“五四”革命传统想象性地对接起来，显示了五六十年代思想批判的舆论气候，左右着知识界对“五四”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关系的评论，这一时期“对资产阶级的思想批判，被看成是建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前提”（P276）；等等。当然，重新解释“五四”文本所内蕴的意义，就不仅需要考虑文本包含了何种内容，更需要考索文本在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所着力排斥的那些历史内容，这也是透视文本之本质的重要途径，如作者着重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相关部分，详细解读了以华岗《五四运动史》为代表的学术专著、若干“五四”座谈会和学术期刊等各种文本，从不同方面将胡适和陈独秀等人排除出“五四”领导权的论证过程，揭示了这种历史排除的运作机制，认为这一案例典型地再现了五六十年代“五四”被置于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二元对立关系之中并被革命意识形态重新建构的思想风向，尤其指出对“五四”领导权的争辩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上，折射的是“五四”解释话语权的争夺，而“话语权的掌控与话语权的争夺，是意识形态建构行为的关键性环节”（P298），关于“五四”历史人物的筛选、认定、评估等程序“对革命意识形态理论内涵的建构，现实意义重大”（P301）。可见，文本分析可以促使研究者更为贴近研究对象，实现历史文本与历史叙事之间的互译，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文本研究的根本任务和使命。

显而易见，文本分析有利于研究者从以往未曾注意到的视角，重新定位各种“五四”文本形成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地位和意义等问题，“互文性”（“文本间性”）理论的引入便提供了这样一种更为准确和深入的途径。互文性强调不同的能指系统在文本之间的相互介入和整合，实际上是文本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正如作者在分析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史》作为中共历史上第一本正式出版的有关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历史教材与此前多种学术著作的关系时指出的那样，任何一个文本的诞生，总要受制于相应的文化语境，总是处于其他文本话语的管辖之下，没有这样一种机制的介入，便不可能生产出新的文本，“因此，新文本的产生，意味着将自身置入了与自身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他者’文本之中”，当然，张闻天的这部著作并不是对这些“互文本”的简单复制或拼贴，“相反，互文具有意义，是因为它的过程，可以产生更具活力、深刻、独到或者其他种种不可预测的积极结果”（P215）。而第六章第三节在分析由1979年、1989年、1999年和2009年的“五四”研讨会论文集组成的四种集体性文本间的关系时则进一步指出，单独的“五四”文本“话语故事”只是自足的象征性言说形式，而一旦这种文本共存于知识共同体的话语系统之后，其所能释放的意义便成为共同语境下生产的意义，它与其他话语意义就可能产生互文关系，“尤其是在阅读反应过程中，这种文本间性的关系就无处不在”（P386）。由是言之，互文性概念的引进与实践，不仅有效地支持了对历史文化的符号学解释，而且为深入理解文本内部的结构和功能及其形成原委，使研究者释读出被文字表述所遮蔽的文本间性的内在关联，从而揭示更深层次的文化交互性影响等问题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分析工具。总之，注重通过文本来深度解析历史的内在维度，这是新文化史最基本的方法论准则，“文化研究只有在文本中或者透过文本才可能以全新的姿态……再次走进历史、社会和文化。也就是说，这一切只有在文本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因为脱离了文本，这一‘走进’只能是重蹈传统的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覆辙”（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2页。）。

综上来看，作者在《塑造》中较为充分地运用了多样化的史学思想和理论，使得《塑造》形成一种非常鲜明的跨学科性质。大致而言，文化人类学及其相关联的理论群落培育了《塑造》全书的整体研究取径和学术精神灵魂，汤普森的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意识形态分析的主要思想和理论资源，而叙事理论和文本分析则成为最为直接和具有普遍性的分析工具。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学科理论介入其间，并在具体问题的分析和阐释中得到应用。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塑造》所借用的理论框架和概念方法，大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准独立性，但彼此之间更存在着相当的重叠性或交叉性，从而在事实上体现了新文化史所仰赖的思想源流和理论结构。尤其是叙事理论和文本分析的积极介入，使《塑造》的行文风格和基本面貌存在向以叙事和解释为基础的诠释学话语体系转向的趋势，展现了历史学界所发生的“语言学转向”即关注语言、历史和解释之间的复杂关系，“它的论证策略是，通过对历史著述的话语分析，展示出它们的文本性、叙事性和修辞性”，这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意义，“这种转向把重点转到了历史学家表述了什么和怎样表述的问题上，揭示了历史语言的非透明性和意识形态性，从而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韩震、董立河：《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内容提要”页。）。这种学术风范的转变不仅赋予以往的党史知识以新的结构形态和观察视角，而且将被以往的历史叙事所遮蔽或无力收纳的历史内容和元素整合其间，故而极大地扩展了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和史料，使党史研究的视域由此拓展到对整个历史的理解和把握，有效地重塑了党史研究的基本文化面貌。

从《塑造》对新理论与方法的理解和运用的总体情况来看，作者并没有无条件地全盘接受其思想体系，而是在深刻把捉和领会这些理论与方法的文化批判精神之际，着重于汲取适用于党史研究的那些理念，并通过“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这一具体实践来检验其适用性，从而为深入理解历史学科范畴下党史研究的形成本质和叙述方式等根本性问题提供了独特的审查角度。故此，面对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者应该注重强固自身的主体意识，并时刻保持警惕的批判心态，将域外理论与本土问题相融合，不断促进新的文化理念与党史研究的有效嫁接。显然，未来的党史研究必须更加重视理论和方法的体系建设，因为它们可以提供很多透视和击穿历史的独特视角，提供哲学基石和技术支持的双重效用，从而进一步改善与重塑党史研究的学术面貌。认真地对待、学习和理解中外各种史学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思考这些作为“他者”的思想与精神资源对于加强和深化党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将不应该再存在更为艰困的时代和认知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