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梁何利基金”的设立

　　在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根据朱镕基副总理的直接指示，由我负责“何梁何利基金”的筹备工作。这项奖励基金是由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利国伟先生向朱镕基副总理当面建议并首先出资设立的。我在国务院领导的关心和指导下，参与做了一些具体工作，整个筹备过程历时9个多月。

　　1993年6月19日，大约是下午1点钟，我因事留在文化部机关食堂用餐，突然接到朱镕基副总理打到食堂办公室的电话，说他上午会见了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利国伟先生，利先生主动表示愿为内地、为国家做点好事。利先生想设立一个以教育为主、包括科技方面的奖金，奖励内地教育界和科技界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才。朱副总理要我与利先生直接联系。

　　根据朱副总理的指示，我迅速回到办公室。因为对利国伟先生很不了解，故我立即给有关的同志和朋友打电话，向他们了解利国伟先生的相关情况。他们的工作效率很高，很快就答复了我，介绍了利国伟先生及香港恒生银行的有关情况，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说利国伟先生乃香港金融界前辈，爱家乡，爱香港，心向祖国。我考虑到利先生是一位75岁的长者，又主动关心祖国的事情，于是我在当天下午大约4点钟，去宾馆看望了他。

　　在我们会晤的过程中，利国伟先生表示：他可以先拿出约1亿元港币作为设立奖金的基础，虽然钱不多，但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期引起香港实业界人士的注意和响应。他当时的构想是以瑞典诺贝尔奖为榜样，以教育界为主组织设立这个奖励基金，同时还想奖励科学技术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人。他对掌握这个奖金的受委托方已有一个初步设想，想请几所大学来筹办这件事，并点了4所学校的名。给我的印象，这只是他对这个基金的初步设想，许多细节尚需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当时对于他关注国家建设与发展的一片赤诚之心，我表示了由衷的敬佩。

　　有关会见利国伟先生的情况，我于6月22日向朱镕基副总理写了一份完整的汇报，朱副总理作了原则同意的批复。

　　此后我即与利国伟先生就此事保持着信件和电话交往。在交往中，利先生多次强调以诺贝尔奖金的形式给国内教育界、科技界成就大的人士颁发这个奖金，奖金数目可以大到100万。他说：“教育和科技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很重要，内地的教育科技人士作了很大贡献。”他对此表示敬意，并说他愿为奖励内地有突出贡献的学者做点事情，希望把奖金直接奖给学者个人，甚至说到希望帮助他们改善生活。利国伟先生对某些问题还想得很细致。如为了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服务，他建议获奖人员应当在国内有7年以上的服务年限，即获奖人不仅须具有中国国籍，而且还必须在国内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若干年。我感受到了利国伟先生的思之缜密，看到了一颗拳拳爱国之心！

　    1993年7月28日，利国伟先生来信告知，香港恒生银行的前辈、曾长期担任香港恒生银行董事长的何善衡先生，也愿意捐助港币1亿元。

　　利国伟先生还给我来信说，为了这项奖励基金的设立，他已经特地邀请国际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和我联系，一同研究设立基金的有关事宜，主要是章程、办法、管理和运营的章法。

　　不久，杨振宁先生受利国伟先生的委托来北京。1993年8月9日下午5时，我们如约在中南海武成殿会晤，双方交换了一些意见和看法。杨振宁先生也告诉我，利国伟先生很欣赏诺贝尔奖金的管理和运行办法，希望能按照诺贝尔奖金的模式设计这个他倡议的基金的管理。我当时就向杨振宁教授明确表示，并请他转告利先生：“（1）阁下暨何善衡先生倡议创设科学奖励基金，是利国、利民之义举，定当尊重两位先生关于创设基金的意愿。（2）设此奖励基金得到国务院朱镕基副总理的关心和支持。有利先生、何先生的积极倡议和合作，我们一定努力把此事办好。”

　　在这次会谈及以后的信件往来中，杨振宁先生给我提供了诺贝尔奖励基金整套的组织和运行办法，包括章程、评选委员会和基金的管理运行。

　　我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志认真阅读了诺贝尔奖励基金和国内其他基金设立的办法，研究了有关问题。当时我们就利国伟先生要设立的奖励基金，主要探讨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关于基金的性质；（2）如何保证这个奖的客观公正性和权威性；（3）如何使这项基金保持增值，至少不贬值；（4）如何使这个奖励基金有一定的组织保证，能够长期运行下去，而不至于办几年就慢慢消亡了。

　　关于基金的性质：

　　我们在探讨中首先明确，所设奖励基金会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按香港现行法规在香港设立信托委员会，全权管理这项基金。对这个基金的管理和学术的评选，要分别设立独立的机构。我们还明确了这个奖以学者为主，而不是以部门为主。其目的是奖励取得杰出成就的科技专家，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关于奖励的客观公正性和权威性：

　　为了保证这项奖励的客观公正性和权威性，应成立评选委员会。参考诺贝尔奖的做法，可设委员十五六人。委员须具备国内、国际应有的学术地位，即须确有重大成就，是国际、国内有影响、有名望的科技人士。

　　按照杨振宁先生的设想，在委员会中应聘请1/3的国际学者，以使评选委员会的视野更开阔，影响更广泛，使这个奖与国际学术活动的联系更加紧密，更有利于联系团结科技方面的国际友人。

　　我们在探讨中认为，应充分尊重独立设置的评选委员会的权威性，评选结果不受政府官员或某些权威人士个人意见的影响。权威专家组成的专业评审组提出获奖候选人之后，候选人全部要通过评选委员会的民主投票，其投票结果即为最终结果。

　　为了保证客观公正性，我记得杨振宁先生当时还提出一个办法，就是对于被推荐人、授奖的预选对象，要提前一段时间在报纸上或者某些杂志上公布，广泛听取社会意见。我们过去的官方评审，都是内部走程序，没有向社会公开。将此项奖励活动置于社会公众监督之下，也是一个进步，这种做法实际上就相当于现在的公示。

　　关于基金的保值增值：

　　为了保证基金的增值，至少不贬值，我们在探讨中商定，应在基金信托委员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基金的运作、投资和增值。

　　当时，我跟中国银行的领导联系，请他们支持。我还与利国伟先生商量，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和香港恒生银行两家为主，成立一个基金管理委员会（现称投资委员会），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行长为主任委员，由他们负责这个基金的运作，包括投资要保证增值。这两家银行都是权威性的金融机构。因为恒生有利国伟先生，中国银行是我出面，而背后有朱镕基副总理，故两家都表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后来利国伟先生还跟我讲过，他知道香港有几家专门搞投资的财务公司，可以依托他们。这样一来，因中国银行香港分行的积极参与，加之香港恒生银行经验丰富，具体操作又依托专门的投资机构，而且每年都有公证性的财务公司审计，因此多年来基金管理委员会在香港的运作成效显著。2000年5月，我在香港列席何梁何利基金信托委员会会议，得知1999年投资利率是+26.5％，这是很可观的。我回来后给朱镕基总理写了报告，朱镕基同志还批给李岚清同志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