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北京“四五八”粮食亩产目标的实现

范毓扬，北京人。1953年大学毕业后到农业部工作。1954年至1956年在北京市农林水利局任农业技术员。1956年至1958年在市委农村工作部任干事。1959年至1963年夏在市委办公厅任陈鹏同志秘书。1963年夏至1974年在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华北局监察组任陈鹏同志秘书，其中1969年秋至1974年下放到华北局机关“五七”干校劳动、学习。1975年至1982年夏任市农林科学院办公室主任、党委副书记、副院长。1982年夏至1993年任市政府农林办公室副主任，其中1986年至1991年兼任市农林科学院院长。1991年至1996年8月任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主任。1993年至1998年春任市政协委员、市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副主任。1998年8月退休。

为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力，支援工业化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56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经多次修改，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并作为正式文件公布。《纲要》对不同地区的粮食生产规定了具体指标，人们简称为“四五八”：要求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800斤。

“四五八”粮食奋斗目标的提出在当时确实是振奋人心的，我记得1957年北京郊区粮食亩产也就二百一二十斤。大家认为只要政策对头，扎扎实实埋头苦干，逐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这个奋斗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放卫星”

进入1958年，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热潮。到夏收季节，报纸上、广播中陆续报道了一些地方小麦亩产几千斤的“放卫星”高产典型。我印象最深的是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可谓当时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人们都很惊奇。

当时我在市委农村工作部工作，快到麦收的时候，市委领导同志想要看看北京的小麦到底能产多少。刘仁同志让我领着他去郊区跑了好几个地方看小麦，询问农民对小麦的估产情况。老百姓说亩产二三百斤就很好，北京的小麦过去就一百来斤，二三百斤已经是翻番了。5月底，市委农村工作部召开小麦现场会，有几百人参加，参观国营农场的小麦。那时国营农场的生产条件比较好，一方面农场实行农牧结合，为种植业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肥料；另一方面，农场有农业技术员、农艺师，农业生产技术比较好，小麦历来在郊区都是比较好、产量也是比较高的。麦收的时候，我们选择南郊农场旧宫奶牛场附近一块长势很好的麦田进行测产收割，结果折合亩产也就是600多斤，没有放出“卫星”。

1958年麦收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并分管农业工作的谭震林同志在郑州召开晋、冀、鲁、豫、陕和北京六省市农业协作会议，北京市参加会议的是分管农业的市委书记处书记陈鹏、农工部副部长常浦、农林水利局副局长杨益民和该局水利科工程师洪钟，我也跟着一起去做一些会务工作。会上六省市分别报告小麦产量，北京报了亩产130斤，以及国营农场试验的亩产600多斤，其他省份都比北京高很多。另外，会上还让报全年粮食生产计划，北京报的是争取全年实现“四五八”粮食奋斗目标，亩产超过400斤。结果北京成了倒数第一，受到了批评。

开会回来以后，谭震林亲自到北京市来指导、帮助北京抓农业生产。7月4日，他来京召开区委书记座谈会，提出北京郊区农业生产的方针是满足北京市副食品的需要，要做到丰衣足食，并提出了具体指标：要求北京郊区农业生产要站在全国第一位，明年要没有低产作物，小麦亩产千斤以上，玉米5000斤以上，谷子3000斤以上，高粱4000斤以上。并对农具改革提出了具体要求，限期10月1日前把郊区农村各种运转工具都安上滚珠轴承。7月28日，他和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来京召开市农业部分领导干部座谈会，彭真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他指出，郊区有的地方庄稼长得不好，应该承认是下游。人家谷子2万斤、3万斤（亩产），水稻5万斤（亩产），你们要组织去看看。他还要求市农业战线领导破除保守思想，跟上全国形势，使北京出现农业大跃进的局面。会后，抽调人员成立规划小组，研究编制规划。市委于7月29日召开了郊区农具改革会议，要求在8月底前各种运转工具实现滚珠轴承化。一时间，郊区农村掀起了农具改革的热潮，男女老少齐上阵，参加磨轴承。结果，由于原材料不合格、技术不过关，许多手工磨出来的滚珠安到农具上都不能用，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造成了很大的浪费。

天坛农业跃进誓师大会

1958年8月间，“大跃进”的气氛越来越浓。继小麦亩产“卫星”之后，早稻、花生、白蓣等作物都相继放出了亩产“卫星”。《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文章。大家你追我赶，唯恐落后。8月17日，市委在天坛公园召开了农业跃进誓师大会，市、区、乡、社各级干部1.5万余人参加。彭真出席大会并讲话，号召群众破除迷信，穷干苦干，力争秋季大丰收；要求干部充分发动群众，做好种麦准备，种好试验田，争取明年小麦高产，力争郊区农业站在全国最前列。会上，各郊区（县）负责人竞相争报粮食增产指标，提出大搞试验田和高产奋斗目标。有的提出，“没有低产作物，只有低产思想”；有的提出，麦地要深翻1尺到2尺，施肥153斤以上，每亩下种45斤以上，直到200斤；在当时争着“放卫星”的氛围影响下，有的甚至提出了小麦亩产“不要一二三（千斤），要四五六（千斤）”的口号。调子一个比一个高，谁也不甘示弱。

会上提出的指标和措施，显然是脱离实际无法实现的。会后，彭真即让市委办公厅打电话通知各区区委书记，会上挑战提出的指标没有经过群众讨论，不算数。要充分发动群众讨论，实事求是定出增产目标。但是在当时“大跃进”的高潮中，人们怕被戴上“右倾保守”的帽子，往往身不由己地跟风走，高指标、浮夸风也就跟着泛滥开来。

秋收的时候，通县永乐店公社曾被报道一块水稻田亩产超过了万斤。我跟随领导到现场看过，原来是在水稻快要收割之前，把周围田里的稻子移栽挤到一块田里，密密麻麻，人还可以站在上面。产量显然不实。针对这些浮夸不实的做法，刘仁同志曾在区委书记会议上说，报粮食产量一定要实事求是，如果粮食没有那么多，你胡吹瞎报，这有让老百姓饿肚子的危险。咱们鼓足干劲了，产量没有人家高，落后就落后。当年11月，市委理论刊物《前线》创刊，发刊词《站在革命和建设的最前线》中明确提出，“既不能右倾保守，也不能单凭主观的热情，盲目地蛮干”，“不能凭灵机一动的‘本能’办事，不能按照片断的材料和表面现象办事，更不能像风筝、氢气球一样，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总之，不能违背客观规律，任意乱干”。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恰似一副清醒剂，对教育干部、减少工作中的失误发挥了积极作用。

调整政策 科技攻关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泛滥开来的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瞎指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遭到破坏，使得农产品短缺，市场供应紧张，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加之1959年遭受洪灾，1961年又遭干旱，郊区农业生产连续减产。与1957年相比，1960年粮食总产量下降29.3%，蔬菜亩产量下降43.9%，全年交售商品猪数量下降24.3%。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于1960年11月间相继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人们简称“十二条”）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整顿人民公社。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又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北京市委按照中央的部署，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深入调查研究，调整农村政策，系统培训农村各级干部，加强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把农村工作放在突出的位置，紧紧围绕恢复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开展各项工作，并由彭真同志、刘仁同志亲自抓。

经过紧张有序的工作和各级干部、广大农民群众的艰苦努力，到1962年下半年，北京郊区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当年11月，市委三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郊区当前农业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以农业技术改革为中心，迅速把郊区农业推上新的发展阶段，力争在7年左右的时间，建立起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的基础，全面发展农业生产，争取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耕地平均亩产400斤的指标。市委要求加快农业科技的研究和推广工作，利用一切能够利用的科学成果，充实科技力量，培养人才，壮大农业生产战线的科技队伍。当年底，市委、市人委又召开全市农业工作会议，进一步作出部署。

会后，全市有关部门积极行动，大力配合，采取措施，加强农业科技工作。首先，在中央有关部门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帮助下，市委吸收各方面的专家去调查研究，制定了农业技术改革规划（草案）。其次，充实、加强农业部门的专业技术力量，增加分配到农业科技机构的大学毕业生数量，并在郊区各区、县建立农业科技办公室。最后，聘请专家、教授分别成立了市小麦、养猪技术指导小组，深入生产第一线指导生产技术工作，积极开展农业科学试验和技术推广工作。1963年，市、区（县）农业科技部门与国家在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协作进行试验研究的项目达769个，并在郊区建立起一批试验基地。市科委还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制定了《1963年—1972年北京市农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针对郊区农业生产中面临的突出问题，规划安排8项重点科研任务。

1964年2月，北京市第一次农业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市、区（县）各级领导干部、专家、科技工作者和农民代表共700多人。会议要求各级领导要把群众的革命干劲引导到科学实验上来，采取“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的方法，开展农业科学试验工作。

这一时期，农业科学试验活动在郊区蓬勃展开，有效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市委、市人委为多种、种好小麦，促进粮食生产发展，于1963年提出，力争郊区实现种植100万亩水浇地小麦，平均亩产达到300斤。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市委采取领导、专家、农民三结合的形式，组织在京中央科研院所、农业院校的专家教授和市、区（县）农业科技人员协同开展科技攻关。通过多专业协作，分区、分县、分乡、分片，在郊区形成了一个有几十个基点的科学实验网。这是全市首次组织的农业多学科、大规模的科技攻关项目。经过3年努力，于1965年实现了预期目标，郊区小麦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当年全市小麦面积扩大到160多万亩，平均亩产228斤，总产3.7亿斤，分别比1962年增长82%、153%。与此同时，郊区粮食作物全面增产。到1965年，郊区粮食总产量达到23.8亿斤，比1960年增长一倍，平均亩产达到420斤，实现了《1956年到1967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亩产400斤的目标。同时，菜、肉、奶等副食品生产也大幅度增长，加大了对首都市场的供应。农业生产条件也有很大改善，农村用电量、农业机械拥有量、化肥施用量成倍增长，灌溉面积增加到368万亩，占耕地面积的56.5%。郊区农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回忆这段历史，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搞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又必须老老实实地按照客观的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办事，制定明确的目标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脚踏实地前进；切不可凭主观想象、一时热情，脱离实际、盲目蛮干。由于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在“大跃进”中急于过渡、急于求成，导致“五风”泛滥，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力。本来大家想发展快一点，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结果却受到了客观规律的惩罚，农业大幅度减产，城乡人民挨饿，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受到重大损失，这个沉痛的教训要铭记在心。

原载：《北京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