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京汉铁路工人帮口组织的利用和改造

摘要：帮口组织是中共在京汉铁路组建工会时遇到的一大障碍。为消除这一障碍，中共对帮口首领和工人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方法，逐渐消除了工人中的帮口观念，增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爆发，既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一次展示，也是对中共创建初期帮会、帮口政策及策略的一种检验。大罢工的失败，一方面反映了游民阶层的社会特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相关政策及策略尚且存在缺点与不足。

关键词：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工人运动；帮口；帮会

近代中国革命与帮会、帮口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关于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90多年来，学界已进行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铁路工人中广泛、长期存在的帮口组织，曾是中共在京汉路开展工运工作的一大障碍。这一问题，已引起部分学者的注意（如周建超的《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蔡少卿的《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王永玺的《浅析行帮、会党与中国工会运动——也评六卷本〈中国工人运动史〉与此有关部份》（《工会理论与实践》2000年第3期）、孔凡军的《党在创立时期对帮口和会党的政策与策略》（《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军的《秘密社会与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求索》2005年第1期）、韩振国的《中国共产党在工人运动中对帮会的利用与改造》（《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等均注意到中共与京汉铁路工人中的帮口问题。），但学界并未对此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那么，京汉铁路工人中的帮口组织状况是怎样的？中共在发动和领导这次大罢工中如何破除帮口组织这一屏障？本文拟详细解剖中共与京汉铁路工人中的帮口问题，以期深化对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及中共早期工运政策的认识。

一、京汉铁路工人帮口组织概况

帮口是晚清以来在城镇中按地域关系结成的一种劳工互助集团、帮派，是同乡会性质的地方主义组织。近代以来，战争频繁、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及城市的兴起等原因导致大批流民涌入城镇，寻找就业和生活机会。据统计，1923年中国城镇约有劳工500余万人，其中近代产业工人约有200余万人，铁路工人约有11余万人（徐协华：《铁路劳工问题》，东方书局，1931年，第165页。），大量产业工人的形成为帮口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近代工业集中的城镇、交通要道等处，帮口组织广泛存在，京汉铁路亦然。

（一）地域来源

20世纪20年代初，京汉铁路已有工人2万余人。工人中帮口林立，大多以地缘祖籍来划分派别。当时，京汉铁路工人中主要有福建帮、湖北帮、江南帮、安徽帮、天津帮、山东帮等帮口组织。长辛店、郑州及江岸车站是京汉铁路的三个中心段，这三地均设有铁路工厂，铁路工人较为集中，帮口组织也较为复杂。

京汉铁路帮口组织问题最为突出的是地处武汉的江岸车站。武汉位于东西南北要冲，素称“九省通衢”。自1861年汉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武汉遂成为商品集散、加工、转运的中心。至1920年，湖北产业工人已有近30万人，多集中于武汉，武汉成为仅次于上海的工业城市（湖北省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工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内部资料，1983年，第92页。）。交通便利、工商业发达，使武汉成为著名的码头城市和移民城市。近代以来，武汉一带帮会、帮口组织活动炽热，“上至官府、下至里弄，从工厂码头到摊贩商店，从赌场戏院到澡堂妓院，无处不留下秘密结社活动的踪迹”（皮明庥主编：《武汉通史·晚清卷》（下），武汉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工人中的江湖气、行帮色彩非常浓厚，帮会、帮口之间的矛盾也错综复杂。在京汉路江岸车站，约有3000多名铁路工人。这里主要形成了福建帮、湖北帮和江南帮，帮与帮之间经常发生矛盾，甚至发生械斗（《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1集，工人出版社，1983年，第109页。）。

郑州是因铁路修建而扩展起来的城市。在铁路未修建前，当时的郑县没有现代工业，商业亦不发达。随着京汉、陇海两大铁路的开通，郑州成为中国两大铁路干线的枢纽和中原地区农产品集散、转运及工业品转运中心。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郑州人口也大为增加，其中最先增加的是大量的铁路工人。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后，郑州境内修建了郑州机务修配厂、郑州电务修理厂等几个铁路工厂，工人数量逐渐增多；到1919年，郑州的京汉铁路员工已有900余人。这些早期的郑州铁路工人多数来自外省。以1920年左右的京汉铁路车务总处驻郑州段为例，该段共有员工81人，其中除7人籍贯不明外，有65人来自外省，2人来自法国，来自河南的仅7人。（刘永丽：《论郑州城市人口的变迁》，《二七》2012年第1期。）随着陇海铁路郑州段的开通和豫丰纱厂在郑州的兴办，郑州火车站一带逐渐繁荣，铁路工人、家属和纱厂工人等近3万人将郑州的面积和人口各扩充了1倍（赵富海：《百年郑州大移民》，《二七》2011年第1期。）。郑州车站的工人帮口组织地域来源较为复杂，这些来自各地的铁路工人和纱厂工人结成了湖北帮、天津帮、上海帮、彰德帮、开封帮、朱仙镇帮、郑州帮以及汲县同乡会等帮口组织（王宝善主编：《郑州工人运动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页。）。

京汉铁路其他车站也同样存在着帮口组织，但不如江岸、郑州车站突出，主要是因为这些车站所在的城镇近代工业不甚发达。如长辛店车站虽有3000多名铁路工人，但帮口组织远不如江岸车站突出。尽管如此，早期长辛店铁路工人为斗争需要，也曾以同乡关系形成过一些帮口组织，如“定州派”“天津派”（《北方的红星——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六十年》，作家出版社，1960年，第9页。）。此外，还有德州帮、本地帮等（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114页。）。又如彰德车站，来自湖北、安徽、江苏等地的工人较多，形成了湖北帮、安徽帮及江南帮等（陈素秀主编：《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924页。）。

京汉铁路工人常按照相同或相近的地域来源聚居在火车站附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留着来源地的生活习俗。以江岸车站的福建籍铁路工人为例，他们大多居住在车站附近的“福建街”，房屋大多是福建式的小木屋或两层的小木楼（郑州大学政治历史系：《“二七”大罢工斗争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84页。）。又如彰德车站，来自南方的铁路工人居住在车站附近的“蛮子大院”（陈素秀主编：《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史料汇编》，第924页。）。来自同一地域的铁路工人聚居在一起，克服了南北地区因方言、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所带来的困难和不适感，但也造成了南北方工人之间的隔阂和疏离。

由上可见，京汉铁路工人中帮口林立，车站所在城镇的工业越发达，帮口组织问题就越突出。京汉铁路上的技术工人大多属于外来人口，其来源地一般是近代工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如福建、湖北、天津、江浙等地。这种地域性工人群体的集聚增加了集体行动的可能与风险。

（二）帮口首领

地域帮口首领一般都是“有权有势”的同乡人，在京汉铁路，则通常由一些技术好、威望高的工匠担任（武汉市总工会工运史研究室编：《武汉工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内部资料，1984年，第30页。）。他们的生活标准、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中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普通工人好得多（《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8页。）。一般来说，他们在工人中有很强的号召力。如湖北帮帮首杨德甫，湖北宜昌人，曾到日本留学。他在江岸车站因工龄长、手艺好、徒弟多而享有较高威望。福建帮首领林祥谦则以热心助人而深受工人爱戴，“每遇同乡同事有缓急之需，常典当衣物帮助人，济困扶危，乐善好施。尤好为人打抱不平，每遇强暴凌辱穷苦人民，必挺身而出，仗义执言，虽花钱费力在所不计”。（《包惠僧回忆录》，第115页。）这些帮口首领在组织铁路工人与路政当局作斗争，维护工人权益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领导作用。

帮口首领自身也带有较多的落后性。他们的社会关系一般较为复杂，与政府、政党及资本家等常有联系，有些帮首甚至和其他秘密帮会组织也有密切联系。如湖北帮首领杨德甫，曾是同盟会会员、湖北工团联合会领导人，又先后加入过中共及国民党。又如湖北帮另一首领周天元，曾是洪帮小头目（《包惠僧回忆录》，第405页。）。因对同帮工人有较强的控制力，帮口首领很容易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

（三）组织状况及主要活动

帮口组织就其产生机制而言，是社会失控的产物。京汉铁路帮口组织成员主要是破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游民，包括技能工人、半技能工人、无技能工人等，他们大多是地位不高的弱势群体。

各帮口组织通常有“会馆”或“公所”作为活动场地，主要为同乡人提供各种帮助——调解争端，使同乡人免受外人欺侮，帮助寻找工作等。如福建帮在江岸建有福建会馆，二七惨案后福建籍遇难工人家属曾到这里寻求帮助（《京汉路工潮之汉口惨剧详记》，《大公报》1923年2月12日。）。湖北人在郑州车站设有湖北会馆，当时的郑州铁路扶轮小学就设在此处（多化良：《铁路职工夜校的时代囧响》，《二七》2013年第1期。）。

工人们加入帮口组织主要是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当时，工人获得工作机会，大多依靠同乡或亲戚的介绍，“凡某乡人数在某区某业中占有地位后，往往会尽力吸引同乡邻里或亲戚故旧，前往工作”（何德明：《中国劳工问题》，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210页。）。例如，最早到达江岸车站的铁路工人中有一批是来自福建马尾造船厂的（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编：《中国铁路工人运动史大事记（1881—1949）》，内部资料，1988年，第16页。），在他们的介绍下，京汉铁路的福建籍工人逐渐增多，并形成了福建帮。福建帮帮首林祥谦就曾在马尾船厂当钳工，后通过在京汉路工作的妹夫周连城和几位同乡的介绍，林祥谦及其父亲、弟弟先后来到京汉铁路工作（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委会、福建省民政厅编：《福建革命烈士传》（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这种通过同乡或血缘关系获得工作的方式，助长了地域帮口组织的形成及工种、行业的地域性垄断。帮口组织使这些背井离乡的工人在经历了生存环境的急剧变化之后，能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和亲切感。然而，帮口组织毕竟是狭隘的地域利益集团，工人在同帮之间尚能讲义气、互相帮助，但当帮口或个人利益受到别帮侵犯或威胁时，帮口之间就会发生纠纷，甚至械斗。整体来看，帮口组织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

帮口组织成员众多，是一支巨大的社会势力，常成为各个政治派别或利益团体拉拢利用的对象。因此，中国的工人运动常常带有政治色彩。美国人赫奇斯在当时即注意到这一独特现象：“惟今日中国之劳动运动，与西方有一不同之点，即其中含有政治性质是也。美国之劳动界，除国际工党外，其他劳动风潮，纯粹为经济性质，为劳资间之一种问题。中国则容易牵涉政治问题，即如京汉铁路罢工，即带有政治色彩者。”（《美人论中国铁路工潮》，《申报》1922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