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前中美秘密渠道考察

摘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两国出于战略接近的需要，共同开辟了以高层、秘密为特征的沟通渠道。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首脑的信息传递和在巴黎、纽约举行的秘密会晤，中美两国传递了改善关系的确切信息，完成了基辛格访华、黑格访华、尼克松访华的实际安排，经受住了南亚危机的初步检验，推动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其他中美沟通渠道相比，本文所考察的秘密渠道之所以能够成功运转，源于国际背景的变化、国内政治的影响和信息传递者的选择等多重因素。在秘密渠道的中美互动中，中国展示了高超的外交艺术。

关键词：秘密渠道；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信息沟通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20年里，中美两国总体处于隔绝、敌对的状态，只有在华沙进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一项官方正式沟通渠道。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的突破性进展并非经由华沙渠道实现，而是通过两国领导人构建的一些非正式的秘密渠道，即由第三国中转和彼此小心翼翼试探而完成的。现有研究成果已经在对单个秘密渠道的考察和运用美方档案解读美国政策方面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讨（参见郑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基斯坦渠道》，《史学集刊》2008年第3期；郑华：《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的巴黎渠道》，《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栗广：《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纽约渠道——以新近披露的尼克松总统安全档案为依据》，《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4期；朱明权主编：《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6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等。）。但推动中美关系缓和的沟通任务是多条秘密渠道共同承担的，实现中美两国的接近也是双方领导人共同作出的战略选择。所以在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的背景下探讨这个问题，既要把几条渠道当作一个整体，将它的发展阶段和各渠道间的关系表述清楚，也要弄清中美两国的战略考虑，以及双方通过秘密渠道进行的斗争与合作。本文拟运用一些新近出版、公开的年谱、档案、回忆录，对尼克松访华前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巴黎、纽约四条渠道的建立、运作、信息传递内容、相互关系及其发挥的作用进行具体考察，兼及中美两国以秘密渠道为载体进行沟通的互动过程。

一、秘密渠道形成的缘起

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剧烈变动。美苏争霸态势改变，陷入越南战争的美国实力有所削弱，苏联则在军事上缩小了与美国之间的差距，开始转守为攻。中苏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断扩大，以至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国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新力量。

此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已开始从“文化大革命”初期激进、混乱的状态逐渐向务实、稳定转化。中国外交机构的正常秩序得以初步恢复，中国领导人也对国际形势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看到了美苏联手、南北夹击可能带来的威胁。事实也的确不容乐观，苏联正通过集结重兵，联络蒙古、印度等从北部、西部和西南部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而美国则在继续越南战争的同时，与日本、韩国、台湾一起，从东部和东南部威胁中国大陆地区的安全。1969年2月9日，毛泽东委托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老帅“研究一下国际问题”。他自己则表示：“缓和一点好，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0、237页。）

虽然由于自力更生的气魄和三线建设等准备，中国不惧怕打世界大战，但睿智的政治家能从看似不利的条件中发现新机遇。毛泽东等领导人清楚：在中、美、苏三角关系中，不仅中国在力图避免两面作战，美国和苏联亦然。美苏有勾结，但争夺也激烈。“光看到勾结，看不到争夺，有些问题就不能解释。”（《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34页。）“美国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护，苏联要扩张，这个没法子改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38页。）所以毛泽东从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高度出发，明确提出要利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争取一霸”（《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41页。）。争取哪一霸呢？四位老帅作出了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判定，指出苏联“对我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大”（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第15页。）。毛泽东认同这个观点：“跟苏联打交道这个事相当难。我们过去对苏联也有幻想，比如赫鲁晓夫初期我们还是寄予希望的，后头呢？就丧失了信心。”（《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44页。）周恩来也有倾向性：“尼克松比勃涅日列夫头脑要稍微冷静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中美接触是需要的”（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连载二）》，《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5期。）。而且从越南战争发展的情况看，美国在极力避免出现第二场朝鲜战争，并不想同中国打仗。

那么，中国可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四位老帅认为“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方针可以参考。毛泽东也看到了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被动位置，并初步判断出其改善对华关系的要求。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指出：美国要顾及美洲、欧洲、亚洲等多处利益，“处境相当困难”，“是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大了”（《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580、582页。）。就中美关系而言，通过仔细阅读美国新当选总统尼克松的文章和竞选材料，毛泽东认为：“尼克松上台后可能有些变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229页。）他还请周恩来等人阅读这些材料，并指示1969年1月28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在这份演说中，尼克松微妙地表达了与中国减少敌对、扩大友谊的意思。《人民日报》的刊载实际上暗示了对美政策的新思路。不少人看出，“美国总统的讲话还从未受到过如此重视”（〔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02页。）。

美国也意识到改善对华政策的战略意义。无论是为了减少海外的军事卷入，特别是从越南战争中脱身，还是在对苏竞争中重获优势，建立稳固的国际新格局，美国都要处理好对华关系。尼克松不赞同美国传统对外政策中将欧洲完全置于亚洲之上的模式，更强调亚洲的重要性冷战爆发最初的20年，美国之所以将欧洲置于亚洲之上，一则因为若干欧洲国家的传统大国地位及其与美国的密切联系，二则因为与苏联争霸的需要，美国认为苏联的力量和战略重心都在欧洲。但尼克松在《越南后的亚洲》一文中列举了若干事实来说明亚洲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包括美国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在亚洲进行了三场战争、现代运输和通讯愈加发达，以及二战以来亚洲飞速变化等。。在亚洲，中国的态度不仅影响着越南和谈的进程，而且关系到朝鲜、南亚、台湾海峡的局势。尼克松在对外政策报告中指出：“我们朝着改善同北京的实际关系的方面采取我们所能采取的那些步骤，那肯定是符合我们的利益。”（《尼克松妄图挽救美帝急剧没落的危局》，《参考消息》1970年2月21日。）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是其寻求对华缓和的坚定支持者，也是他构建秘密渠道的主要助手。基辛格一贯强调多极均势，认为“在华盛顿、北京、莫斯科之间微妙的三角关系中”，中国是可以遏制苏联的战略力量，要在对苏竞争中形成“新的世界均势”，就要接近中国（〔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译：《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209、89页。）。而根据美国中情局的评估，苏联越来越取代美国成为中国“主要的军事威胁”（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叁），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第544页。），这就为美国接近中国提供了可能。事实也说明美国以往对华遏制政策没有达到预期，中国不仅没有屈服于美国的打压、封锁，反而于1964年10月成功试爆原子弹，成为正在崛起的核大国。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既“能够在大陆上实施大规模的地面战斗”，又“有相当的能力在远东国家中进行宣传和发动政治攻势”（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叁），第470、471页。）。所以尼克松认为，“必须设法促成变化”，以改善僵化的中美关系，基辛格也“愿开始同共产党中国对话”（〔美〕亨利·基辛格著，陈瑶华等：《白宫岁月》第1册，第209页。）。

虽然两国都有缓和关系的意愿，但并没有合适的接触渠道。双方当时唯一的接触渠道——华沙大使级会谈，已于1967年3月暂告中止，之前也由于美国“拖而不谈”的态度而处于僵持状态，未能在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如今，即便重新启用华沙渠道，它也已经不适宜承担沟通接触的重任。一方面，拘谨的形式和大使间事务性会谈的层次限制了谈判效果。中方对美方提出的问题“只允转达，不作任何表示”（骆亦粟：《中美关系解冻的开端——最后两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百年潮》2008年第4期。）。美方“大使在会上念发言稿；他所得到的回答无疑也是这一类文稿”，“需要时间而且毫无进展”（〔美〕亨利·基辛格著，吴继淦等译：《白宫岁月》第2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881页。）。尼克松形容他的外交人员“会让谈判胎死腹中”（〔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17页。）。另一方面，华沙会谈的存在已为人知晓并备受关注，不可能留给中美两国既微妙试探又充分交流、最终增进理解和信任的空间。以美国为例，“尼克松的每一个步骤都要向国会的20多个议员通报”，还要向其他一些国家、地区介绍情况（〔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第209页。）。而美国政府内部对华政策意见并不统一，尼克松的想法“没有完全被其他政府人员和很多美国人所分享”（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以下简称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6, doc.28, p.75.）。如果消息泄露，反对派可能会加以阻挠，而支持对华和解的官员也可能先一步通过其他途径摘得硕果，抢了尼克松希望已久的、完全由自己开创外交新局面的风头。

为避免上述问题，新开辟的渠道必须有两个特征：高层、秘密。尼克松在1969年上台伊始就表示，“探索和中国接触的途径”“应该私下进行”（FRUS, 1969-1976, Vol.XVII, China, 1969-1972, doc.3, p.7.）。几乎同一时期，陈毅也提出一个“不合常规”的设想：“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的会谈，协商解决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和有关问题。”他甚至准确地预见到：“如果我们不提，我估计美国也会向我们提出类似的建议。”（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的研究和建议》，《新中国外交风云》第4辑，第28页。）但是，对于20多年来一直相互敌视的中美两国而言，“找一个中间人甚至是做一些简单的事情，例如起草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需要传递的信息，都是相当难的”（周建明、王成至主编：《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解密文献选编（1945—1972）》第2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874页。）。这个过程中，甚至出现了美国驻波兰大使小沃尔斯特·塞斯托尔在华沙科学文化宫不顾礼仪风度，追逐中方外交人员的一幕。好在通过一系列尝试，双方终于建立起了理想的信息传输秘密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