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期文化建设与发展史的几个问题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关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具有时代特征的思想，依历时性顺序依次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一元主导与多元共存的问题、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路径与体制问题、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由一元一体化的文化形态转型为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雁阵”式文化格局；中共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大文化体系的态度既影响也反映着文化的发展与变迁；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到“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反映了中共中央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思想道德建设的认识不断深化与聚焦。

关键词：文化转型；文化自信；道德建设；价值追求

“文化”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是社会科学领域一个似乎能说清楚一二但又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项的概念。本文是在与经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意义上使用“文化”的。当然，即使在这种意义上使用文化，文化史包罗的内容也十分丰富乃至繁杂。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等所谓“精英文化”自不必说，大众文化、民间习俗亦是重要的考察对象，特别是从“眼光向下”“由阁楼走向地窖”的社会史研究视角来看，它们更能反映社会文化的变迁；体现为著作、作品的文化成果要考察，反映文化变迁的文化论争、文化运动、社会思潮等更要考察；物化为文物、文字、音像等形式的文化成果要考察，非物质的风俗、心理、心态等亦不应遗漏；等等。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史非有深厚的研究积累、独特的研究路径、独上高楼的境界与视野，实难写就。因此之故，本文只将研究内容定位于中共领导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历史沿革等方面，并按照中共党史学界的传统，着重考察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认识和方针政策的演变以及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总体状况等。由于中共长期执政的现实以及由此带来的中国制度与体制的特性，研究上述问题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史来说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史，学术界、理论界已有一定研究，但大都局限于个别方面或专题性研究，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研究少，整体性的宏观研究较为粗放甚至有些大而化之、浅尝辄止之嫌；聚焦于具体问题的个案研究成果亦有，如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新儒学思潮等，但点面结合好、既有高度又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少见；对于中共领导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历程，描述性研究多，深入客观的研究少，具体问题或分阶段的研究多，综合性系统研究少。若以研究成果的呈现形式看，则是论文多、专著少，时间定位于改革开放时期且为整体性的综合文化史研究著作或者中共领导文化建设与发展历史的著作尚未面世。这一研究状况和改革开放史只有30多年，距离现实切近甚至本身就是现实有关。历史研究毕竟需要正当的时间距离。虽然存在重重困难，但研究依然需要而且可能。细究起来，还有些独特优势，即没有古代史甚至近代史以及外国史的那种隔膜感，换言之，研究者更容易理解、更容易进入改革开放史。那些历史场景、历史人物、思想思维、理论学说刚刚过去甚至还强势地存在，它们无须构建也无须想象。亲身感受或类亲身感受对于理解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可以理解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史包括改革开放时期文化史的研究与书写，不但可能而且有着特殊价值。总体上看，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史包括党领导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历史研究还是一个新领域，并且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讨论，例如历史的主题与主线、演进轨迹与内容结构等。鉴于此，本文也只能就某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加以初步言说，以抛砖引玉。

一、从“二为”方向到“文化自信”

中共长期执政的特定国情决定了中共对待文化的立场和指导思想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特殊重要性，这里所言的立场、指导思想主要指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作为“支援意识”、理论基础而存在的基本不变的认识，即源于马克思主义且为历代中共党人所尊奉的看待文化本质与功能的基本结论，概言之，即决定论、能动论、阶级论——文化作为上层建筑决定于经济基础，同时反作用于上层建筑的其他部分和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里，文化是有阶级性的，一般来说，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在文化领域也占据统治地位。这一认识和结论对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共的文化观念同样具有指导思想的意义，但真正能体现时代特色的自然不是它们，而是下述思想、理念和态度。

第二，基于历史经验和时代体认，对文化建设与发展产生了更直接推动作用的基本思想和指导方针。依据历时性顺序，依次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一元主导与多元共存的问题、文化发展繁荣的基本路径和体制问题、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问题。进一步言之，改革开放之初，困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且发挥过巨大历史作用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化从属于政治等理念，对新中国建立后迅速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迅速完成由旧文化向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转型起到了巨大促进作用，但也导致频繁的文化批判、文化创造与传播中的诸多清规戒律、文艺作品的概念化公式化、思想与学术的沉闷教条以及日趋严重的文化泛政治化和泛意识形态化，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从放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理念开始，调整中共看待文化的基本态度，一言以蔽之，即文化不能从属于政治，也不能脱离政治（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主管科技、教育，即倡导学术观点“百家争鸣”。1979年，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重倡“百花齐放”，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13页）不久，他更明确提出：“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个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55页）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根本指针。新的“二为”方向实际上也是整个文化建设的指针，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共中央在文化建设与发展指导思想上的重要调整。）。

换言之，既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双百”方针是愿景，四项基本原则是政治底线。事实上，邓小平在文化与政治关系问题上的认识调整，其主要意义是给文化“松绑”，即将文化从政治战车上解脱下来，给予其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从而为文化走向活跃和发展打开了大门。有了文化与政治关系方面的上述认识，过去长期困扰文化发展的诸多老大难问题终于得到解决，或至少不再具有以往的严重意义，例如文艺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问题，学术艺术问题与世界观问题、政治问题常常混淆，等等。这些问题在过去并非没有认识，也并非没有试图加以解决，例如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前后，60年代初纠“左”以及调整社会政治关系时期，但时间短、原则谈论多（虽具有针对性但多属常识，甚至在正常社会条件下无需大费笔墨加以讨论）、具体办法少，而且之后是更猛烈的反弹直至“文化大革命”。除政治大环境、制度体制原因外，从主观认识上讲，文化从属于政治的理念根深蒂固便难辞其咎。进一步言之，这一理念的前提存在，问题就存在，即使从理论上设想解决之道，但实际效果也微乎其微。而前提一旦消失，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在文化与政治关系上的认识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意义是巨大的。

进入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社会阶层与利益的多元化以及人们价值追求与审美偏好的多样化，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文化建设与发展问题上提出了“精神文明重在建设”“以立为本”以及“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等基本方针 （参见《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533、1534页；《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页。）。这一方针提出的历史背景是，改革开放后的文化与政治不再绑在一起并肩作战且有主（政治）有从（文化），而是拥有了各自的独立空间，但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与政治之张力关系的认识和处理还不可能很快到位，或执政者对文化思潮和思想前沿的政治反应过度，或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借文化作品干预政治，结果造成极左的文化理念和作法在整体上被理性地否定和抛弃，但在具体的文化评判、文化论争中，带有“左”倾色彩的思维与作法又时常浮现。而每一次影响较大的文化论争，如围绕电影《苦恋》、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争等，无论其方式还是效果，无论引发者、参与者还是终结者、旁观者均不满意。正是由于这方面经验教训的积累，进入90年代后，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提出了不搞“无谓的争论”“不搞大批判”“正面引导为主”“以立为本”“重在建设”等方针。至于“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更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实的与时俱进精神的体现，它继承了“双百”方针，又体现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主旨和方向。必须肯定，上述方针对于中共进一步告别旧的理念和作法，面向时代，面向现代化，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与繁荣之路具有积极意义。

世纪之交，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发展，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中国总体上实现小康。在温饱有余且走向更加富裕的历程中，民众的精神需求日益增长。然而，文化创造和传播在内容和形式以及产出总量和层次性方面，都难以满足现实需要。与此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不同文化或文明间的交流交融交锋日趋频繁，文化与科技的结合日趋紧密，文化的经济功能日趋凸显，国家实力的竞争愈来愈包含着文化上的竞争，发达国家纷纷将文化产业作为全球扩张和传播西方价值观的利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的论断，2002年中共十六大指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页；《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如果说邓小平的主要贡献是解决了文化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江泽民的主要贡献是彻底告别传统的“大批判”方式、确立“以立为本”的主导思想，解决了一元主导与多样化发展的关系问题，那么，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制约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了。因为，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一元主导与多元共存的关系等问题，只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理念和思想约束。换言之，思想理念观念的约束解除了，而更直接更具体也更有力的约束——体制机制还没有真正触动。对此，中共中央早有认识，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就明确提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61页。）。然而，改革方案却了无踪影。究其原因，一方面，文化承载着意识形态，具有特殊的敏感性和重要性，“文化资源国家化”、“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社会效益压倒一切等理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的国家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路径选择尚不清楚。借鉴发达国家的作法，需要时间调研和了解，且不同制度间的意识形态对立，不得不使该方面的借鉴格外谨慎。及至世纪之交，上述问题逐步得到解决。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十五”计划建议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问题。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一手抓文化事业、一手抓文化产业这一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战略思想。有了这一思想，文化体制改革的战略方向便明确了，中共十六大也才要求“抓紧制定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32页。）。翌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召开，确定了试点地区和单位。根据相关学者的已有研究，就宏观进程而言，文化体制改革按照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循序渐进、逐步推开的方针，围绕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等四个关键环节，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试点、探索阶段，从2003年6月到2005年12月。2003年6月，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北京、上海、浙江、广东、深圳、丽江等9省市和35家国有文化单位开展试点工作。二是扩大试点、由点到面阶段，从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到2009年8月。中央要求北京等综合性试点地区率先将改革全面推开，除新疆、西藏以外的其他省、区、市都要确定本地的改革试点地区和单位。三是加快推进、全面展开阶段，从2009年8月至2012年底。2009年8月，中央在南京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文化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推开、全力推进的新阶段。同月，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中国第一个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标志着发展文化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按照中央的部署，出版、发行、电影、文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在2012年以前基本完成。（就文化体制改革研究而言，成果最多的是现实对策性研究，主要来自经济学界；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历史进程的研究虽然成果不多，但基本线索和主要问题已经梳理得比较清楚。综观学界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史的研究，会发现两种改革历史的言说：一是仅指新世纪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二是包含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改革。之所以出现这一状况，原因在于新世纪之前的文化体制改革局限于外围和浅层次上，如大量削减国家财政供养的艺术团体，实行“双轨制”（即一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二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以及借鉴经济领域的作法搞承包、“以文养文”等。上述举措与日后的改革相比确属零打碎敲、“边缘革命”，算不上真正的改革。但是，从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出发，新世纪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一个预备和热身阶段应该纳入研究视野。因为，一方面，外围或浅层次的改革已延续20年，其原因和带来的问题必然与新世纪的改革关联在一起，值得发掘和研究；另一方面，20年的改革无论在理念还是体制上，毕竟冲击着文化资源国家化的思想和作法，毕竟认可了文化产品有商品属性和市场属性，从而在旧文化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或一扇窗户，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风景。当然，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体制改革还是从新世纪开始的。就目前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史研究而言，一是描述性且粗线条的描述成果居多，深层研究欠缺，鲜见党史或国史学者有深度的专门研究；二是言说集中于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原因是文化产业的迅猛发展是文化体制改革的最大亮点，文化体制改革的三阶段亦主要据此划分。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历程言说少，论及者多从成就角度入手，如广播电视覆盖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文化场所免费或低费用开放等，或者粗略概括文化事业单位在人事、社会保障、服务方式等方面进行的改革，抑或个案介绍如购买文化服务，但少理论分析、少历史沿革梳理。）文化体制改革包括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面向市场，发展文化产业，以满足民众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以文化事业单位为骨干、国家财政为支撑，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文化体制改革极大地释放和激发了文化创造与传播的活力。有资料显示，在改革启动后的10年间，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在15%以上，超过同期GDP平均值6%至7%；到中共十八大前后，从国家到行政村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经建立，广播电视覆盖率达97%。在短时期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得益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二分的发展战略和路径选择，得益于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刀阔斧。

中共十七大提出增强文化软实力和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反映了中共中央在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对综合国力的更全面认知，对文化战略地位与作用的新认识。文化强国建设是一个长远目标，其间自然包括阶段性任务或问题的判断与解决。在中国改革开放走过30多年之后，中国国家实力和民众生活有了巨大提升，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正处在由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时期。然而，与经济或物质上的巨大成就相比，文化发展显然滞后，这种滞后无论从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还是从话语体系、无论从国内民众精神需求的满足与导向还是从国际影响力而言均能窥见。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然而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却与经济实力不匹配；中国经济在全方位开放中引进来与走出去交相辉映尤其是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大，然而中国文艺、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却有限，甚至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依然是“引进来”为主导（当然这与西方走在现代化前列的现实密切相关）；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波澜壮阔、成就惊人，但对实践的理论总结、学术与文化思考则力不从心甚至苍白无力，往往还是套用源自西方的理论框架、范畴、概念甚至价值观加以分析和评判。如何立足于中国、立足于中国独特的历史与文化本原、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与实践，在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综合性创造，达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和中华文化的复兴，便历史地摆在了中共十八大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前。

综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治国理政的文化思想，可以清楚地看到以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软实力为突出特征的文化建设与发展理念，这包括话语体系和价值观两个方面。虽然“增强文化软实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就出现了，“文化自信”在胡锦涛总书记于2012年7月23日的讲话中就提出了，但作为文化建设重大而突出的问题并系统地加以阐述还是在中共十八大以后。综观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有关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讲话，可以作出如下分析和归纳。

第一，在大历史、大视野下看文化。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发展的大历史、大视野，如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便是从中国与世界发展的大历史脉络中审视文学艺术的地位与作用，从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大势审视哲学社会科学，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等；二是从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审视中华文化的复兴，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第二，强调价值追求的极端重要性。自习近平担任总书记以来，讲文化频率最高的恐怕就是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几乎在每一次有关文化建设与发展的讲话中都会论及。纪念建党95周年的讲话所阐述的文化自信之重点也在这里，包括“精神追求”“精神标识”“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等。联系到习近平论述党的建设也十分强调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以及理想信仰的重要性，并将之形象地比喻为“精神上的钙”，便更清楚他对价值追求的重视程度了。

第三，强调中国本土根基，强调立足本来，即立足于中国历史、文化、国情，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习近平反复强调5000年中华文明的沃土意义，强调凝聚和弘扬“中国精神”的重要性，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紧迫性，等等。当然，强调中国本原并非要封闭自大，而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更好地发扬光大中华文化。

第四，将文化自信提高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的高度来看待。早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便提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016年的“七一”讲话明确将文化自信与道路、理论、制度自信平列：“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总之，从时代与实践的要求以及习近平的相关阐释来看，增强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正是中共十八大以来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历程中突出重视的问题，或者说是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重心所在。

二、文化转型与对待“中、西、马”的态度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文化经历了一次转型恐怕是不争的事实。这一转型需要联系改革开放前30年的文化形态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概括言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由一元一体化的“一字长蛇阵”式的文化形态、文化结构，转型为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类似经济领域内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雁阵”式文化格局。所谓“一元一体化”，主要是指将意识形态作为压倒一切的优先考量因素，追求政治正确，从而导致文化的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具有独尊性、排他性特征，且时常表现出一种强烈冲动，力图由指导地位出发取代所有文化阐释、文化成果或者变成衡量所有文化现象的标签；作为文化创作与传播的元理论或元方法是单一的，例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文艺创作与评价的最高标准（实际上是唯一标准），文化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均有限，内涵的价值追求和审美偏好高度一致，可谓整齐划一，“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形象地概括为“八亿人民欣赏八个样板戏”的现象既是极端也是典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和利益的多元化、不同文明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以及知识的爆炸式增长，尤其是互联网的普及，一元一体化的文化格局逐渐解构，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文化新格局逐步形成。进一步言之，从中共自身的角度和宏观的文化层面上讲，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定不移，指导思想不搞多元化；马克思主义与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作品作为主旋律、“领头雁”，有着体制的强大支持，保证文化的社会主义方向。与改革开放前不同的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创新性特征；遵循马克思主义、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文艺创作和社会科学研究自然受到支持，但是出于纯粹知识追求和审美偏好而进行的文化创作与传播同样受到鼓励，至少被宽容存在，文化愈行愈强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诉求不再盛行；文化创作与传播的元理论元方法已然多样化，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尤其是新儒学、源自西方的各种主义包括后现代主义均有秉持者，也均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只要不触及政治底线，不构成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威胁。上述特征和一元一体化的文化格局与目标追求相比显然不同。

大致说来，上述一元主导、多元共存的文化格局早在世纪之交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形成了，这一转型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自然生成的，印证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如果我们把这一转型同新中国初期的文化转型和重建加以比较，就会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50年代由旧中国多元文化格局向一元文化的转型，虽然也有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但是政治干预的强力作用十分明显，连续不断的文化批判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便是证明。借用文化转型的外生与内生概念来说，其显然属于外生型，故仅用数年就砥定了。而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转型则基本上属于内生型。执政党在文化转型中的表现和作用在两个时期也大不相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转型是中共主观努力的结果，而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转型中，中共则主要是适应、调整和适度干预、引导，其努力主要体现为如何在多元文化格局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

也许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者经常被学界简称为“中、西、马”）在当代中国的境遇来审视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转型或者文化变迁更能说明问题，这就必然涉及一些重大的文化运动、思想论争、文化事件。历史是由运动、事件以及其中的人物所构成的链条，尤其是那些具有宏观和潮流意义的标志性文化事件，更应加以关注和研究。例如对于《苦恋》的批判、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论争、人文精神讨论，进入新世纪后的公共知识分子问题讨论、民主社会主义讨论、新自由主义思潮、新儒学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等，这些问题都应进行专门研究。限于学识、专业和篇幅，本文仅从中共的角度加以梳理。

首先考察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该问题比较特殊，不仅关乎文化亦关乎政治甚至主要是政治，但不管怎样，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是重要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治国理政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出发论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二是就文化建设与发展问题论述马克思主义。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其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环境性的。也就是说，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持僵化、教条还是开放、科学的态度，会在不同程度上制约整个文化的走向和样态。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从中苏论战开始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的不断追问中，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愈演愈烈。这种态度直接影响和强有力地引领文化走上充当阶级斗争工具、影射文学（史学、哲学）直至虚无主义的道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通过力倡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原则，引领全党逐步摆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态度一以贯之，继承性很强。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定不移，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几届中央领导人均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其基本原理和原则没有过时，等等。同时，中共又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强调要根据时代特征、聆听时代声音、跟随实践发展、遵从实践经验，以实际问题为中心,着眼于正在做的事情，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可见，只有确立了这种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才可能产生对待文化的科学态度。

本文将重点放在中共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发展的关系上。就该方面而言，也有两个层次：一是马克思主义对于整个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地位，二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如何发展。当然，这两个方面在很多时候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正所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就第一个层次而言，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始终是明确而坚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央领导人在论及文化建设或精神文明建设的讲话、谈话和文章，以及中央有关文化或精神文明建设的所有决议，都会反复重申这一立场，它表现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属于宏观和方向上的要求。这既体现为文化发展的整体掌控、重大文化论争上的立场和态度，又体现为一种底色与基石，渗透于文化成果的深处，而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范畴变成机械的公式，变成时时浮现的概念和公式，或者生搬硬套、削足适履，什么问题都要套用，什么问题都要进行标签式阐释。换言之，“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二，在不同的文化领域，约束程度与表现形式亦有区别。例如，对于文学艺术，虽然中央领导人均倡导文艺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并没有具体的刚性要求，因为文艺属于形象思维而不是理论。对哲学社会科学则不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体现得明确而具体，不仅体现为概念、范畴和方法，而且体现为理论原则和重要结论；不仅要求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法学观、社会观、新闻观、教育观等，还要求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历史学、文艺学、新闻学、社会学、伦理学、教育学、管理科学等学科建设。对于新闻、宣传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更是坚定不移、全力以赴，因为其本身就是政治，需要高举旗帜、巩固阵地、凝聚人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非意味着排斥其他优秀思想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吸收已有人类思想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创建的，所以，“对一切有益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我们都要研究借鉴，不能采取不加分析、一概排斥的态度”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就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和学术研究领域而言，总的要求是坚持和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与中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立场和态度是一致的，当然，要求更具体。这里不能忽略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教条主义越来越没有市场，但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否定则有愈行愈强之势。进一步言之，与毛泽东当年主要担心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即所谓国内外修正主义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威胁不同，改革开放以后中共领袖再言说马克思主义，则要面对党内外和国内外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与否定，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儒家等思潮或思想的挑战。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以及中共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看上去与马克思主义原典距离甚大或者没有直接关联甚至在持“原教旨主义”立场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异端”。在这些群体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跟不上时代，不能解答人们关心的现实问题，或者说服力和吸引力不强。对此，习近平曾概括道：“有的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中国现在搞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有的说马克思主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说教，没有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实际上，从邓小平开始，中央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该问题并力图加以解决。邓小平要求理论工作者研究现实问题，而不要觉得没有学术价值就保持距离；要求马克思主义者站出来说话，批驳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和否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46页。）。江泽民讲得更具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特别注意从两个方面加强工作：一是及时总结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和获得的新认识，有力地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干部群众关心的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二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同各种错误观点进行积极斗争，帮助广大干部群众树立和坚定正确的思想理论认识。”（《江泽民文选》第3卷，第86—87页。）进入新世纪后，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以更缜密的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了要求，即通过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自2004年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可以说是中共中央在经历长期考量后作出的顶层设计，力图通过有组织的集体努力，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前所未有的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证明马克思主义没有过时，依然是真理，中共的理论和实践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

正是在上述背景和愿景下，中共中央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宣传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重点，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究，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编写充分体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教材，编写充分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史学、新闻学和文学等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在出成果的同时出人才，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队伍建设。

事实上，学界和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态度与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认识和态度变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只不过言说更活跃、话题更广泛、思想表现更解放或更保守而已，但从长时段来看，总的方向是一致的。

就中共对待“中、西、马”的态度而言，多原则性表达且一贯性最强的当属如何看待西方文化，更准确地讲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文化。由于西方率先推动并实现现代化，因而西方文化内含诸多人类现代文明的思想成果，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理论和现实中的对立，使得中共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不得不格外慎重。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到如下特点。第一，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总体态度中表达的，即学习和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或曰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博采各国文化之长。第二，对待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的基本立场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或曰“立足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换言之，吸收、借鉴国外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优秀文化成果，是为了发展光大中华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而不是相反。第三，具体到西方文明或文化成果，讲的频率最高且非常明确的是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管理经验和方法，并在这个意义上充分肯定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批评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思想和作法。第四，对于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具体肯定主要表现在对古希腊文明、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以及文学艺术领域内公认的大家、巨匠的欣赏和高评上。在这方面，江泽民和习近平等均有过明确表达。第五，对西方文化主要是当代西方文化，有肯定，但更多的是强调不能全盘照搬、食洋不化，强调要分清精华和糟粕，有批判地加以借鉴，并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文化的侵蚀，强调警惕西方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渗透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西化”与“自由化”等政治风险。

如果仅从理论表达上看，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对待外来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态度与毛泽东相比并没有实质差别，只不过用语不同而已。例如，毛泽东提出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外国一切科学原理、长处都要学，要“洋为中用”，要批判地借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要警惕以意识形态为突破口“和平演变”社会主义，等等。但是，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前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实际境遇，才能认识相似表达背后的不同历史意义。改革开放之前，长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是基本否定和激烈批判西方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一度将西方科学技术也束之高阁）。改革开放后则大不相同了，自80年代的“文化热”开始直至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当代西方的文艺作品、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各种思想与学说体系乃至最新的种种主义、流派，几乎在中国都有介绍、翻译、研究、追捧和应用。中国的现代化除了市场经济和物质现代化外，当然还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竞争等现代制度和思想理念的确立。虽然现代化并非意味着西方化，但是西方率先现代化的现实必然带来西方文化对于现代化的总结与反思。现代化是一个诸多复杂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系统工程，文化本身更是极为复杂的结构，哪些适合中国、哪些不适合、在什么程度上适合或不适合，很多情况下难以作出具体而简单的判断，它需要时间、需要研究、需要实践检验。事实上，正是因为现代化与文化结构的复杂性，对于西方当代学术艺术的引介与传播，执政党基本上没有进行过干预。在警惕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反对“西化”“自由化”的政治考量中，有时会涉及某种思想或思潮，但也很谨慎地将学术探讨与政治意图区分开来。由于上述现实，中央领导人对于西方文化肯定不多并多有警惕和戒备之语，意在主要发挥一种约束或防控作用，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同时，作为一种对冲和校正，中共则主要利用体制的力量，高扬马克思主义旗帜、唱响主旋律、弘扬中华文化；依据对政治相关性的评判，借助舆论宣传对诸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具有政治危险性的思想或思潮进行批评和批判；等等。说到底，对于中共而言，改革开放不是要改掉社会主义，而是要创新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一最终目的和现实中资本主义相对于社会主义的强势地位，决定了中共对待西方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只能如此而不可能是别样。

与改革开放前相比，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中共的调整与变化是相当明显的。自新文化运动开始批判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以来，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都是非常强势和明显的，这一立场从现代化史观或革命史观来看，均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甚至必然性。对于一个处于现代化初期且面临诸种危机的国家，对于一个力图用革命手段迅速铲除旧制度、旧思想从而改天换地的政党来说，儒学要想得到高度评价和尊重是不现实的。考虑到儒学的保守性格及其讲求“仁爱”“忠孝”“中庸”“礼”“尊卑有序”的文化结构，一个矢志于以西方为榜样的现代化追求者，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革命政党，是不可能将儒学奉为圭臬的。成长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中共党人，虽然在延安时期便提出了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加以继承”等方针，但当年所言的精华、所说的继承实际上主要还是指蕴藏于底层社会、普通民众中时常被统治者视为异端的文化遗产或者是更宽泛意义上的中华美德、民族精神，而不是登上封建统治阶级大雅之堂的儒学。当然，毛泽东等人也有对孔孟学说的肯定，但这种肯定是谨慎的、具体的，时常有严格的前提或条件限定，与强调它的封建主义、宗法文化性质等否定性话语相比，明显处于弱势。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一些学者撰文考察和分析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学价值观的肯定和对中华美德的继承，他们讲的都是事实。为了进行有效对话，首先，我们必须限定范围，即集中于儒学价值追求问题上，而不是讨论宽泛的传统文化或中华美德。其次，即使限定在儒学价值追求中，还是可以概括和分析毛泽东对其的继承和肯定，于是，说毛泽东继承和弘扬了儒学优秀价值观言之成理，或者毛泽东受儒学价值观包括积极和消极的影响言之成理，说毛泽东对儒学价值观的否定是主要的亦有根有据。面对这一矛盾现象，我们可以借助李泽厚提出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加以分析，“表层结构”就是明确而系统地表达出来的理性认识，“深层结构”就是潜意识层面存在的日用而不知的观念、心理与习惯。借助这一对概念，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即毛泽东在“表层结构”的思想层面上主要是反儒学价值观的，而在“深层结构”的层面上又受儒学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影响。）在执掌全国政权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在该方面的态度并未发生大的变化。在此后政治日趋极左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对待传统文化根深蒂固地占据强势的否定立场，因而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谩骂的态度对待“孔孟之道”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及至整个80年代，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实际上处在两难的困境中：一方面，“文化大革命”式的历史虚无主义立场和谩骂方式必须终止，需要树立科学的立场，客观地看待和评价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期间在“革命”名义下盛行的思想专制、个人崇拜、“血统论”等，又和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被认为是封建主义借尸还魂。不管实际上这种联系有多大，但起码许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思想上是这样认为的。于是，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几年里，中央领导人很少从正面专门谈论如何理性地评价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主体——儒学，相反倒是能够发现他们在对极左政治的反思和对现代化的目标阐述中，时常提及警惕和肃清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及其影响问题，知识界尤其如此。当国门重新开启后，西方各种文化学说、思想体系、学术观点如决堤之水般涌入，令人眼花缭乱。于是，如饥似渴、食洋不化、盲目崇拜等情形实难避免，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当然不会复现“文化大革命”式的野蛮，但“博物馆”“故纸堆”“农业文明”等一系列标签式的认识和定位依然大有市场，人们更愿意讨论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消极或阻碍作用，《河殇》所引发的轰动性影响和争议就是典型。当然，“文化大革命”毕竟结束，在改革开放带来的日趋正常和活跃的社会总体氛围中，思想与声音的清一色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80年代的“文化热”中，致力于理性地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学并努力寻求其创造性转化与继承的力量是存在的，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北京大学的文化书院。这表明，理性地对待传统文化在民间尤其是知识界是有共识和基础的。 （文化书院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的学者创建的，梁漱溟任荣誉院长。文化书院给自己的定位是对中国文化和中西文化比较作一些基础性的学理研究，并利用函授、假期讲习班、出版物等形式研讨传授学问。文化书院对本土文化抱一种同情的理解，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设性。1985年1月，文化书院举办了第一次文化讲习班，组织著名学者及海外学人宣讲中国文化与比较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同类的书院还有注重古籍整理和出版的“幽州书院”等，只是影响没有文化书院大。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村传统文化（更准确地讲，是传统习俗）的回归更为明显和迅速。当然，这种回归的面相很复杂，包括诸多迷信和落后习俗，准确评价起来很难，不过它反映着一种文化趋向是无疑的。）

中共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明显变化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主要标志是1990年1月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发表的长篇讲话，该讲话集中阐述“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这在中共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讲话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等三个方面展开阐述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民族文化”。更重要的是，讲话在重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原则的基础上，重点阐述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态度，提出：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苛求势必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具有超越阶级和时代的继承性和借鉴性（《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63页。）。李瑞环的讲话有着重要背景：八九政治风波促使中共中央进一步思考如何在思想文化方面有效地抵御“西化”“自由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阶层、利益和价值选择日趋复杂化、多元化，以什么为核心和基点凝聚人心成为重要的执政课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共动员和团结民众的政治旗帜，而爱国主义离不开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尊重。正如李瑞环所言：“在当前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下，弘扬民族文化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文化的兴衰，而且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意义。面对西方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攻势，弘扬民族文化是振奋民族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发扬爱国主义精神，顶住一切外来压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853页。）

李瑞环讲话后，在整个90年代，中央领导人没有再发表长篇幅肯定传统文化的文字或讲话，但是尊重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立场愈来愈鲜明，这主要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如政府资助的有关项目、工程日益增多，国民教育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和分量逐步增加，尊重和弘扬传统文化的社会氛围日趋浓厚，等等。迈入新世纪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随着不同文明文化间的交流与较量日趋活跃以及国内市场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与尊重，无论在民间、知识界还是在政界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逐步弥漫全国的“国学热”、海外孔子学院的普遍建立等，使每个中国人都能感受到传统文化回归的强烈气息。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任务，要求“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7页。）。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文化改革与发展的决议，指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58页。）。如此定位在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不管在该问题上的历史所呈现的面相多么复杂，这一定位作为一种立场和态度的表达与表征，现实和政治意义是重大的。

如果说中共进入90年代后对待传统文化有了明显变化，即重“同情的理解”、重继承，之后沿着这一方向前行并不断有新认识，那么，中共十八大后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个明显变化，这既表现在言说的高频率和长篇幅方面，也表现在高度评价并寄予厚望方面。

首先，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评价前所未有。习近平的很多讲话均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核心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这样的高度肯定在党的历史上是首次。

其次，对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寄予厚望。综观习近平的有关讲话，一方面，提出明确的宏观要求，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力弘扬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提出丰富而具体的需要继承、转化、光大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追求，其中论及频率最高的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理念。他在中央政治局第13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5月与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的讲话以及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更是提出了一系列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学典籍里的名言、论断，从“天人合一”“民为邦本”“修齐治平”到“德不孤，必有邻”“推己及人”等，信手拈来，强调“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需要“传承和升华”。

最后，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内含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追求，所谓继承和升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均主要定位于此。前文论及的高度评价和寄予厚望，已经能够说明这一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初期，中共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主要在文学和史学成就方面，对“经籍”内含的价值追求的肯定既谨慎又不多见。这与中共十八大之后对待传统文化的言说显然有别。此外，就言说频率和篇幅而言，中共十八大之后也达到一个峰值。远者不谈，就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任内而言，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们在一些讲话中，从正面引用中国传统典籍尤其是儒学经典中的名言来说明某些治国理政理念或中国的和平友好外交思想，但基本上是偶尔为之。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共对待传统文化态度的明显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即前文谈到的世情国情的变化。继承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对于团结和凝聚十几亿国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意义不言而喻。

三、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到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于“文化”的概念界定很多，大致主要由话语体系和价值观两部分构成，价值观无疑处在核心地位。如此来看，关于价值观以及建基其上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建设，无疑是改革开放时期文化史研究和书写的重要内容。

从中共领导或指导道德建设的角度看，有几个节点需要关注：一是从理想主义道德追求到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指导方针的演变，标志是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二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三是中共十八大及此后高频率强调的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需要说明的是，构建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就道德建设而言的，而是针对整个文化建设的。它要解决整个文化背后的价值基石与核心价值追求问题。唯其如此，才能真正“唱响主旋律”。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价值观与道德规范的联系更为直接、明显。在改革开放的最初20多年间，中共中央在指导道德建设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将价值观和道德规范混同在一起言说的，或者说道德建设内含着主要的价值追求，当年经常使用“思想道德建设”而不是“道德建设”概念也能说明这一点。将道德规范、道德建设与核心价值体系、核心价值观加以区分，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表明中共中央在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方面指导思想的进一步深化与聚焦，即为整个社会主义文化包括道德建设构建更完整和稳定的价值体系支撑、确立价值核心或深层且稳定的主要价值导向。下面，我们仅从道德建设的角度对此加以考察。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关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就很明确。邓小平最早提出这一问题。在他那里，大多数情况下，讲精神文明就是道德建设或价值追求的代名词。邓小平与中共中央指导道德建设的思想有一个调整和侧重的变化过程。最初，指导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还是革命战争年代或战时共产主义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理想主义，实际上也是新中国头30年里价值追求和道德建设的体现。这一点，邓小平表达得很清楚，他多次讲到要教育青年发扬光大革命战争年代那种大公无私、公而忘私、严守纪律、严于律己的精神，认为没有共产主义远大目标，没有革命的理想、道德、纪律，就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邓小平有关讲话精神，中共十二大报告专节阐述“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报告承认“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我们当然不能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共产主义者，但必须用共产主义思想要求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一切先进分子，并且通过他们去教育和影响广大群众”，但在论述思想道德建设问题时，仍不断提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和道德”“为人民服务的献身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劳动态度”“革命的理想、道德和纪律”等（《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27—30页。）。到1986年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时，道德建设指导思想发生了重大调整，即确立将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的方针。这一调整的历史背景是，在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围绕要不要继续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起草小组内部出现了分歧。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仍处在初级阶段的认识愈来愈明确，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实际上中共十三大将在理论上重点阐述这一问题，这反映了一种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另一方面，“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很容易被误解为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是对全民的要求（实际上不管实际效果如何，长期以来人们主观上的确是如此理解和宣传的）。邓小平经过考量，最终接受了有关同志的意见，不再从精神文明建设总体的角度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139页。）。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只是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也体现在道德模范身上，是高标准或榜样；至于一般民众，共同理想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要求就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指导思想的这一调整，意义是巨大的，既延续了中共历史上一直高扬的道德理想主义追求，又体现着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这是改革开放时期甚至整个中共历史上道德建设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调整，其原则一直持续到今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始后，中共中央也在关注道德建设的与时俱进问题。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宣布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江泽民在2001年1月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又提出了以德治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的问题。从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精神文明建设决议、2001年中共中央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中共十六大报告的相关内容看，其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很强，道德建设的基本框架和要求已经系统、清晰起来。所谓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是指始终围绕如何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防止价值失落、道德失范、物欲无限膨胀，如何在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同时防止腐朽、没落的思想观念的侵袭，如何在建设现代化国家以及民主和法治等现代公民素质养成的同时更好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美德等，中共十六大报告将其概括为：“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综观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中共十六大报告，与80年代相比有了明显进步。如果说80年代以中共十二大报告和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为代表的道德建设思想还是草图或素描，还在“摸着石头过河”，那么世纪之交已经明晰、充实和完整了，产生出某种顶层设计。2001年9月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就是标志，纲要概括了20字的“基本道德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982页。）；总结了道德建设的基本内容，即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阐述了道德建设的基本方针，包括正确处理与市场经济、民主法治、优良传统、时代精神、个人权益、社会责任等六个方面关系的基本原则，提出了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以及各有关方面的责任与义务；等等。可以说，该纲要是改革开放以来道德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的集大成者。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发展迅速、成就骄人，加入WTO后的对外开放在深度和广度上迅速拓展，思想文化领域也遭遇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面临某种既“守不住”也“打不出去”的危机。此外，随着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价值观选择多元化、思想文化迸发活力的情势以及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寻求共识的时代意识下，国内也出现了价值严重失落和混乱、共识达成困难等局面。更令人焦虑的是社会诚信缺失，突破道德底线的行为一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

从理论上讲，文化产品、道德规范与价值追求密不可分，两者所处层次当然不同。价值观居于深层，是核心也是基石，更具稳定性和根本性，对于文化创造与传播、道德规范和道德建设等发挥着引领作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反映了文化建设问题上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依据全会的界定，“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661页。）。从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到十七届六中全会的十年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和阐释颇为热烈，目的就是要尽快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包括道德建设建立起有深厚理论支撑、科学框架结构、内在逻辑层次、核心价值追求的稳固体系，赢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动权，引领社会思潮和文化发展方向。

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须久久为功，在这一过程中当然有急有缓，须有阶段性重点。在已有的理论探索基础上，从文化与道德现状出发，中共十八大概括出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此后，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在强度和形式上均达到历史新高。核心价值观无疑是在文化与道德建设问题上认识进一步聚焦的结果，是解决国人价值缺失和道德失范的首要着力点。在一定意义上讲，不解决核心价值观问题，社会主义文化的面貌就会模糊，道德建设也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单就道德建设而言，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可以看到，中共中央及其领导人都是极为重视的，道德建设理论、要求和方案也与时俱进、不断出台，具体落实行动亦频频出新，例如80年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进入90年代后创建“文明村”“文明城市”“文明单位”等活动，还有不断树立的道德模范人物等，这些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此外，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理念逐步植根于民众头脑，产生了不能否认的成就。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与经济建设、物质文明的惊人进步相比，公民素质、道德状况的“短板”也是明显存在的。原因何在？30多年波澜壮阔的社会转型容易带来价值失落和道德失范。物质文明是硬实力，可以通过经济建设快速提升，而思想道德、国民素质是软实力，需要长期努力，潜移默化地养成和提升，这是人们较普遍的共识。然而，仅满足于这种客观原因的分析是不够的，甚至是逃避主观责任的便捷作法。从以史鉴今的角度、从主观上找原因，起码有两点值得思考。

第一，中共长期执政和政府强势的国情，决定了党风政风直接关系社会风气，即社会诚信、道德水平与价值追求。如果党风江河日下，腐败愈演愈烈，党员干部说一套做一套，理论定位很高而实际行为低劣，那么，建设诚信社会、提高公民道德水准和凝聚价值共识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纸上谈兵。与西方国家权威分流、社会自主的结构不同，在中国，所谓“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统管一切的。在这种制度体制和治国理政思想下，中共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不仅在政治上有标准，而且需要成为模范公民和道德模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十八大之后的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就不仅具有政治意义，而且具有社会文化意义。

第二，中国有着悠久的文明史，从孔子算起已2000多年。文化传承最主要的是价值观的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便以“伦理中心主义”著称。由于前述复杂的历史原因，重估儒学价值以及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与资源开发。虽然80年代的学界已经提出儒学的创造性转化问题，但是迟至90年代，执政党才开始认真对待该问题，中共十八大之后才理直气壮地提出对优秀传统文化内含的价值理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针。如前所述，习近平在论及中国传统文化时，几乎都从价值观入手。他反复强调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道德精髓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等等。

充分重视优秀的传统价值理念和中华传统美德，对于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和道德规范的真正入脑入心，是重要的路径选择。当然，这并不是说对传统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照单全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继承”等原则立场在这里仍然适用。这里也不是说弘扬了传统优秀道德就可以包医百病。没有自由、民主、法治等现代价值理念，道德建设也会失去时代性和发展性，从而成为复古的闹剧。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中华传统价值理念和道德精髓与现代价值观和现代文明素养的有机融合。这当然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各方凝聚共识并在此基础上努力前行。

本文受到中国人民大学“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专项引导资金”（15XNLG07）的支持。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 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