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乒乓外交”

人的一生中，能直接参与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是很少的，能直接参与世界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更是微乎其微的。正因为是这样，所以到了晚年，“如烟往事俱忘却”的时候，这些重大事件反而更加凸现出来。我亲身经历的“乒乓外交”就是当年轰动世界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参与者，我看了一些有关此事的文章，总感到有不尽完善和与历史有出入之处。为此，我今天尽自己所能，将当年的历史事件如实写出，供人评说。

一、战前受命

1970年，当时的国家体委军管会召集会议，研究我国是否派队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我国的乒乓球队伍受到很大摧残。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主教练傅其芳被迫害致死，训练全部停止，体委机关内也是派性甚浓，再加上我国已有两届未参加世界乒乓球赛，因此是否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确不好下决心。

在这次会上，当时的军管会负责同志说：“今年是举行第31届兵乓球赛的一年。世界舆论认为中国队应该参加，要是没有中国队参赛，就不能称之为世界性的比赛。因为中国兵乓球队水平高，参加比赛才能反映当今世界兵乓球运动的技术水平。”经过研究，军管会议决定，向中央写报告，请示毛主席、周总理批准派队参赛。

这时，外界的推动力越来越大了。1971年1月25日下午，日本兵乓球协会会长后藤钾二先生一行4人来到北京，邀请中国派兵乓球代表团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后藤先生认为没有高水平的中国队参加，就不能算“世界级”比赛，当晚就向我有关方面递交了一份会谈纪要。中日双方的会谈是在周总理亲自关怀下进行的，因而比较顺利，几个技术性问题很快解决了。1971年2月1日，中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了会议纪要。但是最后中国队是否参赛，仍有待中央拍板。

当时距比赛日期3月28日还有两个月，距参赛报名截止日期只剩下10天了。日期紧迫，参赛准备工作必须加速进行。军管会要我负责乒乓球队的训练工作。当时我刚刚被解除“群众专政”不久，才恢复工作。因此接受这项工作后，我基本上泡在乒乓球训练馆。运动队多年没训练了，抓起来有些吃力。但运动员、教练员热情很高，练习很刻苦。有时军管会研究参赛的政治问题也通知我参加。

有一次周总理接见军管会领导，讨论31届世界乒乓球赛的问题，把我也找去了。周总理主要是了解军管会的意见和参赛准备情况。他在会议结束时要求把详细情况准备一个方案，然后上报。

散会后，我乘机找到周总理，提出了想回部队工作的要求。因为“文革”中我虽然在体委被批斗、关押，但我还一直保留着军籍，现在被“解放”了，我想回到部队去。周总理听完了我的话后，对我说：“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我国要参加的话，准备由你率队去日本。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回部队呢？这是一项重要任务，‘文革’以来第一次派队出国比赛，你可不能三心二意啊！要集中力量，抓好训练，做好思想工作，技术上要抓紧训练。”总理的一番话使我深受感动。“文革”前，乒乓球队就经常受到周总理的关怀。几次参赛回来，周总理总要设家宴招待参赛队员、教练员和团长、领队、体委副主任。总理每次都风趣地事先打招乎：“我请你们到我家吃饭，钱我出，但要自带粮票。”席间总理和大家谈笑风生。有时周总理还拉上我这个技术不怎么样的人一起打一盘乒乓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