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亲历记【5】

“添了麻烦”掀起波澜

田中首相一行抵京当日下午，中日双方就邦交正常化的谈判立即正式展开。谈判分为三个层面：一是中日两国总理与首相的小范围限制性会谈；二是两国外长的会谈；三是双方主管官员级别的工作会谈。两位总理和首相主要就重大的原则问题进行陈述并交换意见，外长根据首脑会谈的精神和指示，商讨起草联合声明，由主管负责官员具体落实文字。日方参加上述后两个层面会谈的成员分别有大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吉田健三、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中国课课长桥本恕等。中方参加会谈的有外交部姬鹏飞部长，韩念龙副部长，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张香山，亚洲司司长陆维剑、副司长王晓云，日本处处长陈抗等。

在整个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中日两国总理和首相先后举行了四次会谈，两国外长举行了三次正式会谈，一次非正式会谈。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姬外长与大平外相的会谈以及修改确定《中日联合声明》文字的一些具体工作。

我方关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基本立场与见解以及《中日联合声明（草案）》，是1972年7月由周总理全面阐述，通过访华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带回日本转告田中首相、大平外相的。日方关于谈判的议题是由小坂善太郎率自民党各派议员团访华时带来的。就在田中首相访华前夕，日方托资深议员、大平外相的亲信古井喜实带来了日方在研究我《中日联合声明（草案）》后拟出的《联合声明大纲》。中日双方对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想法以及有关问题处理意见大体一致，但在对我方所提复交三原则、台湾问题以及对第三国关系的认定与文字表述上还存在分歧，有待商榷。因而整个谈判的过程，历经艰辛，充满了斗争。可以说《中日联合声明》的每一段文字，乃至每个用词的敲定都费尽了心思，凝结着血汗。

在双方谈判中最先遇到的难题是日方对侵华战争的道歉的表态。这个问题是由田中首相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讲话引起的。本来在互换草案中，中日双方同意在前言中简述一段历史的回顾和日方表示道歉，但是未落实文字。田中首相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辞中，轻描淡写地提到日本在战争中给中国“添了麻烦”，出席宴会的中方人士听了都感到吃惊、很别扭，当场就议论开来，表示不满。田中的这一表态公开报道后更是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强烈反感与愤慨。

周总理在第二天与田中首相会谈一开始就坦率而严肃地指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蒙受深重灾难，其结果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日本政府应当牢牢记住。而“添了麻烦”意思太轻，许多人想不通，接受不了，更不要说那些有杀父伤亲之仇的人了。田中首相向周总理作了些表白和解释，说他首先是要反省、道歉，向中国人民谢罪，承认讲得不够，要设法改。

我方谈判和接待班子中有不少是山东和东北人，对日本侵华都有亲身经历和体会，几乎每个人都能说出日本军国主义罄竹难书的种种罪行。无论是抚顺的“万人坑”，还是哈尔滨的“731”细菌杀人工厂，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日寇屠杀中国人民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血证。千百万人生命财产的巨大伤亡与损害岂能用一句“添了麻烦”了结？！我私下对桥本恕说，连我上大学学日文，家乡父老都反对。他们痛恨“日本鬼子”，正因为他们是那场战争的受害者呀！日方不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怎么能行得通呢？

针对日方对“添了麻烦”词义的解释，我方还搬出了日本出版的辞书、辞典，一一查出“添了麻烦”、“反省”、“道歉”、“谢罪”等字词的含义以及程度，表明用“添了麻烦”来道歉的不足、不当。桥本等人连连称“厉害”、“折服”！

后来在两国外长会谈中，日方表示愿意照中方的意见修改，准备拿出一个方案来商量。9月27日晚，毛主席会见田中首相时一上来就问起“那个‘添了麻烦’的问题吵得怎么样了？”田中称，已经基本解决，可以按中方的习惯改。毛主席高瞻远瞩地说：“吵出结果就好，天下总没有不吵架的，不打不相识啊！”在当天夜间，姬外长与大平外相第三次会谈中，大平提出并亲自口述对战争加害反省的措辞，为中方所接受。最后写进《中日联合声明》的就是大平口述的文字：“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我方的严正立场和日方的反省、谢罪之意，写进了庄严的历史性文件，为我们经常所说的“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留下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