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谈判和邓小平访日【2】

二

1974年底1975年初，中日缔约预备性谈判正式开始。起初，会谈尚顺利。陈楚大使和东乡次官分别代表本国政府陈述原则立场。双方都表达了通过缔约把两国关系推向新阶段，为和平友好作出贡献的愿望和决心。双方在第二次预备性谈判中还达成了两点共识：其一，即将缔结的条约是保证两国将来走向友好道路、向前看的条约；其二，条约内容以中日联合声明为基础。至此，人们都乐观地以为会谈会是顺利、速成的。但“总论”之后进入“个论”，分歧逐渐显露。

对照双方提交的条约草案案文就可以发现，是否将反霸条款写进条约是双方存在的最大分歧。中方原以为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已包含“双方不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的内容，而且双方同意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据此，将反霸的内容写进条约应当不成问题。但日方从一开始就想方设法回避，不愿有任何涉及乃至影响第三国的内容写进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日方虽然承认面临的现实威胁，但只承认泛泛而论的霸权、强权，不愿因具体提及反霸而被摆在“敌视别国”的位置上，因此缔约谈判在内容上碰到了难题。国内及时电示，一定要坚持原则，据理力争，但谈判刚刚开始也不要把话完全说死。当我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在所写的发言稿中体现出我方的这种精神时，外交部又来电告：前电作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访问墨西哥将途经东京，一切以他转达的指示为准。

1975年3月27日，陈永贵率团出访途经东京，有两个多小时的停留时间。以陈大使为首的使馆主要官员以及政治室参加预备性谈判的人员都到机场迎接，并聆听重要指示。在机场贵宾室，陈副总理与陈大使稍事寒暄后即转入正题。他抬高声音说道：“最高指示：不能让。就是这些。”陈大使希望陈副总理再详细给大家说说，尤其是我们这些参与谈判的同志很希望他能再讲一些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以便在会谈中设法落实，他又重复了一遍“最高指示：不能让”，并要使馆坚决贯彻。全场一片寂静，没有谁再讲话。大家都在思考着这个简单明了的重要指示，并深感责任重大，认真琢磨着如何贯彻执行。

陈永贵副总理离开东京以后，缔约谈判深入展开。中方的立场更加明确坚定，主张以联合声明为基础有所前进，主张将反霸条款原原本本写进和平友好条约并对此进行多方论述。而日方则力图说服我方放弃这一原则主张。双方主张明显对立，谈判陷入僵局。

在谈判桌外，苏联对日本施压、牵制中日缔约的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苏联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以及继任的波利扬斯基软硬兼施，多次约见三木首相和日外务省负责人，递交苏联政府声明备忘录以及勃列日涅夫的亲笔信，提出就日苏和约进行谈判并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以牵制中日谈判。在苏联的强大压力下，日方进一步后退。三木首相一方面通过驻华大使或派外务省官员来华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他对缔约的热情，另一方面又抛开外务省亲自发表首相见解，强调日方遵守世界普遍的反霸原则。

为了推动缔约谈判，中日两国外长乔冠华和宫泽喜一利用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在纽约举行了两次会谈。这是缔约谈判中双方的一次重要接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和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斋藤镇男以及有关官员陪同参加了会谈。

第一次会谈于1975年9月24日在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官邸进行，包括晚宴在内，会谈从下午5点一直持续到夜晚11点半。宫泽首先回顾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约谈判的过程，称：“迄今在北京、东京的20来次谈判，在条约论上转来转去，没有抓住本质，致使谈判处于停滞状态，这是我的责任，希望这次会谈能成为新的起点，使两国关系进入更正常轨道。”接着，他谈了缔约谈判的焦点反霸条款问题。他说：“中国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这也应该是日本外交政策思想和哲学的体现。”他对反对霸权主义提出了自己的四点解释，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抽掉反霸实质而欲使其“空洞化”的所谓宫泽四原则，即：（1）反霸不针对第三国；（2）不得与联合国宪章相矛盾；（3）反霸不意味着采取联合行动；（4）范围不限于亚太地区而是全世界。

乔冠华外长陈述了中方对缔约谈判和条约内容的原则立场，他说：“努力把条约签好是我们的共同愿望。”对于成为焦点和分歧的反霸条款问题，乔外长说，中美上海公报最先写入，后来中日联合声明也写了相关内容，无需作任何解释。没有料到比较简单的事情竟会遇到这样的波折，贵方阻力何在？出现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因为某个国家不高兴，有点神经紧张。像鲁迅先生小说中的人物阿Q一样，头上长了癞皮疮，头发都掉光了，于是就怕人家说亮，他还很怪，对于力气小的人又打又骂，而对于力气大的人就不敢说话了。对于有人不高兴，要进行分析，看理由对不对，如果硬是不高兴，证明他就想谋求霸权。乔外长又针对宫泽发言中提及的第三国问题说：“联合声明本身已经作出了回答。至于有些国家作了不正义的事情，我们反对，这不能说是针对第三国。”乔冠华从正面说明了把反霸条款写入条约的好处：“约束两国也反对别人搞霸权，对亚太地区稳定也是有利的。”乔冠华郑重表态说：“在反霸问题上彼此都不要强加给对方，既然双方想法不一致，可以等一等。如果你们有困难，不便于签，也不要勉强。我们两国关系总的是好的，联合声明还在，没有条约天也塌不下来。”宫泽显得很无奈，他接过乔冠华谈话中关于阿Q的话题，辩称“日本正是这样一个力量极小的对手”，要求中方理解。

三天以后，也就是9月27日第二次会谈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举行，加上晚宴一共进行了3个多小时。

会谈中乔外长一针见血地问宫泽，是否同意把反霸条款完整地写进条约正文而不是前言，宫泽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回国研究后会拟出条款交给中方。乔冠华感到宫泽仍有顾忌，就对他说，我们两国谈判不应让第三国干预。一个民族要主持正义，维护真理。宫泽又把阿Q搬出来说：“哪怕我们认为阿Q不好，脸上也不敢露出来。”就这样，尽管两位外长长时间的会谈气氛是活泼轻松的，但是没有在实质问题上达成任何一致。

由于双方在反霸问题上的分歧与对立，中日缔约谈判实际上宣告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