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关系正常化的前前后后

1991年11月，越共总书记杜梅和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正式访华，两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中越关系实现正常化，从而结束了长达13年之久的两国关系对立状态。应该说，为达到这一目标，双方都作出了巨大努力，其中两国领导人于1990年9月在成都举行的秘密会晤，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不仅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铺平了道路，而且继续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

一

1975年越南抗美战争结束后，当时的领导人黎笋等没有抓住机遇，集中精力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经济，而是被胜利冲昏头脑，彻底背离了胡志明的路线。黎笋一伙对内在南方强制推行过左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外依仗苏联的支持，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妄图拼凑“印支联邦”。在这一错误路线指引下，越南一面公开反华，一面加紧对老挝的控制，直至对柬埔寨发动武装入侵。黎笋一伙的所作所为，导致越南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际处境空前孤立，陷入极度的内外交困境地。

1986年7月，黎笋病逝，同年12月，阮文灵在越共六大上当选为越共总书记。60年代越南抗美战争时期，阮文灵（化名十菊）是越共南方局领导成员，曾多次秘密访华，商谈我援越问题。他思维敏捷，很有头脑，且对我态度诚恳友好，深得毛主席、周总理的赏识，认为他是越南很有希望的接班人。但抗美战争结束后，阮文灵并没有得到重用，由于他不赞成黎笋错误的内外政策，曾一再遭黎笋排挤。阮文灵出任总书记后，急于纠正黎笋的一整套错误做法，对内提出全面革新的主张，对外力图摆脱极为孤立的国际处境，提出越南要“同所有国家成为朋友”的口号。阮文灵认为，对越南来说，当时最为急迫的两件事就是要从柬埔寨撤军和改善对华关系。但是，越南外交部长却千方百计干扰和阻挠阮文灵的战略部署，继续按照黎笋的一套思维行事。阮文灵作为新上台的领导人，在中央决策层中无深厚根基，他的一些设想也尚未得到更多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是极为棘手而又必须解决的问题。

二

1989年10月，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凯山访华。我作为外交部亚洲司印支处处长，参加了接待工作。按照中央批准的接待计划，将由李鹏总理主持会谈和宴会，江泽民总书记会见和举行便宴。但老方恳切希望邓小平能会见凯山。中方表示，邓小平年事已高，不再会见任何外宾，请予谅解。尽管如此，凯山仍坚持要求见邓小平，我记得先后提了3次。在这种情况下，经反复研究、协调，最后商定请邓小平礼节性简短会见。因此，外交部也没有准备详细的谈话参考要点。但结果两位领导人进行了40分钟的谈话，而且谈的都是十分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凯山诚恳地承认，过去10多年老挝同中国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状态，是受了“外部的影响”，此次访华将标志着两党、两国关系的完全正常化。同时，凯山还转达了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对邓小平的亲切问候，说越南对中国的状况已有了新认识，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还说阮文灵希望中国能邀请他访华。邓小平也请凯山转达他对阮文灵的问候，并说：“我早就认识阮文灵同志，我知道他思维很有理智，工作很能干，胡志明主席很器重他。我希望他当机立断，把柬埔寨问题一刀斩断。现在我年龄已大，快要退休，我希望在我退休之前或退休后不久，柬埔寨问题能得到解决，中越关系恢复正常，这就了却了我的一件心事。”邓小平特别强调，越南必须从柬埔寨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地撤出军队。他请凯山将这些意见转告阮文灵。

三

凯山在回国途中在越南短暂停留，及时、全面地向阮文灵转达了邓小平的传话。阮文灵听后十分重视。他意识到，要改善越中关系，必须首先解决柬埔寨问题，而如何解决柬埔寨问题，则必须同中国商量。他还意识到，邓小平虽传了话，但中方并未对他发出访华邀请。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实现访华，是他急于要解决的问题。

1990年5月19日，越方在主席府举行纪念胡志明诞辰100周年招待会，我便以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身分应邀出席。招待会上，越南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丁儒廉把我引荐给总书记阮文灵。几句寒暄之后，阮文灵说，他要安排时间会见张德维大使。回馆后，我立即把这一信息报告了国内。我猜想越方将会很快安排这次会见。但5月22日，越南外交部中国司副司长武纯约见大使馆一秘胡乾文说，他受丁儒廉副外长的委托向大使馆通报，由于阮文灵总书记工作十分繁忙，近日不可能会见张大使；又鉴于此次会见事关重大，越南外交部也需要作必要的准备，故此次会见有可能安排在6月份。

6月5日，阮文灵总书记在越共中央会客厅会见了张德维大使。阮首先请张大使转达他对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中国领导同志的问候。阮说，在越南抗美战争时期，他曾多次去过中国，见过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等同志。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与胡主席是同辈人，阮则是他们的学生。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在敌人的监狱里，他总是学习和研究毛主席论述民族民主革命的著作，受益匪浅。在越南抗法、抗美时期，中国给予了越南巨大援助，连大米、压缩饼干、咸菜等，都是中国援助的。而且中国在战略和指导思想上，也给了越南很多帮助，比如越南打人民战争，就是学习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把它运用到越南的实践中去。可以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打败美帝国主义的。

阮说，越南抗美胜利、全国统一后，本应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但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和复杂情况。这十几年越南比抗战时期更艰苦，日子更难过。特别是越中关系出现了困难。应该说，越南对中国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他始终主张做错了就要改正。这方面的事情请中国同志谅解，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算了。当前更重要的是搞好现在和将来的两国关系。

阮说，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剧变，东欧的形势演变很复杂，苏联的形势也很严峻。帝国主义极力插手，梦想一举消灭社会主义。过去人们说苏联是世界和平的堡垒，但现在这个堡垒正在动摇。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党是一个大党，又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地位和作用特别重要。我们需要中国来举社会主义这面旗帜。越中两国是社会主义邻邦。越南是小国，越南党是小党，很需要中国这样的大国大党的支持和帮助。阮说，这是他的心里话。

阮说，柬埔寨问题总的是要和平解决，未来的柬埔寨不应是亲西方的，也不要让西方和联合国插手太深。为此，越中双方可以合作，内部推动其国内的和解，对外仍可按目前各方磋商的路子进行。

阮文灵表示，他很想同中国最高领导同志见见面，进行深入的、兄弟般的交谈，可不拘外交礼节。他说，历史的经验表明，两国最高领导人直接谈，容易相互谅解和取得一致，许多重大问题也好解决。阮还说，他年纪大了，想在退休前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协商，把柬埔寨问题和恢复越中关系问题解决好。

会见时，越南外交部长也在座，但谈话内容同他的反华老调完全不同。当然，也正因为有他在场，阮文灵没有把话说得更深、更透。

张大使立即把阮文灵的谈话内容详细报告了国内，请示国内有何指示。国内进行了认真研究，很快答复说，还是要越南尽快从柬埔寨撤军，并解决好柬埔寨四方联合问题，之后再按部就班和顺理成章地安排两国领导人的高级会晤。就是说，中国领导人尚不准备很快同阮文灵见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打破僵局，实现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是需要阮文灵冥思苦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