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毅：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将举办盛大的阅兵式。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和思考进行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着力研究和深入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等重大问题。那么，确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意义何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哪些伟大意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又是如何表现的？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对于我们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什么样的作用？带着一系列问题，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第一教研室主任卢毅教授。

记者：卢教授您好！2014年2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您认为确立这一纪念日的意义何在？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所具有的伟大意义？

卢毅：首先要说明的是将9月3日确定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由来。1945年8月15日，日本广播天皇终战诏书，这实际上意味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但从法理上讲，战争胜利还要以投降书的签字即投降法律手续的完成为标志。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的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9月3日，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胜利。1946年国民政府又形成决议，以每年9月3日作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时成立的民主党派“九三学社”，即以此命名。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颁布《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一度将8月15日作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51年8月13日，经各界人士建议，政务院发布通告改定为9月3日。此后，这一纪念日就一直延续下来。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正式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了这个日子。

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就指出，为了牢记历史，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彰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每年9月3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

而之所以在去年正式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抗日战争纪念日，并决定今年9月3日举办阅兵式，还有着深刻的现实考虑。这表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集中反映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意在使人们更好地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这既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严正警告和震慑，打击其嚣张气焰，同时也为整个国际社会敲响警钟：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如果任由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掩盖侵华真相，在整军备武的道路上继续狂奔，损害的将不仅是地区稳定，更是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

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

第一，抗日战争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赢得了重要的历史契机。鸦片战争后，曾在人类文明史上长期辉煌的中国跌进了积贫积弱、饱受欺凌的最低谷，世界上大大小小的列强几乎都侵略过中国。它们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使中国陷入了黑暗的历史深渊。对此，中国人民曾前仆后继，顽强抗争，然而所有这一切斗争都失败了。正如毛泽东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告终。”但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而是一次次重新整装出发。经过14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终于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的胜利，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奴役中国的图谋，将长期给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造成巨大危害和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彻底驱逐出中国，并收复了日本从中国窃取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等神圣领土，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来侵略屡战屡败的耻辱，为中华民族的百年屈辱画上了句号，为实现民族独立创造了条件。从此，再也没有任何侵略者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肆虐，中华民族的历史揭开了崭新一页，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历史征程。

第二，抗日战争的胜利重新确立了中国的大国地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抗日战争既是一场中华民族挽救民族危亡、奋起抵御外侮的民族解放斗争，又是一场抵制日本扩张、反对法西斯荼毒人类的伟大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捍卫人类文明、维护国际和平的世界意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世界性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言：“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我们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抗日战争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在德、意、日法西斯势力相继崛起，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的形势下，中国人民最先举起了反抗侵略的旗帜，揭开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对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起到了鼓舞和先导作用。全面抗战期间，中国又长期牵制与抗击了日本的主要兵力，遏制和延缓了其“北进”侵苏及“南进”太平洋的步伐，制约和打乱了日本与德意法西斯的配合图谋，在战略上有力策应和支援了盟国作战。此外，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还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展和胜利得到显著提高，并对世界战后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2年元旦，中国与美英苏三国领衔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这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也表明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四大国之一。同年10月，美英等国先后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彻底宣告了中国屈辱时代的结束。此后，中国又参与制定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反法西斯的国际法规性文件。为巩固战争胜利成果，维护战后世界和平，中国还参与筹划创建联合国的工作，并与美英苏三国共同发起旨在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此，中国开始以能承担国际责任的大国身份重新走向世界，中华民族开始以能掌握自身命运的坚毅形象重新步入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历史的发展方向。抗日战争不仅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追求民主与进步的深刻社会变革。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即曾强调：“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完成这两项革命任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发挥了引领时代潮流的关键作用。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其卓越的表现赢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民主党派，正是通过对这场战争的实际观察，才真正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自觉团结在她的周围。经过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壮大，全国党员从1937年的4万人增加到120万，军队从5万余人发展到120万，根据地从陕北一隅增至19处，控制人口从100多万扩大到1亿余人，真正实现了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一跃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主角，走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相反地，国民党却在愈演愈烈的腐败中逐渐丧失了人心。这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和人心的向背，直接影响了战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和历史走向。抗日战争胜利后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就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道路，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总之，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有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

记者：近年来，我们注意到社会上存在一种倾向，即否定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巨大推动作用。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能否请您结合史实做一个客观的评析？

卢毅：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政治上，积极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首倡者。1935年，在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立即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而奋斗。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的初步形成。同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上正式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6年12月，中共中央又积极支持和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使这一事件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等五项国策，并作出了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改工农政府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南京中央政府指导，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指导等具有重大让步性质的四项保证，促成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接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决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又立即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重申了这4项保证，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9月22日，国民党发表这一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必要。至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不仅积极倡导和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始终努力维护统一战线。1941年，国民党制造的皖南事变使新四军遭受了惨重损失。但中共中央面对这一严峻的事态，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未与国民党破裂。皖南事变的发生及中共的应对，使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和国民党内正义人士的普遍同情。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反对国民党这种做法。面对如此形势，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决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经过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在全国的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

第二，军事上，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八年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纵队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运用劣势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累计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消灭伪军118.6万人。解放区军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部队伤亡60余万人，平民伤亡890余万人。敌后战场的英勇作战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成为促使国民党抗战到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抗日战争的坚持和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敌后战场的作用，当时的一些外国观察家曾经予以充分肯定。1944年，美军观察组通过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考察，向国内报告：“7年来，共产党人牵制了很大一部分日本在中国的军队；7年来，共产党人在华北抵御日本人的坚决而组织严密的大规模进攻，成功地保卫了大片地区。”与此同时，中外记者团也对延安和晋绥根据地进行了长达数月的采访。归来后，美联社记者斯坦因写道：“从我所见到的一切证据来看，我的结论是：延安所说的中共领导的战绩，比我在重庆和西安所听到的国民党的战绩可靠得多。”

日军对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抗战也有详细记载。早在1938年，日本华北方面军的情报部门便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1939年，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也承认：“今后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1940年，华北日军又一再惊呼：“共军对我占领区的进犯越来越频繁，已成为今后肃正工作上最严重的问题……有鉴于此，今后的讨伐肃正的重点必须集中指向共军，全力以赴，务期将其全歼。”“共军无论在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因此，占领区内治安肃正的主要对象，自然是中共势力”。1941年，他们再次强调：“在1941年度要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1942年，华北方面军又说：“治安肃正的重点，应放在以剿共为主的作战讨伐上”，“蒋系军队一直处于颓势……据此，方面军将工作重点置于对共施策上，进一步针对实际情况，予以加强”。到1944年初，他们更是宣称：“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绝灭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毫无疑问，这些来自敌人、把中共军队视为主要对手乃至“华北致命伤”的判断，无不充分彰显了敌后战场的地位和作用，同时也说明中共军队绝非“游而不击”。

对现在社会上特别是网上流传的各种贬低中共抗战贡献的言论，我也注意到了。这些观点打着“还原抗战真相”的旗号，似是而非、混淆视听，却有不少人以讹传讹，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事实上，这种倾向大多带有浓厚的情绪化色彩，甚至连有些材料都是虚构的，根本没有经过审慎鉴别，不少都存在史实上的硬伤和逻辑上的错误，在学理上是不难驳倒的。诸如“共产党将领在抗战中仅牺牲左权将军一人”“共军抗日八年仅毙敌851人”“洛川会议制定了‘七分自我发展、二分妥协、一分抗日’的内部指示”等奇谈怪论和无稽之谈，目前学界均已有驳斥文章，值得参看。

记者：正如您所说，如今社会上有很多贬低中共抗战贡献的言论，那怎样才能正确有效厘清这些历史虚无主义观点，以利于我们进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从而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卢毅：对于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虚无主义观点，我是这样看待的。首先应该分析它的成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在我看来，近年来各种贬低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功绩的言论之所以甚嚣尘上，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一些人确实别有用心，蓄意抹黑中共历史，另外还有不少人存在无知和偏激的情绪，而且喜欢随意发表和传播意见，于是难免失之于草率。其二，有关研究的缺位。我们过去虽然一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但大都自说自话，对那些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缺乏有针对性的正面回应。今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就指出：“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够，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要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正本清源。对那些贬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的言论，应主动出击，加紧消除其负面影响。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在辩驳和澄清时一定要有学理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避免随意扣帽子和空洞批判，真正做到有理有据、以理服人，否则不但无济于事，而且适得其反，容易引发人们的反感和抵触。

如今，高校意识形态问题日益严峻，这就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认为，除了应该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有关思想动态，还必须着重考虑实际效果，确保在有研究的基础上打有把握的仗，一味简单说教是起不了作用的。总之，我们应根据世情、国情、党情、舆情的变化，与时俱进，努力探索，不断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和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牢牢守住意识形态的阵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