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军：应当注意加强改革开放时期党史研究学术史的研究

与改革开放几乎同步发展的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或历史学化进程, 至今已走过40个年头。它既是改革开放在党史研究领域的学术反映和思想建构, 又赋予改革开放以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和历史意蕴, 二者在较大范围的特定维度上形成良性的“互为关系”, “意指双方各自以认同对方的姿态, 生成、建构、塑造对方, 既互为主动性又互为被动性” (5) , 一种互相渗透、彼此镶嵌、因缘为用的组合与交叉结构可谓彰显无蔽, “与时代同行”由此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基本特征和属性, 深刻地呈现了历史学的本质“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 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 (1) 。就此而言, 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史研究就不仅仅具有回溯学科发展、提供知识管理和加强文化反思的意味, 它更将有效且有力地为整体性书写改革开放史提供源自科学的党史学科自身的思想与精神资源。因此, 整个党史学界在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的进程中, 应当注意加强改革开放时期党史研究学术史的研究与治理, 学术史研究绝对不能缺席于改革开放史的研究格局。

而在改革开放史的文化根脉和“与时代同行”的特定语境下还原、理解与建构党史研究的学术史, 研究者首先需要从历史本体论层面着重关注和建构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发展反映改革开放进程中诸多重大时代问题的历史脉络与史学谱系 (2) 。作为政治性和现实性都非常显著的一门历史学科, 在整体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势下, 党史研究者对于一些重大时代问题的回应和跟进往往较为迅速, 而时代性问题常常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嬗变而发生移转,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史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研究格局和学术特征。如拨乱反正时期的党史研究就以整体性的“重评”史学主题配合了整个国家和社会批判“文化大革命”、反思极左思潮以及在此基础上重建社会主义的时代大课题, 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政治进步、拷问文化传统和伸张学术自由的普遍性价值, 而在此期间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等一批重大党史问题的重新检视, 更直接对应着部分知识分子关于当时所制定和采取的改革决策与策略之适应性的直接拷问, 并且触及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如何推动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等更为本质和长远的时代课题;从1986年开始, 随着新一轮体制改革思潮的逐步增强, 关于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历史沿革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等研究论题, 迅速成长为80年代最后几年内党史研究的显学, 鲜明地表达了党史学界的部分知识分子关注国家长远发展的公共关怀精神, 推促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呈现非常独特的时代性质;等等。此类例子可谓不胜枚举, 共同构成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特殊的学术文化形态鲜活地反映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准此而论, 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理脉就是由时代议题与党史研究之间的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诸多具体问题和论域所构建的。这种史学图景在80年代尤为明显, 验证了一门逐步走向学术化的历史学科所必然践行的不可违逆的学术规律, 那就是“当代历史学家必须确立对过去的研究的价值, 不要把这种研究作为自身的目的, 而是作为一种方式, 为透视现在提供多重视角, 从而促进我们对自己时代的特殊问题的解决” (3) 。

由此可见, “与时代同行”的党史研究形态一定是对各个历史时期重大政治、社会和思想问题的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起源于部分党史研究者对于所处时代之重大议题的浓厚兴趣与深睿透视, 而这些重大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问题切入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 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根脉下往往具有极强的延续性和绵延性, 这不断激励着研究者深入党史去探询这些问题由以生发的来踪去迹与解决之道, 因为“历史学家带有强烈的学术意识, 同时又深深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公民应尽的义务” (4) 。从根本上看, 基于时代性议题的党史研究往往重点关注长时段的制度变迁、意识形态流变、国家治理、社会整合、政党角色等宏观层级的问题, 最终必然与诸如“统治”“权力”“权利”“权威”“自由”“民主”“平等”“正义”“责任”“宽容”“合法性”等政治哲学的元问题直至与“人性”联系起来, 它们实际上是“利用历史资料来提出政治学的问题, 或利用政治学的概念、理论去处理历史问题” (1) , 从而有效提升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水准, 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党史学科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责任, 也在知识生产的层面上兑现了对于何谓“学术”的文化承诺, 即“好的人文学术, 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 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 (2)。由是言之, “与时代同行”的党史研究形态遵循一种特殊的学术伦理, “那就是学术应以促进社会的良性改变为目的, 并以此为衡量学术的‘好’和‘有用’的标准” (3) 。

面对众多“与时代同行”的党史研究成果, 学术史的研究者在一种限定性的叙述语境 (即一篇论文或一本专著) 中会选择何种学术史实作为叙述对象、择取何种史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抽绎何种“主题”或“问题意识”作为阐释中心等, 便直接决定着学术史的书写能否超越本体论层面的一般性叙述而形成以“问题导向”为核心特质的集约型研究形态。这固然取决于学术史研究者个体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和学术取向等因素, 但如何在一个长程的历史视域下检审研究者自身所处时代的性质和结构及其所型塑的重大政治、社会和思想议题, 并由此形成具有长远价值的历史意识和符合普遍道德的政治理念, 继而严谨审查党史研究在其学术化进程中对于改革开放时期重大时代性问题的反应程度与解决之道, 科学释读已成为历史文本的诸多具有高度学术性的党史研究成果与具有长远性和发展性的重大时代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 便从根本上决定着学术史研究自身能否与更为宏大的时代问题和历史主题产生联系, 进而影响直至决定学术史研究的格局大小和气象强弱及其现实价值与文化位次。的确, 纵览“与时代同行”的党史研究学术化成果, “即使只看细化的研究论文, 其基础、背景中仍然具有可称为问题意识的东西, 因为历史研究者往往从一开始就抱有这样的想法, 即在面对当下时应从过去发现什么” (4) , 但能否解读出党史研究著述中的“问题意识”, 亦从根本上取决于研究者能否“面对当下 (时代) ”而从这些学术成果中“发现什么”的“问题意识”。换言之, 学术史研究者本人亦必须“与时代同行”, 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并据此培育强烈的“问题意识”以统贯特定语境下的学术史写作。研究者有多深切地关注重大的时代性问题, 学术史就会多准确地反映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与时代同行”的史学图景, 研究者的“时代化”程度决定了学术史书写的“时代性”价值。这就是“与时代同行”的第二层涵义, 也是“与时代同行”在认识论层面的主要内涵。

需要指出的是,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嬗变与深化, 不同的历史时期总会孕育不同的时代性问题, 不同时代的学术史研究者也必然据此对既有的党史研究成果之性质和成就作出不同的判断, 赋予其不同的意义和价值, 从而对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与时代同行”的史学面相和文化内涵作出不同的叙写与理解。因此, 相关的学术史实与当下时代性问题的精神联结, 完全仰赖于学术史研究者的历史释述和学术重构, 这就表明学术史研究不是完全经验性的, 而具有较强的规范性、阐释性和建构性特征。职是之故, 学术史研究者之所以会对一些历史事实不太产生兴趣,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它们是一些与我们自己的现实问题很少关联的思想形式之故”, 因此, “历史家必须具有政治感” (5) 。同时, 纵观改革开放的40年历程, 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的很多重大时代问题及其演进具有较为明显的复发性或重复性特征, 与其相关的党史研究及其思想成果往往瞻前顾后, 既追溯改革开放时期重大问题的前世今生, 也会就其未来的发展路径作出预判和设计。因此, 学术史研究者亦须将自身的时代关切和这些党史研究成果一同放置在“过去—现在—未来”的长程性视域中, 重新理解和组接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中的相关史实, 突出党史研究领域里的部分知识分子在探索与当前相关联的重大时代问题时所取得的思想学说及其深远贡献。显然, 这种努力将会使党史研究的学术史书写呈显立足当下、观照过去、展望未来的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 “那时就可以看出, 问题不在于将过去和未来断然隔开, 而在于实现过去的思想。最后还会看到, 人类不是在开始一项新的工作, 而是在自觉地完成自己原来的工作” (1) 。显而易见, “与时代同行”的党史研究当然必须具有时代相关性, 但这种时代相关性不是从编年史而是从历史的普遍性价值和意义之维度加以理解与定位的。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能否把握重大时代性议题在当代中国的断续相承并在此意识下展开高度学术化的党史研究, 既针对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本体论层面, 也是就学术史研究的认识论层级而言的。“与时代同行”———这既是党史研究学术史治理的基本内容, 也是党史研究学术史治理本身所须遵行的重要理念。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理应“与时代同行”, 党史研究学术史的研究者更应该“与时代同行”。当然, 透过仔细梳理党史研究“与时代同行”的基本史学脉络, 学术史研究者还需要客观评析党史研究“与时代同行”的程度高低以及不足甚至弊端, 尤其是深度衡估作为“学术”的党史研究与真正的时代论题之间的“裂隙”———这既指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进程和程度相对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和社会议题以及思想和文化结构在演化速度方面的滞后甚至无感, 也指学术史的研究者在历史、现在和未来的长时段脉络下对于不同时代性议题之感受与体认程度的弱势甚至无力把捉。无疑, 这将是学术史研究必须加以关注的一个新课题和新方向。或许, 研究者对这种“裂隙”的分析和弥补, 也可以成为“学术”的党史研究所极力寻求的“真理”之最终显现的重要场域。

承上所论, 对于改革开放时期之重大时代问题的关注角度, 将为书写党史研究的学术史提供一种有效的审查尺度, 将有助于重新理解何谓“学术”。揆诸改革开放以降的党史研究学术化史实, 可以发现真正的“学术”大约分为两种, 除能够为学科发展和学术积累贡献有效增量的普通问题研究之外, 还有一种拥抱公共议题的研究形态, 其严格遵守历史研究的基本学术规范, 不是假问题、伪问题、空问题, 在选题、内容、观点、方法和立场等方面不仅冀望个体思想的充分表达与本学科的自由繁荣, 更关注学术成长所仰赖的国家与社会的整体进步。依此而论, “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是对党史研究之“学术”本质的进一步确认, 是自我反思精神和学科自觉意识的集中体现, 是党史研究进一步实现规范化和历史学化的必由之路。学术史研究者必须在时代性的国家治理和社会变革所处的各种处境 (尤其是困难处境) 中抱持自我批判与积极介入的精神状态, 重塑学术史研究的文化质态和精神价值。

通过这样的学术史考察, 笔者所极力强调的一点就是党史研究必须关心真正的社会议题, 积极融入公共领域, “应该从当代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以及当代人种种迫切的社会需求出发, 去研究这些问题在历史上的演变情况和表现形式” (2) , 以直面时代和现实的勇气拓扬“学术”的社会责任, 为整个历史学形成公共价值之维贡献出源自党史学科的学术资源。透过这样的学术史考察, 党史学界至少从理论上可以得出如下认识或结论, 亦即党史研究愈具有科学性和实证性, 便愈具有现实层面的有用性和参考性, 而政治社会现实愈是从科学的、学术的党史研究中汲取变革的资源和前进的力量, 我们的国家和社会便愈会走向公正、进步、民主与自由的光明未来。“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及其研究理念由此直接体现了党史研究在其学术化进程中所崛起的一种历史人文主义情怀, 不仅有助于党史学界重拾并增强对于具有长远意义的政治和社会议题的敏感与回应能力, 而且将促使党史研究者在“与时代同行”之际, 仍然可以从对于外在世界的探索抽身返回到对于生命意义、心灵感受和人类存在等形而上层次的关怀, 从而使“学术”的面相更为完满, 进而推动“人”的意识和整体社会的变革。

学术史研究者若欲获致并加强“与时代同行”的能力, 就需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语境下重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总的来看, 党史学界并不否认学术活动的政治性和现实性, 但如何在党史研究历史学化的进程中实现学术与政治的良性互动, 仍然持续考验着研究者的政治智慧和学术能力。大致而言, 有两个因素之于这种关系的重建至关重要:第一是党史研究者对于其知识分子属性或身份的自我设计与认同;第二是党史研究者对于自身所处的现实语境、研究生态和学术文化的一种主动、及时且科学的文化反思。这两个因素既是一种认识层面的启悟, 当然也潜含着政治责任和社会道德的意义与价值。是故, 创造属于一个特定时代的真正的“学术”体系的基本前提条件, 就是知识分子自身对于“好的政治”的价值承诺及其据此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主要政治和文化争端的学术反应, 毕竟“历史与政治是密不可分的。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撰写脱离政治的历史, 而在于撰写反映正确政治观的历史” (1) 。显然, 这两个方面都与学术史研究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或者毋宁说, 学术史研究是获取这两大因素的重要途径。要言之, 要想实现并加强党史研究学术化所承担的公共责任, 至少学术史的研究者要努力成为以“文化批评者”这一身份自我鞭策的知识分子, 且必须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衡量并提升自己的思想能力和学术水准。透过在“与时代同行”主题下所书写的党史研究学术史, 整个党史学界也许可以重新定义何谓“学术”、何谓“知识分子”, 也许还可以重新定义何谓“政治”。

而从方法论角度来看, “与时代同行”的学术史研究所潜蕴的一种“整体史”“综合史”的研究理念, 也将从更为具体的落实途径之层次助益学术史研究者重塑历史研究与现实情境之间的意义图景。由于改革开放对国家和社会的现实影响是全方位、多层次的, 自1978年以降重大政治社会结构的变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着思想文化潮流的不断构塑, 而思想文化论域的流变也往往影响着政治社会议题的悄然移转。重大的时代性问题既包含政治和社会层面的, 当然也包括思想与文化层面的, 各个层次的重大时代问题极大地型塑与改变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构和机理。因此, 若欲有效地完成党史研究的学术史建构, 研究者就必须熟悉直至精通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相关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 应以学术史研究为契机, 潜心发掘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的重要研究空白点, 从而以学术史研究带动整个改革开放史的创新性研究。循此思路, 在学术史研究的过程中注重相关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的理念, 并非只是将相关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作为学术史研究的一种背景加以了解即可, 而是需要研究者真正深入研究一些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的专题, 借此深度理解与学术史相关的那些历史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比如, 若欲科学建构1983年至1985年的党史研究学术史, 就必须对贯穿这一时期的整党活动开展全过程、全要素的专题研究, 否则就不足以真正理解党史研究在短时期内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若欲切实理解自90年代初就迅速泛起的党史研究学科建设的趋势, 就必须对八九十年代之交 (或至少从1986年开始) 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思潮转移脉络开展专题研究, 否则就无法科学诠释两个不同时代党史研究学科建设的差异性;等等。唯其如此, 才能真正实现学术史、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之间的有效对话, 切实形成以学术史发现和整合政治社会史、以学科史审视和建构思想文化史的高水准研究格局, 使学术史、史学理论、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等形成并存互济的研究链条, 从而以学术史研究为中心最大限度地观照改革开放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肌理。而由于与学术史直接相关的政治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元素的基本性质及其所属的历史层次往往具有非常鲜明的特殊性 (1) , 因而这样的研究格局更可以发现以往的当代史书写所无法涵盖甚至尚未触及的更多历史层级和面相, 从而建立起一种更为立体、系统的历史画卷, 借此重新书写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学谱系, 形成独具特色的研究结构和学术论域。

综上所述, 经过几十年的科学发展, 党史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 但也长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弊端, 尤其在步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几个年头里, 党史研究的学术进展和沉疴新疾共存的态势愈加明显, 因而亟须通过学术史研究来重新探察党史研究的基本学科属性和学术发展规律, 从而进一步促进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深入发展。学术史治理之于党史研究的重要性, 无论怎样强调都是不过分的, 我们不妨重新温习一下80年代初学界大力呼吁开展学术史研究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探讨学术发展史的规律和进程, 也是了解国情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确地揭示它, 将有助于我们以后的学术、学科和学术队伍的综合平衡、协调发展”, “不仅要把握从古到今学术发展的基本进程, 而且要把握各种学术、学科产生的原因及其社会效果, 把握其与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传统的关系” (2) 。而从更为宏阔的视界观之, 由学术的历史研究所得到的知识和思想是属于全体人类的文化遗产, 需要得到长久和持续的传承与弘扬, 而这些遗产如果仅以文本的形式来保留是远远不够的, 它需要得到学术史家的不断发掘和阐释, 使后世之人能不断地感受并关注这些文化遗产, 从而在思想和精神的自我世界中继承学术的本质, 在政治和社会的时代境遇下激发创新的动力。在一代又一代学术史的书写之途中, 真正学术的党史研究与真正历史的时代议题之间的碰撞之声以及由此激荡起的人类的智慧之声, 将会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倾听与复活 (3) 。

注释

1 郭若平:《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 第25页。

2 李大钊:《史学要论》, 商务印书馆, 1999年, 第85页。

3 但需要注意的是, 从更为长远的历史视域以及人类关于“学术”的本源性理解和期待来看, 可以进入学术史研究视野的重大时代问题往往超越了简单的政治政策层面和现实利益规制, 它当然力图解决不同时代所面临的需要迫切解决或尽快推进的重大现实难题, 但也深度反映了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试图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追求和建构“现代 (性) ”制度的文化努力。换言之, 为党史研究学术史所关注的重大时代问题固然植根于当代中国的历史语境, 但从整体角度或特定维度上理应具有世界性意义, 符合人类的普遍性道德和价值, 也许可以为改善和提升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完善、社会正义和自由福祉以及解决全体人类面临的诸多困境提供来自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思想与精神资源。

4 [美]海登·怀特著, 陈永国、张万娟译:《后现代历史叙事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年, 第51页。

5 [美]彼得·诺维克著, 杨豫译:《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 北京三联书店, 2009年, 第437页。

6 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史研究的学科视野与问题意识》, 《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9期。

7 转引自唐小兵:《十字街头的知识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64页。

8 徐贲:《文化批评往何处去---八十年代末后的中国文化讨论》,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1年, 第59页。

9 [日]永原庆二著, 王新生等译:《20世纪日本历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第2页。

10 [意]克罗齐著, 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商务印书馆, 1982年, 第144、147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 人民出版社, 2004年, 第66-67页。

12 陈启能:《历史学要有一个大的变化》, 《光明日报》1986年1月22日。

13 [美]柯文著, 杜继东译:《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年, 第243页。

14 如拨乱反正时期中共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以及由此形成的无政府主义史研究和政治权威理论的重塑等一系列相关问题, 便与这一时期党史研究的学科重建、理念更新和体系扩展等存在密切关联。这些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层面的议题均低于主流层级的宏观性议题, 并不直接呈显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之框架的表层, 往往潜藏于各种重要显性议题的表象和结构之下。笔者认为, 它们属于一种“亚类型”“亚层级”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文化问题, 但相较于宏观的时代性议题, 它们与包括历史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的逻辑关系更为直接与密切。

15 易升运:《应当重视学术史的研究》, 《光明日报》1985年7月10日。

16 在“与时代同行”的特定论旨下考察和建构党史研究的学术史, 还有很多论域需要加以进一步开掘和精进, 如党史研究在学术化进程中自身学术理念及其背后的史学理论体系和历史哲学的流变, 深度反映了思想文化尤其是整个历史学领域的改革开放史, 亦为“与时代同行”的题中之意, 拟另文论之。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 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