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一生做了四件事——在第四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一生做了四件事

——在第四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3年10月22日）

陈 晋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学者专家：

大家上午好！

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第四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周恩来总理的母校南开大学开幕了。参加这届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除中国大陆的107名专家学者以外，还有来自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韩国、越南、印度、土耳其、波兰10个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的22名专家学者。在此，我代表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我们的合作伙伴，为举行这次会议付出很大努力的南开大学，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南开大学举办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是从1988年开始的，历时25年，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和海外学者，交流和展示周恩来研究成果的重要学术平台。中外学者很需要这个平台。周恩来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是国际舞台上拥有很大影响和卓越声誉的政治家、国际活动家。多年来，我们这个平台，在凝聚研究队伍，深化学术思考，交流学术成果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研究中国20世纪的历史，研究中国今天的发展道路的来由，周恩来是一个很重要的窗口，透过这扇窗户，我们所能看到的大事件，大选择，大探索，大变化，有许许多多。这是研究周恩来的意义所在。在这里，我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我把自己的发言题目，确定为“周恩来一生做了四件事”。

周恩来做的第一件事，是参与创建和领导了中国共产党。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在欧洲的核心人物，1920年代初期，他团结和领导的一大批旅欧中国共产党人，回国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骨干。此后，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的岗位上，工作了近半个世纪，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中时间最长的人。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作出的重大决策和经历的重大事件，和他的关系不是可有可无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寻求中国革命道路，和“文化大革命”出现动乱这两个不算短的历史时期，领导层变化很大，我们党处于危难之际，尽管他不是一把手，但实际上都是在一线岗位主持工作，他相忍为党，尽心竭力，为探索前进，为维持大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不可替代，就是中流砥柱。因此，人们谈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常常是“毛周”并称。

周恩来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参与创建和领导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周恩来不是军人出身，但在中国共产党核心领导层内，却是认识军事工作重要性、从事军事工作较早的人。更重要的是，他1924年回国即入黄埔军校作政治部主任，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一个从事中国新型军队建设的人；1927年，他作为前委书记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创建了人民军队。早在1922年，他就指出：“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就敏锐地提出“军队是实现我们理论的先锋”的重要论断。南昌起义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内长期担任军队方面的领导职务，诸如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等，并且拥有大量的军事指挥实践。从反“围剿”到长征，他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转战陕北期间，他和毛泽东等“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指挥了全国的人民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协助毛泽东组织和领导了这场战争。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中国革命能够走向胜利，没有军队不行。毛泽东说，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就是这个意思。周恩来参与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其功之伟，不言自明。同样，在中国共产党从弱到强，中国革命从曲折到胜利的过程中，要成为伟大人物，被历史和人民选择为党的重要领袖，懂得并能够领导军事工作，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江泽民曾经用“文武兼备”来评价周恩来，是很恰当的。

周恩来做的第三件事，是参与创建和领导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的诞生；没有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则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周恩来领导发动的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早期实践中，是最正确、也是最重要的历史选择之一。在土地革命时期，周恩来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逐渐形成“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的认识。可以说，在寻找和确立正确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问题上，周恩来是党内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最早几位自觉者之一，是毛泽东最有力的支持者和帮助者之一。在具体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期，从具有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的起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组建，都是在周恩来的主持下进行的。此后，他担任政府总理长达近27年之久，直至逝世。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现代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新中国成立后，要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废墟上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再度面临道路选择的历史课题。在艰辛探索过程中，周恩来协助毛泽东，在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国防和外交各个领域，都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可以说，在党内领导层，除毛泽东外，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参加领导的领域，负责主持和推动的工作，如此丰富。而且，他的领导，大多是很具体的。

周恩来做的第四件事，是参与创立和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是主要创立者，但它也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周恩来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并且特点显著。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他具有开阔的视野和与时俱进的长久坚持。无论是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了解，还是同共产国际方面的联系；无论是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还是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智慧经验；无论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思考，还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探索；无论是重大决策的前思后量，还是政策效果的优劣成败，他都有过脑、过心和过手的真切体会。他在理论上的建树，领域宽广，成果丰富。

比如，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概括。一是在军事领域，周恩来是党内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和最早从事军事实践的领导人之一。在大革命时期，他领导创建了新型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在和朱德同志共同指挥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成功经验。二是在统战领域，周恩来是党的统一战线事业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过许多好的论述。他是人民政协制度的奠基者之一，在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具体的认识和实践值得我们借鉴。三是在外交领域，周恩来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主权平等、矛盾运动和国际斗争的普遍原理指导新中国的外交实践。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外交领域的四大战略决策，到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国际战略的重大调整，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思考，都体现了周恩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国际战略方面的理论同当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高度自觉。四是在经济建设领域，周恩来主张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确定发展速度，既积极又稳妥，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他晚年重申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更是极大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五是在文化建设领域，周恩来把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比作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主张相辅而行，相互促进。他还提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知识分子的认识。六是在促进祖国统一的问题上，由毛泽东提出周恩来概括的“一纲四目”方针，成为新时期“一国两制”天才构想的先声。

周恩来所做的上述四件事情，件件都是了不得的大事。

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为今天的中国和未来的中国，留下了什么？可以有多种说法。我以为，他们留下的最重要、最可靠、最有力量的遗产，就是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一个国家，一种思想。在他们远去37年之后，中国人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靠什么走到今天，又靠什么走向未来呢？从根本上说来，还是靠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捍卫安全，靠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的制度基础，靠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这样讲，绝不等于不强调发展和创新，而是说，今天的人们，恰恰是延续了上面说的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做的四件大事，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实行改革开放，开辟和拓展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才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并将自信地走向未来。毛泽东、周恩来那一代人做的四件大事，恰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这是我们回避不了的历史逻辑。怎样分析这个逻辑链条，则属于另一个需要探讨的话题了。

各位专家学者，我的发言就到这里。

预祝本届研讨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