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及其启示

毛泽东与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及其启示

袁德金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不仅确立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战略对象、战争样式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分析，及时调整这一军事战略方针。认真回顾和总结这一历史，对于不断充实和完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深化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新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一直坚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虽然在政治上、外交上明确提出并实行一边倒的政策，加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但对应当采取什么军事战略方针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思考。1952年4月4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粟裕针对当时国防工事构筑、军兵种建设都是各自行事，尚未能全盘结合起来的情况，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呈送了确定战略方针制订国防建设计划的报告，提出必须首先确定国家的整个战略方针，而后根据战略方针拟订国防部署和协调各方面的计划。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曾先后拟请林彪、刘伯承来主持商谈战略方针问题，提出意见供中央讨论决定，后因故并没有落实。1953年底1954年初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了军事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和建设现代化军队的道路，但对军事战略方针仍没有深入讨论和明确表述。从当时的现实看，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但美帝国主义却更加敌视新中国，并构筑起针对新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为了在整体和平条件下保证国家安全，确立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已成为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毛泽东提出新中国要有一个军事战略方针。1955年4月底，国防部长彭德怀向毛泽东汇报，拟乘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在华沙召开的欧洲国家保障和平安全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之机，与苏联方面讨论新中国国防建设和军事战略部署等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军事战略方针问题。他说：“为了切实执行宪法赋予我军的光荣任务：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我们武装力量统帅部机关面前，就首先提出必须解决战略方针问题。”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指出：我国的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决不先发制人。这是对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最早的表述，为完整确立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奠定了基础。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年5月下旬，彭德怀离开华沙到苏联进行访问。在莫斯科与苏联国防部、苏军总参谋部就未来反侵略战争两军作战协同问题交换意见时，彭德怀弄清了苏联在军事战略方针上的新变化，即已由公开宣布的“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的战略方针，转变为实际上已在奉行火箭核战略方针，强调首次突击的作用，强调现代战争在几分钟内决定胜负的观点。根据苏联军事战略方针已由积极防御转变为积极进攻的变化，彭德怀阐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奉行的积极防御、后发制人、军事服从政治、决不首先动手的战略方针。

回国后，彭德怀将同苏联军方会谈情况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为了统一军队高级干部的思想，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决定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以确定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1955年12月1日，中央军委给毛泽东呈送了关于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报告。报告中说：几年来，全国的军事建设工作，基本上是按照“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进行和布置的。但是由于这一方针还没有在全军高级干部进行深入的讨论，所以大家对这一方针的认识和理解尚不一致。因此深入讨论一次，以在全军最主要的干部中统一认识，使大家能够在统一的作战方针指导下进行工作，是很需要的。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同意。”

1956年3月6日，彭德怀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第一次完整、系统地阐述了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他指出：战略方针，是关系到制定作战计划、训练计划和进行战争准备工作的先决问题，也是关系到各军种、兵种的建设和各业务部门的工作规划的先决问题，而且还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的规划和部署的问题。因此，确定我军的战略方针，就成为当前军事工作方面的一项迫切任务。为了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对此，毛泽东表示同意。4月2日，他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退彭德怀同志。此件看过，可用。”1957年7月16日，彭德怀在国防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军事建设概况!汇报中，又对新中国为什么要确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以及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含义是什么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指出：“我国在军事上应当是战略防御的方针，而不是发动战略进攻的方针。但是，这种防御，不应当是消极防御，而应当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方针，就是“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要不断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们要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并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他进一步指出：“在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时候，就是要在沿海重要地区构筑坚固的工事，要制定歼灭敌人的战役和战略空降的计划，要加强侦察手段，争取能够预先发现敌人发动战争和使用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征候，以便减少敌人突然袭击所加于我们的各种破坏和损失，并且保证我军第一线和纵深的部队能够适时的进入战斗，掩护全国由平时迅速转入战时状态。就是要在战略部署上掌握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能够在战役和战术上适时地组织反攻和进攻，配合沿海守备部队消灭和消耗敌人，歼灭敌人的空降部队，完成战略防御的任务。只要在战争开始时期的三至六个月内，我们能够顶住敌人的几个连续进攻，能够将敌人的进攻限制在预定地区，把战局稳定下来，迫使敌人改变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同我们进行持久作战，我们就可以逐渐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主动权，使我军逐渐掌握战略上的主动，然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的进攻。”这表明新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完整确立。

上述可见，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确定的新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主要精神是：第一，在战争爆发前，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军事等手段，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必须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以维护和平建设环境；第二，即使在面临明显的战争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也决不先发制人，不会以任何借口主动发起进攻，即“不打第一枪”；第三，如果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敢于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坚决给予有力的还击，在预定设防地区阻止敌人的进攻，把战线稳定下来以后，通过持久作战，逐渐消耗敌人，以便剥夺其在战略上的主动权，逐渐转入战略上的主动，从而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这一军事战略方针明确了主要作战对象是美帝国主义，战争形态是全面大战，主要战略方向可能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战争样式是持久作战，战争过程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新中国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确定之后，围绕贯彻和落实这一军事战略方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作战方针。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至末期，彭德怀提出了在沿海地区重点设防的军事战略部署方针，即在沿海主要战役方向上和战略纵深腹地有重点有计划地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工事，形成重要岛屿和要点的环形防御以及主要战役方向上的第一防御地带。在60年代初期，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否定了彭德怀的上述方针后，又提出了“北顶南放”的方针，将全国沿海岸线划分为死守地区和固守地区，大体上以长江为界，其北死守，其南可以放敌人进来，将敌消耗到一定程度后视情或从北面或从南面首先转入反攻，最后进行战略追击，其主要作战形式，“北顶”地区以阵地战为主，“南放”地区以运动战为主。但毛泽东却不同意林彪的这一方针。他说：战略问题我考虑了很久。所谓“北顶南放”，我看不一定。敌人不一定走日本老路，主战场不一定在朝鲜、东北。敌人进攻最可能从天津、青岛、连云港、上海打进来，中间突破，割断南北。两翼来不怕，如果它占了东北，还有关内，所以这一翼不怕。日本人从这里来过，把中国人由北向南赶，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占领了广东这一翼也不怕。中间突破最危险，切断我南北，把我们分成两半，这对我们威胁比较大。

二、由“积极防御”向“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美国入侵越南的战争升级，特别是中苏两党关系破裂，苏联在北部对中国的威胁日趋严重。毛泽东把防备苏联从北部入侵中国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多次提出“要准备打仗”。1964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要有两面作战的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诱敌深入”思想逐渐重视起来，推动了军事战略方针由“积极防御”向“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调整。

所谓“诱敌深入”，又叫战略退却。在中国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极其重视“诱敌深入”在积极防御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造成战略反攻的一个重要条件。他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这一成功的战争历史经验一直没有忘记。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面对美国和蒋介石的军队联合对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的侵扰和可能的登陆入侵，他主张在若干战略要点需要确保和坚守的同时，强调不要死守海岸线，提出了“敌来诱其深入，聚而歼之”的想法。他明确指出：到处修建边防工事计划，根本不适合我军的作战要求。如敌来攻，海上者应当让其登陆，不论从海上来，从越南来，均应当让其深入内地。他甚至设想，不要怕失掉钦州、廉州、防城、龙州，南宁及其他城市，而应当让它进攻这些城市。我军应当位于纵深机动地区，待敌深入，然后包围歼灭之[4]285。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扩大化，中国南大门形势严峻，加之中苏关系恶化，中国面临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毛泽东设想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1965年6月16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他指出：有人说要把敌人完全顶住，不准它进来，在沿海把它打光，这并不是好的办法。你不给敌人点好处，不使它感觉到有点味道，这不成。那样它就不来了。要使它感觉到有一点味道。这样，才会给我们机会打大胜仗。我看就是怕敌人不进来，它只在边沿上搞一下。因此，还是要诱敌深入才好打。敌人得不到好处，你就不能诱敌深入。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从来就说不是好办法。敌人进来之后，也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不要包围太多，太多就歼灭不了。这次会议后，诱敌深入开始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未来作战的重要指导思想。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多次说过：我们的军事方针是诱敌深入。还是让敌人进来，尝点甜头，诱敌深入，好消灭它。他总结战争历史经验认为：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采烈，深入敌境的，就打败仗。诱敌深入，我们搞了几十年。第五次反“围剿”就是吃了没有诱敌深入的亏，现在大家都相信了，因为再没有其他办法。因此，他要求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把敌人放进来。196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叶剑英、杨成武有关小型作战会议的情况汇报时，赞成将预想诱敌的第一个深度定在天津、济南、徐州以东及上海附近地区，第二个深度定在北京、石家庄、郑州、大别山北麓及南京以东地区，主要是在华北和中原平原大量歼灭敌人。

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后，中苏大战一触即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经将积极防御的立足点放在诱敌深入上。3月15日，他在听取珍宝岛作战情况汇报时指出：我们国家这么大，苏美一口都吃不下，我们给它一点面子，让它占一些地方，它打到我们这里来了，打进来几百公里，几千公里，让给它东北、华北、西北，让它都去占领，给它一点面子，要它多进来一点，多占领一些地方，进来就好打了，然后慢慢地把它吃掉。又说，苏军的炮弹打进7公里有什么要紧，最好是打进70公里、700公里、7000公里。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明确指出：“看你是小打还是大打。小打就在边界上打。大打，我主张让出点地方来。”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到了70年代后期，“诱敌深入”与“积极防御”并称，成为统揽全局的军事战略方针。1977年12月中央军委明确把“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调整为“积极防御，诱敌深入”。

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这一调整，重点是“诱敌深入”，其基本精神是：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人战略空袭，保存我们的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随后，有计划地诱敌深入到预设战场，视情况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就是，既不消极保守某些点、线；又要有放有顶，不让敌人长驱直入。毛泽东曾指出，长城从来没有起到防御的作用。马其诺防线也没有起什么作用。把许多兵力陷进去了，机动兵力减少了。我们打仗从来不顶，要来就来，要到什么地方就到什么地方。第五次反“围剿”顶了，顶掉了一个中央苏区。但是，毛泽东又反对摊开两手，让敌人长驱直入。他在一次谈到国防问题时，就曾据此批评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的错误：“由于战略指导思想是要御敌于国门之外，国内不修工事，有攻无守，结果希特勒打进来，抵抗不住，只好按照诸葛亮的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一直退下来。”1965年4月，他再次指出：我们不要学蒋介石那样，让日本人长驱直入，很快就打到南京、武汉、长沙；不要学斯大林那样，让希特勒长驱直入，一下就逼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城下。要防止敌人向纵深空降，不能让敌人长驱直入。1966年2月21日、22日，他在听取叶剑英和杨成武汇报时说：“诱敌深入，要作两手准备。它不深入怎么办?朝鲜战争，诱敌深入第一阶段灵，第二阶段就不灵了。”又说：“今后诱敌深入，可能不灵。不管怎样，我们在第一线总得顶几个月，半年的时间，使后方有所准备。”可见，“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军事战略方针是把“顶”与“放”结合起来。

这一阶段，与“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军事战略方针相联系的是“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对付四面八方”两个方针的提出。1964年10月，毛泽东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中国处于四面包围之中：东北、东南有美、日、蒋，南有东南亚条约组织集团，西有印度，北到西北有苏联和蒙古。毛泽东甚至作过最困难估计：我们是准备苏联占领黄河以北，跟美国人瓜分，美国人占领长江以南，淮海流域作为美国、苏联的缓冲地带。黄河以北呢，王明建立政府，长江以南呢，蒋介石回来。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对付四面八方”的方针。这一方针同“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方针是一致的。“大打”便是指应付“四面八方”。“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军事战略方针，正是建立在“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和“对付四面八方”两个方针基础之上的，主要应对的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积极防御，诱敌深入”军事战略方针是否需要调整，如何调整?这一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受到了党和军队的许多领导人的高度关注。1980年，军事科学院院长宋时轮致信中共中央军委，指出军事战略方针是统管战争全局，指导战争全过程和各个战略方向的，不宜以“诱敌深入”作为军事战略方针，建议仍改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1980年9月，中央军委决定仍以“积极防御”作为军事战略方针。

三、几点启示

回顾毛泽东确立和调整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过程，从中可以得到以下的启示：

启示之一：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是适应客观条件变化的结果。从毛泽东确立和调整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不单纯是由人们的主观愿望所决定的，而是由客观条件的变化决定的。正确认识客观条件的变化，主动做出反应是实现军事战略方针调整的关键。只有对客观形势与条件的变化加以正确的认识，并且积极主动实现转变，才能使军事战略方针得到及时的调整。

启示之二：服从服务于国家大战略是实现军事战略方针调整的基本前提。军事是国家宏观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军事战略是国家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必须把服从服务于国家大战略作为军事战略方针确立和调整的基本前提。毛泽东对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都不单纯是由军事这一要素所决定的，而是由国家大战略所决定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面临来自外部强敌的全面武装入侵的威胁，因此，国家大战略的重心在于首先确保国家的生存，确保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稳固，确保全体人民的和平劳动。正是依据国家大战略，军事战略方针实现了从“积极防御”到“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调整。

启示之三：军事战略方针要有一整套操作性较强的具体方针作为补充和支撑。毛泽东在确立和调整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同时，总要提出一整套操作性较强的具体方针作为其补充和支撑，不仅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又解决了“怎么做”的问题，从而使新中国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落到实处。

启示之四：必须把握好军事战略方针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军事战略方针具有全局性和稳定性，但是，它又必然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又具有灵活性。因此，把握好军事战略方针的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对于正确实现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是十分重要的。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坚持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军事斗争的需要不断进行新的调整，充分体现了正确把握其稳定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启示之五：军事战略方针的主动调整是牵引军事领域发生全面变革的杠杆。军事战略方针具有着巨大的指导和引领作用。自觉地利用军事战略方针的指导和引领功能，可以主动地推进军事领域的全面变革。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除加强了东南沿海的防御工事建设外，还引领了军队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因此，在军事领域变革活跃的新时代，要充分认识到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对推动军事变革的杠杆作用，并自觉、主动地运用这种杠杆作用，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