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尔特·施拉姆关于中国革命中乌托邦”思想根源的探析

斯图尔特·施拉姆关于中国革命中乌托邦”思想根源的探析

管永前

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1924—2012）,是国际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生于美国，长期在英国伦敦大学任教，退休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主持编纂英文版10卷本毛泽东著作集。主要著作有《毛泽东的政治思想》《毛泽东》《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和书信集（1956—1971））》《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毛泽东的思想》等，对推动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发展产生巨大作用。【国内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对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持续关注，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据初步统计，论文已有数十篇，主要有廖盖隆的《关于毛泽东功过评价和社会主义高度民主：对施拉姆教授论毛泽东的几篇文章的评述》（《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13期）、《施拉姆在毛泽东研究方面的成果与不足》（《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武市红的《施拉姆对“文化大革命”的几点看法》（《党的文献》1989年第4期），邱观建和贾钢涛的《论施拉姆的毛泽东研究》（《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刘海明的《施拉姆在“报刊的苏联共产主义理论”论述中的误读》（《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等。2000年以后，又出现一批专门以施拉姆“毛泽东研究”为研究对象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如华东师大曹景文2002年博士论文《海外毛泽东研究之探讨：以施拉姆为例》、陕西师大祝俊峰2004年硕士论文《施拉姆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评析》、山东大学路振华2010年硕士论文《施拉姆毛泽东思想研究之研究》、南京大学王朴2011年硕士论文《施拉姆毛泽东早期思想研究述评》等。这些成果直接反映了国内学者对施拉姆研究的内容和水平。】他借用西方“乌托邦”的分析范式，试图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走过的曲折道路进行探究，并力图寻找其根源。他将“乌托邦”区分为“可以实现的幻想”和“不现实的冥思苦想”，把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归结为“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归结为“经济乌托邦”和“社会乌托邦”，并描绘未来“现实主义乌托邦”的发展方向。尽管施拉姆的这种解释已超出西方“乌托邦”的原意，并且用“乌托邦”这样一个公式概括中国共产党十分复杂曲折却不断走向成功的发展历程过于简单化，但作为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的一种方法和视角，值得借鉴和深思。

一、中国革命中“乌托邦”思想的根源

在施拉姆看来，“乌托邦”一词具有模棱两可的含意，既可指尚未实现但在某种情况下可以实现的幻想，又可以指人类不能做到的冥思苦想。如果没有前一种意义上“乌托邦”的号召力，也就没有一个有效的政治运动，当然，也就没有一个革命政党能够得以生存。他希望探讨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中，第一种意义上的乌托邦主义如何被第二种意义上的乌托邦主义所吞噬。【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 （1981）,pp.407。该文曾由周先进译为中文，题名《乌托邦去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周期》（载萧延中主编《“传说”的传说》，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41一180页），对本文写作具有参考作用，特此致谢。】

借用“乌托邦”这一公式，施拉姆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某一时期内，如果不是生活在“乌托邦”之中，那么也是生活在即将实现乌托邦的期望之中，而后来终于抛弃了这些幻想。当然，这是指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及“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乌托邦幻想，以及后来中国领导人对这两个运动的批判和否定。对于这两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他认为只有依据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共领导人的“乌托邦”冲动，才能理解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演变。在考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必须回顾得更远些，并考察这个周期之前的周期。

如果说从同治中兴到五四运动这一时期，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目标之间有连续性的话，那么1911年前后的历次革命运动与毛泽东领导下，特别是1927年以后展开的中国革命之间，是否也有任何意义上的连续性呢？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教授周锡瑞（Joseph Esherick）认为，根本没有任何有效的连续性。但是，在施拉姆看来，周锡瑞的判断基本上是误入了歧途。首先，他忽视了从徐锡麟、秋瑾和陶成章直到孙中山的革命家们，通过秘密会社的中介，来动员农民努力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周锡瑞的结论意味着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所领导的党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毛泽东相信，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指导中国革命，这种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自城市的工人阶级。【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 No.87（1981），pp.410.】

对于共产党成立前夕的中国社会，施拉姆将其概括为“民族屈辱、社会不宁、思想混乱”。【Stuart R.Schram, “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10.】一系列军事上的败仗，从鸦片战争直到义和团被镇压，导致日益严重的外国干涉和侵犯，结果“亡国灭种”就成为每个有觉悟的中国人所经常考虑的问题。尽管有群众性的排外运动和城市知识分子的一再抗议，然而还是看不到任何扭转形势的希望。其所以缺乏有效反抗的原因，主要归咎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混乱。自从19世纪末叶以来，帝国崩溃了，无人再相信皇帝的旨意，然而议会民主还是不能生根，却又提不出任何可行的其他抉择。外国列强的影响由于致力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受到限制，在此期间中国工业有了引人注目的发展。然而，到1921年时就结束了这个短暂的发展时期。在此期间，知识界对这些问题有了充分的反应，严复和改良派除了采用西方技术之外，还企图理解、吸收和利用西方思想的精髓，特别是通过翻译国外资料的途径，迅速传播了外界消息。但是，还没有产生有效的中西思想的综合。

1920年年底，毛泽东写信给当时在法国的朋友蔡和森，把整个人类划分成10亿无产阶级与5亿“资本家”。他说，因为被压迫的人类的三分之二不想无限期地忍受这种残酷的命运，各国的激进共产党人就会变得日益强大，他们必须行动起来夺取政权。【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 No.87（1981），pp.412.】对此，施拉姆认为，在许多亚非国家资本主义比中国更不发达的情况下，毛泽东的10亿“无产阶级”打算砸烂枷锁的想象，当然会被认为是“乌托邦”。但是，半年以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路线更富于“空想”色彩。那条路线号召一个纯粹是工人阶级的革命，不掺杂其他阶级，而在当时中国却只有150万产业工人。【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 （1981），pp.412.】

事实上，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已经制定一条走出困境的道路。1922年年初，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搞“统一战线”。在国共合作的最后两年，即1925到1927年，由于斯大林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事务中日益起支配作用，这种合作形式也可以看作是斯大林的发明。

在施拉姆看来，一方面，斯大林加给中国共产党人的策略走得太远了；另一方面，它似乎又非常不够。斯大林认为，在中国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应当联合。但实践中他又把国民党看成是中国革命的旗手。他认为，如果共产党人打出自己旗帜的话，农民只相信国民党，而不肯接受共产党人的领导。1927年以前，在对中国农民政治觉悟与革命潜力低估的情况下，斯大林设想中国革命的最后命运可以在少数几个城市中决定，正如法国革命的成败全在于巴黎，而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则在于莫斯科与彼得格勒。施拉姆认为，斯大林的这种认识也可以看成是一种“乌托邦”。

施拉姆强调，探讨中国革命中的“乌托邦主义”的社会思想根源，必须考虑“农村包围城市”总战略的含义，它是在1927年以后逐渐形成的。井冈山的斗争，是毛泽东农村冒险生涯的第一阶段。在井冈山时期，党内尤其是红军内部新成员中大多数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更不是工人，而是游民或者社会的摈弃者。毛泽东在教育和改造他们之后，就把这些人编入了红军。

施拉姆认为，毛泽东补充这些游民成分加人无产阶级军队，并不是容忍和宽厚的举动，而毋宁说是必要的妥协，因为没有他们，红军很可能就不能生存。毛泽东在1928年11月25日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颇有点申辩似地指出：并不像湖南省委所说的那样，他的士兵全部都是游民，但他们在红军中确实占据很大数量。当毛泽东这样说时，他自己也就暗示出这种困境。他断言：出路就在于加强政治训练，以便使这些成分有本质上的改变。【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 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14。为此结论，他还曾受到别人的批评。】

施拉姆从这件事中得出结论，“毛泽东相信能从根本上改造任何人，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 No.87（1981），pp.414.】施拉姆认为，这一事例在探索毛泽东的“乌托邦”幻想根源上具有根本性意义：他从感情上或本能的感觉上认为革命一定是可能的，因为人类的三分之二被剥削；他从实用主义的政治判断，即根据中国的主导条件，认为农民可以在实质上代替工人阶级做革命斗争的先锋；除此之外，还要加上一条哲学或心理学的认识，即客观现实可以被人们深刻的主观变化所改动。【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15.】

那么，这些“乌托邦”幻想只是反映了毛泽东个人的追求，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甚至中国社会本来就有这种内在的因素呢？施拉姆认为，在有关“乌托邦主义”问题上，过分依赖农民可能会被认为是异端，但却不能被认为是乌托邦，因为实践证明它行之有效。再者，如果梦想用“农村包围城市”的过程来战胜国民党，那可以算是第一种乌托邦主义，可以被当成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比他的大多数战友们更全心全意地坚持这条农村道路，而且屡次提出证明其正确性的论据。

由于“毛泽东思想”不是“一个人”的创造，而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施拉姆发现，正是刘少奇最有系统地论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尽管活动在农村环境之中。施拉姆将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关于党的性质的论述概括为四点：（1）中国共产党是在20世纪20年代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2）即使在农村斗争的年代里，党实质上仍有不少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干部；（3）虽然党员的绝大多数不是工人，而是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但他们受到彻底的思想教育，改变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本质，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质；（4）根据中国工人运动在城市中受压迫的情况，革命的当前任务是解放农民，只有派遣先锋队到农村去，中国共产党才能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执行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时期的任务。【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 （1981），pp.417.】

这样，从一开始刘少奇就比较早地、也是更有力地强调中国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之间的有机联系，并以此作为党的合法性的来源。他总结说“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一个像中国共产党“经过这样产生、又经过这样锻炼与教育出来的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刘少奇：《论党》，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1页。】尽管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个性和观点上有许多差异，但其共同点之一是相信用教育的方法传授美德的可能性，这反映了中国人强调主观变化可能性的传统看法。

另外，施拉姆认为，中国共产党最终得以成功还依赖于武装斗争，而这一点也助长了“乌托邦”的思想。毛泽东塑造了一个“自觉的能动性”：一支有高明、足智多谋指挥官的军队，士兵们又准备死战，能打败一支强大许多倍的敌军，而红军多年来就一再这样表现过。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战争中主观因素的信仰等于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主义”起到了最后战胜国民党的作用。【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 （1981），pp.418.】但同样的“乌托邦主义”在经济发展上却不一定适用。因此，在“大跃进”时期，中国共产党“向大自然宣战”，并想用无视客观实际的办法，结果是另一种性质的“乌托邦主义”了。

二、经济“乌托邦主义”

在1958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苏联”，这无疑是因为面对建立行政系统和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紧迫任务，不得不被迫采用现成的办法。但是，施拉姆的问题是，在选择追随苏联道路的时候，中国人是否抛弃了他们原有的“乌托邦主义”呢？他们是否只是把对“乌托邦”目标的追求暂时搁置起来？或者，他们是否认为苏联制度本身也就是“乌托邦”的一种形式呢？【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 （1981），pp.419.】

当然，从今天来看，苏联道路是死胡同，而不是什么“乌托邦”。然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一个重要成员，象征着巨大的跃进。在此情况下，施拉姆认为,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迈步，可以被看成是走向“乌托邦”的巨大步伐。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来看，中国共产党似乎把“乌托邦”扔到脑后了，因为，多少年来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生存下来，最终战胜企图消灭自己的敌人这件事看起来简直就是最大胆的梦想，而那个梦想终于实现了。虽然毛泽东把1949年的胜利一再说成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剩下的路程似乎可以被看成只是移动左右脚的问题，只要走下去就行了。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既不愿意放弃革命事业的“乌托邦”色彩，而只搞建设社会主义的日常例行公事，又不能安下心来搞莫斯科模式的翻版。因此，“乌托邦主义”在1949年并没有消失，只是被搁置下来，并在1958年以新的惊人形式爆发出来。【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 （1981），pp.420.】

由于“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倡导的两大激进主义高潮，如何理解二者间的联系与区别？一方面，二者之间显然具有连续性；另一方面，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也同样重要。特别标志着两者差异的领域是领导方式，“大跃进”的口号是“党统率”，而“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具体目标就是砸烂党组织。在两个运动的远大目标上，差异也是同等的尖锐。“大跃进”的乌托邦主义首先表现为争取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速度，而“文化大革命”的中心目标，则是战胜“私”字，以利于创造一代社会主义新人。

这两个运动都动员了群众的热诚与创造力，并将其视为变革过程中的主要动力。“大跃进”力图既提倡平均主义，又提倡经济发展速度。“文化大革命”则宣布，在“抓革命”时，还能够“促生产”。由于两者主要都是强调发展，施拉姆将其称为“经济乌托邦主义”与“社会乌托邦主义”。

由毛泽东拟制并在1958年1月末提交讨论的“大跃进”蓝图，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甚至提出要实现现代化。它最核心的主题之一，是于1958年1月号召进行“技术革命”，数月后“人民公社”开始露面。公社从一开始出现就被认为是通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砖石”。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号召在全国建立公社，并断言：在这个基础上，在不多的几年内就可以在农村实行全民所有制，并说共产主义已“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同时，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原则，已经可以跟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相结合，来产生一种过渡形式的报酬制度，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可以逐渐加以取缔。当时的看法是，只有通过这种社会组织上的变化，这场“对大自然的战争”才能胜利地进行。

毛泽东的倡议显然得到了大多数高层领导人的拥护。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对此雄辩地加以阐述：“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些人说，提高建设速度，会使人们‘过于紧张’，宁可慢一点好。但是，难道慢一点就不紧张么？要知道，六亿多人长期处在贫穷和缺少文化的状况下，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勉强维持很低的生活水平，不能有效地抵抗自然灾害，不能迅速地制止可能的外来侵略，完全处于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被动地位，那才是一种可怕的紧张局面。为了摆脱那种局面，几万万人鼓起干劲，满怀信心地投入热烈的劳动和斗争中，这是我们应当双手欢迎的一种革命的常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年10月—1956年5月）》第28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2页。】

此后，吴江在一篇最早详细阐述“继续革命”理论的文章中，把这一点归结为：“人们愈能在自己的社会关系上进行自觉革命，便愈能增强自己对自然界作战的能力，愈能像魔术似的自由呼唤潜藏着的生产力，使它从各处涌现出来，获得高度发展“人们又不是客观的奴隶。只要人们的认识符合于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能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必要的条件，去推动革命前进。在这个意义上，主观创造了客观。”【吴江：《不断革命论者必须是彻底的辩证唯物论者》，《哲学研究》1958年第8期。】

众所周知，“大跃进”在实践中带来了严重后果。那么，“大跃进”为什么会迅速爆发？为什么1958年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被“大跃进”政策所吸引，而这种政策在速度和规模上都超越中国当时的客观可能性？“大跃进”的革命浪漫主义幻想是否只是毛泽东个人的幻想整个地传达给党了？还是这种“乌托邦”幻想本来就是中国社会所固有的？这就涉及到“大跃进”政策的社会政治根源问题。施拉姆认为，毛泽东虽然是这些政策最热心的倡导者，但这却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想法。那些最极端的主张，既有经济发展方面的，也有实现共产主义方面的，乃至来自农村。在这里，“大跃进”是“农民乌托邦主义”的又一种表现。

在施拉姆看来，毛泽东对农民的态度跟他整个思想一样充满了矛盾。一方面，他对农民革命潜力高度评价，这方面的判断已被经过22年农村斗争于1949年取得的胜利所证实。他甚至在1955年12月宣称，中国农民甚至比英美工人还要更好。另一方面，在1958年11月、1959年2月到3月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却一再重申这样的观点，即农民到底是农民，在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带有某种两重性。农民的美德是他们的革命性，他们的缺点是附带有自私和平均主义倾向。【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24-425.】

总之，施拉姆认为，在中国农村固有乌托邦式的向往。两千年来，植根于流行道教思想中的原始集体主义思想，一直鼓动着农民起义。但是，在分析“大跃进”这个问题时，主要责任既不能推给农民，又不能推给基层干部。因为1958年关键性的“乌托邦”思想来自最高层，或被最高层所认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号召迅速转变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有些地方三、四年，有些地方五、六年），没有一个见解是来自农民的精神文化。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提出，在建立人民公社问题上，城市慢于农村的理由之一是由于城市里“资产阶级思想”仍然占据相当的优势。这样一种情绪，即认为农村在精神上比城市优越，在政治上比城市更有朝气，这种情绪很值得农民分享，但通过这项决议的却不是农民。【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25.】因此，大跃进的“乌托邦主义”，虽然曾在农村兴旺过，并鼓励了地方干部和普通农民在社会主义热情上、在追求不可能的经济目标上互相竞赛，但在其根源上，却主要地不是农村现象。

三、社会“乌托邦主义”

在施拉姆看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他认为到20世纪60年代初，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都出现了“新阶级”。他用这个眼光来看待很多老同志，号召砸烂他们所操纵的整个党的机构。而用来对付“非无产阶级”倾向的武器，是来自基层群众或党外的“阶级斗争”。

毛泽东所倡导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城市的现象，农村并不是重点。这不同于“大跃进”，那么，“文化大革命”的“乌托邦主义”实质到底是什么呢？施拉姆归纳为三点：（1）毛泽东认为整个人民不仅是善良的，而且会自动地追随并应用他的正确路线，特别是通过有系统、有规律地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使正确路线内在化；（2）毛泽东特别相信中国人民已被无私精神、延安传统的艰苦朴素精神所激励。因此，他号召实行精神刺激和政治刺激而不用物质刺激，号召组成一个由这样的男女组成的社会，其心理与动机将整个是社会主义的；（3）在经济发展方面，着重点全在于群众的创造性。“大跃进”时期，在“技术革命”的名义下，人民被动员起来，但主要还是靠科技人员；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则宣称群众代替了专家。从南京长江大桥直到工农业技术上的小革新，总是宣布群众做到了工程师们做不到甚至说过不可能的那些事情。【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 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 No.87 （1981）, pp.427.】

无论这些幻象或向往是否应被看作“乌托邦”，贯彻执行的后果表明它们远远地脱离了实际，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对此，施拉姆认为，在毛泽东一生最后20年内，中国共产党走上或断断续续地走上通向“乌托邦”的道路。【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 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 No.87 （1981），pp.432.】问题是，毛泽东提出的不现实的思想为什么会整个地被党和人民所接受？如何认识他作为“乌托邦”倡导者的作用？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明确指出，毛泽东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于是在1955年到1965年十年中“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总结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决议写道：“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坚持把“左”的、“乌托邦”的过度行为跟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混淆呢？为什么他在1955年到1965年的十年中犯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两个根本性错误呢？为什么1966年他会在“左倾错误论点”的基础上发动并领导“文化大革命”呢?《决议》提供的解释是：“我们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页。】

施拉姆赞同《决议》的这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军事浪漫主义”对建设社会主义方法具有重要影响。【S. Schram,“The‘Military Deviation’of Mao Tse-tung”，Problems of Communism,No.l,1964，pp.49—56.】但是，尽管毛泽东的思想中具有夺取政权所形成的难以磨灭的经验烙印，为什么党内其他人肯接受这些超越常规的观点呢？施拉姆的分析是，从本质上说，他们是被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对伟大领袖的崇敬所强制造成的。【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 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3.】正如李大钊在192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农民真正要求的是真主，或曰真统治者，换言之一个好皇帝，或一个新式的代理皇帝，他能够制服洋人，并建立农民所向往的和平与安宁。【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3—169页。】

在20世纪下半叶，毛泽东主要关心的大体上正是对农民进行动员和思想改造。特别是他一生的最后十年，把“伟大的”传统跟“渺小的”传统加在一起，既挺身出来充当造反者又充当“真主”，但他显然未能用正确的方式来教育人们，使他们感到救世主没有必要。不管其来源如何，施拉姆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领导不能被称为“乌托邦”，尽管它主要来源于简单化的、误入歧途的“乌托邦”思想。然而，在当代中国有没有一种广泛的理想和向往，能够称之为“乌托邦”呢？毫无疑问是有的，这就是“民主”和“现代化”。【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4.】

四、现实主义的“乌托邦”

施拉姆认为，从197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努力寻觅一条通向未来新的、更现实主义的道路。在经历长时期的“封建专制”以后，民主的概念，不管其内容多么空泛，在中国有很大的吸引力。至少对某些人来讲，“民主”是振奋人心的“乌托邦”理想。

一般而言，提到“民主”或建立“高度民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在中国很少有人不同意民主的口号，然而不同社会范畴、抱有不同政治要求的人们对这个词的理解差异很大。施拉姆认为，存在两种极端的观点，其中一种认为，民主意味着德国式或瑞典式的社会民主，甚至意味着纯粹的“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是根本不可能推进的。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这一特殊形式的“乌托邦”不可能有什么有意义的作为。【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5.】施拉姆进一步指出，今天的部分中国人中有一种空虚感，其表现为广泛的宗教复活及其他许多形式。作为这种情绪出路的政治理想，就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探索新的民主形式。【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 pp.435.】

《决议》提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建国以来没有重视这一任务，成了‘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基层政权和基层社会生活中逐步实现人民的直接民主，特别要着重努力发展各城乡企业中劳动群众对于企业事务的民主管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对于中国民主试验的命运，施拉姆认为，“如果最后在政治领域内不出现一个现实主义的乌托邦幻想，这不是个好兆头，不仅对中国如此，对全世界也是如此”。【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6.】

通向现实主义“乌托邦”的另一个口号是“现代化”。从来源上讲，“四个现代化”的号召是周恩来在1964年12月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毛泽东对这个报告加上一段，敦促中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中打破常规开创新路，因而实现那种“大跃进”。虽然“大跃进”不再适宜或者可行，但是仍然存在这样一个目标，即中国应该迅速实现现代化，并用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它。对于“现代化”的口号，它首先意味着快速的技术进步，但它还必须以一个有价值的、事实上是长期性目标的身份出现，而不是以乌托邦定义的身份出现。【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7.】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乌托邦幻象严重地损害了它们所要保证创造的奇迹。“大跃进”保证要带来大丰产，却造成了饥饿。触及改造人们灵魂的企图却导致了混乱、专制暴行和流血事件。这一切大大破坏了人类的关系结构，虽然从表面上看“文化大革命”对经济还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害。【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9.】

虽然毛泽东一生中最后十年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的动机，即希望动员人民，尤其是农村人民，起来建设国家并决定自己的命运，肯定是正确的，甚至是可贵的。《决议》竭力强调基层人民的“直接民主”，但同时强调，社会主义革命应该“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在施拉姆看来，今后公民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将不再是一种冒险，而是比以往更脚踏实地的工作。他希望，辩证法的因素、毛泽东生活和政治方法中可以供人分享的方面，能被结合到中国迫切需要的新的现实主义“乌托邦”里去，并以这种“乌托邦”取代过去失败了的“乌托邦”。【Stuart R.Schram,“To Utopia and Back：A Cyc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China Quarterly,No.87（1981），pp.439.】

五、结语

“乌托邦”思想传统在东方和西方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从春秋时期一直延续到近代。在西方，古希腊理想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乌托邦传统的肇始，16世纪英国的托马斯·莫尔是近代乌托邦主义者的源头，圣西门、傅立叶、欧文形成了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出现，是西欧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人和知识分子对社会变革所作出的特定反应。人们对乌托邦社会理想的价值追求和期待，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是一个社会得以进步和发展的精神源泉和动力。

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学者费正清和史华慈等人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的研究中，就已经渗透有关毛泽东“乌托邦主义”的思想因素。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在西方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四次大论战”中，乌托邦主义已经颇为流行。在毛泽东逝世后关于其历史遗产的研究中，乌托邦主义成为一种典型的观点。然而，一些海外学者并没有在毛泽东思想和晚年毛泽东之间作明确区分，由晚年毛泽东的错误而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归之为乌托邦主义，认为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是难以实现的幻想。这是不够科学的。与多数西方学者不同的是，施拉姆借用“乌托邦”的分析范式，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经历的曲折进行探究，力图寻找其思想、政治、社会和文化根源。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当然，施拉姆用“乌托邦”这个西方流行范式概括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十分复杂曲折却不断走向成功的发展历程显然过于简单化了，也未必符合实际。例如，毛泽东虽然生在农村，热爱农村，但他更向往城市。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终是为了占领大城市。毛泽东教育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进城后要防止敌人的“糖衣炮弹”，这是因为他吸取了以往农民革命，特别是李自成农民革命一进城就腐败的教训。毛泽东在“大跃进”期间和“大跃进”之后系统阐述过的经济思想，绝不像有些海外乌托邦主义模式所理解的那样片面和简单化。毛泽东强调精神鼓励和物质刺激相结合，又红又专，大小工业并举。这个“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从某些方面来说，是他整个经济战略的核心。这是靠“两条腿”尽可能快走的方针，并不是想单靠小工业和土办法“一条腿”前进。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艰辛的探索。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毛泽东力图根据中国建设的实践，全面突破苏联模式，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尽管晚年毛泽东犯过严重错误，但在新中国历史上形成的许多独特的理论和实践，是同毛泽东的“乌托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主义的乌托邦思想不是外来的思想珍玩，而是一种与现代和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紧密相关的历史现象”【[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乌托邦主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是中国当代社会综合发展的产物，又对当代中国社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海外学界把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等同于乌托邦主义是不够确切的。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教授、中国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北京 100089）

(来源：《北京党史》2017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