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20世纪是人类历史巨变的世纪。在它的前半期，社会主义制度以其在世界广大领域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而震惊了世界；在它的后期，社会主义因其遭受挫折特别是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又一次震惊了世界。这种沧桑巨变，在人们面前提出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所谓“共产主义大失败”的狂喜和曾经信仰过社会主义的某些人的悲观情绪，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的这一结论，已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0多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所证明，并必将进一步为21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所证明。

一、社会主义是一个曲折前进的历史过程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其总趋势是前进的、上升的，而道路则是迂回的、曲折的。自然界如此，人类社会同样如此。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走过了相当艰难曲折的道路。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经历了48年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法国则经历了86年的反复较量。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来说，从建立到成熟，大约经历了二三百年的时间，其间不断发生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以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尚且如此，何况作为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运动呢！指望社会主义的发展总是一帆风顺而不会经历任何曲折，是根本不现实的。

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有过多次曲折，出现过多次低潮，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的总趋势却没有改变。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诞生以来的150多年里，它从革命导师的理论构想发展为世界工人运动的指导纲领，从理论变为实践，从一国实践变为多国实践，呈现出一幅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总画面，表现为不断上升的前进的运动。在这一发展的总过程中，局部的挫折、一时的低潮、甚至暂时的倒退，都在所难免。清醒地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会为这些外在的表象所困惑，而是始终不渝地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定胜利，以昂扬的姿态面对严峻的现实，迎接艰难的挑战。

当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正在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就科学地预言：“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40多年以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证实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于14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卫分子的武装叛乱而陷入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列宁坚定地指出：“不论革命有什么样的困难，可能遭到什么样的暂时失利，不论反革命掀起什么浪潮，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中国人民所走过的革命道路更是百般艰难曲折。民主革命28年历程中，几经挫折和失败。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中国人民打入血泊之中。

但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杀绝，没有被吓倒，他们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起来战斗了，并且学会了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到农村去开辟革命根据地。根据地建立之初，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有人怀疑：红旗到底能够扛多久？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这燎原之火也几起几落。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王明的“左”倾错误，根据地党和革命力量损失90%，白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但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我们党总结了经验教训，最后终于战胜了国内外一切敌人而赢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道路同样不平坦，小的曲折不算，大的就有两次：一次是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一次是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些错误给我们造成了严重困难，甚至使我们陷入严重危机。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从纠正错误中进一步成熟起来，终于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历史是一面镜子，它告诉我们：革命无论如何困难，无论遇到什么挫折，它最后总要胜利的。因为它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代表历史发展方向。胜利只是个时间问题。

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社会主义制度被抛弃，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本世纪以来最重大的挫折。西方敌对势力为此而异常兴奋，由此而断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彻底破产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悲观失望的情绪在一些人中流行开来。面对这种局部的挫折和暂时的倒退，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郑重地提出：“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正是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低潮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通过改革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对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任何不带偏见的人们都表示惊讶和赞赏。世界银行专家评价说：“中国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取得了其他国家用了几个世纪才能取得的成就。”埃菲社1992年年终专稿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造就了20世纪最壮观的经济奇迹之一。”法国勒诺·德罗什布鲁纳在1997年11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在21世纪的头几年里，我们肯定会看到中国将作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强国出现在世人面前。在21世纪初期，中国的雄心壮志将会具体地显示出来，继续令我们惊讶不已。”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既是中华大地上的伟大创举，同时又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邓小平指出，如果到下个世纪中叶我们实现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战略目标，“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在发展中出现曲折，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第一，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长期存在。“树欲静而风不止”，有斗争就会有起伏，有波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高潮与低潮、胜利与挫折、前进与倒退是合乎规律的现象。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建设与发展需要经历一个从没有经验到取得经验、从不太完善到比较完善、从不太成熟到比较成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经验不足而犯一些错误，走过一些弯路，遭受一些挫折，是难以完全避免的。我们只能遵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道路，不断地总结经验，逐步地从必然走向自由。第三，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的领导，如果发生路线错误而不能切实纠正，或者发生严重腐败现象而得不到遏制，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就不仅会发生大的挫折，甚至会导致历史的大倒退。前两条是客观原因，后一条是主观原因。只要主观上不发生大的问题，小的曲折虽然不可避免，历史大倒退那样的曲折却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曲折，它们都不过是构成历史发展总趋势的一个具体环节，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正如黄河有九曲十八弯，但它东去的总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在这里，重要的是，第一，不要把暂时的曲折看成历史发展的结局，而应当站在历史发展的宏观高度如实地把曲折看成是一种暂时的现象，看成是实现历史发展总趋势的一个环节，在任何曲折面前都要坚定信心，牢牢把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第二，重视总结经验教训，尽量避免那些可以避免的曲折，把曲折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中关键是搞好党的自身的建设，保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第三，即使发生像苏联东欧那样的历史大倒退，我们也坚信，广大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在经过实践的教训和认真反思之后，最后也会重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这个过程可能是长期的、痛苦的，但最终向这个方向发展则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历史规律不可改变。

二、科学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

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

总结经验，首先有一个总结经验的方法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去总结经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至少有三条原则是应当把握的。

第一条原则，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内因的分析，不应当过分地强调外因的作用。这一点，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大家知道，在遵义会议上有一场争论，即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有一个发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完全在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这样总结经验实际上是拒绝总结经验。因为革命初期的特点就是敌强我弱，如果敌人强大我们就必然失败，那么我们就永无取胜之日。对此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驳。后来，他在哲学上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5—108页，毛泽东写了很长一大段笔记来阐述这个问题，那些思想后来凝结为《矛盾论》“两种宇宙观”里面的关于内因和外因关系的论述。毛泽东在《批注集》中写道：“‘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矛盾论》中，他又指出，“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可见，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内因的分析，关键是党的路线是否正确。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策略固然起了作用，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内部问题，是路线问题，政策问题。苏东剧变的历史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思想僵化，体制僵化，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这种情况引起人们的不满，而人民群众的这种不满意，在有的国家直接地被敌人所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就被推翻了；另外一些国家，看到了问题，寻求出路，搞改革，但选择的是一条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使得敌对势力利用了这种机会主义而由小变大，或者从内部夺权，或者从外部取而代之，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在苏东剧变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巍然屹立，蓬勃发展，这从正面又证明，只要共产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任何国际和国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都不能够得逞。苏东剧变后，邓小平说，关键是做好一件事，即自己的事。这是非常富有战略眼光的。在南方谈话中他又指出，今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首先是共产党的路线要搞好，只要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我们就不会出大的问题，即使出了一些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第二条原则，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对所犯错误内容和原因的分析，不应当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这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的问题。党在路线上发生了问题，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当然负有重要的责任，对于他们的错误和失误应当给予批评，不能含糊敷衍，必要的时候甚至还需要在组织上做出一定的处理。但是，不能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个人，正如不能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个人一样。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里谈到我们总结民主革命经验时说：“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吸取教训，才能在批评错误时找到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党作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是着重于所犯错误的历史环境、错误的内容、产生根源以及今后如何改正错误这样一些方面的分析，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的指导方针。苏联人对斯大林所采取的完全不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的方法。从赫鲁晓夫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几十年中，他们一味地咒骂斯大林，好像把斯大林批臭了，问题就都解决了。而对于斯大林时期所犯错误的历史环境，认识上和体制上的原因，以及全党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等等，完全没有给予重视，更谈不到进行深入和具体的分析。这样他们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相反，在大反斯大林的旗号下，为机会主义的泛滥开辟了道路。

第三条原则，总结经验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犯了严重错误，包括政治上、经济政策上、对外政策上和民族宗教政策上的错误，这些错误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蒙受了巨大的损害，并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认为那时候一切都错了，不能认为斯大林一切都错了，否则就不能解释苏联的经济为什么曾经有过比较高的发展速度，为什么它能够经受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为什么原来比较落后的俄国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建设成为一个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否定一切，只能导致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即使是对苏联模式，即30年代苏联建立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应当做具体的分析。一方面，这种体制确有弊病，必须改革；另一方面也应当如实地承认，这种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在战争或严重的战争威胁的条件下，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也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所以，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采取的不是那种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包括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我们党的《决议》一方面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另一方面又肯定，这一时期“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们在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严重错误的同时，又明确地肯定，“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样，既指出了原来的那个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必须加以改革，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否定马列主义、否定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对所有的问题，要讲两句话。讲一句话就要犯错误。讲两句话，不肯定一切，不否定一切，才能真正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

三、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可以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一个根本总结。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恩格斯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比空想社会主义者高明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比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周密、更细致地勾画出一套社会主义的理想方案，而在于他们创立了唯物史观，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解答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的钥匙，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以这个一般规律为指导，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找到并唤醒了埋葬资本主义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150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就是说，他们从来不是从美好的愿望出发，不是从抽象的理性、正义等等原则出发去设计理想社会的方案，而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现状的运动中寻找未来的出路。正如列宁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然而，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向实践的转化过程中，如果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它仍然会重新陷入空想。过去我们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在调整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在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都是由于思想路线的错误导致政治路线和重大决策的失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陷入了主观主义空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首先是从端正思想路线开始的。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过去“左”的错误，就不可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不可能提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这充分说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是如此，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苏联东欧剧变，原因固然十分复杂，而且不同国家具有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但说到底，仍然是思想路线出了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盛行，不仅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而且形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后来一些国家实行改革，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犯了右的错误。例如：在思想上，过去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后来则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政治上，过去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来则否认一切阶级斗争，搞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过去忽视民主，搞得权力过分集中，后来则在“政治多元化”的旗号下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所谓的“多党制”。在经济上，过去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后来则搞全面私有化，如此等等，这种情况说明，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深刻的思想根源在于思想路线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长期的历史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

第一，搞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实现这一必然性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它没有为每个国家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本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以往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特别是把苏联的经验和模式教条化了。毛泽东对此有所察觉，曾试图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而未能如愿。只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响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又说：“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这是对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一个科学总结，具有普遍的意义。破除固定的模式化思想，走自己的路，关键是要对自己的国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对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出实事求是的估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的教训是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估计过高，因而犯了许多超越阶段的错误。我国在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之后，才深刻认识本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给自己做了正确的定位，并根据这个定位制定和实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这是对所谓的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的有力破除。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列宁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

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十年，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一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五十年、一百年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新的形势与任务，提出新的理论以解决新的问题。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既没有丢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讲了马列没有讲过的符合今天实际的诸多新话，例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如此等等。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等等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一系列新的科学判断。总之，邓小平理论所以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它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四、最重要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键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当代社会主义所面临的首要的基本问题。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首要的基本问题，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第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和剥夺资本家的资本以后，便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也明确指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现实的社会主义都是在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上建立起来的，贫穷是现实社会主义的一个不利的起点。搞社会主义首先要把治穷作为自己最根本的任务。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而把抓阶级斗争作为各项工作的总纲，林彪、“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不仅模糊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且严重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形象。针对这些错误认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落实到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上，就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邓小平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要靠科技和教育。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邓小平密切关注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变革，依据对现代生产力的深刻认识，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第二，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时富裕。针对我国长期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和政策，邓小平强调首先必须打破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他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这个大政策，以承认差别为前提，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条件，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的是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对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问题，要认真对待，妥善解决。合法的较高收入应予允许和保护，并依法加以必要的调节；非法牟取的暴利，必须坚决有效地依法处理。总之，我们在处理先富、后富和共富的关系问题时，要从大局看问题，不能采取“劫富济贫”的“左”的政策。重要的是，要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尽可能多地增加生产总量，同时运用分配政策和税收政策进行调节，保证社会公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第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长期以来，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把计划经济看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把市场经济看成是资本主义的东西。这种观念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邓小平坚决否定了这种看法。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主张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这是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用生产力标准看问题的体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以市场为取向。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不在于计划制定得不周密、不具体，而在于排斥和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因此，改革就是把经济搞活，把市场运用好，就是以市场为取向。邓小平科学地解决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问题，为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第四，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基于对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手段的认识，邓小平逐步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认识。早在1980年5月，他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的问题。他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此后，他又从搞活经济和共同富裕两个方面论述过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说：“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2年初在视察南方谈话中，针对一些人在姓“资”姓“社”问题上的困惑，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明确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一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各种具体特征的内在联系，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根本任务，同时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功能和基本价值，提供了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价值观，从而把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实现了社会主义认识的新飞跃。这一论断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起来，纠正了以往讲社会主义本质只讲生产关系的局限性；把发展生产力与解放生产力统一起来，纠正了以往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存在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而不存在解放生产力任务的不彻底性；把目标和手段统一起来，纠正了以往只讲最终目标而忽视实现手段的片面性。这一论断还抛弃了已被实践证明是不正确的把计划经济当做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观念，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

第五，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重要政治特征。鉴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民主受到严重破坏、法制受到肆意践踏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针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状况，他又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因此，邓小平主张“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法制建设，就是要使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使民主和专政的各个环节，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六，社会主义必须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是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特征。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全局性问题。从社会主义基本理论来说，社会主义社会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从党的基本路线所确立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目标来说，经济发展、政治民主、精神文明是三位一体的奋斗目标，精神文明不但是这个总目标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是为整个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正确发展方向的思想保证。因此，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第七，在改革开放中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着。恩格斯说：“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斯大林曾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完全适合”的，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观点，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否认社会主义仍然需要改革，从而使经济、政治体制僵化起来。邓小平非常重视改革开放的重要作用，把改革开放看做是新时期最重要的实践和最显着的特点。他强调，中国必须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他还明确提出了检验和判断改革实践的各项政策措施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开放也是改革。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深刻阐明了对外开放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他把对外开放当做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谈到实现翻两番和更长远的奋斗目标时，他指出：“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目标，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他领导我们党制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指导我国形成并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八，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放弃党的领导。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他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邓小平又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在新的形势下，面对新的任务，党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工作方法和领导制度方面还有许多不适应的方面，必须加以改善。邓小平指出：“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邓小平提出了党的建设的目标，要求“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总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也是最复杂、最艰巨的事业。它只能在战胜各种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在克服各种艰难险阻的奋斗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1913年，列宁发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针对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一些人对革命的失望情绪，分析了马克思主义自《共产党宣言》问世以来的发展过程，指出从那时起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个时期都使马克思主义得到新的认识和新的胜利，他并且预言：“即将来临的历史时期，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的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了列宁这一论段的科学性。在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东方的蓬勃兴起、兴旺发达，必将极大地推进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复兴。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我们将不断地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无限光明的前景。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