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作者:吴树青    发布时间:2012-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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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吴树青

党的十五大深刻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指导意义,明确指出,“邓小平理沦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五大报告从四个方面精辟地阐述了这一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的原因所在。本文拟就邓小平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一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需要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50周年。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已经度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150年来,世界和中国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马克思主义却始终保持了它的旺盛生命力,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不是某位学者在书斋里制造出来的某种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以新的经验和新的知识丰富着、发展着、完备着的科学体系。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出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①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②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无不证明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着的科学,因而能够永葆其革命的青春。

在当代中国,产生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出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绝不是偶然的。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说明产生邓小平理论的时代特征、国际环境和国内状况,不同于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当代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决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有其客观必然性。

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在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空前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特征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列宁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俄国的国内状况,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可以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资本主义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而开始革命的国家,首先突破资本主义战线的国家,不一定是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而可能是资本主义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列宁根据他所创立的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胜利地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形态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制定了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不仅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为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奠定基础,而且是继十月革命以后又一次震撼世界、影响历史的伟大事件。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面临着一个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由于中国不是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而是在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生产力发展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因而面临更加困难和复杂的任务。

列宁在创立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时曾经预计到,首先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经济愈落后,在革命胜利以后建设社会主义就愈困难。为此,列宁在总结革命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在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前后没有深入分析本国的国情,简单化地把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的理论搬用到实际生活中去,把苏联具体条件下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当作社会主义一般模式,提出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超越了历史阶段,因而尽管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但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苏联经验为鉴戒,积极进行了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由于缺乏经验,对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对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认识不足,更由于50年代后期开始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发展的“左”倾错误,这一探索没有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坚持下去。60年代初毛泽东曾经说过:“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没有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③他还说过:“对于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有些不甚了解。”“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④应当说,直到改革开放以前,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始终没有完全搞清楚,对中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阶段上,没有作出科学的估量,没有能够准确地把握。而能不能搞清楚这个问题,能不能正确把握中国国情,恰恰是能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能不能在实践中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不可回避的基本理论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所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理论正是在新的世界格局下,在解决这个基本理论问题,认识中国基本国情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邓小平理论的产生,还有其特殊的时代特点和国际背景。列宁斯大林时代,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空前激化,是在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在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下诞生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刻面临着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颠覆的威胁,内外政策不能不考虑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国际上反共反华势力猖獗,不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我们处在隔绝、孤立状态,而且多次发生过边界武装冲突,不能不产生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想法。后来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合作交往的条件,但却由于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发展,而使得我们未能充分利用这一国际条件。

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时期,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特点。虽然由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存在,世界战争的威胁仍然存在,但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地位日益突出,有可能在较长时间内避免世界大战,争取较长时间的世界和平。邓小平在认真观察和分析了世界局势的变化后,提出了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科学论断。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⑤并且认为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相应地调整了我国外交战略和外交政策,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及据此调整对外政策的两大变化,改善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世界无大战、周边无敌国的有利形势。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国际格局下,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新的科技革命迅猛发展,这都使中国加速发展变得更加迫切。列宁在以电力的发明和应用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条件下,提出过共产主义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的著名口号。而今天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迅速发展,大大加深和加强了各国的经济联系。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使各国之间在市场、资源、资金方面既需要增加合作,又加强了磨擦和竞争,使经济问题上升到首位。对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大国来说,这一趋势既提供了引进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的有利条件,又面临维护国家主权、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严重任务。如何适应这种趋势,参加进去掌握主动权,兴利除弊,成为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大课题。如果说当年苏联曾经利用30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而加速实现了自身的工业化,而后来又由于不能适应新的科技革命及时调整自身的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而走向衰落,那么对当代中国来说,更应重视这一新的机遇和挑战,找到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的正确方针。

时代主题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外部环境,既不同于列宁斯大林时代,也有别于毛泽东所处的时期。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较长时期和平的国际环境已经赢得。邓小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态度和创造精神,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全面改革,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新的科学体系,回答了时代的挑战,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综合国力愈益强盛,人民生活逐步富裕,社会主义显示出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新生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改革开放的新局面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明前景。”

二、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五大提出的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指出了邓小平理论的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一方面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邓小平理论是在当代中国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解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必须全面地把握这两个方面。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就是说这一理论在结合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时候,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是牢固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阵地上,深深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之中。这一点,邓小平曾经有过十分明确的说法。他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⑦“没有丢”和“不能丢”,深刻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在著名的视察南方重要淡活中,最后强调的还是“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⑧之所以要强调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无沦国内还是国外,都存在着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们看到邓小平理论有着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的论断,否定了马范思主义著作中的个别论点,纠正了某些已被实践证明不符合实际的东西,于是或明或暗地断言邓小平理论已经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甚至随心所欲地把邓小平理论的特色归结为不问姓“资”姓“社”,不分姓“公”姓“私”。从这种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出发,有些人兴高采烈,有些人忧心忡忡。而这两种源于同一“认识”的不同态度,却都是既不真正了解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也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因而也就不能科学地把握邓小平理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联系。他们实际上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论点出发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沦,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因而不能把握事务的本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的态度是要善于区别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和实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则和方法,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并从这个实质出发,结合不断变化的实际,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就是由于小平同志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牢牢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结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同情,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⑨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始于1978年的拨乱反正。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率先抵制和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支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明确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运用毛泽东思想。1978年12月发表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⑩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理论在创立之初,就把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提到首位,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基础上,并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一思想路线。这就充分证明邓小平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作为自己世界观的思想基础的。

在邓小平理论形成过程中,在坚持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方面,邓小平同志作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科学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全面否定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党遇到的一个全局性的、紧迫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功过,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邓小平鲜明地提出了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样,才不致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而当拨乱反正过程巾出现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想时,邓小平又旗帜鲜明地提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出:“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11)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不能借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还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12)邓小平对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所持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立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应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雄辩地说明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经历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格局大变动的严峻考验后,联系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训及其对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不能不为中国产生了邓小平理论感到由衷的庆幸和自豪。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不仅因为这一理论的依据和所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表现在它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它所强调的基本理论,无不源于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自然是这一理论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曾经明确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13)邓小平理论所致力于解决的,是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道路,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关于社会主义建没发展战略,关于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等等方面的论述,都是围绕搞清楚这个关系到能否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首要的基本理论而展开的。之所以强调搞清楚这个问题,为的是在实践中能够真正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使社会主义这个很好的名词,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好制度不至于因为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而得不到体现;为的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得到迅速的发展,使我们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并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

正因为这样,所以邓小平理论所坚持的一些基本原则,所阐述的一些基本论点,是完全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例如,邓小平强调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比如,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再如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以及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等等。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每当出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反对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时,邓小平总是旗帜鲜明地加以驳斥;而当出现危及社会主义的重大事件时,则毫不犹豫地采取坚决措施,并在处理事情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消除弊端,最终使坏事变成好事,使领导者更加清醒,使人民更加清醒。正如十五大指出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沦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

三、突破成规,开拓新境界

邓小平理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讲老祖宗“不能丢”、“没有丢”的时候,强调指出,问题是要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他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界,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恩列宁主义。”(14)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继承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发展和创新,是适应时代特征和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并且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沦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给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宝库添加的新的东西,不是个别的方面,而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从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的哲学来说,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同样也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是把这一精髓用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时,则在实践的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开辟了新视野,形成了新境界。邓小平关于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关于改革开放的理论,最为鲜明地表明出这一理论的创造精神。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但是长期以来,从原苏联到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却不自觉地陷入了离开生产力抽象谈论生产关系的历史唯心主义,既没有深入研究生产力的实际发展状况,也没有科学地分析实际生活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表现和特点。斯大林晚年提出苏联社会中存在的集体所有制和商品流通已经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因而要用产品交换取代商品流通,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正确地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对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则认为由于社会主义没有完全建成而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矛盾的。于是后来出现了搞“一大二公”,消灭小生产,割资本主义尾巴,批资产阶级权利等一系列超越阶段的理论和政策。“文化大革命”时甚至出现了“四人帮”的批“唯生产力论”这种直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荒谬论调。所有这些显然都没有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

针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这种情况,邓小平明确提出了生产力标准的理论,并且对中国现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就强调:必须实行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战略转变,后来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他还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制定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论。

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就有一个怎样才能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的问题。这就产生了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改革开放理论。邓小平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是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15)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是解放生产力。而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只有在旧的社会制度下才存在通过革命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当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由于它同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是相适应的,因而不再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解放生产力是通过革命手段实现的,而革命通常都理解为一个阶级推翻和消灭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至于文化革命、技术革命,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政治革命。然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却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尽管其根本制度是适合生产力的,但具体的社会主义模式,它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则可能仍然在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例如中国过去实行的“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模式,显然是同生产力的发展不相适应的。邓小平关于改革也是革命的理论正是在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他明确指出,改革也是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16)提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无疑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的封闭的孤立的体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吸收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因此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特点。邓小平坚持开放的立场,运用到建设社会主义。他在总结世界各国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把对外开放提到全人类发展的高度加以考察,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流,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7)“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18)同样,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所以要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了推进对外开放,邓小平破除了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只看到根本对立而看不到继承和联系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益的东西和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9)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这一时代特点出发,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邓小平第一次对如何对待对外开放,怎样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本,来加速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制定出了一整套方针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集中表现在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的形成,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新的强大的推动力。

长期以来,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一直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从亚当·斯密开始,资本主义一直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而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时,把社会化生产所产生的个别企业的生产的组织性,同市场经济造成的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作为是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马克思认为,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才能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人类将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前后,废除了保存市场经济的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并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就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念。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认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20)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邓小平持十分谨慎和慎重的态度,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邓小平充分肯定了这一提法,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取向改革实践的发展,从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经过长时期的观察、分析和思考,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1)这个精辟论述,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为我们把经济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2)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邓小平极为重视,他强调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统一的角度,在新的更深层次上全面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些同志对这一理论概括中没有提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感到不好理解,也有些人由此认为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不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可以不予坚持。这显然是没有把握这一理论的实质。社会主义本质是从社会主义各方面基本特征中抽象出来的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自然不能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特征都罗列进去。包括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在内,都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根本特征。没有这些方面的特征,社会主义本质将无从在实践中体现出来,既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也不能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不能把不同层次的理论概括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否则就不能真正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理论。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突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本质中的地位,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实践意义和时代特征。从历史上说,我们之所以在很长时期内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根本上说是因为没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仍然存在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的本质,可以使人们更科学地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为探索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法奠定理论基础。从现实意义来说,中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更加尖锐。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因此必须突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地位。从时代特征来说,当今世界应付时代挑战的核心是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使我们的综合国力走向世界前列。所以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真正使我们睡不着觉的,长期内始终是经济能否发展,能否实现我们战略目标的问题。只有深刻认识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才能提高一心一意搞建设的自觉性。因此,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纳入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概括之中,不是简单地出于对社会主义历史使命和根本任务的逻辑推论,而是基于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基于对中国国情的准确判断,基于对时代特征的深刻把握,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原因在于它始终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基础上,紧紧把握住中国的现实国情,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密切结合。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十分重视对中国国情的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邓小平理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的丰富和发展,都是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分不开的,都是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总结了人民群众在实践中的创造而概括出来的。

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多方面的。上面所谈到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仅从以上的介绍就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党的十五大指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理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当然,如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需要发展一样,邓小平理论也需要继续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这方面,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和继续在实践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着这个理论。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的论述,关于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条件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分析,关于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命题;关于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括,等等,都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学习、研究、宣传邓小平理论,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在《共产党宣言》出版150周年之际,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是对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著作最好、最切实的纪念。

(来源:《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