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贡献

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贡献

欧阳雪梅

邓小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在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其核心、实质和第一要义是中国发展问题。他一再强调,“我们要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的。”[1]这是邓小平思考问题、制定政策、部署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并在具体内容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发展观。邓小平提出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一个较完备的科学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即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成果，也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创新奠定了理论基础，是科学发展观的直接思想理论来源。

一

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发展理论成果。

发展是有史以来人类实践的课题。从历史上看，一切处于进步状态的阶级和社会集团，都是注重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首创了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他们认为，未来的新社会必须以生产力的巨大的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马、恩在提出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决定性的基础的同时,在《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1845年马克思所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第三条，强调“环境发展——人的活动发展——人本身的自我发展”的一致性。在第三卷手稿中，还闪现出可持续发展观的思想火花。马克思认为，私有制下“对土地进行野蛮的掠夺”，势必造成“土地枯竭”。他设想，在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条件下，人们不再是土地的所有者，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和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这里特别明确地论及了“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关系问题。恩格斯则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第一次生动具体地描述了英国工人遭受的贫困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对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发展问题提出完整的设想,但是他们为现代发展观的形成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列宁则强调辩证法就是发展观，而且是最为全面深刻的发展观。1913年，列宁为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这篇著名论文，首次提出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就是发展学说的科学定义：“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了探索社会主义条件下新型矛盾论——寻求对立面和谐结合的新思路、新观念。在《论工会目前局势以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这篇名著中，列宁提出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在走向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学会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的确，可以把这些对立的概念不和谐地结合起来，也可以把它们和谐地结合起来。”这就启迪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新型矛盾，不能再采取解决对抗性矛盾的方式，一方压倒一方，一方吃掉一方，而是应当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结合，共同发展。列宁在晚年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尤其是通常称作“政治遗嘱”的最后论著、最后构想中，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盘改革计划”。“经济——政治——文化”三维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总体构想。

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缔造了新中国，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如何实现现代化，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尝试。1956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全面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建设中各种因素的关系,蕴涵着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哲学理念。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和判断了国内的主要矛盾，并进一步指出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1957年，毛泽东同志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代替敌我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就为我们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所有这些,对于指导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后来发生了“左”的错误,背离了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致使我国的发展走了弯路。然而，毛泽东“以苏为鉴”寻找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新道路，开创一种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中国发展模式的探索，成为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起点和思想源头。

二

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发展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准确把握及对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作出的科学判断中所得出的结论。他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首先是发展经济。”［3］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要通过发展体现出来。他针对苏东演变的教训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因此，“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4]“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5］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概括中贯穿始终的是发展这根红线：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核心在于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关键也在于发展。他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6］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在世界经济日趋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与综合国力的关系问题凸现时，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突出地把“发展”问题升华到一个全新的视野、全新的境界、全新的高度，从而确立了发展在中国的战略地位。

（二）发展目的是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富裕。”[8]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建设目标。满足广大人民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初，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7]他提出的“三步走”战略步骤，台阶式迈进的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即“温饱型”、“小康型”和“比较富裕型”，始终是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目的和归宿的。邓小平突出地强调了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他根据西亚北非伊斯兰文明区没有工业化的畸形现代化和广泛存在于拉美的“依附性发展”的情形，告诫说：“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9］因此,邓小平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保证作用，一再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0］鉴于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平均主义分配又给我们造成了追求公平而牺牲效率的弊端，邓小平提出了通过由非均衡到均衡发展模式来实现共同富裕的思路：“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11]所以，他在发展突破口的选择上，先农村后城市；在发展推进方式上，先经济后政治；在发展区域上，先沿海后内地；在发展途径选择上,先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最终形成共同富裕。这就明确了共同富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及如何正确处理先富与后富、个人富与集体富、局部富与全局富等一系列辩证关系。为此，他提出沿海和内地发展“两个大局”的思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一个大局。”[12]这一个大局的着眼点是让条件好的地区先富起来，以便示范、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第二个大局的着力点是要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13]他所说的“共同富裕”就是“使所有的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在晚年，邓小平特别强调，要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避免两极分化，缩小地区间的差别，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繁荣和进步。他说,“分配问题大得很”,“要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他明确地提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4]邓小平的这些论述鲜明地揭示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把发展置于社会主义的整个价值目标之下，指出发展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判断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得失成败的标准是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这就为中国发展确立了价值目标与价值尺度，即人民本位价值标准。

（三）发展的动力是改革开放。邓小平首先创造性地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动力的思想。他的著名论断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他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15］束缚和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所有体制性障碍都必须通过改革来消除和克服，以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开放,在邓小平看来,不仅仅是发展条件,也是发展动力。因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16］在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发展不可能是孤立于世界历史运动潮流之外的闭关自守。邓小平驳斥了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论”发展观,将发展的民族性与开放性紧密结合起来,建构了主张各民族在全球交往中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立足点,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积极成果,在对外开放中实现本民族自主发展的科学理论。邓小平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强调民族性,强调走自己的路,发展出自己的特色,失去了本民族的特点,一个国家就不可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不尊重自己的民族是谈不上发展的。走别人的路,受制于人,单纯依靠外界的帮助,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因此,“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17］但开放又是必要性的。邓小平总结中国自我封闭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间的经验。”［18］“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9］他反复强调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因此而可以使我国尽快缩小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并进一步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同时，他认为中国目前还不发达,需要外国资金和技术的帮助,但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也会对国际经济发展做出较多的贡献。邓小平的对外开放理论,汲取了世界现代化理论的合理因素,又着眼于当代世界的发展格局,深刻揭示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制约及其规律性。他不仅弘扬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而且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确立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使之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邓小平还总结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中国的发展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两套本领的战略设想。这体现了中国发展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与理论依据。

（四）发展的关键是科技和教育。邓小平说:“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20］他研究当代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形势,高瞻远瞩地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1］这主要是强调了科技对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说：“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22］科学技术是经济发展强有力的杠杆,我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建立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而高科技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要求我国科技界在高科技领域必须有所作为：“下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23]他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要求造就更加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人才的数量和质量影响到科学技术的发展。而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科技人员的培养在于教育，因此，他提出“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一定要把教育办好。如果教育不能培养出合格人才,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没有后劲,就谈不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邓小平要求高等学校要把尽快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

（五）发展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性。邓小平一向认为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始终将经济建设置于中心地位，这是对毛泽东的最大超越。但是他并不认为发展只是经济的单一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经济唯一”，“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24］他认为必须全面协调发展：一、经济发展应同政治发展相协调。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社会是“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需要政治环境、高效的政府机构,归根结底有赖于民主政治建设。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5］并强调民主要制度化、法制化。二、经济发展应同文化发展相结合。他说，“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6］因而,邓小平,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总之，“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更多更优秀的人才。”[27]三、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全面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他一再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于人。”［28］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目标,不断提高国民素质。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既突出了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又抓住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对于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关于发展中人与生态环境、自然资源问题，是邓小平一直关注的问题。他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最早提出中国人口控制问题,主张限制人口增长应该立法；1978年首倡制定一部森林法；1979年提出“增产节约”的基本原则。而在1992年“南方谈话”前夕，在论及五年计划、十年规划指导思想时，他提出,要合理利用资源,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他高度重视保护环境问题,特别着重指出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在邓小平的讲话中,仅“持续”这个概念,在《邓小平年谱》中就出现过17次。［29］

邓小平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系统回答了“什么是发展”及“怎样发展”的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重要创新，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一个较完备的科学发展理论。

三

科学发展观是对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时代创新。“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始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首要的基本问题。我们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都是围绕这个基本问题展开的。邓小平对此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马克思说：“一切划时代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30］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告诉我们，划时代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应时代需要而产生的，回应时代提出的要求，自觉解决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体现时代特征。邓小平的发展理论是基于我们党刚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又处于解决温饱阶段,突出矛盾是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因此，邓小平理论视野中的发展重点是使社会主义和贫困脱钩，使人民尽快富起来，当时讲发展,突出强调的是发展经济；当时的发展，是一种非均衡发展。而科学发展观是在国力有了长足增长、均衡发展已具备客观可能的基础上，其着眼点则是在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31］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到新世纪新阶段的产物，结合中国的新的实际和现代化的新特征，完全反映了现实和时代的需要，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化了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构建新的思路时，在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以人为本，社会公正，协调发展，全面进步等这些社会主义的理念再一次得到重申和强调，同时提出实现目标的新理念和新方式，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在体系上，科学发展观把“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三个概念与“以人为本”相联系,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体系的全部内涵和基本要求。这一理论把邓小平关于发展的认识系统化,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对发展问题认识飞跃的标志，第一次使我们对发展的要求从整体上有了一个全面、系统、准确的认识和把握。

在内容上科学发展观拓展了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的内涵。

（一）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提出了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执政党和人民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重视人的需求满足，这是以人为本的基本内核，但还没有从概念上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提出“以人为本”，即“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进人的全面发展。”［32］这体现了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是唯物史观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具体体现。首先明确了发展与“人”的关系,强调发展的全部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而不是“物”；第二,明确这个“人”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人,强调“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第三,科学发展观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强调人民群众的需求是全面的和不断发展的,进一步把人民群众现阶段的需求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和目标统一起来。这从根本上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为谁发展、发展的目的问题，它不仅升华了邓小平关于发展必须注意满足人的需求思想,对社会主义发展目的的理论作了更全面、更深刻的阐释,而且充分体现了党的性质、宗旨和执政理念在发展问题上的要求，强调了发展的主体性。

（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容。从科学发展观内在规定各要素，即全面、协调、可持续和以人为本之间的相互关系看,“全面”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要求。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发展，不仅包括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经济发展，而且包括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对外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经济发展带动人和社会发展，以人和社会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及和谐社会的辩证统一。科学发展观增加了社会发展这一内涵。

“协调”则明确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和重要原则。“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五个统筹”凸现了均衡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可持续”，就是要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永续发展。

（三）科学发展观注重了发展的自主创新性。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釆取引进式、模仿式、追赶式、跟踪式发展来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这有其历史的必然性。21世纪，自主创新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科学发展观提出：“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真正赢得发展、造福人类,必须注重自主创新；对影响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全局的尖端科技，只有依靠自己的努力来突破，才能牢牢掌握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三个方面；自主创新的关键在人才,必须“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33]在全社会进一步培育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风尚,用事业造就人才,用环境凝聚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这四个方面的理论源头,就是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又作出了重大创新：“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和“战略基点”的论断,突出了高新科技、关键技术在第一生产力中的核心地位；“自主突破”和“战略主动权”的思想,阐明了一个重要现实：:科学技术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但它的传播却是有国界的,受国家利益左右,特别是尖端技术、核心技术是不可能寄希望于国际市场或这些技术的持有者慷慨“传道”的。这一观点对于矫正那种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有无国家的自主品牌无关紧要,依靠国际市场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认识偏差,对推动我国高新技术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三位一体的自主创新内涵,揭示了科学技术创新发展的基本规律,指明了我国科技自主创新的方向和道路；“四个尊重”的思想在“两个尊重”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创新人才成长所需要的环境和氛围。这些理论创新都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是对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及社会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

这些均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综上所述，邓小平坚持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源头；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又以自己的丰富内涵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邓小平的社会发展理论,实现了这一理论的重大创新,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其意义是深远而又重大的，然而它并不因此湮没邓小平社会发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贡献。

注释：

[1]1996年12月15日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时的谈话。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8页。

［3］[4]［5］［6］[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8]《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第224页，第354页,第356页,第172页第31页,第248页,第155页,第277-278页,第110-111页,第23页，第237页,第64页,第3页,第266页,第78页,第9页,第377页,第377页,第378页

[7]［24］［25］［26］[27]［29］冷溶：《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及其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8期。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页。

［31］参见胡锦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载《求是》2006年第1期。

［3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

[3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74页。

来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当代中国的历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