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论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及其时代意义
熊华源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始终把农村的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他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体系完整、内容丰富而深刻的农村改革思想，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实践表明，正是在包括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在内的邓小平理论指引下，中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本文拟对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及其时代意义作一历史考察与探讨。
一
中国的改革发端于农村并率先从农村取得突破。新中国成立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近30年时间里，农村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特别是受“左”的错误的影响，政治上片面强调阶级斗争、接二连三地大搞政治运动，在经济上急于求成、频繁调整生产关系、大搞穷过渡，严重约束了广大人民积极性的发挥，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乡居民生活清贫，到1978年仍有两亿多农民温饱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立即开始了孜孜以求地寻找顺应时代要求、能够更快地发展包括农村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好形式。
首先，提出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认真调整农村经济政策，扩大生产队自主权，全面进行改革。
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指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学它的基本经验，如大寨的苦干精神、科学态度，但“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一年搞一次的评工记分、取消集贸市场、完全取消自留地等都不能学。要在全国“调整农业经济政策，好多地方要恢复小自由，这也是实事求是”。“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思想搞僵化了。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领导人王恩茂等汇报工作时的讲话记录。】
10月，邓小平指出：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各条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而且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人民日报》1978年10月12日。】这是他在全国性的会议上第一次提出改革的思想。
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鲜明地指出经济管理体制过于集中的弊病，明确提出最迫切的任务是扩大生产队的自主权，使“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并且强调“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会上，他进一步阐明了改革的迫切性和重要性，指出：我们“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152、150页。】
根据邓小平的这个讲话精神，在总结建国以来农业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入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虽然仍旧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并将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等同起来，但毕竟已强调要放宽政策，允许“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同时还提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25条措施。【中发[1979]3号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这个《决定》，实际上启动了中国农村的伟大变革。
第二，在中国农村再度出现包产到户，并由此产生激烈争论后，经过冷静的思考，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民的创举。
历史往往有令人意外的巧合。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中国农村悄然兴起的包产到户的情况摆在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面前。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包产到户，是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
1978年夏秋之交，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旱灾。这对本已十分贫穷的安徽广大农民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小岗生产队的许多人和往年遇到灾害一样，做好了逃荒要饭准备。12月，在生产队正副队长严俊昌、严宏昌的带领下，全村18户农民的户主加上干部共计20人秘密聚会，立下了把生产队土地划分到户、包干经营的“生死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好，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缴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行，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20位农民在契约上按下了指印。他们包产到户的举动，成为中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起点。
在中国，由于长期受苏联集体农庄模式的影响，一直认为生产组织的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而对家庭经营采取排斥、否定、取消的态度，因此包产到户在50年代和60年代曾受到过3次批判，“不可包产到户”早已成为全党的主流认识。这样，包产到户在农村的再度出现，必然引起一场它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激烈争论。
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生产责任制问题时，也只有少数省委书记明确表态支持包产到户。
对包产到户如何定性？人们拭目以待。
邓小平另有自己的独立想法。他认为，对于农村改革这一新生事物，应该“允许看”、“不搞争论”，但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让实践检验的结果来证明包产到户的合理性。【这是1992年1月至2月间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时，就80年代初包产到户出现的争论所发表的意见，反映了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思想。】循着这一思路，6月下旬，他同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谈话，就其汇报安徽农村一些地方已经搞起包产到户但有人激烈反对一事，发表意见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之前，万里曾向陈云汇报过这件事情，陈云表示举双手赞成。7月中旬，邓小平又亲自到安徽视察，同万里再次交流对农村改革的看法。这以后，包产到户的做法在安徽得到逐步推广。
春华秋实。实行了包产到户的小岗生产队农民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23年来年年吃返销粮，但在这一年第一次超额7倍多向国家交售了粮食。农民的粮仓满了，国家的任务超额完成了。改革获得成功，小岗生产队理所当然受到人们的尊崇。包产到户激荡着千百万农民的心，消息在广泛地传播着，全国农村纷纷仿效。
农村改革虽然没有夭折，但争论仍然在继续，并且呈越来越激烈之势。在1980年初召开的中央农业部门工作会议上，一些人仍然认为，搞大集体是走社会主义的“阳光道”，而搞“包产到户”却是在走资本主义的“独木桥”。
正当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在中共党内已经起主导作用并掌握有实践检验初步结果的邓小平，凭借自己的资历、威望、胆略、能力、理论修养和远见卓识，再度站出来发表更有分量的旗帜鲜明的讲话。
1980年4月初，邓小平同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和主管农村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等人谈话，明确指出：对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贵州、云南、甘肃等省份中的这类地区，我赞成政策要放宽，要使每家每户都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增加生产，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给组，有的要包给个人，这个不用怕，这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在这个问题上要解放思想，不要怕。在这些地区要靠政策，整个农业近几年也要靠政策。政策为农民欢迎了，即使没有多少钱搞农业投资，只要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副业发展了，农业增产的潜力大得很，发展余地大得很。【1980年4月2日，邓小平同胡耀邦、万里、姚依林、邓力群研究国民经济长期规划问题时的谈话记录。】
5月底，邓小平在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时进一步强调了包产到户的积极作用，并且从理论上论证了包产到户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形式，驳斥了“包产到户是分田单干、是资本主义”的“左”的思想。他指出：包产到户的主体是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是，包产到户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它是目前农村适宜的生产组织形式。因此，他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包产到户的形式也会发展变化，但“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316页。】
这里，邓小平是用生产力标准来判断包产到户的，从而把包产到户看作是一种在集体经济处于低水平的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生产组织形式，这就从根本上确立了一种分析问题、判断是非的新角度和新标准，有力地论证了包产到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邓小平以上对包产到户给予坚定不移支持的权威性讲话，彻底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对于打破一些人的僵化观念，清除一些人的恐惧心理，推动包产到户的稳固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邓小平、陈云等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有力支持和关爱下，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代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在全国推广开来。“双包”责任制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反过来加速了“双包”责任制的推行。到1981年6月，全国实行农户家庭承包的生产队已占生产队总数的86.7％。
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过去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已不相适应。1980年，四川省广汉县开始进行政社分开的试验。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按照宪法的规定，在农村建立乡政府，有领导、有步骤地将政社分开，并逐步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到1984年底，各地政社分设的改革工作全部完成。
至此，中国农村实现了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具实质意义的一次重大变革。
邓小平为什么能够在中国农村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站出来为“包产到户”说话？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二：第一，对中国国情有深透的认识和了解，高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第二，对农村改革的实质、根本目的有深透的认识，高度重视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尊重并坚决支持农民的首创精神。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以后，“包产到户”迅速在全国展开，到1984年全国广大农村569万个生产队实行了各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落实联产承包的农户达18397.9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6.6％。
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制以来，中国农业经济发展之快是空前的。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粮食播种面积在减少1.5亿亩的情况下，粮食总产却由3047.5亿公斤猛增到4047亿公斤，亩产提高了40％；棉花总产量在1978年仅有4898万担，而1984年猛增到12516万担，增长了2.05倍，亩产提高了100％；农业总产值1978年为1253亿元，到1984年骤然达到3214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增长了69％。新中国建立近30年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在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得到基本解决。这样，为中国人民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邓小平不仅确立了中国农村改革在整个改革中的先导地位，而且时刻关注着农村改革实践、不断地通过对改革实践的科学总结，使他的农村改革思想得到全面发展和升华，进一步形成了中国农村改革“要有两个飞跃”的战略构想，并构成了一个具有突出特点的认识领域，成为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作为一位务实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卓识。
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的全面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提出家庭联产承包为核心内容的责任制“要长期坚持不变”的思想，强调要“实现共同富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共产党人经历艰辛探索后找到的一条符合国情的领导亿万农民致富的道路。对此，邓小平多次强调：“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农村政策一变，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84、371页。】
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5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动人民积极性、增强经济活力的改革措施，鼓励城乡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发展，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全社会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推进。但是，由于不同地区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不同等原因，因此很难达到同时同步富裕。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作为一个尖锐问题被提了出来。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共同富裕呢？邓小平提出的解决方案是：“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他强调：“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页。】
根据邓小平的以上思想，长期以来，党和政府已经把缩小城乡、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来抓。随着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转变，中国城乡、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差距将会逐步缩小。
第二，提出粮食发展的战略目标，并强调要重视发展多种经营。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摆在邓小平面前的严酷现实是：中国人多地少，而且人口每年还在以1000多万的速度增加，粮食需求量在不断增多。邓小平提出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是“首先要增产粮食”【《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页。】。他指出：粗略估计一下，到20世纪末“以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9页。】
同时，邓小平还指出：“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最直接的措施有两条：一是饲养业，二是林果业。大中城市郊区要大力发展牛、羊、鸡、鱼饲养业，国家给予帮助。要供给优良种，供给饲料。全国都要注意搞饲料加工，要搞几百个现代化的饲料工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在邓小平提出的粮食发展战略目标的指导下，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粮食产量已连续多年超过9600亿斤，有的年份甚至达到10000亿斤，实现了供求基本平衡、丰年略有节余的转变。
第三，提出“科教兴农”的战略，强调农业的发展最终“是科学解决问题”。
鉴于中国国情以及当今世界经济、科技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大力倡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邓小平，同时也极其重视把这一重要思想贯穿到农村经济发展中，明确提出了“科教兴农”的战略。
邓小平强调：中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2页。】“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页。】“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为此，他亲自过问和推动了“星火”、“燎原”等重大农业科技项目的决策、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他还强调：要正确处理科技与教育的关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调动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坚持用科学技术武装农业，提高农民的素质。
邓小平这些重要思想，揭示了现代农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趋势，也为推动农业上新台阶指明了方向。
第四，提出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强调它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必由之路”。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也是中国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第二次重大变革。
农村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是邓小平始料未及的。按照他原来的设想，农村发展道路是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专业队，然后以集体经济和集体组织形式进一步发展。虽然如此，邓小平对乡镇企业却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支持。他称赞：这是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页。】
邓小平及时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认为发展乡镇企业是大量吸纳已经成为一个严峻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实现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14页。】他指出：“长期以来，我们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平均只有一两亩土地，多数人连温饱都谈不上。”“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1、252页。】“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页。】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指出：“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邓小平的这些讲话，从根本上为中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提供了保证。70年代末、80年代初，乡镇企业第一次“异军突起”，形成势不可挡的农村经济发展热潮，使农村发生根本性变革，加速了农村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机械化的进程。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次“异军突起”，则以“外向型”和高科技为标志，使许多省市的乡镇企业出现了上水平、上规模、上质量的大好局面。如今，中国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促进力量、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和出口创汇的生力军。到1998年，中国农村社会增加值的60.8％、国内生产总值的27.9％、农民收入的31.8％、工业增加值的46.3％、出口创汇的34.8％都来自乡镇企业。乡镇企业还吸收了1.3亿左右劳动力。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第五，提出“两个飞跃”的战略构想，强调实现第二个飞跃是一个很大的前进，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邓小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5页。】1992年7月，他再次强调：农村现在还是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以前提出过，在一定条件下农村走集体化、集约化的道路，还是必要的。如果老是仅仅靠双手劳动，仅仅是一家一户地耕作，将来也不向集体化发展，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但一定不要勉强，不要“一窝蜂”。从长远来说，农村经济最终还是要实现集体化、集约化。【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对中共十四大报告稿的修改意见的谈话记录。】
邓小平的这个战略构想，充分肯定了已有的农村改革成果，明确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的“低水平集体化”的性质，提出了“要长期坚持不变”的策略思想；同时又充分肯定了农村改革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把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加速农业集约化进程提到了农业第二次飞跃的高度看待，引导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且强调实现第二个飞跃是一个很大的前进，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这些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实践表明，邓小平提出的“两个飞跃”的战略构想，不仅从根本上指明了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方向，而且对于指导农村当前的改革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接受了邓小平从低水平集体化向高水平集体化发展的思想。1990年6月，江泽民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小平同志多次讲过这样的精神：我国农村改革人民公社体制、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大进步；生产发展了，农村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经济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经济，这将又是一个大进步。”“小平同志从根本上把农村改革总的思路讲清楚了，指明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97页。】
90年代后期“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是广大农民根据邓小平关于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思想在实践中的又一创举，是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之后，中国农村的又一次重大变革。
三
邓小平的农村改革思想，系统地阐述了推进中国农村改革的基本方法和措施，揭示了农村成功的基本经验，具有很强的现实的和长远的指导意义。
在邓小平农村改革思想的指导下，农村改革的各项措施出台后就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农业的“第一个飞跃”——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以来中国农村最具实质意义的一次重大变革。这一变革废除了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方式，调整了农村生产关系，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了农民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权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农村所有制结构基本形成，从根本上重塑了农村经济的微观组织结构，因而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释放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潜力，整个农村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在国家政策和市场需求引导下，农业生产连续数年高速度增长，到80年代中期基本上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以粮食为例，改革开放前，1975-1978年平均粮食总产为2.89亿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1979-1983年平均粮食总产为3.44亿吨，1984-1989年平均粮食总产为3.97亿吨，1990-1996年平均粮食总产为4.33亿吨，1997-2000年平均粮食总产为4.9亿吨以上。从1975年到2000年的26年间，中国粮食生产呈现出阶段性稳步发展的特点。在粮食生产稳步发展的同时，棉花、油料、糖料、水产品、畜产品、水果等农产品产量也从1978年的216.7万吨、521.8万吨、2382万吨、466万吨、856.3万吨和657万吨，分别增加到1998年的450.1万吨、2313.9万吨、9790.4万吨、3906.5万吨、4598.2万吨和5452.9万吨【以上数字见1999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分别增加了1.08倍、3.43倍、3.11倍、7.38倍、4.37倍和7.30倍，满足和基本上满足了中国人民由温饱型生活向小康型生活迈进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不仅如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已经远远超出了农业和农村的范畴，它为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确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为加快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超前突破和示范的作用，对加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始料未及的促进作用，堪称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对此，邓小平高度评价农村改革的成就，指出：“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非常显著。”“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8-239页。】
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内容的“第一个飞跃”已经实现，并为实现“第二个飞跃”创造了有利条件。这里，我们还必须看到，邓小平所讲的第二个飞跃虽然是在第一个飞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绝不是简单地恢复过去已经废除的公有制形式。
不可否认，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即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全面小康问题，至今仍然是中国领导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征途中所面临的最为棘手、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是，只要始终坚持从中国农业发展的现状出发，认真遵循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农村改革的思想及其“两个飞跃”战略构想所指出的方向，继续拓宽视野，大胆改革创新，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和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战略，大力推进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更快、更有效地实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的转移，积极推动城市化进程，那么，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的全面小康就一定会得到圆满实现。
（来源：《党的文献》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