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外开放中如何掌握战略主动权——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思路和经验

作者:    发布时间:2014-11-26   
分享到 :

在对外开放中如何掌握战略主动权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思路和经验

■王德蓉

[摘要]20世纪 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我国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的问题日益艰巨起来。面对这种形势,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以提高自身实力为基石、以自主决策为前提、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为途径,牢牢把握我国对外开放的主动权,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障,也积累了对今天仍有启示意义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 ]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外开放;主动权

[中图分类号 ] D829.10

[文献标识码 ] A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正如中国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循序渐进的一样,中国的对外开放也不是没有立场、没有原则、放任自流、无序进行的。实际上,在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掌握其中的主动权问题。所谓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笔者以为,就是通过有原则、有立场、分步骤地实施开放政策,既充分利用国外的资金、技术等发展经济,又能保持经济的自主性、独立性,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最终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具体如何做呢? 20世纪 90年代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深入思考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实践,积累了宝贵经验。

进入 20世纪 90年代,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世界来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其中。然而,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西方发达国家在凭借自己经济发展的优势主导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必然要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极力推行自己的规范和主张,以自己的观念、准则为尺度来衡量、裁断他国。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交往和竞争中属于相对弱势和被动的一方,因而掌握发展主动权的问题尤为突出。从中国来看,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本身具有开放性的特征,要求我们不断深化对外开放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新要求;而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宏观经济的风险防范能力都面临着严峻挑战。国际国内的这些变化,使把握对外开放主动权的问题变得更加迫切。面对这种形势,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以提高自身实力为基石、以自主决策为前提、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为途径,牢牢把握我国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形成有利于对外开放的体制和环境”——练好内功是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的基石

要在对外开放中掌握战略主动,实力是最根本的保证。在国际舞台上开展竞争,没 有一定的实力,难免要被人家欺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民族凝聚力,是做好对外工作的坚强保证。

不断增强国家综合国力,为做好对外工作提供强大后盾。打铁还需自身硬。做好对外工作,必须以国家实力为后盾,只有具备了过硬的实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才能处于主动地位。这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展对外工作的一个根本立足点。20001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开展“三讲”的情况时,指出常委同志最关注的两大问题:一个是不断加强党的建设,另一个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加快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奠定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江泽民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521页。)。江泽民曾明确指出:“发展是硬道理,财大才能气粗,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我们必须始终牢记的重要历史经验。”(《江泽民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44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不论国际国内发生什么情况,中央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从而保证了我国经济不断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实现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 1989年到 2001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3%,居同期世界各国年均增长率之首。在 1995年和 1997年分别提前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 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在经济快速发展中,其他许多方面也取得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成为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强后盾。为此,2002 2月,江泽民在回顾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历程时曾坦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说到底,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一九八六年,我国当时的整体经济规模还比较小,进出口总额也只有七百三十八亿美元,与别人讨价还价的筹码不多。现在,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一万亿美元,居世界第六位,对外贸易排名世界第六位,吸收外资连续九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中国在世界上的分量显著增加了,谁也不能小看我们。 ”(《江泽民文选》第 3卷,第 443页。)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形成有利于对外开放的体制和环境。江泽民曾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是同国外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而不是靠人家来恩赐,也没有人会恩赐给你。要进行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国外企业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利益。当然也有政治因素,西方国家政府这方面的考虑并不少,但企业主要还是看是否有利可图。因此,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形成一套有效的体制机制,创造一个有利于开放的经济社会环境。”(《江泽民文选》第 3卷,第 445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入,到党的十四大上取得重大突破,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此后,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开展了全方位、深层次、大跨度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为我们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培育了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中国从自身国家利益和发展需要出发,还主动进行了关税与非关税措施的减让工作,客观上为我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创造了较好的经济环境。从 1992年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减让,我国平均税率已从43%降至 2000年的 15%左右。此外,还逐年降低外资准入标准,有步骤地扩展了金融、保险、电信、商业等服务业的开放范围和数量,加紧清理、修订了相关法律法规约 2300件,这些举措得到了国际舆论的积极评价。法新社在评论 1995年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问题时指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今天在此间的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宣布大幅度降低进口关税税率。他的宣布也是自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于 1979年对外开放经济以来对中国贸易体制采取的最为重大的改革措施之一。”(《中国将采取重大步骤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参考消息》1995 11 21日。)这些措施,都是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认真考虑我国企业的承受能力,权衡利弊,分步骤、看时机谨慎地推出的。

二、“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的同志脑子里一定要有根弦”,“我们绝不会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拿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做交易”——自主决策是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的前提

坚持自主决策,主动调控开放进程,最大限度地发挥开放的积极作用、降低开放的不利影响,这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动我国对外开放、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的又一宝贵经验。

慎重对待一些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的开放进程。比如,在部署我国金融领域的开放进程中,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了既积极又谨慎的方式。20世纪 90年代以后,伴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加速发展,金融动荡越来越频繁,破坏性越来越严重。从 20世纪90年代初的日本经济泡沫破裂,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至 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再到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力引起了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关注与深刻思考。在亚洲金融危机肆虐东南亚地区的 1997 11月,中央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李鹏在会上明确指出:“金融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不能太快,我们有几道防线,不能轻易放弃,像金融市场的开放,人民币的完全自由兑换,都是必须十分慎重的。”(《李鹏论宏观经济》下册,中国电力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610页。)朱镕基也曾在会见当时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时指出:“金融市场开放得快没有什么好处。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必须条件成熟,必须监管水平跟得上才行。”(《朱镕基讲话实录》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22页。) 与此同时,我们不断增强自身的风险防范意识,没有像有些国家那样过早、过度地开放本国的金融市场。正如朱镕基所言:“投机力量想进来动摇我们,但没有这个渠道。”(《朱镕基讲话实录》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 505页。)江泽民多次强调:“我们要坚持一条,资本市场不能随便开放。”“我们头脑要清醒、警惕性要高。现在,国外舆论普遍评论中国的做法比较稳妥,认为我们对开放的节奏和力度把握得比较恰当。”(《江泽民文选》第 2卷,第 93页。)后来的事实证明,明确资本账户的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以及严格管理外国资本的流入流出,是抵御国际游资冲击的一道必要屏障。除了金融领域,对其他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和敏感行业的开放,中央同样坚持了比较谨慎的态度。

始终坚持开放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比如,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我们一直坚持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市场开放的速度和力度必须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在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特别是江泽民的亲自领导下,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上,我们始终抱有最大诚意,体现出坚定决心,同时也坚守了自己的底线。江泽民说过这样掷地有声的话:“我们决不做软骨头。”(《江泽民文选》第 2卷,第 326页。)“如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损我国的根本利益和国家安全,那还加入它干什么!不加入又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照样向前发展。我们绝不会为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拿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做交易。这就是我们的政治底线。 ”(《江泽民文选》第 3卷,第 446页。)中美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达成协议后,中欧谈判依然十分艰难。朱镕基在会见欧盟贸易专员拉米时,回顾中美在谈判最后为汽车关税、电信股比、保险股比、国营贸易四个问题相持不下时,强调自己在原则问题上“没有作任何让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 3卷,第 474页。)。他说:“允许我开个玩笑,拉米先生,你再改五次机票、五次退掉房子,我也不会让步!”(《朱镕基讲话实录》第 3卷,第 474页。)经过艰苦斗争,美欧等发达国家不得不同意“以灵活务实的态度解决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中方最终与所有世贸组织成员就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若干年市场开放的领域、时间和程度等达成了协议。根据谈判结果,第一,我国赢得了过渡期和市场开放的主导权;第二,我国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作出了必要的灵活反应;第三,迫使谈判对方在谈判中满足了我方一些最根本的要求,例如美国承诺给予我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即最惠国待遇),放弃一般保障条款(即在我国加入后美随时可与我方中断世贸组织关系的条款),同意放宽高技术对华出口限制等。这就为国内产业赢得了宝贵的调整时间和必要的保护手段。总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结果既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也适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们没有因为让出一部分“蛋糕”就丢掉市场,发展空间反而变得更大;没有在开放中不堪一击,产业竞争力反而变得更强。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历程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几年来的成就充分说明,坚持自主决策才能掌握主动权。

三、“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越是保护越没有竞争力”——积极参与竞争是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的有效途径

20世纪 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明显加快并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尽管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规则并不完善,但是如果不能参与其中,将会更加被动。只有积极参与其中,勇于竞争,才能熟悉规则,锤炼自己,提高自身竞争力,才能提高在规则制定方面的发言权,制定于己有利的新的规则,为掌握对外开放的战略主动权提供保障。

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开放战略。20世纪90年代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既给我国带来重要机遇,也带来巨大挑战,尤其是 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严重动荡,以及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得我们真切感受到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在这种形势下,怎样才能把握住对外开放的主动权?是积极参与竞争、继续扩大开放,还是为了避免风险而减缓开放步伐?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研究这个重大问题时,特别强调要通过积极参与竞争来夺取主动。江泽民曾说:“从政治上看,从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大环境看,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虽然我们这方面的能力还不强,但要奋力地去游,并且要力争上游,不断提高我们搏风击浪的本领。这对我国提高国际竞争力、在国际综合


国力的较量中掌握主动有利。”(《江泽民文选》第 3卷,第 450页。) “如果我们总是不到国际市场上去经风雨、见世面,我国现代化建设就很难更快地推进。”(《江泽民文选》第 3卷,第 450451页。)朱镕基也曾强调:“如果总怕竞争,老关起门来,怎么进入世界?它打入你的市场,你就不会打入它的市场啊!就那么自卑?”(《朱镕基讲话实录》第 2卷,第 302页。)实际上,对外部冲击特别是进口商品和吸收外资带来冲击的担心和忧虑一直持续不休。开放的确会带来冲击,有些方面、有些时段受到的冲击还很明显。但如果辩证地看,这些冲击反过来也会产生积极作用,倒逼我国企业加快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增强竞争能力。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明确的。李鹏曾在 1997 6月召开的大型企业集团试点工作座谈会上指出:“现在,国产彩电基本上占领了国内市场,什么原因?关键是利用了外国的资金、技术、管理以后,经过消化、吸收,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并能够与进口产品竞争。”(《李鹏论宏观经济》下册,第 1573页。)2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市场容量和资源条件的限制,我国企业如何“走出去”成为中央着重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1997 12 24日,江泽民在接见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代表时,首次把“走出去”作为一个重要战略提出来,并把它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2000年后,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在“走出去”的问题上,不仅要从我国现在的实际出发,还要着眼于国家长远的发展和安全,在新的条件下扩大对外开放,必须更好地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开放战略。“走出去”战略的提出,对于我们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竞争,掌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具有重要意义。

努力提高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参与权、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20世纪 90年代以后,我们不仅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而且开始更多地参与话语权、游戏规则的制定。由于历史原因,全球贸易和投资规则是由一些发达国家主导制定的。发展中国家要实行对外开放,首先不得不遵从这些规则。然而,这只是第一步,发展中国家必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只有积极参与,才能获得信息,培养新的习惯,形成新的惯例,建立新的规则,最终形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规则。基于这样的考虑,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要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主流,同时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20世纪 90年代以后,中国领导人积极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并在其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上海成功召开,江泽民主持了全部会议和活动,有力推动了亚太经济合作的发展。江泽民还与有关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倡导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中非合作论坛等国际组织或对话平台,在争取话语权、参与权和规则制定权方面迈出重要步伐。2001年底,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我国已由被动地接受国际经贸规则,转变为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由只能依靠双边磋商机制协调经贸关系,转变为可以灵活运用双边、多边机制进行协调。这不仅为我国经贸发展提供了新机遇,而且为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并努力提高自身的发言权开辟了新途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江泽民、朱镕基、钱其琛及其高层同事们成功地将中国推上世界的舞台,让充满狐疑的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并建立了初步的信任。 (〔美〕亨利 ·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论中国》,中信出版社 2012年版,第 442443页。)

在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指出:“现在,我们正面对着世界经济、科技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也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国际竞争。这是一场全球范围的大竞争,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回避不了。在这场竞争中,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奋力在这场大竞争中取得主动,发展壮大我们自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必须肩负起来的历史责任。”(《江泽民文选》第 3卷,第 127128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正是怀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坚持以提高自身实力为基石、以自主决策为前提、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为途径,牢牢把握了我国对外开放的主动权。这十几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历史性飞跃,贸易大国地位牢固确立。200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 5098亿美元,是 1989年的 4.6倍,年均增长 13.6%。国内生产总值的世界排名已由 1989年的第 15位跃居 2001年的第 6位。同时,我们开创了利用外资的新局面,吸收外资规模不断扩大。对外经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达 15年的艰苦谈判,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反映了中国政府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坚定决心和主

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姿态。

如今,我国改革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转型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我国经济也已经更深刻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在这样的形势下,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战略主动权,就如牢牢掌握改革的主动权一样,是一个需要高度重视并进一步解决好的重大问题。梳理和重温 20世纪 90年代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掌握对外开放主动权问题上的思路和经验,对今天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解决这一问题很有裨益。

〔作者王德蓉,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17

(责任编辑:高长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