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周恩来研究最新进展述论
海外周恩来研究最新进展述论
徐行 黄园
2013年10月,南开大学与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联合举办了第四届周恩来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共有来自美国、俄国、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波兰、土耳其、印度、越南等10个国家的学者和中国大陆及港台地区的学者提交的129篇论文入选此次会议。通过分析此次会议的海外论文,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各国学者利用档案和其他资料研究的最新成果,还可以大致看出未来国际周恩来研究的发展趋势。
一、传统问题研究仍有新成果推出
传统的周恩来研究多集中在周恩来早年的成长经历、周恩来思想的形成、周恩来与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等内容,在西方已有不少成果,但近年来依然有海外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且有新成果呈现。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有美国学者就再次研究了周恩来早年思想形成与后来成为杰出政治人物和领导人类型之间的关系,以及周恩来与统一战线问题和抗战时期香港大营救等问题。有日本学者就周恩来早年旅日和旅欧问题进行了新研究。这些学者或通过实证调查,否定了某些传统研究的结论;或提出新观点,以弥补传统研究的不足。
随着现代领导科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逐渐走进研究者视野,学者也开始将领导人自身所具有的协调公共事务能力以及如何带领追随者取得成功作为专门领域进行研究。有海外学者认为,周恩来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与他在长期革命斗争和领导中国建设过程中所形成的领导方法有直接关系。加拿大学者、现任职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罗伯德·柯让·基思(Ronald C.Keith)教授认为,从领导方式上来看,周恩来应该属于“魅力型领导者”,他的人格魅力不仅提高了追随者的工作效率,而且在外交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政府学院名誉教授李彩珍(Chae-Jin Lee)认为,周恩来是一个改革型领导者,他所倡导的改革型领导方式的基础是坚持道德原则和集体主义目标,并坚持以劝导、启发和理解为主要方式的软实力。
以往已有不少学者考察过周恩来早年的海外求学经历,但日本法政大学的王敏教授通过考证原日本法政大学校长中村哲、原社会部教授柘植秀臣、原校长大内兵卫以及原法政大学教职工纪念周恩来留学的文章以及周恩来旅日日记中的相关记载,论证了周恩来早年在日本政法大学的求学经历。日本原驻法国大使、青山学院大学教授小仓和夫分析了旅法经历对周恩来的生活及其未来革命生涯的影响,对原来一些观点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有助于周恩来研究向求真求实方向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周恩来是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积极执行者之一,海外学者对此给予很高评价,并持续研究该问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马丁·理夫林(Martin Riv-lin)教授提交的大会论文认为,周恩来作为共产党的一位重要领导人,对于几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和中共的发展。香港学者则以大量一手资料为据,深入研究了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营救和保护香港文化界人士的历史,展现了周恩来在这次营救中的巧妙设计,表明了他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
二、对周恩来与中外关系的研究持续升温
周恩来是世界公认的伟大外交家,国内外学者对周恩来外交思想和作用的研究多年来经久不衰,近年来一些国外学者开始关注周恩来如何与中国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并把周恩来外交放到冷战和中国外交战略的大背景下研究,取得了新进展。这次海外学者提交会议的关于周恩来外交方面的论文,主要围绕三个专题进行探讨:
(一)周恩来与中国南部周边国家的关系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为开启中国的外交事业付出了巨大努力,他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至今仍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准绳。印度社会科学研究所理事长艾什·纳拉因·罗伊(Ash Narain Roy)认为,在中印两国间存在着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两国间的交往首先是以文化和种族观念出现的,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影响。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佛教也存在密切联系。这一原则包含了佛教中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即对生命的敬畏、对他人财产的尊重、对人本性的敬重、对诚实和清晰头脑的尊重等。而周恩来之所以能够提出五项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正是在这一原则推动下,中印两国在20世纪50年代重新建立友好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打开了中国通往国际领域的大门,同时推动了二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及国家间关系的良性发展。土耳其战略研究院库特克拉克(R.Kutay Karaca)副教授在谈到周恩来的外交贡献时,也肯定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认为建立良好的国际关系和秩序、保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共同发展进程,都需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加强政党间的相互信任。越南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的阮玉诗教授则重点研究了周恩来对中越关系的影响,认为周恩来通过胡志明间接地影响到越南革命事业。
除中印、中越关系外,还有学者研究了周恩来与中柬关系问题。美国奥本大学历史系的翟强教授通过大量档案资料,考证了中柬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起源于万隆会议、中国政府争取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推动两国建交以及在经济和军事上支持柬埔寨等问题。文章以冷战为大背景,分析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柬友好关系的确立过程,着重强调了周恩来在推动两国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这位学者还阐述了中柬关系的特殊性:其一,柬埔寨与中国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武装冲突,两国一直保持着相对友好的关系。其二,从国际形势上看,由于两极世界的格局和冷战因素的影响,美国试图在亚洲建立军事同盟,共同抵抗社会主义国家,而柬埔寨具有重要的地缘价值和政治意义,成为中美两国都想争取的对象。因此,周恩来选择发展与柬埔寨的友好关系,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战略意义。作者强调,和美国不同,中国对于柬埔寨的支持不仅体现在经济上,也体现在军事安全上,如中国支持柬埔寨维护领土主权,并向柬埔寨作出安全承诺。在处理中柬关系时,周恩来从大局出发考虑问题。因为从政治地缘角度看,争取和柬埔寨建立友好关系有利于打破美国在亚洲对中国的封锁,使中国正常发挥国际影响力。
(二)周恩来与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的关系
在这次国际研讨会上,有日韩学者专门研究了周恩来与朝鲜停战协定问题、周恩来与中朝关系问题以及周恩来与“长崎国旗”事件后的对日外交问题。国外学者利用大量档案材料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一些新的见解。
关于朝鲜战争的研究,由于涉及中美韩朝俄等各国利益,各国学者往往从本国立场出发,对此评价不一。而这次提交大会论文的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金贤正研究员却能从较客观的角度,分析中国抗美援朝的逻辑与周恩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作战和停战谈判中的作用。作者认为,周恩来在抗美援朝中,不仅从战略上宏观把握形势,也在很多细节上作出不少判断和指示。美国最终同意签订停战协定,与周恩来巧妙的周旋和高超的谈判技巧密不可分。
中日关系也是东北亚外交中的一个重点。日本长崎大学祁建民教授专门研究了“长崎国旗”事件和此后周恩来如何开展对日外交问题。作者援引大量史料,完整清晰地展现了“长崎国旗”事件的整个过程,阐明了周恩来为推动中日民间贸易发展所采取的灵活政策及其通过两国民间交往以实现政府间官方外交的努力。作者还分析了“长崎国旗”事件后周恩来对日外交的几点启示,如要把对日外交放在国际关系的大格局中进行、在对日工作中充分发挥民间友好外交的作用、要团结和重视各种进步友好势力等。
(三)周恩来在中美关系缓和与发展中的作用
开展大国外交是周恩来外交的重点,中美关系也一直是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但长期以来还没有学者对周恩来与基辛格多次会谈的内容做深入研究。在这次研讨会上,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陈兼首次披露了周恩来与基辛格就中美军事合作进行三次会谈的历史。作者指出,在会谈中,周恩来和基辛格都认为,在不宣布正式结盟的情况下,加强两国间的技术性合作是必要的。由于毛泽东的忧虑和“四人帮”的扰乱,这一合作意向最终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并未影响两国关系的缓和以及《上海联合公报》的签订。美国纽约长岛大学的夏亚峰教授全面研究了1969年至1972年间周恩来与中美关系缓和的问题。作者认为,为打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外交孤立,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有意通过采用务实外交政策扩大与美国的接触,努力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作为中国外交事务日常管理者和执行者的周恩来,通过对毛泽东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改变了对美外交政策,真正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缓和的事件正是由周恩来策划的“乒乓外交”。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的罗伯德·柯让·基思(Ronald C.Keith)教授专门研究了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周恩来的实事求是与基辛格的“实用主义”。作者分析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才能适应中美关系正常化、周恩来的“实用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反映、中美联合公报反映的两国现实主义立场等问题,认为周恩来和基辛格共同推动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促成二者合作的因素就是二人灵活的思考方式。正是周恩来和基辛格相似的指导思想促成了中美两国“化干戈为玉帛”的重新握手,但基辛格的“实用主义”对周恩来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影响不大。对于中美关系的研究,这几篇论文各具特色,皆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进一步深化了中美关系的研究。
三、人物对比与人际关系研究成为新的热点
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一些西方学者将周恩来与本国领导人或中国其他领导人做对比研究,成为近年来周恩来研究的一个新热点,这在本届学术研讨会上亦有体现。
土耳其战略研究院库特克拉克(R.KutayKaraca)副教授比较了周恩来和土耳其主席凯末尔成为杰出领导人的经历,分析了周恩来在政府管理、外交领域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他认为,周恩来和凯末尔在获取权力之前有着相似经历,这对他们后来成为国家领导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越南胡志明市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的阮玉诗教授从文化背景角度,分析了周恩来与胡志明的友谊及其对越南革命事业的影响。该学者指出,周恩来受越南人民爱戴的原因之一就是越南人民以感性态度为生活原则。与政治及经济因素相比,他们更加注重友谊。同时,越南存在着一种特殊性的领袖亚文化形态,这种文化使越南的领袖更加亲民,以为人民服务为准则。显然,周恩来和胡志明都具有这样的品质,这也是他赢得越南人民爱戴的主要因素。作者将越南人民爱戴胡志明和周恩来的原因归结为越南的特殊文化,这是其他学者以前没有提到的,开辟了海外周恩来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日本创价大学高桥强教授从创价大学创始人、教育家池田大作的理念出发,评价了周恩来精神与“创价式教育”的精髓所在。作者指出,在池田大作心中,周恩来是一个“世界市民”,他拥有“共生的道德风范人格”,是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五常”的体现者。这一评价体现了日本学者对周恩来的敬仰,寓意着周恩来精神对建立“和谐世界”的意义。
还有台湾学者探讨了周恩来与中共党内另一位高级领导人彭真的关系,认为周恩来恰当地运用了彭真的政治能力所长,使他在领导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给予逐渐陷入政治风暴的彭真以适当帮助,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果断出手相救,保护彭真的生命安全,体现了周恩来性格中的待人谦和、平等待人、爱惜人才的一面。
四、研究重心的后移与研究领域的拓宽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外学者的研究热点是周恩来的早年、周恩来民主革命时期的业绩等。进入新世纪,外国学者的研究重心后移,转向周恩来与新中国的政治、外交、国防、经贸、文化等各项事业以及周恩来的晚年与人际关系等,这些内容在本次学术研讨会上也有所体现。波兰罗兹大学梅德明(Dominik Mierzejewski)教授通过对当年中国主要媒体报道的分析,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结合中国官方媒体对美苏两国的批判,分析了美苏冷战和周恩来外交活动之间的关系,着重论述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突破阻力开展外交活动的情况。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泰伟斯(Frederick C Teiwes)教授、莫纳虚大学的孙万国(Warren Sun)研究员研究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后期艰难地开展解放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工作。作者认为,在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开始考虑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的工作,并决定由周恩来具体负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马丁·理夫林(Martin Rivlin)教授也认为,虽然周恩来没有明确批判过“文化大革命”中的过激行为,但他保护了一大批老干部,当然也包括那些负责中国外交政策的官员,他们在林彪事件后执行中国新外交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上可见,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外国学者提交的几篇关于周恩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研究,对周恩来的评价比较客观。
近年来与研究重心后移同时呈现的另一个特点是研究领域和范围的拓宽,外国学者对周恩来研究的热情不减,对周恩来的评价也呈现多元化趋势。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弗拉基米尔(ВладимирПортяков)研究员提交大会的文章,介绍和评价了现阶段俄罗斯的周恩来研究概况,涉及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与中苏关系、周恩来在中非外交中的作用等内容。美国的迈克尔·诺斯(Michael North)则认为,周恩来所具有的追求诚信、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做事谨慎、尊重和他一起工作的每一个人等个人品质,对于当下的商业领导者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为这也是现代企业中每一个成员所期望的素质。
五、小结
综上所述,本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周恩来研究的许多领域取得了不少新进展。多数参会论文史料翔实、观点明确、评价客观。一些学者利用国内外新近披露的档案,做了大量的考证、分析和研究工作,纠正了过去的某些误解,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研究空白。由此可以看到,近年来海外对于周恩来的研究热度不减,研究重心不断后移,正从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周恩来与中国内政外交的研究,朝着周恩来管理思想和政治理念对政体改革、政府治理和当代国际关系启示的探讨这一方向发展。周恩来的人际关系、周恩来与其他政治人物的对比研究正成为新热点。海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不断创新,研究范围向多元化方向推进。所有这些必将促进未来周恩来研究的新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说,周恩来的一生是中共半个世纪历史的一个缩影。离开对周恩来的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以及现代中国政治、中国外交、中国社会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很难阐述清楚。对周恩来的生平、思想及其深远影响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并作出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今后若想将周恩来的研究引向深入,我们必须扩大同海外学者的学术交流,更多地利用一手档案资料,更好地借鉴外国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真正贯彻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打破各种学术禁忌,把周恩来研究与国际国内的社会背景紧密联系起来,进一步推动全世界的周恩来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