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最后旅程 ——周恩来在病中

生命的最后旅程

——周恩来在病中

廖心文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超负荷的工作强度和精神压力，严重损害了周恩来的健康，透支着他的生命。在会见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时，周恩来曾就自己的健康情况谈到这样一段话：“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因为睡得少，所以使我健康减弱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版，第402 页。）　但是，周恩来并没有因为健康状况而停下奋斗的脚步，反而把这种奋斗精神作为一种“养身之道”。他曾对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说：“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岁月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同志的工作都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这也可以算是我的‘养身之道’吧。”（《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466 页。）周恩来的这番话，表达了一个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境界。

通宵达旦的工作，使周恩来心脏出现问题，继而他又受到癌症的侵袭

1967 年2 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心脏病，这是因为经常通宵达旦的工作，长期疲劳所致。据周恩来工作台历记载，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最初的半年，仅接见北京和全国各地来京的红卫兵及群众组织代表这一项工作就有160余次；他被诊断患有心脏病后的2 月份一个月内接见中央、地方、军队负责人谈各类问题43 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27 次；3 月份一个月内接见群众组织代表31 次，接见各地负责人谈各类问题49 次。（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 第105、132、142 页。）因身边工作人员陆续调离，到1968 年，周恩来只剩下两个秘书，一个是老秘书钱嘉东，一个是新调来的年轻人纪东。周恩来对来访的阿尔巴尼亚客人说：“我现在只有两个秘书，其他都支工支农去了。每天二十四小时，一个人得工作十二小时，我不能不让他们休息。晚上我让他们走，有些事情我自己写、自己办。”（《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257 页。）

1967 年9 月24 日那天，周恩来曾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八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91 页。）这之前，他还曾对群众组织代表说：“我这样的身体，这一年就成了这样，你们总要让我们为革命多做一些工作”；“我身体不好，一天工作这么长时间，哪能受得了啊！我就是没躺倒，我希望不要躺倒。”（《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152、161页。）

心脏出现异常后，周恩来经常需要吸氧，办公时均有医生和护士在外面守候，随时准备抢救。

“文化大革命”中局面混乱，红卫兵运动、林彪事件，特别是“四人帮”对各项工作的干扰等等，一件又一件复杂棘手的事情不断摆在周恩来面前，使他无法停下工作静心休养。

周恩来的心脏病伴随着繁重的工作一天天发展。1972年 9月，他两次发生心绞痛，其中一次伴有早跳，同时脉搏较快，脉压差较大。经做心电图发现，他的脉状动脉供血不足情况有所加重。11月 11日，中南海门诊部组织心脏科医生会诊，大家一致认为，周恩来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

就在这一年，癌症又悄悄地向周恩来袭来。

从 1971年 6月开始，周恩来的便中不断发现潜血。1972年 5月 19日晚，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大夫接到周恩来保健医生张佐良的电话，说周恩来的尿液中发现红细胞，请医疗组负责人吴阶平大夫约几位医生研究一下；5月25日晚又接到北京医院病理科医生马正中的电话，说尿标本中找到高度可疑之癌细胞，几位医生看过后口头表示，可以基本确定为癌细胞。随后几天，经京津沪三地专家会诊，意见基本一致，临床医生认为“有泌尿系肿瘤以膀胱癌的可能性大”。（参见卞志强报告记录，1972年 5月 19日至 29日。）当时，根据中央的指示，这些病情对周恩来是保密的。但是，尿中的红血球问题还是引起周恩来的注意，他曾向大夫询问“自己尿中红血球的问题”。（参见卞志强报告记录，1972年 6月 8日。）大夫根据纪律要求，没有向他透露检查结果。从这以后，周恩来每天要验尿，观察病情。

1973年 1月 5日，周恩来发生大量便血。（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571页。）2月 5日又开始出现肉眼血尿，“显微镜下红细胞布满视野”，“均找到癌细胞”。3月 1日，由于肉眼血尿频繁，又开始出组织块。这样，再说不检查（膀胱镜），已无法向病人解释。经报毛泽东后，3月 2日晚由叶剑英等将情况告诉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说明：“以前有怀疑，2月 5日以后高度怀疑，3月 1日出组织块，即证实有些问题。”（参见卞志强报告记录，1973年 3月 2日。）为此，在接待基辛格访华的工作完成后，周恩来向政治局请假治疗，并向毛泽东汇报了病情及检查治疗的安排。报告说：昨晚开政治局会议，遵主席指示，简单地说明我的便血情况，需检查一次，分两步走，不要毕其功于一役，防止促进恶化。我向政治局请假，不管检查情况如何，我都留在山上两星期。一切外宾都可不见，会议可不参加。政治局会议和报告，请剑英同志主持和签署。毛泽东在周恩来的请假报告上批示“同意”。（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出版，第 472页。）从3月10日至 24日，周恩来在邓颖超陪伴下，到玉泉山做全面检查治疗。此后，病情有所控制。

周恩来始终是边工作边治疗。根据有关记录统计：1974年 1月至 5月期间，周恩来的实际工作量为每日工作 12至 14小时有 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工作 24小时有 5天。此外，从 3月中旬到 5月底的两个半月内，除日常工作外，共计参加中央各种会议 21次，外事活动 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 57次。（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70—671页。）由于过度劳累，这年上半年开始，周恩来的病情又开始加重。

这期间，周恩来靠输血及其他治疗坚持工作。1974年 3月 11日起至 15日，周恩来到305医院做全面检查，确诊为癌症复发。从 4月25日起，由于癌症所致，周恩来出血不断，量多，有时有血块堵塞，甚至连续 10分钟排不出尿。尿中细胞呈阳性，是由肿瘤所致。别的病人也有出血，但出血量不如周恩来多。（参见吴阶平报告记录，1974年 5月 9日。）　在这种情况下，6月 1日，周恩来住进 305医院。到 8月确诊为癌症转移。

住院期间，周恩来从 1974年 6月 1日做第一次大手术开始到 1976年 1月 5日做最后一次手术，共做大小手术十几次，约 40天左右要动一次手术，其中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

面对疾病的折磨，周恩来一直很坚强，用邓颖超的话说，是在“跟病苦斗”。（参见邓颖超会见医疗组谈话记录，1975年 10月 16日。）周恩来在发现血尿之后，很注意，“对检查的态度是积极的，配合是好的”。他希望了解真实情况，曾经对张佐良说：“张大夫，如果把情况告诉我，我自己好下决心嘛！”（卞志强报告记录，1972年 5月 31日；1973年 2月28日。）他还对医务人员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1975年 5月 7日周恩来同周尚珏、郑淑云等谈病情，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706页。）

住院期间，周恩来不顾自己的病痛，始终关心的是其他患病的领导和同志，如李先念所说：“他管别人的病管得多，管得细。”（李先念谈话记录，1975年 11月 16日。）时为日坛医院肿瘤科的大夫李冰回忆，周恩来在手术台上等着手术时，突然把她找来，向她了解云南个旧矽肺病和肺癌问题。李冰说：“那个场面，他的声音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他说云南锡业公司矿工肺癌发病很高你知不知道，我说我知道一些。知道了为什么不去？你赶快去！就这么几句话，我当时发蒙了，总理麻醉以后手术中间还想着这个事。出来以后，我哭了。回来以后就做准备，内科的、外科的，还有搞胸部的专家，一个礼拜之后就去了。”（采访李冰记录，转引自宋家玲等编《伟人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年版，第 210页。）

对医务人员，周恩来是“称赞感谢”的，对他们始终予以鼓励，叮嘱说：“不要责怪任何人，感谢大家，特别是吴阶平、吴蔚然、方圻、吴德诚等同志。” (邓颖超谈话记录，1975年 11月 11日。)当周恩来判断自己的病难以治疗后，对医生说：我的病在医院待下去已没有多少意思了，可否搬回家去住，这里还有好多病人，你们应去照护他们。（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720页。）他还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作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邓颖超曾经这样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为了实现周恩来的愿望，邓颖超对医务人员说：“在他弥留之际，想到的是死后还要如何为人民服务。你们要支持恩来的这一行动。”（《邓颖超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59—160页。）

住院期间，周恩来没有增加一点休息，也没有减少一点工作量

如前文所述，1974年 6月 1日，周恩来住进医院。中央决定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由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代周恩来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1975年初，周恩来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医院是不想放我出来的，但我还是想争取每个星期来和大家见一次面。”在场的余秋里说：“我听到这里，再看看总理被病魔折磨的憔悴面容，心里非常难过，衷心盼望他老人家能够康复。”（《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版，第 62页。）

但是，病床上的周恩来实际上没有能够完全休息，没有做到专心治病。吴阶平说：“本来治病是很不容易的，放下了工作算是住院了。他好像在那里治病，可是他脑子根本就没离开过工作，一会一个问题，都是工作。”（宋家玲等编《伟人周恩来》，第 204页。）卫士高振普则回忆：“周总理没有因为他的病而增加一点休息，也没有因为他的病减少一点工作量。”他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从 1974年 6月 1日住院到 1976年 1月 8日逝世，在周恩来生命最后的 587天，约人谈话 220人次，谈话最长时间达 4小时 20分；公开会见外宾 65次（含港澳人士 3次），每次时间大都是 1小时左右，最短的 1次 15分钟；开会 32次，去医院外看人 5次。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活动。 （参见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15页。　）高振普的这个统计数字可以说明，周恩来是在拼命地争取时间为党工作。

在医院里，周恩来会见最多的是外宾，包括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亨利·杰克逊、毛里塔尼亚总统莫克塔·乌尔德·达达赫夫妇、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夫妇、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夫妇、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总统委员会主席萨勒姆·鲁巴伊·阿里、日本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夫妇、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冈比亚共和国总统贾瓦拉夫妇、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妇、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团长伊利耶·维尔德茨等。谈话内容很广泛，氛围很温馨。比如，在会见马科斯总统时，周恩来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请你们原谅，我是在病中。我本应该举行一个家宴，请你们全家，请我们的老朋友罗慕洛（菲律宾前外交部长——引者注）先生吃顿饭的。但现在没有可能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710页。）马科斯在这次访华中，同周恩来签署了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建立了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周恩来身体很虚弱，但同外宾谈起话来精神矍铄，他握手时，眼睛总是亲切地看着对方。池田大作后来回忆：“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不放，目光炯炯地看着我，注视着我。我看他的目光非常严峻，但又非常柔和，非常难以形容的一种非常感人的目光。”（《你是这样的人——回忆周恩来口述实录》，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52页。）周恩来的这些外事活动，促进了同各国关系的发展，努力消除了“文化大革命”对外交工作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

在病床上，周恩来仍然关心着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比如：他曾经为甘肃定西和庆阳地区遭受旱灾造成老百姓缺粮少衣而洒泪自疚，批示：必须立即解决（参见笔者访问原国务院办公室主要负责人吴庆彤谈话记录，2010年。）　；他看到山西一个山区的食盐比城市贵一分钱的群众来信后，立即指示：“无论如何要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定要让山区群众吃上盐”（ 纪东：《难忘的八年——周恩来秘书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第 211页。）　；他听到辽宁营口、海城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的消息，批示国务院发出通报，表扬作出地震预报的有关单位，并提议派代表团到灾区去，慰问受灾群众，鼓励他们自力更生，重建家园；他请前往参加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的华国锋带去对西藏人民的问候，并带去“养蜂促农”的科教片，希望当地干部重视发展经济，搞好群众生活。这些事看上去是平凡小事，但折射出周恩来的百姓情怀，验证了那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人民总理爱人民，人民总理人民爱；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相连。”也如著名作家冰心所言：周恩来付出的爱最多，所以他得到的爱也最多。

在病床上，周恩来还关心着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而尚没有完全解决问题的老干部及民主人士等，努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比如，他关心为贺龙恢复名誉的事情，亲自修改审定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稿，指示公安部门对林彪等人用作贺龙“通敌”“证据”的材料进行技术鉴定，证明确系伪造，蓄意陷害。（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675页。）他还抱病参加了贺龙骨灰安放仪式。1974年国庆节前夕，周恩来亲笔致信中央政治局，提议增加起义将领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程潜夫人郭翼青、张治中夫人洪希厚、傅作义夫人刘芸生参加国庆招待会，并告：“因林彪利用东北军一案大搞东北民主人士，现吕正操同志已平反，张学思已死（此案亦应弄清），故邀张学铭（即张学良之弟、张学思之兄 ——引者注）出席有此必要。”（《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年版，第457页。）这些作法，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周恩来住院期间，“四人帮”以“评法批儒”“反经验主义”运动等手段，对他进行攻击和污蔑。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其中一场斗争是围绕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展开的，斗争很激烈。江青、张春桥等竭力想将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为达目的，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状，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到周恩来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679页。）这时，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在 1974年 8月进行大手术后因为连续工作很不好。医疗组在 10月将周恩来术后情况向上级报告，提出：“恩来同志第二次手术后，于八月十六日开始会客，十月六日以后会客次数增多，最多时一天会客五次。谈话时间有时也较长，最长一次超过两个半小时。与此同时，批阅的文件也增多。连续会客、谈话及批阅文件后，影响白天休息及夜间睡眠。最近几天显得疲劳，恩来同志自己也感到精力不足。”（《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 681页。）叶剑英等非常担心周恩来的身体吃不消，但当时的情况又急需周恩来亲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及人事安排，取得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不顾病痛折磨，根据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情况，草拟出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两个方案，后又增加了一个方案。他要和王洪文一起带着这三个方案，飞长沙听取毛泽东的意见。行前，周恩来便中又出现潜血，医务人员认为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周恩来却对他们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历史任务。叶剑英再三叮嘱随同周恩来前往的医护人员：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参见《叶剑英年谱（1897—198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087页。）从长沙返回北京后，周恩来没有静下心养病，而是抓紧时间召集各种会议，为四届人大的召开做准备。高振普回忆：从长沙回来的第二天，周恩来“就忙于召集会议。这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开会，有时在医院，有时去大会堂，有时去京西宾馆。开会回来，就在病房里修改报告，批阅文件。有时在灯下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这时候，身边工作人员“只能加强护理，及时给他用药，谁也不敢去打扰他，因为那样做只会延长他的办公时间”。（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第 220页。）随后，周恩来在京西宾馆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统一党内思想，为四届人大顺利召开做好准备。

1975年 1月 13日，四届人大终于在北京隆重召开。在全体代表雷鸣般的掌声中，周恩来瘦弱而又坚毅的身影出现在主席台上。“周恩来看上去很消瘦，脸黄黄的”，参加这次会议的羽毛球运动员陈玉娘说：“看到他的样子，我心里很难过。”（笔者访问陈玉娘谈话记录，2007年。）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重申了 1964年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说：“今后的十年，是实现上述两步设想的关键的十年。在这个时期内，我们不仅要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而且要向实现第二步设想的宏伟目标前进。”（《周恩来选集》下卷，第 479页。）这是周恩来为中国人民留下的政治遗言和指出的努力方向。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 12人为国务院副总理。与“四人帮”在组阁方面的斗争最终取得胜利。会议期间，周恩来参加了天津代表团的讨论。他对代表们说：我得了癌症，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但我要努力和疾病作斗争，争取更多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奋斗。在场的许多人都流下眼泪。

重病期间的周恩来心里牵挂着很多事情，其中一件重要的事情，是祖国统一大业。1975年 9月 4日，他看了香港《七十年代》刊载的《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这篇文章分析了蒋介石去世（蒋介石于 1975年 4月 5日去世。）后台湾的局势，介绍了蒋经国的经历及其他情况。周恩来在文章稿上批示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和秘书钱嘉东：对蔡省三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并要他们找王昆仑、于右任女婿屈武弄清真相。批示落款“周恩来，9月4日”。后面接连四个“托”字，笔迹是颤抖的。这年 12月，周恩来病情加重，时而昏迷，时而清醒。清醒时，他让高振普约罗青长到医院来，“他声音很低，口里重复着罗青长的名字”。罗青长应召赶到医院。高振普回忆说：“罗青长疾步走近病床，握着总理的手，叫了声‘总理’，就哽咽了，总理示意他坐在床边的一把椅子上，开始与罗青长谈话，总理说话声音很低，但吐字还清楚。罗青长看着总理消瘦的面容，难过和激动的感觉一齐涌上心头，同时又有些紧张，他说听不清总理讲什么。有些话是我把耳朵贴近总理嘴边才能听清，然后再说给罗青长，有的事情我可以懂，有些事我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只是原话照传，我问罗青长：‘你知道怎么回事吗？’他说：‘懂，你就照传吧。’”（高振普：《周恩来卫士回忆录》，第230、231页。）在罗青长的记忆中有这样几句话记得很清楚：“总理说：‘青长，我平时不病，没想到这次病成这个样子，我还能够看到你。’他说，我平常给你们讲的台湾那些老朋友，他们有些人，过去对人民做了有益的事情，你们将来千万不要忘记他们。一切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你们都不要忘记他们。”（笔者访问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谈话记录，1997年。）周恩来对台湾寄以深厚的感情，对台湾人民寄以深切的期望。他去世后，骨灰在人民大会堂台湾厅停放了一个晚上。

其实，周恩来住院后完全可以放下所有的事情，专心治疗、养病，但是他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他心中，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一息尚存，就要奋斗到底。这就是周恩来的精神品格。

病中的周恩来受到毛泽东的关怀，依靠毛泽东的支持遏制“四人帮”

对病中的周恩来，毛泽东非常关心。周恩来的病情及治疗检查问题都要向他报告。周恩来患心脏病后，中南海门诊部在给叶剑英的报告中说：平时虽随时研究病情，调整治疗，但药物的力量毕竟有限，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希望中央领导考虑，并给以指示。叶剑英将报告报送毛泽东，毛泽东立即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455页。）

周恩来患癌症的病情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心情很沉重，他叮嘱对外要保密，不开刀，营养要搞好，睡觉要好。毛泽东考虑保密的原因是，“怕本人增加思想负担”；不开刀的原因是，认为做手术危险，病人年龄大，心脏又不好，开刀不一定比不开刀好。（参见卞志强报告记录，1972年 5月 31日、6月 25日。）毛泽东建议：“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他还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参见《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618页。）

周恩来住院治疗期间，每次到毛泽东处开会或汇报工作，毛泽东都会详细地询问他的病情。周恩来也常常用写信的方式，向毛泽东汇报病情及治疗方案。1975年 2月 2日凌晨，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了他自 1974年 11月 12日做膀胱镜检查和对发现的四处肿瘤进行电烧以来病情的发展情况，毛泽东听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读信后，“很伤感”，圈阅了来信，并叮嘱张玉凤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情况怎样了”。（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570页。）3月 20日，在进行第三次大手术之前，周恩来又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叙述了自己的病情。信中说：“现在生出了肿瘤，不管它良性或者恶性，除了开刀取出外，别无其它治疗方法。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叶、邓、张）已听取了医疗组汇报，看了爱克斯光照片和录相电视，同意施行开刀手术，并将报请主席批准。”“我因主席对我病状关怀备至，今又突然以新的病变报告主席，心实不安，故将病情经过及历史造因说清楚，务请主席放心。在去年两次开刀后，我曾托王、唐两同志转报主席，我决不应再逞雄了。但如需再次开刀，我还受得了。现在要好好地作此准备。”（《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8年版，第 634页。引文中提到的“政治局常委四同志”，王即王洪文，叶即叶剑英，邓即邓小平，张即张春桥。“王、唐两同志”，王即王海容，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唐即唐闻生，时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与此同时，周恩来还给张玉凤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在主席休息好后再读给主席听。一切托你酌办，千万不要干扰主席太多！”周恩来给张玉凤写这封信的原因是，在他 1974年 6月开始住院治疗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已出现明显问题，中共中央为毛泽东成立了医疗组。周恩来不愿意以自己的病情影响到毛泽东的健康和休息。张玉凤把周恩来的病情报告念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很惦记，“有几天睡不好觉”。（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577页。）早在 1973年 9月，中共中央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决定成立组织工作、宪法修改工作、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由周恩来担任政府工作报告起草小组组长。周恩来住院后，毛泽东考虑到他病体的承受能力，尽量减轻他的负担。毛泽东委托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要求报告稿要精练。毛泽东说：“我看三千字就够了。五千字要念半个钟头。”（《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556页。）后来，这个报告稿定稿时为 5000字，这是经过邓小平等同“四人帮”进行坚决斗争，排除种种干扰后确定的。邓小平后来回忆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起草的，不能超过 5000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毛毛：《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 325页。）报告稿中，邓小平亲自草拟了三段，每一段一千几百个字，讲的都是实际内容，尽量减少虚的东西，重点是把周恩来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突出出来，与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对“四人帮”的问题开始警觉，并予以批评。1973年 11月，病情稍有控制的周恩来会见了来华访问的基辛格，并签订了中美会谈公报。毛泽东“根据不可靠的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十一月中旬同基辛格会谈时讲错了话”（《毛泽东年谱（1849—1976）》第 6卷，第 507页。）。为此，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连续受到错误批判。江青在会上攻击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说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情况汇报到毛泽东处，毛泽东一面说这次会开得好，一面指出：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507—508页。）并且不同意江青关于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提议。周恩来住院后不久，江青等以“评法批儒”的方式，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暗指周恩来就是“现代大儒”“党内大儒”。为此，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等自批林批孔以来一系列帮派活动。1974年 10月，江青等又利用“风庆轮事件”整邓小平。周恩来不同意，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忍耐了很久。（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79—680页。）当王洪文为“风庆轮事件”到长沙向毛泽东状告周恩来、邓小平时，毛泽东当即批评王洪文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让他回去多找周恩来、叶剑英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552页。）

在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上，毛泽东多次向王洪文等指出，总理人选还是周恩来。他对邓小平说：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的情况。他还让王海容、唐闻生向王洪文转达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

跟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554页。）当江青托人向毛泽东转达，要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毛泽东同意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提朱德，副委员长提董必武。他让人转告周恩来，朱德和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和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制定。（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558页。）后来，毛泽东在长沙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第一次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四人帮”。他对王洪文说：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对周恩来建议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邓小平为政治局常委或中央副主席的问题，毛泽东予以同意，并提议邓小平为中央副主席兼政治局常委，重申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再次重申：“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并对周恩来说：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562页。）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复杂的环境中，正是依靠毛泽东的这些支持，遏制了“四人帮”的一些行为，使他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得逞，这也正是周恩来的智慧所在。

在生命最后的时光，周恩来在病床上与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交谈身后事

“文化大革命”以来，周恩来的处境是艰难的，与他相濡以沫半个世纪的妻子邓颖超的处境同样也是艰难的。她像很多老干部一样，“是靠边站的”。在当时那种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下，邓颖超对自己采取了“与世隔绝”的办法，实行一个“三不”主义，即不跟任何人来往，不跟任何人通信，不跟任何人见面。（参见《邓颖超文集》，第288、290页。）邓颖超这样做，是她亲眼看到“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怎样制造各种事端刁难

和攻击周恩来，因此，她必须谨慎处事，不给他们以任何口实。

在那些混乱的日子中，邓颖超特别心焦，但她能为周恩来分担的事很有限，她只能通过写信、请卫士递纸条等方式不断提醒周恩来要重视自己的身体，提醒身边工作人员尽量按时让周恩来吃一口热饭和获得短暂的休息。直到周恩来病重住进医院，他们才有机会每天在一起。邓颖超陪伴周恩来走完了生命最后的旅程。

那时，邓颖超每天都去医院陪护，给周恩来读文件、读报纸。她有过这样两段内心独白：“从感情上来说，我个人是非常难过的，但我是个党员，要执行党交给我的任务”（邓颖超在医疗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 1月 2日。）；“我用无产阶级的坚韧性，高度地克制我内心的痛苦，在他病中还要用愉快的精神和恩来一起同疾病作斗争”（《邓颖超文集》，第 159页。）。她还说过：“我对医疗上不太了解，只能从政治上、病中生活方面使总理得到些鼓舞和安慰”（邓颖超在医疗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 1月 2日。）；总理的病“能够抑制一下，维持时间长一点，多为党做几年工作，就满足了”（邓颖超谈话记录，1973年 10月 5日。）。

邓颖超积极配合大夫的工作，有时会提一些建议，如请中西医共同研究一下；提议将周恩来的尿蛋白、红血球以及睡眠、休息、服中药的关系等列表研究等等。邓颖超对医务人员说：“我们要做好调查研究，细致地探讨和摸索治疗办法。要有胆量和信心，意志要坚强。 ”她对医务人员很尊重，“对大家长期以来的辛勤努力做出的成绩也从内心表示感谢”。她充分肯定医务人员的工作，常常予以鼓励。她还用周恩来同疾病斗争的精神，激励大家：“总理在病中一直很坚强，和大家配合得很好。我们为他服务，也应和他一样地坚强战斗。”（邓颖超在医疗组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76年 1月 2日。）

在病床上，周恩来终于有时间同邓颖超多一些交谈。交谈中，他们从不涉及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这是从入党那刻起养成的自觉习惯。他们认为党的纪律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都绝无例外，越是负责的党员，越应该以身作则，越应该自觉遵守纪律，严守党的机密。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么混乱的日子里，周恩来无论受到怎样的委屈，对邓颖超都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一天，周恩来对邓颖超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颖超同样回答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但是，他们把这些话都深埋在心里，永远地埋藏在心里。（参见《邓颖超文集》，第 277—278页。）　周恩来和邓颖超 1925年结婚，风风雨雨半个世纪，感情非常深厚。如邓颖超所说：“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年版，第 3页。）周恩来对邓颖超要求十分严格，有些近乎“苛刻”，他多次在任职、调级等问题上尽量“压低”邓颖超。1975年 10月，邓小平、叶剑英等提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已决定由邓颖超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 7月版，第 121页。）但是，重病中的周恩来坚决不同意，硬是把这件事压了下去。对此，邓颖超从无怨言。她说：恩来这样做，我很理解。邓颖超把周恩来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做法，上升为坚持党的优良作风的高度来理解。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讲过这样一段话：“恩来生前是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但他总是按照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严格要求自己。他把自己看作是党的人，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恩来始终如一地遵守着这条共产党人的最重要的准则。他永远保持和群众的最密切联系，从不搞特殊化。他一生为党和人民虽然建立了许多功勋，但他从不居功自傲，而是经常检讨自己。他功劳越大，越是虚怀若谷；地位越高，越是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兢兢业业，戒慎恐惧。特别是我们党处在执政党的地位以后，他更是时时刻刻注意这个问题，严于律己，把搞好我们的党风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作为他的亲属，又有什么理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呢？”（《邓颖超文集》，第 160页。）

在周恩来生命最后的时光，周恩来和邓颖超交谈最多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何处理身后事的问题。

早在 1956年，中央作出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个决定不久，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商定，并相互保证，把“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去，撒到水里、土里去”。他们认为，这是“思想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是“移风易俗的重要改革”。（《邓颖超文集》，第 159页。）

中央作出决定后，周恩来带头把父亲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还把他老家淮安几代亲人的坟墓平掉、深埋，把土地交公使用。周恩来曾经讲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把它撒在地里可以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他还主张人死了以后，可以做尸体解剖。邓颖超回忆说：“当他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时，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邓颖超文集》，第159、160页。）

为了保证自己身后事的落实，周恩来在病床上两次约见了邓颖超的秘书赵炜。在第一次谈话中周恩来说：“我和大姐 10年前就约好，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把我的骨灰撒掉，这件事得中央做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边，我可以保证她的愿望实现。我要先死了，大姐的骨灰撒掉的意愿你是保证不了的，但可以向中央反映她的要求，她还可以留下遗嘱。”在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谈到骨灰处理问题，他对赵炜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周恩来的两次谈话使赵炜很受教育，她说：“我对他们两人更加敬仰了。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呀。”（赵炜：《西花厅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257、258页。）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78岁的周恩来走完生命的旅程。

为了实现周恩来的遗愿，邓颖超没有向组织提个人的要求，只是向前来告别的中央领导同志转述了周恩来生前对后事处理的意见，并请求报中央和毛泽东批准。1月 12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周恩来骨灰撒掉的请求。1月15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头一天，这份悼词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因患严重的眼疾，悼词是由工作人员读给他听的。毛泽东边听，边“难以控制情绪，失声痛哭”。工作人员问毛泽东是否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拍拍腿说：“我也走不动了。”（ 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6卷，第 634页。）中央政治局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没有安排他出席周恩来追悼会。

追悼会后，邓颖超亲手打开周恩来的骨灰盒，用颤抖的双手一捧一捧地把骨灰分装在四个文件袋里，为飞机撒放做准备。当晚，邓颖超亲自护送周恩来骨灰到通县机场，西花厅党支部的张树迎、高振普参加了执行骨灰撒放任务。

飞机在夜空中起飞了。四包骨灰在北京上空、密云水库、海河、黄河入海口四个地方撒放掉，融化在祖国的江河大地里，融化在人民之中。邓颖超在党中央的支持下，圆满完成周恩来的遗愿。

〔作者廖心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