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德军事经济思想和伟大实践

论朱德军事经济思想和伟大实践

王松

朱德是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也是人民军队军事经济工作的“红管家”。他和毛泽东并肩战斗，共同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军事经济思想及领导制度，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和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里，如何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发展壮大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这一重大问题。建国后，朱德提出了经济建设是基础，国防建设是保障的思想，为军事经济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朱德军事经济思想及其蕴含的科学的立场和方法，是我党我军宝贵的精神财富。朱德的军事经济实践活动，为我们树立了人民军队红管家的楷模。朱德倡导和践行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作风，是我党我军的政治优势，我们必须在新的形势下发扬光大。
一、在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践中，朱德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创建了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制度，奠定了我军军事经济工作的理论基石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控制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对新生的工农红军，实行一次又一次的残酷“围剿”。如何打破敌人的“围剿”，发展和壮大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力量，是人民军队面临的严峻考验。具体来说，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是在思想上，红军内部浓厚的旧军队思想还存在，严重地妨碍了人民军队的发展。有一些旧军官出身的人，过不惯艰苦生活，留恋旧军队军官的所谓“三金”（金牙、金戒指、金丝眼镜）“五皮”（皮鞋、皮挂包、皮鞭、皮武装带、皮绑腿）和“四菜一汤”的特殊生活待遇。二是在物质上，由于敌军围困，军民的日用必需品和现金非常的缺乏。
朱德是人民军队军事经济工作的卓越开拓者和领导人之一。在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朱德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国情出发，着眼于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里工农红军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探索着中国特色的军事经济发展道路。朱德率南昌起义军余部南下途中，从战争的实际中，提出了一系列军事经济思想：要找一块既隐蔽又有群众基础的立足点；红军要发动群众，打土豪，筹粮款；筹款和缴获的物质要全部归公等等。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并肩战斗，逐步建立了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制度。1928年5月，在组建红四军军事、政治领导机构的同时，毛泽东、朱德特别对部队内的经济机构的设置作了原则性的规定：“红四军的经济组织可分为执行、计划、监督三部。计划筹款与全军预算及分配支取问题原则由党的委员会负责，监督经济则由上级的士兵委员会负责”，军需处每月公布一月收支情况，由士兵代表审查，军需处长出席报告负责答复解释之责，如有毛病则处罚负责人。执行部则军部有军需处，团部有辎重队，营连有经委会。在井冈山根据地，朱德和毛泽东为红军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内容涉及到红军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干部战士的行动准则。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朱德始终如一地坚持党对军事经济工作领导制度。朱德要求部队的各级党组织“在给养上发展生产，想办法解决衣服鞋袜等”、“注意饮食冷热，疾病困苦等问题”并将这些工作作为巩固与提高部队素质和党支部发挥核心作用应具备的条件。他要求要善于识别和任用军事经济管理干部，要加强对军事经济管理干部的教育和考核。对军需处、军医处、副官处的干部要加强教育，定期考核，提高思想和业务素质，增强战斗力。
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关于加强党对军事经济工作的绝对领导的思想及所创建的一系列制度，在我军历史上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它从根本上保证了人民军队经济工作的正确方向，体现了党委集体领导、职能部门分工负责和战士监督经济生活的辩证统一，展示了人民军队军事经济工作的鲜明特色，奠定了人民军队军事经济工作的理论基石。
二、提出“依靠人民、依靠乡村、依靠乡村政权”的方针，指明了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里，人民军队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是发展壮大人民军队军事经济的根本途径
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部队转战湘、粤、赣三省交界一带坚持斗争。为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保证军事经济供给，他坚持“依靠人民、依靠乡村、依靠乡村政权”的方针，和湘南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组织召开民众大会，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目的，号召群众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实行土地革命。他们深入农村，不仅得到了群众拥护，革命力量还得以生存与发展。
如何才能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呢？朱德认为，一方面要对广大群众进行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激发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另一方面，则必须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关心和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红军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工农武装割据。1929年，红四军打下龙岩后，红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和政治部主任陈毅联名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宣布“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改变了过去井冈山《土地法》的土地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而不属于农民，农民只有所有权的规定。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而且广大贫苦农民的革命性和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正是这样，人民军队才获得了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立于不败之地。
红军长征途中，路过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区或多民族杂居区。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红军实施了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特点的军事经济政策。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红军还提出在少数民族聚居地，一般不打土豪和征发筹措物资和经费。在向少数民族买粮时，自觉遵循“自愿”、“足价”和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原则，细致地做好工作。在广大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下，红军战胜了由于国民党围追堵截所造成的严重的军事经济困难，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意图。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德率领八路军各部在山西一带实行战略展开后，立即命令各部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在政治上，着重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经济上，立即取消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并没收汉奸大地主的土地；在军事上，充分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激发了他们的抗日和生产的热情，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力量。1939年，晋察冀边区牟平县在民主改革和减租减息后不到一个月，就有几百人参加八路军。在八路军新参军的战士中，减租减息翻身农民占84％。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将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作为争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他要求各解放区积极发展战时经济，把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科学地调配和组织起来，把土改、生产和支前紧密结合起来，既照顾到军队的需要，又注意到人民负担的可能性，实行以战养战。使解放区内部各阶层和衷共济，共同解决困难、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支援前线。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朱德注意及时纠正“左”的错误，实行保护解放区内私营工商业的政策，允许其在一定条件下发展，以获得我军作战紧缺的物资，改善和调剂人民生活。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解放区经济在激烈的战争中不仅没有衰败，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亿万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空前提高，在战争中承担了后方建设、军需物质筹措和战勤保障等一系列繁重任务，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应该指出的是，新生的中国红军是以苏联红军为师的。然而，中国又有其特殊的国情，这就要求党既要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又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朱德在党的七大上深刻总结了人民军队长期军事斗争实践的经验，他认为，苏联红军是工人武装暴动，有国家，有城市来养活它们的军队，组织军队，创造军队去打仗。这和中国情况不同，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的红军“没有自己的国家，同时又没有城市，而是在乡村”。因此，“军队来自人民，取之人民，依靠人民打仗，依靠人民养活，不是靠国家养活”。人民军队的军事经济工作坚持“依靠人民、依靠乡村、依靠乡村政权”方针，而不是依靠国家、依靠城市，正是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军事经济工作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朱德对人民军队军事经济经验的精辟总结和科学概括。
三、提出开展对日经济战争的战略思想，丰富了党的持久抗战的理论，拓展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作战样式
战争不但是军事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战争的力量，包含着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但是，只有物质力量才是最基础的东西。朱德认为：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基于对战争诸要素的辩证关系的科学分析，朱德在提出对日本侵略者开展政治、人员、武器、交通战争的同时，又提出了对敌开展“经济战争”的战略。
朱德是对敌实施经济战争战略的设计师。朱德从经济方面深刻分析了战争对中日两国的深刻影响，揭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的这一客观规律。朱德对中日两国的经济力量进行了分析，论述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原因。朱德明确指出：日本虽然是帝国主义，但它的经济实力有限。发动侵略战争，日本经济上“得不偿失”，日本是一个小国，根本无法支持长期战争。中国是一个原料很丰富的国家，只要施行正确的战时经济政策，发展国民经济，发挥军事经济潜力，一定能大量消耗敌人的军事经济力量，最后赢得战争的胜利。
如何实施经济战争呢？朱德敏锐地分析了日寇高度机械化装备的弱点，认为越是高度机械化的部队，越是依靠于后方的接济。因此他提出，抗日游击战争在经济的作战方面，“是消耗日寇由国内运来的资财，尽量地消耗和夺取日寇的车辆、弹药，摧毁其交通运输和兵站等等。”朱德指挥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的抗日游击队，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动员广大群众实行坚壁清野，最大限度地疲困敌人的士气、消耗敌人的人马资材，使其前线不能得到补充，战地又无以征发，而失去其长期战争的能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在发展和壮大军事经济实力方面，朱德提出人民军队必须坚持四个原则，在经济上来发展自己：第一，取之于敌。没收日本在游击区域的财产及夺取日军辎重、粮秣及其它资财。第二，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第三，要取得当地民众经济上的援助。第四，要节省，要过艰苦的生活。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许多军事家、政治家只重视现实的军事经济实力，而忽视军事经济潜力及转变，导致战争指导步入歧途。国民党内的投降派鼓吹的“武器不如人，战必败”的陈词滥调，正是重蹈了那些人的覆辙。朱德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深刻地总结了近代以来中国军事历史的经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抗战以来中日两国军事经济力量的消长变化，科学地把握了敌我军事经济力量的发展趋势，从理论上驳斥了“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思想。朱德的经济战争的战略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拓展了抗日游击战争的作战形式，丰富了党的持久抗战的理论。
四、倡导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开展大生产运动，解决军队自身的物质需要，减轻人民的负担，体现了人民军队在养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
朱德是陕甘宁边区生产运动的倡导者。1940年以后，由于日本侵略者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经济封锁，人民军队的经费和给养面临极其严重的困难。在这种严峻形势下，朱德提出：“一切必须建筑在自力更生，不依赖国民党政府的接济上。坚决与敌人经济封锁作斗争，打破国民党物质限制我军发展的阴谋，使共产党力量的不平衡走向平衡”。从而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1940年5月，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他雷厉风行狠抓经济工作，措施有力，很快使边区经济工作出现了新面貌。朱德分析了发展边区经济的困难和有利条件，指出发展边区经济的具体途径：一是开展农村生产运动，广开副业门路；二是组织生产和供销合作社；三是培养技术干部，欢迎各种人才到边区工作；四是提高边区工人的政治和业务水平，从中选拔干部；五是做好统一经济的工作。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采纳了他的意见，做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和《关于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指出：“朱总司令最近曾到我们边区各地、各工厂参观过，贡献我们很多宝贵意见，对于我们明年的生产建设是有作用的”。
为了减轻边区人民的沉重负担，朱德竭力提倡军垦屯田，“军队实行屯田是朱德倡导的”。朱德不但苦口婆心作了许多解释，并且亲自踏看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朱德调第359旅到南泥湾垦荒屯田，并多次去南泥湾作调查，向指战员讲解军垦的意义，帮助解决各种实际困难。在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朱德虽然日理万机，仍挤时间参加劳动，不仅学会了纺毛线，还亲自开荒种菜。他种的菜品种多，产量高，引来不少的人参观，或索取种子，或讨教经验，起到了示范作用。通过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延安经济情况趋于好转。朱德、彭得怀下令改善前方广大指战员的生活，自1943年1月1日起，每人每天增发食油二钱，每月增长津贴费五角，每年发洗脸毛巾两条。
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原则，在战斗和训练的间隙，实行军队自己生产，解决军队自身的物质需要，来减轻人民的负担，是朱德军事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也是人民军队“在养兵方面的新发展，新创造”。这个新发展、新创造，对于保持我军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提高我军的战斗力，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五、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巩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的重要思想，丰富了党的国防经济建设理论
建国后，朱德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朱德多次深入各地，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对于如何认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思想，丰富了党的国防经济建设理论。
建国初期，国际国内出现了极为严峻的形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台湾海峡局势紧张。在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后，国际形势逐渐缓和下来。朱德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特点，他认为，从国际形势看，十年八年打不起来，“国际形势有了缓和”。国际形势趋向缓和，对于中国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无疑是有利的。朱德对国际和国内形势准确把握，确定了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关系的认识前提。在此基础上，朱德深刻地论述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辩证关系，他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为辅，国防建设应和民用工业结合”的主张，他明确提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是密切关联在一起的，前者是后者的巩固基础，后者是前者的保障”的思想。他认为两者不是平行的，而是互相适应。朱德从科学技术在现代国防建设的重要作用的视角，论述了集中更多的资金加强经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就谈不上国防的现代化。特别是现代的国防建设，是建立在最新的科学技术和最新式的装备上，这就需要有充足的资金来建设强大的现代工业基础。国防开支应根据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局势大致有个适当的比例，和平建设时期如果国防费用过高，必然会阻碍经济建设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尽量减少军费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资金来加强经济建设。朱德提出对军队实行整编，压缩军队人数，将部分军人转到生产中去，参加国家经济建设。我们不光要用军队把敌人打败，还要用军队把中国建设起来。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党开始重视国防经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首开先河进行论述。作为毛泽东的老战友，朱德对如何发展国防经济建设的问题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国防经济建设的思想。
六、倡导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拓展了国防工业发展的新路径
新中国建立初期，朱德分管军工生产。人民解放军开进北京后，立即接管了傅作义部的军械所。按照朱德的指示精神迅速地把它改造成一座具有一定生产规模的兵工厂。抗美援朝期间，全国各地兵工厂集中力量，制造了大量的火炮和炮弹，有力地保证了战争的胜利。1951年6月，党中央派中国军工代表团赴苏联，与苏方商谈援助我国军事工业建设等问题。在谈判期间，朱德曾亲自指导代表团处理谈判中的棘手问题，使谈判基本上取得了成功。此后，在全国各地相继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新式兵工厂，使我国走上了军事工业现代化的新台阶。
朱德特别重视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工业，加快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的步伐。1951年6月，他提出：要建设坦克、飞机、大炮、枪、光学、化学、子弹工厂以及炼油厂、造船厂等，以适应国防的需要。当军工生产有了一定基础时，朱德对军工生产提出发展尖端武器的高要求。1956年4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现在世界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武器必须运用最新科技成就，提高技术。1957年8月，他在参加国务院讨论第二个五年规划的会议上提出，要发展尖端武器，要研制原子弹和导弹。这一主张，当时得到周恩来的肯定，他说：“朱老总讲得好。你有了两弹（原子弹、导弹），人家对你就不同了。这对科学技术有好处，尖端和基础是有密切关系的”。后来经过中国军民的艰苦奋斗，朱德关于发展尖端武器的主张逐渐成为现实。
为了保证民用企业和军用企业的互相结合，朱德特别强调要合理规划，统一力量，平战结合，军民结合。朱德提出：“和平工业和战时工业应该互相结合起来，使两者能够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迅速转到为战争服务。这就要有一个全面规划”。根据朱德的建议，1958年2月，党中央决定将主管国防工业的二机部同一机部、电机部合并，设备人员统一调度，平时尽可能多生产些民用品，战时主要生产军用品。朱德在合并后的第一机械部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鲜明地指出：“把三个部合并起来，有利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的发展，使军用生产和民用生产结合起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逐渐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相互衔接的国防工业生产布局，在经济建设全面展开的基础上，国防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七、率先垂范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方针，展现了朱德总司令的高尚情操
朱德是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模范实践者。朱德作为出身新军事学堂的旧式军人，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能创立人民军队的各项军事经济制度，而且能率先垂范，同战士们同甘共苦，一起艰苦奋斗。
为了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井冈山根据地，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实行军队内经济生活的民主主义，废除了薪饷制，实行官兵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发零用钱，两角即一律两角，四角即一律四角，为了解决红军的粮食问题，红四军司令部发起下山挑粮运动。朱德身为军长，也穿草鞋，戴斗笠，挑了满满的一担米和战士们一道爬山。来回百多里，翻山越岭，顶风冒寒，非常辛苦。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总结了红四军的经验。毛泽东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陈毅当时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群众及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红军军长那样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红四军军长的绰号。”因此，当时在红军中流传着这样一幅联语：“红军中官兵伕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
朱德十分关心和爱护广大官兵。他指出：“在物质生活上关心部下，这也是必要的，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质保证，工作是会受影响的”。他强调关心官兵的生活应考虑到三个原则：一是保持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二是目前物质条件许可范围，三是不致影响其它部队和机关。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司令，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吃。1937年9月，朱德在开赴抗日前线的途中，给四川的亲属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共苦已十几年，愉快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好办”。短短一封信，正是朱德高尚情操的真实写照。1940年，著名华侨陈嘉庚访问延安，亲眼见证了毛泽东、朱德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事实。后来，他常对人说：“一党之领袖其艰苦朴素有如此者，令人钦佩”。从而得出结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朱德在担任党、军队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后，依然生活俭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朱德率先垂范艰苦奋斗、勤俭建军的方针，不仅克服了我军经济上的困难，而且增强了人民军队内部的凝聚力，加强了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领导人民军队建设特别是军事经济建设的伟大斗争实践中，朱德充分表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气魄、胆略和高超政治、军事智慧，形成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的卓越贡献，永放光辉，永载史册！

（来源：《军事历史》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