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军民结合”国防建设思想探析

作者:朱之江    发布时间:2013-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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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军民结合”国防建设思想探析

朱之江

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发展路子”。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融合的不断深入,如何坚持走军民融合自主创新发展之路,既是一个关系国防建设发展转型的重大战略课题,也是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实践的重大系统工程。朱德在革命战争年代以及新中国国防创建之初,坚持军民结合的方针,就民用与军用、经济与国防的结合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本文对此作一系统的阐述,相信对推进军民融合发展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朱德“军民结合”国防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

朱德“军民结合”国防建设思想是在解放战争后期筹建新中国国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加强国防建设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主要围绕着如何实现国内由战时体制向平时体制平稳过渡、如何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这两大战略问题而展开。

随着解放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1948年战局日趋明朗,我军优势基本确立,有关战后国家建设问题逐步提上我党的议事日程。为了关照未来国防建设,立足保障作战需要,就军民结合问题,朱德阐述了一些重要观点。1947年底华北军工会议上,朱德提出了“以兵工为中心组织旁的工业,别的工业要同时帮助兵工,组织轻工业,帮助发展重工业”的思想,强调:“这是国家大事”。同时,他还要求,军工不仅要关注战时,也要关注和平时期的民用生产,指出:“熬硝开硝厂,要长远计划,战时用硝,到和平时期要能改成旁的用”。会后,朱德致信华东局,再次要求使兵工生产走上轨道,要统一兵工以及公营的一切工业,并加以合理管理,从而形成“建设新民主主义的大家务”。1948年底,全军军工会议、军械会议、后勤会议先后召开。朱德参加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建设新中国国防和向和平体制转变的主张,强调:“有防备,帝国主义就不敢欺负,这就叫武装和平。一切与军工生产有关的部门要努力帮助。军工部门要动员起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注意发挥新接收工厂的潜力,更要注意使新收复城市的机械工业与农村配合起来,转到和平工业要由现在开始,与合作社民间工业配合发展起来。”为了保证平稳的过渡和转变,他不仅强调,军工军需生产要军民兼顾,要利用自身的优势联合和带动民营工业;而且要求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提出开办农场、组织小型手工业合作社等,把大量复员军人组织起来,认为只有“使每个人都各得其所,这才叫复员”,只有“这样,人既能容得下,又可以养活,并且社会主义也建设了”。这一阶段朱德军民结合思想与以往最大的不同,就是不再仅仅为了养兵、为了赢得战争,还考虑未来国家的建设,用朱德的话讲:“我们不光用军队把敌人打败,还要用军队把中国建设起来。”

新中国建立到1953年底朝鲜停战协议签署期间,我军一边继续完成解放战争后续任务、投入抗美援朝战争,一边开始规划和启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结合边打边建的实践,朱德对国防与军队建设中的军民结合问题作了较全面的把握。一方面,强调要继承战争年代军民结合的优良传统,在新中国国防建设实践不断加以发扬光大。军民结合是毛泽东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1950年7月,在中央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直属机关干部纪年建党29周年的大会上,朱德号召全军每个干部,都要很好地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学习我党建军的丰富经验。1953年8月,公安部队功臣模范代表会议上,他又强调:“我军的最大特点和光荣传统之一,就是与广大人民的血肉般不可分离的联系。”根据人民战争思想和战争年代军民结合的成功经验,朱德提出了大力发展人民武装力量、建设人民国防的思想。还特别强调人民武装部的工作尤须讲求军民结合,“在进行工作时,应取得公安、民政各部门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的协助与配合,并注意与当地人民政府的各项主要工作结合”。另一方面,从减轻国家负担、支援经济建设出发,着力于军队由战时体制向平时国防体制转变。1950年5月,朱德在全军参谋长会议开幕典礼上的讲话,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平稳复员、压缩军费、加强后备、开展生产等思想。其中,他特别指出:“将来战争与现在不同,在新的任务下,我们的军事组织,无论前方、后方,参谋工作、后勤工作都要改变”;为了压缩军费,减轻国家负担,要精简整编建设国防军,而实现精简整编“第一个最好的安排方法,是开展我们军队里的生产运动。”为了提高部队生产能力,他还提出了加强和扩大“军队生产中最有组织的兵种”如工兵和铁道兵的建议。应该说,这一时期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更多地表现为向平时国防体制转变过程中的战时体制与经济建设之间的矛盾。同时,新中国初期安全形势严峻,而国防基础又极为薄弱,国防建设有着明显的应急性。因此,朱德军民结合思想中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把握尚比较原则和笼统。尤其对和平时期国防现代化建设大规模快速发展引发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之间紧张关系的可能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1952年10月,朱德曾致函周恩来,建议扩大军工生产,在几个省内建立轻重机枪、步枪、子弹制造厂以及钢、锌、铅等冶炼厂。当时朝鲜战场局势已基本稳定,军队大规模精简整编已经展开。显然,当时朱德对国防工业建设与国家工业化之间关系的发展趋势估计是乐观的。

朝鲜停战后,国际形势逐渐缓和,国内经济进入大规模建设期。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家工业化建设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一边军品需求锐减导致国防工业生产能力闲置和浪费,一边则民用工业部门普遍面临投入不足、技术落后、生产力短缺。针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中的各种问题,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结合国外经验,朱德进一步发展了军民结合的国防建设思想。1955年底,朱德出访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期间,在与国家建委副主任孔祥祯谈话中,他就明确表示: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应该配合起来搞,单搞军事工业问题多;从国际形势来看,十年八年打不起仗来,赶时间搞军事工业没有用;就是战时,搞这样多军事工业也要考虑。1956年回国后,即向中央提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的问题”。同年五六月,他先后视察山西和辽宁,就两省军事工业发展问题,再次强调:“把军事工业和民用工厂的生产如何有效地、紧密地结合起来配合生产,是对社会主义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件事”。8月,朱德发表《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系统阐述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并建议用一个全面的规划将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互相结合起来,“使两者能够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迅速地转到为战争服务”。不久,朱德又提出“将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合并”的建议。1957年后,朱德又就国防工业与民用工业结合形式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先后提出了“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并举”、“军工厂转民用生产”、“国家需要什么,你们就应生产什么”、等一系列重要观点。可以说,这一时期朱德更多地注重站在和平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全局上,把握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思考军民结合问题;更多地注重回答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提出军民结合的具体方案。比如1958年10月,视察北京547厂,他就强调:“要多生产机床,产品要多样化。军工厂的潜力很大,要充分发挥潜力。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把原子弹制造出来,现在看很可能制造出来。今后要发展尖端科学,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由此,朱德军民结合的国防建设思想理论性和实践性得到进一步提高。

二、朱德“军民结合”国防建设思想的基本特点

朱德是人民军队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很高的理论水平。军民结合是他在长期的战争和军事实践中一贯坚持和倡导的主张。军民结合的国防建设思想是他将军民结合原则运用于新中国国防建设实践的重要成果。这一成果内涵丰富,特点鲜明。

第一,重视规划,强调统一。

朱德在军民结合的国防建设思想形成发展阶段,正是我军正规化大发展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由抗战时期的分散游击状态转入国内正规战争。作战方式不断正规化,即由打中小规模运动战到较大规模运动战,推动了我军正规化程度的不断提高。1948年,毛泽东明确指出:“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军队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坚决地克服现在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于军队中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发出“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而奋斗”的伟大号召,并把正规化内容和要求概括为“五统四性”。1953年底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建军总方针总任务,强调“正规化是现代化决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全面确立了我军正规化建设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

适应于军队正规化建设,朱德在军民结合建设国防的问题上,就非常注重规划和统一。1948年初,华北军工会议后,朱德致信华东局强调:“兵工生产要走上轨道”,要“将轻重工业统一起来,有计划的在财经办事处下设工业局,统一兵工及公营的一切轻重工业,这对于工兵的发展有很大的帮助,并将一切有助于兵工的工厂、化学厂、肥皂厂等等抓好,以便取得副品来作兵工原料,并将一切锅炉、发电机。铜铁、木料、运输力均能统一供给使用,并能合理的管理一切机器”。同年底,全军军工会议上,朱德作总结讲话,指出:“我们中国的生产已有一定的发展,须要统一计划、调度,统一领导。东北的铁路比小米还便宜,但与华北换就一吨棉花换一吨铁,统一是不是还等到政府成立后再搞?”在全军后勤会议上,朱德更是将“集中统一问题”单列为讲话最后部分加以特别强调,他指出:“全国财政经济,人力、物力都要统一集中,这样生产才能有出路,要统一集中才能建设新的国家。如果各自为政,各人做各人的计划,各人做各人的事情,那就不行,那就会有很大损失。”“要计划生产。不仅要组织军工生产、军需生产,而且还要组织农业生产,组织各种工业生产,这种生产是替国家生产,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初期,为了加强军用生产和民用生产的结合,他主张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工业部合并。1958年,三部合并大会上,他再次强调:“把三个部合并起来,有利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事业的发展,一个部更容易统一调配,充分发挥作用,不必各搞一套,领导机关和管理人员可进一步地精简,技术队伍也可以统一调配使用,这样工作效率就提高了。”

第二,讲求严谨,着眼实效。

严谨务实,负责到底,是朱德战争年代一贯的工作作风,也是他精神气质的重要表现。“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句名言就充分体现了这种精神。在筹建和指导新中国国防建设中,朱德也一直坚持这种作风。他总是立足实际情况,从基础环节着眼,从解决实际困难入手,在处理具体问题中寻求思路、制定方案。他提出的“军民结合”国防建设思想严谨而务实。1950年,在部队精简整编方案的制定时,他既考虑到国家、军队发展大局,又照顾到复员军人生活就业,既从政治上出发、从大家庭的观点出发,又兼顾小家庭的困难。针对“新解放区一时无家可归的、土地也还没有分到的”那些面临复员的军人,他本着慎重的态度,提出:“先要在部队中组织他们生产,帮助他们建立家务,使其安居乐业。安家这个问题特别是新疆,从长期打算就得给他们安家,这样才能解决根本问题”;对于伤残人员、俘虏成分的人员等,他一再强调要“以负责到底的精神,来好好地解决”。至于整编方案的执行,他也特别指示要按实际情况进行,坚决反对“因为要求做得快,为了完成任务,赶出去就算完事”,一再告诫各级领导“要有步骤地去完成,特别是在新解放区,有些不但不能裁,还要添。”“决不能草率行事,一定要细心地、谨慎地工作”。民兵建设是军民结合的重要方面。新中国初期,对民兵的教育和训练,他指示:要“选择适当时机,照顾群众的生活和困难,训练时间不要过长,也不要把民兵调离家乡很远;要在民兵的觉悟基础上去一步一步地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不要操之过急。”军用生产和民用生产的结合是新中国国防建设中军民结合的重难点,朱德高度关注,多次视察兵工企业集中的地区,亲临一线指导工作,既提出原则又帮助解决具体问题。1956年,他视察辽宁飞机制造厂,就提出:“应注意利用废料和零碎材料搞副业生产,以满足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朱德军民结合思想的严谨务实可见一斑。

第三,注重结合方式,迈向融合发展。

革命战争年代,建立人民军队,展开人民战争夺取革命的胜利,无疑是军民结合的典范。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和人民战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朱德在指导国防建设特别是指导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同样追求那种军民亲密团结的和谐境界。随着1950年代中后期世界形势日益缓和,避免世界大战可能性不断增大,朱德对实现军民紧密结合进行了大胆探索,初步涉及军民融合发展问题,这成为其军民结合国防建设思想的重要特色。

一方面,主张通过机构合并将军用工业纳入全国机械工业发展体系。朱德曾多次向中央提出:“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要共同拟定出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协作生产的计划”协作生产就是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的结合将直接实现于生产过程之中。不仅如此,为了加强军用民用工业结合,朱德还就中央主管机构调整,提出过两个方案:一是将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二是缩小第二机械部的范围,专搞原子武器等特种兵工生产,其剩余的生产能力转向民用生产。相比较而言,朱德倾向于第一个方案。而这个方案显然更有利于协作生产,已带有军用民用工业融合发展之意。

另一方面,强调军用工业要多方服务经济建设,适度参与经济活动,以收益弥补国家投入不足。朱德非常重视军用民用工业结合的方式问题,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时,就明确提出:结合的“具体做法要加以研究”。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朱德从军用工业的角度,先后提出了四种结合的方式:一是发挥扶植作用。1958年,与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谈话时,朱德指出:“要把地方工业扶植起来。要多给农村一些机器,还有支援一些技术力量”。同年,在甘肃视察时,针对当地工业落后的情况,指示合并后的一机部:“西北地区矿产资源丰富,但是工业基础薄弱。目前还不能制造成套冶炼设备,需要一机部帮助解决大型锻压设备,使之一二年后,即可自行解决成套的冶炼和机电设备”。二是挖掘潜力,利用优势,多生产民用工业急需的设备产品。1958年,视察西安,朱德对部分军工企业指出:“在我们国家,像你们这样好的工厂还不多。你们可以生产一些民用机器设备,这样就能充分发挥生产潜力”。三是将过剩产能转向或投向民用生产。朱德曾不止一次地指出:“现在战争打不起来,因此,要把军工生产转向和平生产”。“多余的生产能力,要尽量生产民用产品”。四是加大两用产业发展。朱德曾提出:要特别“注意发展战时和平时都需要的精密的机械和仪表工业。”值得注意的是,朱德尽管强调:军工“在发展生产中,不能只算小帐,有利就干,无利就不干。只要国家需要,又有条件生产,就坚决地干”,但他也提倡:通过生产民品,“使工厂有收益,不能撂起来”。

第四,关注科技,关注新品、关注尖端。

1950年代,世界科技发展迅猛,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加快,致使朱德军民结合思想中科技因素的地位越来越凸显。新中国成立前,朱德对平时军品储备相当重视,提倡军工多生产多储备。1948年全军后勤会议上,他说:“日本兵的靴子,在十七八年前就做好了,黄呢子外套在二十几年以前就做好了。这一点说明日本军阀的厉害,老早就存在那里,用的时候不缺乏。”但新中国建立后,特别从1950年代中后期起,朱德坚决反对在大战一时打不起来的情况下进行大量军品储备。1956年,向中央汇报出访苏联东欧情况时,提出:“在武器的生产方面注意发展新式的试制”。发表《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后不久,朱德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特别强调:“军事工厂建起后只生产武器存起来就不合算。将来的战争是核子战争,只凭人的数量和枪炮是不行了,要有战略的预见性。”对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工业部合并后的任务,朱德明确了四条,其中第三条“要保持军用生产的技术,并且做到不断地改进和提高。”;第四条“要努力学习现代化的新技术,加强新产品的制造”。1958年7月,视察内蒙军工,他指出:“由于技术的迅速发展,一种型号的武器不能生产很多摆在仓库里。在完成规定的生产任务后,要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制造新产品。”随后视察西安军工,再次强调:“今后要发展尖端科学”。显然,技术储备代替产品储备,军事技术与民用技术兼容并举,已在朱德军民结合的思想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朱德“军民结合”国防建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规律的重要成果,不仅对新中国国防特别是国防现代化的初建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是改革开放后军民结合思想新发展以及今天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提出的重要思想基础。比较1957年中央军委确定的“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方针,不难发现朱德“军民结合”国防建设思想既是对这种方针的具体化,也在一定程度提升了这种方针。1950年代中后期,朱德一再强调:“在完成军用产品的生产任务之外,还应当尽一切可能多生产大型工作母机、电动机和成套的冶炼设备”。这清楚地表明他更倾向于“军品优先”,而不是“以军为主”。而前者的思想则是改革开放后提出来的。同样,力主第一、第二机械工业部与电机工业部的合并,试图将军用工业纳入整个全国机械工业发展体系,无疑也体现了军民融合式发展的精神。可以说,朱德有关军民结合问题的思想,在今天看来,仍不失现实指导意义。不仅如此,朱德军民结合国防建设思想还为我们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择要而言,如与时俱进、宏观统筹、严谨务实、调查研究、借鉴国外等等。

(来源:《朱德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