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朱德宣传战思想探析
抗战时期朱德宣传战思想探析
朱之江
[摘要]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文化和宣传领域成为我们党和军队与敌伪顽进行斗争的重要战场。朱德就如何开展宣传战提出许多重要思想，主要包括加强宣传斗争的统一领导、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充分发挥真理的力量、积极运用艺术的魅力、加强宣传斗争与军事斗争、统战工作相互配合，等等。朱德宣传战思想具有军事色彩浓郁、科学精神鲜明、务实风格突出等特点，在指导广大军民打赢抗日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因其浓厚的军事色彩，也成为指导和推动我军宣传工作发展的重要思想。
[关键词]朱德；抗日战争；宣传战；文化侵略；游击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不仅在战场上创造着奇迹，而且在文化和宣传领域也赢得了辉煌。朱德虽戎马倥偬，但从未忽视宣传战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
一、朱德宣传战思想的背景缘起
1940年3月，朱德在华北八路军前方总部指挥作战期间，野战政治部下发《关于1940年部队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主动的与敌寇展开宣传战，粉碎敌寇‘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诡计”的要求。【参见总政治部办公厅编《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45页。】同年6月20日，朱德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就华北抗战作总结报告，阐述了敌我在宣传教育文化方面的斗争情况，提出要“粉碎敌人一切愚民的复古运动，使广大群众认识真理，坚持抗日的斗争”【《朱德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93页。】。7月24日，他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又作了题为《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的报告，开篇就明确提出宣传战问题，并进行专题阐述。朱德强调宣传战问题，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
一是日伪毒化奴化宣传手法不断翻新，宣传攻势不断强化。侵华战争中，日寇十分重视宣传战，尤其军事上速亡中国的破产、开始奉行政治进攻为主的方针后，更是把宣传战提到与武力战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华北，日寇先设有“宣抚班”，当占领一个地方之后，由其负责“以演说、唱歌、演剧以至散传单、办报纸等手法，宣传‘日华提携’、‘共同防共’，来论证日本侵华的合理性”；接着又借鉴伪满经验，仿照协合会的办法，建立具有“中国色彩”的组织——“新民会”，鼓噪“剿共灭党”及所谓的“新民精神”、“东方文化道德”等。【参见北京市档案馆编《日伪北京新民会》，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1939年初，华北日寇开始“治安肃正建设”，强调“不要满足于一时的宣抚，重点在于永远获得民众”，要“训练青少年，恢复学校教育。同时，密切军队与民众的关系，而把握民心”。【参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华北治安战》（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页。】1940年初，日寇又将宣抚班并入新民会，改组新民会强化其“中国机构”的形象，“对新民会的人员，尽量少安排日本人，而多用有才能的中国人”，强调“采用最容易掌握人心的指导原则，开展与民众生活密切关联的各种活动”【参见《华北治安战》（中译本），第194页。】，明确将首要目标定为“确立新民主义理论，决定对共产主义、修正的三民主义的对策等”【参见《华北治安战》（中译本），第262页。】，不断增强毒化和奴化宣传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对此，朱德强调指出：“敌寇在华北的阴谋，也随着对全国政治进攻的加强而更形毒辣了。”【《朱德军事文选》，第393页。】
二是国民党大肆散布反共舆论，宣传垄断力度不断加大。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发动反共政治攻势。1939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以军事限共为主、政治限共为辅的新方针，加大有关宣传垄断政策的落实。【参见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96页。】1940年7月初，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酝酿第二次反共高潮，进一步提高舆论宣传的地位，提出“本党书刊报纸之大量发行，乃为目前最迫切之要求”，强调“今后本党书刊报纸之推销，宜更力求价廉而普遍，而中央与地方所有书报审检机构之应绝对统制，服从党的命令，尤为无可旁贷职责”，否则“邪说谬论自必乘隙而入，更形披猖”。【参见荣孟源：《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第631页。】对于国民党采取的这些反共排共宣传政策，朱德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在于国民党“害怕强大的日寇和为日寇的诱降政策所迷醉”，“害怕群众，为自私自利的利益所迷醉”进而“企图中止抗战，要投降”。【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397页。】
三是我党我军反敌伪顽宣传滞后于斗争形势的发展。抗战爆发后，我党我军积极开展抗战宣传鼓动，但旧有的宣传工作方法，并不完全适应抗战形势的变化，亟待改进。1939年4月，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强调：“目前必须严重地提出对伪军与沦陷区域民众的宣传工作问题。”【《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同年10月，《八路军两年来敌军政治工作的总结》指出：武汉陷落后，对于研究敌军占领区的一切欺骗民众的口号与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各种亡华政策与阴谋，及其具体施行的手段与方法，“我们虽早已注意，但却不够得很，特别是前线的工作同志，还未把它放在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总政治部编《敌军工作史料》第2册，1987年内部发行版，第84页。】1940年10月，中宣部指出：“党内还存在有‘重组织轻宣传’的倾向”、“宣传部门工作中表现相当严重的片面性，如对于国民教育及文化活动的忽视，如对于敌伪奴化政策的茫然，如对于各党、各派，政治动向及宣传政策的缺少注意与研究等等”。【《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66页。】对于这一点，朱德在《华北抗战的总结》一文中分析认为：“我们坚持宣传和执行了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来粉碎敌人一切愚民的复古运动，使广大群众认识真理，坚持抗日的斗争。但必须承认，这方面我们做的不够。”【《朱德军事文选》，第396页。】
二、朱德宣传战思想的主要内容
朱德使用“宣传战”概念并明确提出要“在文化运动和宣传战中战胜日本”，是在1940年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408页。】但有关宣传战思想，早在1938年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中就有阐述。同时，朱德经常代表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出席重要活动，发表重要言论，他的宣传实践也蕴含着丰富的宣传战思想。
1、加强统一领导，有效应对宣传斗争。抗战中，敌我友关系复杂，斗争十分讲究策略，而各地党的宣传工作又经常处于相对独立的斗争环境中，容易在斗争中出现各自为政的倾向。因此，要正确地宣传党的纲领路线和方针政策，形成强大的整体战斗力，党对宣传工作就必须加强领导，确保领导的统一性。对此，朱德多次予以强调。1941年5月，朱德与毛泽东、王稼祥等针对皖南事变后的统一宣传问题，指出：“在此时局动荡之秋，我党宣传必须统一于中央的宣传政策之下”，“不得随便发表意见，显示我党的不统一与分歧”。【《叶剑英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页。】朱德不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抗战以来，他经常对外发表通电、宣言和讲话，但每次都严格遵循中央的政策方针，极为慎重，堪称典范。加强宣传工作统一领导，不仅仅是组织上实现党的领导，严格遵守党的宣传纪律，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同党保持一致，能够准确把握党的方针政策的精髓。对此，朱德认为仅仅依靠宣传部门是难以做到的。1942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解放日报》的办报方针，朱德特别强调：报纸内容的革命，光靠报馆困难，要各部委负责，如军事消息要叶剑英负责。各部委有些指示要改变文字，便于报纸向党外宣传。【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3页。】
2、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宣传斗争。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这是朱德指导中国革命一贯主张的原则。他在总结历次革命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指出：革命运动成功与否，都是要看能不能实行两条原则，“一是坚持统一战线、二是依靠民众”。【《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114页。】“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137页。】朱德把这一原则运用于宣传战，广泛地启发民智、动员群众参与宣传战。特别是在沦陷区和国统区，政治环境恶劣，反共宣传肆虐，普通宣传方法难以奏效，要开展宣传斗争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朱德谈及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意义时，反复强调：“游击队应该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一个武装宣传队，组织和行动者。”【朱德、彭德怀：《抗敌的游击战术》，抗敌救亡出版社1938年版，第28页。】他总结华北宣传战经验时，肯定了“首先经过部队的宣传部门，并取得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的配合，出版了大批的报纸、书籍和相当多的宣传品，在部队中还发动每一个战士进行宣传工作”【《朱德军事文选》，第405页。】这一基本做法。他还极力主张“全国人民除汉奸外，皆有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日之自由”【朱德、彭德怀：《抗敌的游击战术》，第38页。】。
3、尊重事实，充分依靠真理的力量。武断、夸大、掩饰、造谣、挑拨，是反动宣传惯用的伎俩，但在客观事实面前，这些伎俩又是难以得逞的。我们党的宣传工作的最大优势就在于内容的真实性，这种优势是我们赢得宣传战的根本所在。1940年，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特别强调尊重事实、讲求真理的重要性，指出：“虽然我们因技术和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宣传手段上远不及日本帝国主义，但是，我们拥有真理，同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使群众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我们正确，所以群众是拥护我们的。”【《朱德军事文选》，第405页。】同年，朱德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今天的顽固分子，天天在那里歪曲现实，对我们大肆攻击，但全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并不为他们所欺骗；相反的，共产党人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正因为我们所讲的道理是最能反映客观现实的，是最真实的最正确的。”【《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971页。】针对国民党的诬蔑之辞、恶意谎言，朱德善用事实加以反击。1940年驳斥陈诚等发表的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932页。】的言论，1943年驳斥国民政府军委会军令部次长刘斐所谓八路军山东部队在敌“扫荡”时困逼国民党军的论调【《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134页。】等，都是朱德运用事实揭穿谎言的经典事例。他极力反对在宣传上弄虚作假，认为哪怕仅仅只是数字的夸大，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1944年，他与毛泽东共同致电八路军总部：“我军公布战绩的数字一律不准扩大，均发表实数。”【《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157页。】
4、重视艺术，打造宣传斗争的利器。在强调尊重事实、讲求真理的同时，朱德也充分肯定运用艺术加强宣传工作的必要性。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他明确指出：“如果我们的宣传工作做得更好，同艺术工作结合得更密切，则我们的成绩将更大。”【《朱德军事文选》，第405页。】针对日寇总是“尽量利用艺术”并“特别注意到中国形式”的艺术进行宣传，朱德强调了艺术的“大众化和通俗化”问题，认为：不能因“俗气而摈弃”艺术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毕竟“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既然敌人能“利用它作工具”，那么我们也“应当使它成为我们手中的武器”。【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406页。】朱德利用出席文艺界各种抗敌集会的机会，一再呼吁：“文艺工作者拿起笔杆子作战，抨击投降妥协的言论，揭露日寇汉奸的阴谋，为保卫中国文化而战。”【《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919页。】他非常强调艺术工作者的时代责任，认为：“在阶级社会里，艺术是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绝对不能超然”；“一个好的艺术家，应当同时是一个政治家”。他坚信，经历伟大的抗日战争，“在战士中会产生卓越的艺术家，同时在艺术家中也会产生英勇的、伟大的战士”【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407页。】。
5、宣传斗争与军事斗争要密切配合。宣传手段与军事手段各有各的特点，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单纯依靠任何一种手段，往往并不能取得最佳的斗争效果。因此，朱德十分注重宣传斗争与军事斗争的密切配合。1940年6月，他与毛泽东等出席鲁迅艺术文学院成立二周年纪念大会时，指出：“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的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的打得虽然也热闹，但是还不够……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笔杆子能密切地联系起来。”【《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972页。】同时，与反敌伪斗争相比，反顽斗争因更讲究策略，往往更需要充分发挥宣传手段的作用。对此，朱德在指导反顽军事斗争时就非常注意这一问题。1938年11月，针对鹿钟麟在河北搞反共磨擦，他提出要“避免与鹿武力冲突。如他先向我开枪，则不放过机会，给以有力之打击，随即宣传我系不得不自卫”，以陷其被动，并广为宣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宣言、决议，使群众了解我党目前对时局、对友党的基本立场。【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841、843页。】1940年9月，针对苏北顽军的反共磨擦，他与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在目前时局下，我军应完全处于防御地位，才有利于对外说话。因此你们应该集结兵力，整训鼓动，准备坚决击破韩德勤可能之进攻，但无论北面南面均不应由我发动进攻韩德勤。”【《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989页。】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密切关注斗争形势变化，与毛泽东等指示部队要加强对反共军队的宣传工作，指出：“如你们宣传工作做得好，可以动摇反共军官心军心，迟延其进攻速度”；明确要求：“宣传工作弱的部队，各首长应亲自动手，亲自检查，务使措辞恰当，宣传有力。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030页。】
6、注重通过统战工作加强宣传斗争。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团结了各种抗战力量，朱德善于通过开展统战工作，加强宣传斗争。例如，他敦促国民党揭露日伪暴行，共同对付日伪毒化奴化宣传。1938年6月，与彭德怀致电阎锡山、卫立煌、何应钦等，告以日军在华北投放各种毒品和利用一心会、六离会、新民会等反动或敌对组织宣传迷信、毒害群众的情况，建议“通令吾军严防日寇用各种毒药灭我种族事”，提出要加紧政治工作，在部队和群众中揭破其毒害政策；举行毒品展览，严禁吸食；向全世界人士公布毒品进攻的罪行等。【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811页。】1940年2月，致电蒋介石，通报日军对晋冀豫、晋察冀及晋西北等抗日根据地采取烧光、杀光、抢光等灭绝战手段进行残酷“扫荡”的罪恶行径，呼吁将日军的残暴兽行广为揭露，以励国人而坚敌忾。【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941页。】又如，利用国民党抗战的两面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借国民政府行政力量打击反共反八路军宣传。针对张荫梧部“召开民众大会，公开进行反共反八路军宣传，声言取消八路军冀西县政府，并派部队包围县政府”，扬言“先打完共产党、八路军，然后再打日本”等反共言行，朱德多次与彭德怀致电蒋介石、徐永昌等要求“严令予以制止”、“速予制止”。【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905、908页。】针对陈诚等污蔑“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言论，致电蒋介石等国民党党、政、军领导人加以驳斥，并要求蒋介石派遣陈诚到华北视察八路军抗战真相。【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932页。】“对诬蔑和主张取消共产党、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等毒害抗战的言论”，借国民政府明令通缉汪精卫一事，发表谈话，希望国民政府“应予批评和斗争”【《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891页。】。此外，他还广泛团结爱国士绅增强宣传战的力量。1940年6月，在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陈嘉庚等人的晚会上，朱德致词说：我们过去已经为团结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了极大的成绩，现在更要求全国团结。希望你们回去以后，把这个精神传达给海外的数千万侨胞。【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972页。】1941年2月，朱德与毛泽东通过廖承志致电陈嘉庚、柳亚子等，对他们“为全国团结抗战仗义执言”，“表示敬佩与鼓励”。【《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040页。】
三、朱德宣传战思想的鲜明特点
朱德丰富的军旅实践，加之八路军总指挥职责所系，使他的宣传战思想具有鲜明特点。
1、浓郁的军事色彩。朱德对军事题材的宣传内容有着较高的关注度。抗战期间，他发表了20多首诗词，抒发爱国情怀，表达豪情壮志，讴歌抗战勇士。这些诗词军事色彩很浓，绝大多数以战地、将士为主题，如《太行春感》、《和李印泉先生〈“七七”三周年纪念赠抗战将士〉原韵》、《抗战五周年挽八路军阵亡将士》等。诗词属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艺术，是作者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和精神世界的展示。朱德强调：“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朱德军事文选》，第406页。】，这些诗词无疑体现了朱德对军事宣传的重视。不仅如此，朱德还多次针对忽视军事宣传问题给予直接的批评。1940年6月，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举行二周年纪念大会上，他特别强调：“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们英勇牺牲于战场，还不知他们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19371—19483）》，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以“罪过”这两字来表达心中的遗憾，充分体现朱德对军事宣传的重视程度。皖南事变爆发后，朱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深刻反思，又一次指出：“八路军抗战是真打了的，我们真的抗战，但过去宣传不够。”【《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038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针对有的作家不愿歌颂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他更是大声反问：“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101—1102页。】为了使艺术工作者提高宣传军事斗争的意识和水平，朱德反复要求他们“应当是参加实际斗争的战士”，应该“参加实际斗争，体验生活”、“学习军事”。【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407页。】他还提出：希望延安的哲学家多到前线去，帮助和推动研究新哲学，写出些通俗小丛书供前方需要。【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973页。】
2、鲜明的科学精神。朱德崇尚科学，尊重客观，认为：“马列主义的本身，就是科学的最高成果”，“它的世界观、它的方法，当然也适用于一切科学”。【《朱德军事文选》，第433页。】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辩证看待宣传的作用，把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进行的宣传工作与组织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强调：“我们不但要把广大的同胞唤醒起来，还要把他们组织得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使各人都能真正尽他的能力做实际的工作，而不是光有一个意志。”【《朱德军事文选》，第358页。】进而他又将两者一并纳入抗日游击战争的政治战争范畴，明确提出要“把抗日游击战争要素的政治战争这一武器，提到最主要的地位，吸收全体队员不懈怠地来进行政治工作，使每个队员都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朱德军事文选》，第352页。】而政治战争这个概念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有关战争与政治关系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更为可贵的是，朱德还善于广泛吸收其他科学知识，创造性地指导宣传斗争。其中，朱德在指导游击队如何实施宣传工作时，大量地运用心理学知识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明确提出：“宣传是使我们民族革命之主张，深切打入民众心理，而有了普遍深入的信仰力。”【朱德、彭德怀：《抗敌的游击战术》，第24页。】政治宣传工作是否有效，关键看“是否能打入民众心理”【朱德、彭德怀：《抗敌的游击战术》，第3页。】。作为宣传的一种重要方法，口头宣传特别是在“分别谈话”时：“须认清对方心理和背景，要使他发生兴味，方有效力，否则，就会得着反感。”【朱德、彭德怀：《抗敌的游击战术》，第25页。】他还运用心理学对武力宣传、行动宣传进行充分阐述，提出“威力宣传”的概念，即“以武力宣传我之正义，以诱导意志薄弱或不自觉之民众，并以镇压反动者之企图”，实质就是对“广大农民普遍而深入的心理建设”【朱德、彭德怀：《抗敌的游击战术》，第3—4页。】；提出“日常行动宣传”的概念，即“深入群众中，力求接近，以个人生活方式作有力之暗示，即所谓以身作则是也，故作此工作的人，务要充分表现个人人格”。【朱德、彭德怀：《抗敌的游击战术》，第26页。】用心理学对宣传方式方法进行创造性阐释和把握，充分展示了朱德探索求真的精神。
3、突出的务实风格。朱德认为：“要想做成几件事，只有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方法。”【《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117页。】抗战期间，为了能广泛动员文艺界，增强党的宣传战力量，他不仅讲道理，更注重把道理与实际结合起来讲，主动与文艺界人士交朋友，与他们坦诚相待。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针对部分文艺工作者不同意革命作家也要来个思想转变，不愿意深入工农群众和艰苦斗争生活，他以自己思想转变为例，强调这种思想转变实际“就是投降！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了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102页。】。这些实实在在的话对文艺工作者影响很大，何其芳回忆：当时“朱总司令这样的革命领袖却这样赤裸裸地说他也是投降，这就一下子打破了我自己那种可羞的、不必要的、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理，喜欢粉饰自己的心理”；“朱总司令的话的确给我以很大的认识与决心去甘愿向无产阶级缴械。”【刘晴等：《朱德珍闻》（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4页。】朱德的务实风格在《抗敌的游击战术》一书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比如有关游击区内的宣传方法，朱德概括为文字宣传、图影宣传、口头宣传、行动宣传。其中，集团谈话只是口头宣传中的一种，但朱德却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八条注意事项，涉及用词、内容、动作、语速、时间、音量、语态、条理等，操作性极强。作为八路军的总司令，把问题阐述得如此细微，其务实品格可见一斑。
四、朱德宣传战思想的历史贡献
抗战时期是党对宣传斗争及宣传战问题进行探索和认识的关键阶段。朱德宣传战思想是这一发展阶段的重要成果，对我党我军与敌伪顽进行斗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1、朱德较早使用、强调“宣传战”这一概念，使抗战中的宣传战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自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在土地革命时期把宣传工作视为“红军第一个重大的工作”【《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15页。】，虽然也曾涉及革命宣传与反革命宣传的对抗攻守问题，但抗战以前几乎未使用过“宣传战”概念。这个概念是抗战时期才在党和军队内被逐渐提出，朱德在1940年7月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首次使用“宣传战”。虽然他不是最早使用“宣传战”概念的，但在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层中，将“宣传战”置于显著位置加以专题阐述，则是最早的。朱德对“宣传战”的使用和强调，具有很强的引领作用。随后不久，中宣部下发了《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1941年3月）和《关于展开对国民党宣传战的指示》（1941年5月）两个重要文件，就反敌伪和对国民党的宣传战作了全面部署；中宣部制订的纲领性文件《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1941年6月）明确提出：“只有在中央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才能在现代的宣传战中，战胜我们的敌人。”【《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37—1949），第260页。】1943年，中共西北局委员兼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写了《关于宣传战与揭露》一文，对党的宣传战理论作了较全面的理论阐述。党的宣传战思想的发展是党的宣传工作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朱德对“宣传战”问题的强调，有力促进了党将贯穿于政治、军事、文化，甚至包括经济方面的、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斗争统一起来把握。
2、朱德对“宣传战”的重视，对打赢抗日游击战争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朱德强调：“抗日游击战争主要的是政治战争”，认为：日寇对政治要素的运用主要表现是宣传“日本人口过剩”的侵略理论、收买汉奸挑拨离间，以华制华，讲求所谓“恐日病”者提出“共存共荣”、“东亚和平”、“剿共灭党”等口号。【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348—349页。】朱德号召每个政治家、每个抗日军人、每个有民族觉悟的炎黄子孙，都要竭力于注意抗日的政治战争，就是要努力揭破敌人一切侵略政策、分裂中华民族以华制华的阴谋，努力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揭破”两字可以说明政治战争的核心是思想对思想、理论对理论、政策对政策、口号对口号的较量，其首要环节是宣传。这一点，可以从朱德对抗日游击队性质和作用阐述上得到印证。他认为：“游击队不单是起军事上的作用，所主要的还是政治上的作用的，特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武装进攻下，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游击队应该是打倒帝国主义的一个武装宣传队，组织和行动者。”【朱德、彭德怀：《抗敌的游击战术》，第28页。】“抗日游击队是民众抗日学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武装宣传者和组织者”，而且“抗日游击队为了自己生存与发展，就必须把自己变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发动和团结广大的民众起来抗日，起来自卫”【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345页。】；“抗日游击队的领导者，不简单是军事人才”，“要领导政治工作”，“手头要写，口头要讲，要抓住有关政治的事实给以正确的解释，并作宣传。所以他们也就是民众的教师”。【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363页。】简言之，宣传不仅是游击队的主要职责，也是游击队存在的重要方式和条件。简言之，政治战争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宣传战思想，而政治战争思想又是朱德游击战争思想的精髓。由此不难理解朱德宣传战思想对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指导意义。
3、朱德重视宣传战对加强军事宣传工作具有指导意义。1944年3月，总政宣传部撰写了《苏联的军事宣传与我们的军事宣传》，对我军军事宣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我们的军事宣传，远落后于我们的军事行动，军事宣传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重要地位”，“军事宣传的成果不佳，不仅表现在量的少，而且表现在质的低”。【《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161页。】而1944年我党的宣传工作从整体上对日伪对顽军已确立了优势，理论上业已走向成熟。【参见林之达：《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对军事宣传问题的关注和强调，形成了朱德宣传战思想突出的军事色彩，而军事宣传在抗战后期发展依然薄弱的状况，恰恰凸显了朱德宣传战思想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总政宣传部在上述文章中，对如何改进军事宣传提出建议，如应该纠正“军事干部只管拿枪打仗，不管拿笔宣传”等错误观点、实行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的结合等等。显然，这些建议此前朱德都有阐述。可见，朱德宣传战思想在抗战后期对加强军事宣传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德宣传战思想是他在抗战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宣传斗争经验和规律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它丰富了党的政治宣传工作理论，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为今天军队政治工作作战功能的发挥提供了宝贵经验。
〔作者朱之江，南京政治学院副教授，江苏南京210003〕
（来源：《党的文献》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