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的军事思想初探

朱德的军事思想初探

龚希光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朱德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作出了多方面的、巨大的贡献。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无疑是在军事方面。朱德的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共同认识的基础上，由朱德进行理论概括的关于建军、用兵、治军等军事问题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本文仅对其主要方面，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建 军

朱德在1922年入党时就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经验，是我们党内最早对武装斗争有正确认识的杰出人物之一。1925年，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向党要求去苏联学习军事，表示愿意“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热衷于在城市中搞群众运动，对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缺乏认识，自己不要军队，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朱德认为这种做法，实在很蠢。后来，他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指出：“中国搞土地革命，必需要有武装力量”，“军队是革命的主力”。

朱德在参加共产党以前，已是滇军的著名将领。他对旧军队的腐败有深切的了解，深知不能依靠这种旧式军队达到革命的目的。他对德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红色前线战士同盟”有深刻的印象，认为这就是新型的工人阶级的军队；他还学习、考察了苏联红军的军事、政治制度。1926年回国后，积极投身于军事运动，致力于新型人民军队的创建工作。南昌起义前，他遵照党的指示，到江西南昌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以掌握这支武装力量。他对军官教育团的学员采用新的教育方法，除进行军事训练外，还注意进行政治教育，讲述中国革命问题、农民问题、社会问题，发展共产党员；并派学员到附近县做群众工作，开展工农运动，帮助地方建立工会和农民协会。从这里可以看出，朱德一开始就把进行政治教育和使军队同民众运动相结台作为改造旧军队、创造新型的人民军队的主要内容。后来，这个军官教育团的一部分学员，被分配到地方，成了党的地方工作的骨干；一部分随朱德参加南昌起义，成了红军的骨干。南昌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后，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境，处境十分团难。为了保存力量，创建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期间，朱德创造性地对部队进行了多次整顿。整顿思想，进行前途及坚定革命意志的教育；整顿组织，整编部队，重新登记党团员，成立党支部，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加强基层工作；整顿纪律，要求部队学会做群众工作，规定募款和缴获要全部归公。此外，还提出了新的战术，开始从正规战争向游击战争方向转变。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共产党的领导，良好的群众纪律和军事纪律以及新的战术，这些就是朱德领导的早期人民军队的主要特征。由此，部队逐步摆脱了困境，保留了这批“革命的种子”，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湘南起义，使革命武装由1000多人迅速发展到10000多人，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井冈山会师，建立了当时最强大的一支工农武装——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他们为红军制定了著名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以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929年12月，毛泽东、朱德、陈毅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在闽西古田镇召开了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建军纲领。朱德把从南昌起义到红四军九大这一段时期，称之为人民军队的“创建时期”。

朱德不仅一贯重视军队的政治建设，而且一贯重视军队的军事技术和战术训练，注意军事建设。1931年7月发表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是比较全面地反映朱德建军思想的一篇重要文献。它进一步指明了红军的性质、任务、党的领导、政治训练、军事技术训练、纪律等问题，发展了古田会议精神。它不仅对红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成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还驳斥了取消派对红军的诬蔑，论证了在农村环境下建立新型的工农军队的实际可能性。

抗日战争中，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长为完全成熟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党的七大上，朱德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中，更明确地把我军的建军原则概括为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三点，而贯穿这三点的一个总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这也就是毛泽东指出的我军的“唯一的宗旨”。

在毛泽东、朱德等率领下，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的锤炼，我军终于成为一支与人民血肉相连、坚不可摧的队伍，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朱德说：“我们共产党人能够创造这样的人民军队，是足以自豪的。”

二、用 兵

朱德有丰富的用兵经验和较高的军事理论修养，很讲究用兵的方法，重视研究战略战术，强调“高级干部要注意战略战役，一般同志要注重战术”。他认为在革命战争中红军积累了不少实际经验，可是因为环境关系，一般缺乏理论研究。革命军人不学习军事理论，仅仅局限于狭隘的作战经验是不够的。他形象地把作战经验比作一大篓子钱，是散的；而上升到理论的战术就象钱串子一样，可以把那些散的钱都串起来，用的时候，要用哪个就拿哪个。但是，他也反对把理论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看待，反对机械搬用。他主张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中来提高军事技术，使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

朱德用兵的特点之一，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1942年12月，他在延安军事学院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想做成几件事，只有老老实实，实事求是，这是八路军的传统方法。一切最好的战略战术，都是实事求是，合乎辩证法的。”他把用兵之道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问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并指出：“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

中国革命战争实际情况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长时期内革命的力量弱于敌人的力量。朱德认为以弱军胜强敌的主要军事手段之一，就是进行游击战争。他对游击战术有深入的研究。1927年秋，他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及时从正规战向游击战方向转变，采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术，打垮了前来追击的国民党军许克祥部六个团。井冈山会师后，又和毛泽东一起，运用游击战术粉碎了湘赣敌人的多次“进剿”和“会剿”，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地多次重大的胜利。在中国，是否重视游击战争，实际上是对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有没有正确认识的问题。建军初期，一部分政治上比较幼稚和受“左”的思想影响比较严重的人，总想攻打大城市，而不重视游击战争，认为游击战游来游去永远搞不成全国苏维埃。朱德和毛泽东则与之不同，他们基于对中国革命的正确了解，抵制了“左”的错误领导，根据实际情况，坚持了游击战争，并总结了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抗日战争初期，朱德发表了《论抗日游击战争》这部重要著作，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意义、作用，游击队的组织方法，游击战的战术原则，活动方针等问题。这部著作集朱德游击战争思想之大成，对于指导抗日游击战争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朱德用兵的特点之二，是灵活多变，不拘泥于固定的格式。他认为：“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他总是根据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等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力量对比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战略战术。战争诸要素发生了变化，战略战术也要相应地变化。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最艰苦困难的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战略战术，这种革命的战略战术之特点就是：在敌人显然强大于革命势力的时候，采取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革命势力日益发展，革命队伍日益强大的时候，逐渐转到正规的战略战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红四军扩大为有40000余人的红一方面军，根据地的范围也比井冈山时期大大扩大了。因此，当国民党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第二，第三次军事“围剿”时，朱德和毛泽东采取了统一指挥，集中兵力，调动敌人在运动，中各个歼灭的运动战方针。革命红军“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而歼灭之”；在作战中又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战术原则，粉碎了这三次“围剿”。在国民党军发动的第四次军事“围剿”中，朱德和周恩来又根据新的情况，在根据地边缘地区连续两次采取大兵团伏击战，取得了东坡、黄陂两次战役的伟大胜利，再次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这一时期，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是运动战。

抗日战争时期，战争的五要素起了新的变化。朱德说：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加以必要的改变和提高，充分研究敌情来下决心，来决定战法。”这时，游击战争又被提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他和毛泽东曾设想要在全国发展1000万游击武装，进行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8月11日，他在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上发言强调：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发动民众甚为重要；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8月22日及24日，在陕西洛川县冯家村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两次就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意见，主张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到前方后，应注意保存兵力，但保存的方法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我们的工作中心是支持华北，重点在争取太行山及其以东地区。持久战不能单凭消耗，主要是发动群众，军事上是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争；即使友军都退下来，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10月，在山西前线接受美国记者艾格妮丝·斯沫特莱的访问时又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战术上打的是速决战，而避免阵地战，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又把作战形式发展为阵地战。

朱德用兵特点之三，是重视军队与民众相结合，不断地发展着军队与民众相结合的形式。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十分重视发动群众，组织赤卫队，工农暴动队，配合红军作战。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动员群众的面更广泛了，军队和民众相结合的特点就显得更突出、更重要了。军队支援人民的斗争，维护人民的利益；人民则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支援军队，而且在军事行动中直接配合军队作战。军队与人民的全面配合一直贯彻到战场上、战役上、战斗上去。从战争的全局到每一个具体战斗，都体现了军队与人民深相结合的特点，终于逐步形成了以八路军、新四军为骨干的，最广泛地发动和组织人民参加的，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一整套人民战争的组织形式和战略战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终于比人们预料更快地取得了1949年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朱德用兵特点之四，是重视战役、战术的指导。1933年6月，他发表《谈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一文，针对红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战术指导。抗日战争初期，八路军初到前线，为了避免敌人对我军进行奇袭与合击，1938年1月，他和彭德怀提出了：“在敌分进合击中，应在诸支队暴露的外翼侧实行机动；应突击敌之后尾而不是先头部；对敌进攻保持高度的突然性质，迅速解决战斗，迅速转移突击方向；行动极端秘密，利用昏暗夜间接近敌人，战斗过程主要是白刃战；在主要方向突击时，对次要方向以游击队袭击以迷惑之”等十六条战术原则。为了粉碎日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他与彭德怀作出了以一部兵力钳制各路进攻之敌，集中主力相机击破其一路的作战方针，取得了胜利。武汉失陷后，在国民党军队加紧制造军事磨擦的情况下，及时提出了既不能丧失原则立场，又不破裂统一战线的斗争方针，在华北前线亲自领导粉碎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时，又继续保持了与国民党方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关系。1939年，华北抗战局面已经打开，为了争取主动，就利避害，他又在总结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抗日根据地机动战的各项原则，为我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打退敌人的“扫荡”、围攻，提供了有力的战术武器。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进攻阶段，朱德再次亲临前线，指导晋察冀部队进行石家庄战役，取得了攻克敌人坚固设防的较大城市的经验，指出：“这次胜利，缴获很多，但最大的收获是我们提高了战术，学会了攻坚，学会了打大城市”，并且总结出攻坚战的一套战术。以后，我军进攻济南等大城市，都采取了这些战术，效果很好。接着，他又提出了对付国民党主力部队的新的运动战战术指导思想。他把国民党主力部队比着大鱼，指出，它上钩后，要让它在水里摆来摆去，把它弄疲劳了再扯上来，以免被它弄断钓索。他说：“从钓小鱼与钓大鱼的办法不同来看，就可以理解打弱敌与强敌、打小敌与大敌的不同。打小敌、弱敌，可以用比较简单而直接的办法；但打大敌、强敌，必须定出系统的斗争方针，战斗开始必须懂得摆布它，懂得用迂回曲折的办法”。朱德对于战术问题有深入的研究和精辟的论述。战术是为战略服务的，战略目标确定以后，就需要有战术的研究和提高，否则战略目标也难以实现。作为我军的军事统帅，朱德把主要精力用在指导部队进行实际斗争上，必然要加强对于战役、战术的研究．朱德在这方面有特别重大的贡献。

三、治 军

带兵是治军的一个重要问题。正确的带兵方法，反映正确的建军思想，是提高部队素质的重要保证。

朱德认为带兵必须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军政干部一定要团结，不能闹独立性”。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解决好各级军政之间的关系，1941年8月，他在《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一文中指出：“为着保证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就得使党与行政的关系正确地建立起来。行政系统对党组织的关系，应当是：行政系统必须遵守与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给它的任务。党组织对行政的关系，应当是：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行政系统来执行，来体现；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系统。”他还要求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在战斗、生产和群众工作三个方面起模范作用。

朱德带兵非常重视正确处理官兵关系。他有感于旧军队中官兵不平等的军阀作风，造成官兵对立的情况，特别强调在人民军队内部要实行民主的、官兵平等的原则。他指导我军开展了尊干爱兵运动，使士兵尊重干部，干部爱护士兵。人民军队实行极其严格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官兵平等，最重要的是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他指出：“红军的纪律，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一样地遵守，与白军的纪律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绝不相同。”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朱德要求部队不仅在政治上，而且要在生活待遇上也实行官兵平等的原则，并以此作为红军与白军不同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红军中官兵夫薪饷穿吃一样，军阀里将校尉起居饮食不同。”这种官兵平等的制度，对于人的尊严受到亵渎的白军士兵和受剥削、受压迫的广大劳苦大众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在红军这样一个亲切而平等的革命大家庭里，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谁也不愿离开。朱德说：“那个时候，到我们部队来的多，逃跑的非常少。”这是红军装备差而战斗力强的一个重要原因。

练兵是治军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朱德很重视并善于练兵，使我军始终保持着很高的政治、军事和身体素质，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完成艰巨的任务。他主张“练兵必先练心”，练心就是做政治思想工作。他指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并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抗战初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了政治委员，他看到部队政治工作因此而受到损失的情况后，即与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央建议恢复原有政治工作制度。

朱德重视政治思想工作，不仅为了纠正各种错误倾向，更着眼于充分发挥每个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他对部队的要求不仅仅是服从命令听指挥，而是每一个指战员都要成为革命的自觉的战士。他主张在军队内部实行军事民主，练兵应“以上下合作的群众路线，代替由上级包办的军官干部路线。”他尤其注意培养广大指战员的革命主动性。他要求下级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同时，又要求他们做到机断专行。他说：“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红军要绝对执行命令，同时要养成机断专行的自动性。”在革命主动性的基础上二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因为有了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官兵之间相互的了解与团结，所以人人自觉自动，在一个意图之下，机动灵活，奋勇杀敌。”

朱德善于发现广大指战员身上的积极因素，看到他们的英雄气概。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要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号召广大指战员向共产主义战士发展，成为大公无私的、新式的、革命的英雄。这种新的英雄，视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革命的利益和需要，不仅可以牺牲自己的某些利益，而且可以毫不犹豫地贡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认为：“只有具备共产主义的高尚品德和伟大气魄，才能具有彻底的革命观点和群众观点，才能开展新英雄主义运动。”新英雄主义运动的开展，把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水平和对政治思想工作的要求都提到了新的高度。以后，新的英雄在我军中大批涌现：为中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八一军旗增添了烨烨光辉。

朱德主张从智力(提高政治觉悟与文化程度)、体力、技术三个方面进行练兵，反对孤立地突出政治工作而忽视其它工作；主张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政诒工作与技术工作的统一。他指出：“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部队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只能都搞好，不能只搞好一个”。他反对轻视技术工作，认为“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技术搞不好，战术就无法搞好”；而战术不好不但难以消灭敌人，还要吃大亏。他说，红军绝不惧怕敌人的飞机大炮，但是，又要承认敌人的飞机大炮确有杀伤威力。是要吃肉的。口头上空喊不怕，而不去研究对付它的科学方法，只会使红色战士经受无代价的牺牲。他还指出：“体力搞好了，拿枪就稳了，爬山、跑散兵都行了，这也就是技术”。1943年8月，《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他的《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一文，指出：我军政治上具有优势，而技术上则缺乏基础，主张加强技术教育，“把旺盛的士气同掌握技术结合起来”。这个正确的思想，在当时有的人理解不了，林彪就曾在一次会议上攻击朱德的这篇文章是什么“违反政治建军的原则”。后来，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过去我们军队中，有不尊重体力与技术的倾向，似乎以为军队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够了。这是很错误的。”

为了纠正长期存在的轻视技术的倾向，在我军进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时期，朱德把技术工作提到了更重要的位置上来论述，强调：“在一定的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工作要保证技术的提高，军事任务要靠技术来完成。此外，他还反对政治教育中的夸夸其谈的空洞说教。然而，林彪没有从总司令的教诲中受到教益。后来，他那种不尊重技术的思想与他逐步滋长的个人野心相结合，竟然发展成为“突出政治”、“政治冲击一切”等一套荒谬主张，使部队建设和党的整个事业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

随着空军、海军、装甲兵等新兵种的组成，我军改变了由单一陆军步兵组成的情况。这时，朱德敏锐地觉察到，在新情况下，过去的一套技术练兵方法不适用了。他指出；过去练兵主要是利用战斗间隙完成一种或几种技术、战术训练，这种方法适合于过去的情况，“但它不是正常的训练方法”，“在向现代化、正规化前进的过程中，不能丢掉过去的优良传统，也不能被过去的经验所束缚”。他及时提出了适应现代化军队建设需要的实行统一训练计划的方针，要求部队达到“统一指挥、统一制度、统一编制、统一纪律、统一训练。一句话，使千万人的行动统一起来。”朱德认为，实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还必须培养一支政治觉悟高、军事素质好、专业能力强的干部队伍；军队干部不仅要提高军事、政治、理论、文化水平，还要学习技术、尊重技术，实现专业化。为此，他特别重视各军事院校的工作。1954年3月，军事学院基本系、情报系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时，他被任命为国家考试委员会主席。亲自对学员进行考核，并在讲话中强调：“如果没有一大批与现代化军队要求相适应的军事的指挥干部和政治干部，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同样是不可能的。”朱德这些高瞻远瞩的指示，对指导新时期的练兵工作，对加速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步伐，无疑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养兵也是治军的一个重要方面。朱德把对部队进行教育，称作精神营养，而注意衣食住行的满足州是物质营养。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解决人民军队的物质营养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一方面，他提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并且宁愿军队自己困难些，尽可能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另一方面，他历来主张军队要参加生产，建设自己的家务，特别在1940年以后，由于敌顽双方加强了对我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使我军在物质上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朱德创造性地提出了军垦屯田的方针，要求部队在不影响作战和训练的情况下，参加生产建设。他竭力提倡陕甘宁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等方面的生产工作，帮助边区建设。为了贯彻这个方针，他不但苦口婆心地作了许多解释，并且亲自踏勘南泥湾，亲自组织南泥湾的开辟工作。1942年12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指出：“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了‘陕北江南’。于是‘南泥湾政策’成了屯田政策的嘉名，而这个嘉名永远与朱总司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南泥湾政策”的成功，极大地推动了陕甘宁边区及其他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克服了困难，支援了抗战。

朱德的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军事斗争经验的结晶，是朱德总司令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学习、继承、丰富和发展这一杰出的军事理论思想，必将加速人民解放军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对未来的反侵略战争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

（来源：《朱德研究——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南充师院学报社198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