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贡献

论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贡献

袁德金

朱德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组织者之一。他的一生革命活动的主要领域是军事斗争。从辛亥革命战争、云南起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无役不与”，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同中国人民一起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战争，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丰功伟绩。作为一个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朱德不仅有经纬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恢宏气度和雄才大略，而且在军事理论上有卓越建树，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本文仅就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贡献，谈一点个人看法，以求教于革命前辈和同志们。

一

战争是以最直接和最尖锐的方式表现矛盾运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敌对双方各种因素的相互对立，相互制约，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转化，形成了战争运动的发展过程。因此，战争和其他社会活动形态相比较，客观的辩证本性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典型。从l927午8月以后，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中国革命战争，包括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建国以后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共长达25年之久，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最宏伟壮观的战争，而且是各种矛盾极为错综复杂的战争。正如毛泽东所说，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显示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这就要求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者们必须学会辩证地思考问题，用科学的辩证思维方法去研究和指导战争，才能跨过硝烟弥漫的战争艰难历程，到达胜利的彼岸。

l936年，中国革命战争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高度，对红军十年血战史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理论总结，在深刻地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各种矛盾及其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军事辩证法”这一概念，并以“军事辩证法”为题，在陕北红军大学作了讲演。这标志着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初步形成。其后，毛泽东虽然没有写出军事辩证法的专著，但在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一系列重要的军事理论著作以及指挥作战的大量文电中，都充满了军事辩证法思想。然而，毛泽东对军事辩证法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在理论上作明确的包答。

1958年，朱德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1周年时写下了《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文章。在文中，他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作了科学的解释，指出：“毛泽东同志系统地研究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别重要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军事著作中，着重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即军事辩证法。”这就是说，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在我党的历史上，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研究虽然早在延安时期就已开始，但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作如此明确的解释，这还是第一次。

朱德之所以能够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作出科学的解释，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和他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实践经验有关，而且和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一直坚持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这一复杂的矛盾运动也有极大的关系。朱德早年满怀“誓将铁血铸中华”，“倾心为目志无违”的救国之心，积极参加过辛亥革命战争以及后来的讨袁、护国、护法等战争。然而，早年的军事生涯所遇到的曲折和失败，使朱德一度“陷入了一种怀疑和苦闷状态”，意识到依靠旧军队和老的军事斗争方法，无法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他开始探索、寻求。在德国格廷根大学，朱德学习了哲学，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等书；后来，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他又认真地研究了马列主义，尤其是唯物辩证法，他的思想比在德国时又有了新的收获，特别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更加深刻了。1933年6月，即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正式开始前，朱德针对我们党内少数人和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等人在军事上瞎指挥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明确指出：“红军军人要以唯物的辩证法来研究和运用战术。”一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在延安时曾回忆说：“从前我们不懂什么辩证法，(朱德)总司令就到处讲。” 1941年，朱德又说：“唯物辩证法的哲学，是人类五千年科学思想的结晶。以此为依据，马列主义者借以把握科学的一切部门。”可见，丰富的革命战争实践经验和较高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素养，以及注重把“实践和理论融合起来”的优良学风，使得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能够理解得准确、深透，从而作出科学的解释。

二

列宁曾经把“观察的客观性”作为唯物辩证法的第一要素。采用客观的观点去考察和指导战争，这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在研究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时，总是从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就战争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来具体地考察战争，从中找出战争的规律，用以指导战争，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他认为战争指导者只有采用客观的观点，从战争本身所固有的特性来考察和指导战争，不带任何主观随意性，才能使主观指导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正确解决好战争中的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努力做到主观和客观相一致。在分析战争指导者为什么在主观指导上会犯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时，他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

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朱德正确地运用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采用客观的观点去考察和指导战争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军事报告中指出：“我们用兵的主张，可概括为：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话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 “这是我们进行人民战争所创造出来的新兵法，也即是毛泽东同志的新兵法”。在这里，朱德把毛泽东关于采用客观的观点去考察和指导战争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概括的“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深刻的揭示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是以唯物主义作为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特征的。同时朱德对战争的客观实际作了具体的说明，这就是不同的武器装备、不同的作战对象、不同的时间地形等各种客观条件。采用客观的观点去考察和指导战争，也就是要从这些不同的客观条件出发，离开了这些不同的客观条件去考察和指导战争，必然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去。

朱德特别强调战争指导者必须要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他说：“要看清对象，是什么敌人就打什么仗。如果敌人是弱的，我们可以来一个猛冲。……但要解决比较顽强的敌人，用这一套就不一定有效。甚至还要吃亏。”他形象地把打强敌和弱敌所采用的不同方法，比喻为钓大鱼和钓小鱼。“从钓小鱼与钓大鱼的办法不同来看，就可以理解打弱敌与强敌、打小敌与大敌 的不同。”朱德认为这样做“是合乎辩证法的。”

朱德极为反对那种从主观愿望出发来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唯心主义。他认为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往往在战争中不可能完全做到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他们一般“都要依照一个主观的公式，既不问敌我力量对比，亦不问时间、地点和条件”，这必然要失败。我们革命队伍中也存在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他们也不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而从主观愿望出发。朱德指出：“教条主义的特点，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从中国情况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这种从主观愿望出发的唯心主义，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曾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在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血的历史教训时，朱德深刻的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完全是洋教条、……军事上的教条主，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这一血的历史教训永远值得我们深思。

总之，朱德在考察和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一贯强调：我们的作战决心、作战方法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时间、地形等战争客观条件来定下，而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这一思想在朱德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早在井冈山艰苦奋战，创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日子里，朱德和毛泽东一道，指挥了许多战斗。龙源口之战，朱德亲自率领部队迎战江西军阀杨池生、杨如轩的“会剿”，由于朱德根据实际情况定下作战决心，采取了正确的战术。结果一举歼灭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大获全胜。胜利的当天，正逢传统的端午节，胜利的喜讯传遍了井冈山，到处响起了胜利的歌声，有人编了这样一首歌谣“朱毛会师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跨江西两只羊(指杨池生、杨如轩)”。

朱德不仅强调在研究和指导战争时要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而且在军事教育上也特别重视这一点。他说：“军事教育和其他的事物一样，必须从实际出发，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然不仅于事无补，有时反有害于事。比如说，我们的部队目前需要教些什么，怎样教法，什么人教等问题，都需要根据部队的真实情况，提出解决的办法。”又说：“只有从实际出发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其他事情如此，军事教育尤然。”这些谆谆教导虽然是朱德在40多年以前所说的话，今天我们读起来，无论是对搞军事教育的人，还是搞其他工作的人来说，仍然都会感到十分亲切。

三

全面性是辩证思维的基本特征之一。列宁说过：“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据此，毛泽东提出采用“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到正确的结论”的思想。在《论持久战》中，他对中日战争的敌我双方的各种相互联系着的基本因素进行客观的全面的分析研究，指出这些基本因素是抗日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断；是贯彻于中日双方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从而批判了“亡国论”、“唯武器论”、“速胜论”者看问题的方法的主观性和片面性，认为他们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个侧面、一个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

朱德认为战争自身是由多种辩证要素构成的一个整体。他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对抗日游击战争的诸要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指出：“一切战争，离不了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包括地形)五个要素。在这五个要素的具体条件和敌我的对比之下来定出具体的战略战术，游击战争也当然不能例外。”他特别强调在分析这些要素时，要善于把这些基本要素“密切联系，配合运用”，即从客观存在的战争诸要素的全面联系中把握战争，全面地了解战争诸要素的矛盾关系及其各方面的全部特点。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局部，不见全体。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首先是一场政治仗，这是因为，一切战争，都具备着政治的要素，也可以说。没有政治要素的战争是没有的。”所以，不能把中日战争看成是脱离社会政治而独立存在的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政治要素就是抗日游击战争的一切。还应考察其它四个要素。例如，“作为政治的基础看的要素——经济”也不能轻视。只有把战争自身所具有的五个要素看成是密切联系的一个整体，才能使抗日游击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朱德还从敌我双方分析了战争中每个要素自身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战争是敌我双方的对抗和较量，战争中的每一个要素总是存在于敌我双方之中，从而构成矛盾关系的。敌我双方的不同情况决定了战争中的每一个要素各自必然具有不同的特点，只有进一步分析战争中的每一个要素在敌我双方中所具有的不同特点，才有可能深入了解战争诸要素在总体上的内在联系，并才能“用其所长，去其所短以战胜敌人。”以政治要素为例，朱德认为抗日游击队在政治要素上占优势；相反，日本帝国主义则占劣势。因此，不能把中日战争自身所具有的五个要素平列看待，而应该看到，“抗日游击战争，它的主要要素是政治要素。”我们应当认识政治要素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最正确、最灵敏地使用自己的政治武器。如果舍弃或忽视政治要素，“要想用粗劣的原始的武器来战胜强敌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连自己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都没有可能。”

朱德还特别分析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人和武器两个要素之问的联系以及它们和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于战争中人的要素，朱德认为：“从人力的方面来说，每一个战争包含着人的质与量的战争。而人力的质，又应从政治要素和肉体要素两方面加以考察。” “政治素质，关系于战斗力和战争方法；肉体素质，直接关系于战斗力。”对于武器要素，朱德认为武器在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敌人有着优良的武器，我们与敌人相比，当然居于劣势，必须努力创造或从敌人手中夺取新型的武器来装备自己，“不能做一个落后的劣势武器的拜物教徒，如象红枪会的某些师父那样用念符咒、吃打药等去挡炮子，那是无益而有害的”。但是，武器也不是万能的。武器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每一种武器有一定的效能，它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其力量，它也有可能被制服的方法。特别是武器要素只有和人这一要素结合起来，才能发挥其作用。如果抗日游击队充分发挥人的要素的作用，“武器虽然落后，但是使用武器的人不应当落后”，善于利用时机，利用旺盛的攻击精神，利用地形等条件配合起来，是完全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的。朱德把战争中的人和武器两要素辩证的统一起来，坚持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的军事辨证法思想，对“唯武器论”者的根本错误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唯武器论者的根本错误，是在他们只看见武器的一个要素，而完全看不见其他要素。”也就是说，“唯武器论”看问题的方法是片面的。

由此可见，朱德在《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所阐述的上述军事辩证法思想，和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有关思想完全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论抗日游击战争》是朱德抗战初期的一部著作，其部分章节于1938年初就已发表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写于1938年5月。不难看，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确实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

列宁说过：辩证思维“要求从事物的发展……变化中来观察事物。”发展的观点也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观点，毛泽东把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运用于战争问题的研究，提出了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战争和其他社会活动有所不同，它并不是活的力量对死的物质的活动，而是两股活的力量之间相对抗的一种特殊形势的活动。因此，战争具有较强的变动性。毛泽东指出：“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战争的变动性，要求战争指导者在研究和指导战争时，必须要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朱德善于从变化了的战争客观实际出发，不拘守过去的作战经验，不墨守陈规，灵活机动地指导战争，反对用“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1933年，他就说过：“事物是变动的，情况是迁移的，决不容有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我们的作战决心必须根据任务、敌情和地形来定下。任务、敌情、地形既然是时常变换，因而我们的决心就不同，而运用战术的原则也就更不同了。”这就明确地说明，随着战争客观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我们的作战决心、作战计划也必须随之改变，灵活机动地运用战略战术原则。当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朱德把起义军余部的一部分带出了敌人的包围，转移到敌人力量较弱而我们的群众基础较好的湘粤赣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打破敌人的围歼，保存并发展革命力量呢?朱德客观地分析了形势，把原来的正规战转变成了游击战。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由于这一重大转变符合了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我军的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后来，朱德在认真总结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入抗日战争的经验时又指出，当我们由内战进入抗战时，面对着的敌人是日本军队，我们便不能固执内战的经验，而是根据变化了的敌情来决定战略战术。根据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情况，朱德又及时提出了小股进退，分支袭扰，集中主力，乘弱伏尾，昼伏夜动，声东击西，有意暴露，及时荫蔽，利害变换，毫不犹豫，拿定火色，转入外线等这样一整套充满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游击战术新原则，正确地指导了抗日游击战争。

朱德还从两种根本对立的思维方式上分析了人民军队和非人民军队用兵方法的不同。他指出：“非人民反人民的军队的用兵方法，不能不限于固定成规和固定格式。而人民军队的用兵方法，则是随机应变，变化无穷。”“限于固定成规和固定格式”，就是军事上的形而上学机械论的思维方式的表现：“随机应变，变化无穷”是符合辩证思维方式的。因此，朱德极为反对那种闭眼不看战争客观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而固守“一成不变的老章法来指挥军队”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他认为如果这样做，必然使战争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就是：当着敌人改变其作战方法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时，我们队伍中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者，却固守过去的作战经验，拒绝了解变化了的战争客观实际情况，他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过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造成红军在战略上的被动，使第五次反“围剿”惨遭失败。血的历史教训再次说明，战争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总是处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之中，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中国古代的大军事家孙武曾经以水喻兵，他说：“兵形象水”，认为战争就象水那样流动多变。因此，如果说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古希腊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把事物的发展变化比喻为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断言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是真理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人也不能经历两次完全相同的战争。这是朱德军事辩证法思想告诉战争指导者必须牢记的一个真理。

五

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正确地揭示和解决了战略战术中的一系列对立统一关系，如战略和战术、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人的自觉能动性，进攻和防御、集中和分散、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等等。这正是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原因所在。在这一方面，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朱德认为战术也不是孤立的，也有它的外部联系和内部系。他说：“战术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统一。”要运用好战术，就必须要把握战术本身的这种矛盾的统一。他在论述集中和分散、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对立统一关系时说：“无论大兵团、小部队，在进攻中每一动作，都要选定主要突击方向而集中其最大兵力在这一方向来决战。其他次等方向只留出可以牵制敌人的兵力，但须积极动作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向着本身，借此保障主要突击方向容易进攻。”这就把战略战术中的集中和分散、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对立统一关系，讲活了，用活了。

对于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的问题，毛泽东着重强调的是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和人的自觉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给战争的胜负提供了可能性。但“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因此，他要求在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这一舞台上面，战争指挥者应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导演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朱德正确地解决了在战争中服从命令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决不能把机断专行误认为是违抗命令，也不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抛弃机断专行。”又说：“红军要绝对执行命令，同时要养成机断专行的自动性。”自动性就是指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朱德把服从命令和发挥自动性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认为两者不可偏废，这就使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关于人在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的思想在内容上得到了进一步充实。

朱德还较详细地论述了战术和技术之间的辩证关系。列宁指出：“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恩格斯曾把这一真理再三咀嚼以后送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嘴里。”毛泽东对这一方面，论述的较少。朱德丰富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在这一方面的内容。他首先肯定战术是由技术决定的。认为“技术日益进步的现代，不仅在战争中特别加强了技术的作用，使用技术的知识训练也复杂了，并且由于技术的进步变更了战术的原则。”“技术不好战术也不会好，技术好了战术也容易学好。”“过去不知有多少可爱的同志作了可以避免而未能避免的牺牲”，就是因为我们重视军事技术非常不够。同时，他强调必须加强战术理论的学习。1947年12月，朱德在一次部队干部会议上，针对有些同志不注重战术理论学习的情况时说：“战术对你们万分需要，是你们的‘补药’。你们的战争经验很多，但就象一大篓子钱，是散的；战术就是钱串子，可以把那些钱都串起来。”他认为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单凭红军的英勇冲锋固然不够，单凭红军已有的战争经验也不能满足客观的需要，必须特别加速战术方面的进步。真正使战术和技术、技术和勇敢、技术和士气相结合，就能战无不胜。朱德如此善于掌握战术中的各种对立统一关系，这不仅表明他在战略战术上造诣精深，而且表明他在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战争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朱德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虽然以上论述并不全面，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他的贡献是杰出的，也是不可磨灭的。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这些贡献，不仅对于进一步加深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理解，指导我们研究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战术，促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重大的意义，而且有助于我们学会正确分析和处理“四化”建设中各种复杂的矛盾的科学方法。

（来源：《朱德研究——纪念朱德诞辰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文集》，南充师院学报社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