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军队政治工作思想述略

朱德军队政治工作思想述略

董志铭

朱德特别重视战争的政治要素，一贯倡导和支持军队政治工作。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德始终重视人民军队的政治建设，积累了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回顾总结朱德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探索和建树，对新时期新阶段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工作理论同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实践相结合的方向，提高运用军队政治工作理论解决部队建设的现实问题，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一、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保持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根本保证，是军队建设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功经验。朱德在领导军队和指挥战争的实践中，始终把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当成军队建设的核心内容和军队政治工作首要任务。
(一)坚持正确的建军路线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共产党能不能在农村巩固地建立红军，怎样建立红军？在这个关乎党和革命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朱德既反对否认党能在农村建立红军的错误思想，也不同意把中国红军“完完全全变成一支象苏联红军一模一样的军队”的教条主义思想，而是坚持了一条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建军路线。
1928年4月, 朱德率部同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创建了红军第4军。此举壮大和发展了井冈山根据地，是党的事业走向兴旺发达的光辉起点。1929年12月, 朱德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积极协助毛泽东召开了红4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他认为，这次会议的决议是中国工农红军建设的纲领，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政治指南。1931年7月,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反“围剿”期间，朱德根据古田会议精神，和会后一年多来的红军建设经验，提出创造铁的红军是共产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阐述了人民军队必须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的重要思想。他指出：红军必须“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因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下才能够完成它的伟大历史任务。这就准确地概括了党和军队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军队唯一的领导力量，军队必须完全地无条件地置于党的领导之下。1940年8月, 朱德在总结八路军和新四军成长壮大的经验时明确提出：“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是革命战斗任务完成的保证者。一切党的路线与政策，在部队中都要经过党的组织去执行。”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在指导现代化、正规化的国防军建设期间，多次强调政治工作要保证党的领导，并赋予以新的时代内涵。1951年9月,他在海军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海军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海军中保证党的领导，要使全体人员具有忠于人民、忠于祖国的思想和严格的革命纪律。此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要保证全体指战员学会现代化的海军技术。” 1954年4月,他在军事学院举行国家考试时对学员发表讲话，旗帜鲜明地批评了极端危险的“军党论”思想，指出：“认为党是军队创造出来的，政权是军队建立的，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 “全军每一个党员、每一个干部都必须明确认识：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就是说：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忠实地服从党的领导，坚决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成为党和人民的工具。”
（二）捍卫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理论上的坚定往往决定着行动上的自觉。朱德就是这样，一旦认识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正确性，就将其作为军队建设和使用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身体力行。正是他这种理论和实践的紧密融合，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一步步深入党心军心。
1935年8月长征途中, 红一、四方面军分两路北上。朱德在非常复杂的党内斗争情况下，一方面同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斗争，一方面进行艰苦细致的说服工作，努力团结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9月，张国焘提出南下行动方针，并煽动一部分不明真相者批评党中央率红一军、红三军北上是分裂逃跑，还对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进行围攻。朱德一再说：党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北上决议，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反对北上。我是拥护北上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10月，张国焘宣布要仿效列宁和第二国际决裂办法，成立以他为首的“临时中央”。朱德表示：你这种做法我不赞成。我们不能反对中央，要接受中央领导。对宣布他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严正表示：我按党员规矩，保留意见，以个人名义做革命工作。这以后，张国焘多次逼迫朱德公开反对中共中央，要朱德断绝与毛泽东的一切关系。朱德说：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是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他深入到部队中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反复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和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他还对左路军所辖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一些领导干部说：要小心忍耐，不要灰心，要好好地干，是非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１２月，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给已经抵达陕北的毛泽东等发去电报，认为加强红一、四方面军的密切联系万分需要，“尤其是对敌与互相情报即时建立”。并通报所掌握的敌情。徐向前后来评价说：“朱德同志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对张国焘也起了有力的制约作用。朱德总司令在党和红军中的巨大声望，人所共知。也只有他，才能同张国焘平起平坐，使张不敢为所欲为。自从张国焘另立‘中央’起，朱德同志就和他唱对台戏。”由于朱德等人的努力，也由于南下方针带给红四方面军的损失以及共产国际的干预，张国焘后来不得不取消“临时中央”，同意重新北上。
1936年6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朱德抓住这个机会，骑马６０里赶到甘孜迎接贺龙、任弼时等。晚间，与他们长谈，介绍张国焘搞分裂的情况，商谈如何防止干扰，实现北上。从而避免了党和军队分裂，保证了党中央战略转移目标的实现。
二、把政治工作视为人民军队的灵魂
军队政治工作是党为实施对军队的领导而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根本保证，是激发官兵积极完成各项任务的精神动力。在探索和确立人民军队政治工作这一重要地位和作用问题上，朱德做出了不懈努力和重要贡献。
（一）深化“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思想
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1932年就有了“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提法。但这一思想真正发生广泛而深刻影响，主要还是两年后在瑞金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作为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军事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朱德，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开幕式上致词说：“我们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红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有红军的。红军因有政治工作才保证能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这是过去政治工作的伟大成果。”他提出不仅正规红军需要正确的政治工作训练，还要规范赤少队、游击队的政治工作，使他们成为真正的红军后备军。会议期间他反复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我们不仅要加强前方兵团的政治工作，同样要加强预备队、游击队的工作。”在朱德的大力推动下，“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一建军原则于1938年载入《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从而使政治工作在军队建设中的地位以法规的形式得以确立。
经过抗日战争血与火的考验，朱德对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加深和系统化。1945年4月，他在党的七大所作的军事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他认为，军队的性质决定政治工作的性质。八路军、新四军既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则政治工作便成为这种军队的灵魂。他还把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作用归纳为相互关联的五个方面：第一，是在于提高官兵的政治自觉性，发扬他们爱国、爱人民和改造自己的热情；第二，是在于团结本军和友军；第三，是在于团结军队和人民，提高人民祖国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觉悟，帮助人民的文化教育工作；第四，是在于从政治上心理上瓦解敌人，使之丧失战斗力；第五，是巩固和提高军队本身的战斗力，保证命令之执行，深入政治、军事、文化、生产各方面的学习。他指出：“我们的军队之所以是人民的军队，所以能达到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我们进行的战争之所以是人民的战争，所以能进行人民的战略战术，所以能打胜仗，都是和这种政治工作不能分开的。”
（二）反对空谈政治的偏向
朱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在认识和分析重大理论问题时总是力求做到全面、准确。他一贯主张政治工作要与其他工作紧密结合，要把政治工作做到军事工作中去，落实在军事工作上，坚决反对片面强调突出政治，把政治工作与军事工作相脱离，甚至相对立的错误思潮。他认为，人民军队因为有共产党领导，有良好的政治工作制度，所以从整体上说是有政治觉悟的，因而是勇敢的。但仅靠勇敢还不能战胜敌人，还要掌握军事技术和善于运用战术。因为在敌人的飞机大炮面前，只是口头空喊不怕，而不去研究对付它的科学方法，只会使我们的战士遭受无谓的牺牲。基于这种认识，他在建军过程中一贯强调要摆正政治工作与军事技术的关系，不能有所偏废。1934年2月，他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政治工作要保证新的战术在平时学习好，战时能够运用，要保证命令百分之百地执行。” 1939年7月，他在总结八路军抗战两年来的经验教训时指出：为了提高人民军队的素质，“我们不仅要依靠政治的进步，而且要依靠军事的进步。军事的进步，又需要政治的进步作为保障。” 1943年8月，他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一文，指出资产阶级军事家强调技术决定一切的观点不正确，应该改成“旺盛的士气，还应该同掌握良好的技术结合起来”。对此，林彪不同意，攻击他“违背了政治建军的原则”。朱德不为所动，在后来作党的“七大”军事报告时，重申政治要与军事技术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他指出：“过去我们军队中，有不尊重体力与技术的倾向，似乎以为军队只要有了政治觉悟就够了。这是很错误的。”他还针对某些空谈政治而不重视军事技术的偏向，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著名练兵口号，对部队掌握良好的军事技术、不断提高战斗力，从而使政治工作落到实处，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新中国建立后，朱德从军队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出发，对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950年3月，他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这就需要政治工作来保证。保证空军成员忠实可靠、勇敢坚定，保证他们学会技术，把政治和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使所有工作人员安下心来精通专业，使学员安心学习，团结爱护新干部和知识分子。1951年10月，他在装甲兵干部集训会议上指出：“政治工作要保证技术的提高。军事任务要靠技术来完成。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把技术搞好。”
三、独到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总结
基于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性质原则、内容特点的深刻把握，朱德创造了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其中，不少经验很有独到之处，反映了他对人民军队建设规律的深刻总结。
（一）军事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
朱德不仅自己积极开展政治工作，而且反复告诫军事干部，特别是高级军事干部，也要学会做政治工作。1948年5月，他在华东野战军第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上讲话说：“我们与国民党军队所以不同，主要就是我们有政治工作。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不是军阀的队伍，人人应当尊重和参加政治工作。”“你们过去打的仗，一般打得很好，有老红军的传统，但对政治领导、政治工作的认识还有不够的地方。今后不仅政治机关、政治干部要做政治工作，军事机关、军事干部也要做政治工作，我们部队能打仗，就是靠党的力量，政治的力量。军事指挥员要认识，只有政治领导加强了，有坚强的政治工作，部队才能巩固，士气才能提高，才能打胜仗。”
（二）建立健全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
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期间，朱德在指挥作战的同时，还积极参与领导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他认为，政治工作不管多么重要，如果没有专人去管去做，发挥其重要作用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怎样加强政治工作和提高政治工作的效能？首先就要建立起强有力的政治机关和政工干部队伍，特别是要建立健全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因为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政治部及政治处）实行它的领导作用。在政治委员指导下的政治机关，是苏维埃政权的一部分，是党在红军中政治路线及纪律的执行者”。鉴于政治委员责任的重大，他主张“必须十分注意政治委员的选择，各级政治委员，要由最忠实、最勇敢、最坚决、最有阶级觉悟的共产党员来充当”。在包括朱德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艰苦努力下，从1928年7月党的六大决定设政治委员和政治部开始，到1932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总政治部，一个自上而下的政治工作组织领导系统在我军基本形成。
抗日战争初期，由于种种原因，在八路军中曾一度取消了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使部队政治工作受到削弱。对此，朱德高度警觉，并于1937年10月与彭德怀、任弼时联名向党中央发去电报。他们指出：“部队改编，政治工作人员的公开地位降低职权，因而影响到政治工作人员积极性降低，政治工作已经开始受到若干损失。而在各级指挥方面，仍有个别同志因改单一领导不大接受他人意见，多数单一首长感到自己能力不够，致使军队建设上受到某些损失。”电报提出：“除教育干部反对地位观念及轻视政治工作外，还需积极地从组织上得到适当地解决，以红军的传统并以此传统影响友军”。党中央毛泽东高度重视朱德等人的意见，很快就复电表示完全同意，并“请即速令执行”。八路军各部迅速贯彻中央这一指示，到1938年初，全军团以上单位的政治委员和政治机关制度都得到了恢复。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解放军逐步转入大兵团作战。朱德在军队政治建设方面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克服军队内部的山头主义、游击习气、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军阀主义倾向等，进一步从制度上完善党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为此，他要求中高级指挥员都“要有坚强的整体观念、全局观念”，“反对个人英雄主义，提倡革命英雄主义”。他还强调说：“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是部队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只能都搞好，不能只搞好一个。”因此，“军政干部一定要团结，不能闹独立性”。
（三）“练兵先要练心”
朱德认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威力不在于脱离实际的空洞说教，而在于它同现实生活、同基层官兵的切身利益紧密联系。在于它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广大基层官兵正确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而战。1931年7月，他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指出：“红军的政治训练与资产阶级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根本不同之点，就是红军完全反对资产阶级把政治训练变为蒙蔽阶级意识的欺骗工具，变成超阶级的、完全不兑现的花言巧语。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1943年10月，他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作《论军队的管理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提出“练兵先要练心”的重要思想。所谓“练心”，也就是通过政治训练，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他说，勇敢是怎么来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要有阶级觉悟，有了阶级觉悟，无论物质条件怎样差，和敌人一交手，还是很勇敢。而提高阶级觉悟只有靠政治工作来实现，这样一来，便自然得出一个结论：练兵必先练心。练心就是做政治工作，练兵必先从政治着手。他认为，练兵必先练心，古已有之。但是，剥削阶级讲的练兵必先练心，是要让士兵忘记自己本来的阶级，一心想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反过来替统治阶级压迫老百姓。而共产党人讲的练兵先练心，是通过政治训练，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政治觉悟不高，不知道为谁打仗，为什么打仗，就没有积极性。有了觉悟，就会有勇气，有信心，有干劲。因此，必须采取一切有效的办法，启发广大士兵的阶级觉悟，要他们了解自己属于什么阶级，为谁当兵。这样，战士们才能一心一意地跟党走，才能刻苦地自觉地学习军事技术，才能在战斗中奋不顾身，勇于牺牲。
基于这种认识，凡在公共场合，尤其在对士兵的讲话中，朱德都尽力启发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九一八事变后，发生了宁都起义。朱德十分关心这支获得新生的部队，起义军刚开到苏区石城地区，他就从瑞金赶到那里做政治工作。据参加宁都起义的孙毅将军回忆：“朱老总讲了个把钟头，主要讲了红军与白军的区别；为什么要当红军；为什么要打白军。他说，‘红军是代表广大劳苦大众的利益的，白军是代表地主、土豪、资本家的利益的。我们当红军就是为了解放广大劳苦大众的。就像《国际歌》里讲的那样，广大穷人要坐天下。’他讲的通俗易懂，大家很受教育。”
（四）政治工作者的身教重于言教
朱德重视“练心”，也非常讲究“练心”的方式方法。在他看来，通过上课，由干部讲是必不可少的办法，但光靠上课是不够的，关键是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干部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闲谈中，在一起走路、吃饭的时候，用自己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去影响战士们，这种影响有时比正式上课的影响还大。他认为，我们军队中的干部大部分是党员，一言一行都代表党的形象，对战士们有着很大的影响。干部的政治热忱可以影响士兵的政治热忱，干部的阶级觉悟可以影响士兵的阶级觉悟。有热忱有觉悟的干部，可以表现出许许多多的美德，如大公无私，互相帮助，谦虚好学等等，这就能起到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而没有政治热忱不觉悟的干部，往往会暴露很多缺点，如自私自利，狂妄自大等等，也会起到不良的带头作用。朱德就是这样一个身教重于言教的政治工作者，因而深得士兵们的尊敬和信赖。
（五）能否发动群众是检验政治工作的标准
我军政治工作之所以有力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同群众相结合。朱德曾总结说：“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在于依靠群众。”基于这种认识，他把能否发动群众作为衡量政治工作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他看来，“只有把全体群众发动起来，投入实现某种具体任务的浪潮中，才能表现出群众的伟大力量和从群众中涌现出无数的英雄。如果没有把群众动员起来，工作还只停留在少数人身上，则即使能造出几个突出的人物，其作用和意义也是很小的。”因此，“红军必须与群众密切地联合起来”，使军民关系“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
怎样才能与群众密切地联合起来呢？朱德认为“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 1935年5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彝族地区的冕宁县。朱德在冕宁彝、汉群众大会上讲话，说彝、汉是一家，穷人要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才能翻身过好日子。他还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说：“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这个布告高度概括了彝族同胞受军阀欺压的痛苦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以及红军的严明纪律，在彝族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彝族同胞的协助下，中央红军顺利地通过大凉山彝族地区。依靠群众与教育、发动群众是一致的．当群众还并不完全理解我党我军的时候，就先要教育和发动。当群众提高了觉悟，知道红军是自己的军队，就会转而积极支持我们，使军民关系密切地联合起来。为了使群众觉悟起来，1939年1月，他要求每个戏剧工作者应善于利用群众所爱好的形式来教育群众，动员他们参战。1940年7月，他又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作报告，勉励部队文艺工作者更好地利用文艺的武器进行宣传。他指出：“（1）一个宣传家不必是一个艺术家，但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2 ）我们的艺术作品不是给少数人看的，而是给中国广大民众和军队看的。我们必须认清对象，面向群众，面向士兵。”
（六）军事干部要讲民主
民主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军队建设上的具体运用，是有效开展军队政治工作的基础。我军政治工作之所以有力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牢固的官兵团结。而这种团结，只有通过实行民主才能真正达到。由于我军实行了民主，内部成员的思想和作风得到了改造，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和创造精神得到了极大的激发。作为军事干部实行民主的模范，朱德对军队民主建设意义的认识极为深刻。
民主一定要与领导相结合。朱德认为，军事干部不能光讲民主，放弃领导。如果这样，就成了尾巴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他看来，所谓领导，就是“要善于分析下面的意见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对于正确的意见，要领导大家去执行；对于不正确的意见，要教育说服，帮助他改正。”这是对毛泽东关于“集中起来，坚持下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的运用和发挥。
在作战中坚持实行军事民主。军队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民主上。朱德特别重视实行军事民主。不管是在军事技能的学习中，还是在战术的运用上，他都强调实行官兵互教、兵兵互教和连队开各种大、小诸葛亮会，以提高我军的战斗力和整体的战术水平。1928年1月智取宜章县城的胜利，就是朱德动员大家献计献策，最后综合制定正确作战方案的结果。更为典型的是1947年9月，他受中央委托到晋察冀解放区指导工作期间指挥的清风店战役和石家庄战役。其间，他发出“学习攻城”的号召，要求作战部队在战前上下级干部先开会，战时要开会，战不下时又开会，讨论仗如何打，坚如何攻，城如何破等具体战术问题，实行群策群力。在战役进行期间，他本人则不断通过电话听取战况，及时给予指导和鼓励。战役胜利后，他不顾疲劳，赶赴晋察冀野战军召开各级指战员座谈会，认真总结攻打敌人坚固设防大城市的宝贵经验，以便及时向其他野战军推广。参加座谈会的，大部分是来自战斗第一线的连长、连指导员、排长和班长。朱德口问手记，同大家切磋研讨，既总结攻坚战斗的具体经验，又从政治思想上进行启发教育。历史的发展证明，朱德倡导的军事民主，对人民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七）用纪律保障政治工作的成果
军队纪律作为建立内部秩序、调节内外关系、实现政治上团结一致和提高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手段，历来为古今中外的著名将帅所重视。朱德不仅重视军队纪律建设，而且还会在制定和执行纪律的目的、方法、对象和范围等诸多方面，呈现出我军自己的鲜明特点，保障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成果。
红军的纪律是自觉的铁的纪律。这是朱德对红军纪律的本质及特点的高度概括。朱德认为，红军的纪律是红军的性质和宗旨的具体体现，与其他一切旧军队的纪律有着本质的不同。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依归。“红军的纪律是根据整个的阶级利益、革命利益和革命斗争的必需而制定的”，是建立在维护人民利益基础之上的，其内容的确定及其调整必须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的利益为目的。基于这种认识，他特别重视群众纪律的建设，并将其看成取信于民和协调军民关系的有力杠杆。1930年3月，红四军转战赣南期间，他和毛泽东联名发布《整顿军风纪的训令》，重申各官兵必须一律遵照三条纪律六大注意。“凡违反军风纪者，无论大小，必于查究”。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在他领导的八路军中，又将“三大纪律”的第一条规定为“实行抗日救国纲领”。1947年10月，随着战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和从国民党军队中反正过来的战士日益增多，他又与毛泽东等修改和重新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城市生产秩序得到了充分的维护。他反对军队埋怨人民群众的错误情绪，号召把红军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他还说，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在人民之下而不是在人民之上。军队打骂群众就是勤务员打骂主人，主人就不会要你，军队就会脱离群众走向失败。
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和维护纪律。红军纪律建立的政治基础是官兵平等。红军的纪律一经制定，“指挥员与战斗员都是一样地遵守，与白军的纪律专为压迫士兵而设，绝不相同。” 领导干部带头遵守和维护纪律非常重要。我军的群众纪律建设之所以在井冈山时候搞得好，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朱德和毛泽东等领导干部能够率先垂范，“规定了什么就自己首先遵守”。因此，“整顿纪律，转变作风。要从上而下地整，守纪律要首先从上边守，不要只要战士守。”
启发官兵遵守纪律的自觉性。人民军队组织力量之巩固，是建立在自觉的革命纪律上的。而这一纪律的基础，则主要在于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教育启发官兵的自觉性，使“全体军人对于革命、对于抗战建国事业抱有无限的忠诚与自我牺牲精神，因而能够抛弃一切一己之私，一切以革命利益为前提” 。遵守纪律的自觉性,还在于指挥员对部下的关心。如果指挥员指挥正确，关心部下，甘苦共尝，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就会“因而获得部下之爱戴，虽挥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纪律贵在严明。朱德一贯强调革命军队必须执行严明的纪律，要靠严明的纪律来保证政策的执行。战争年代，我军之所以能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克服千难万险，步调一致地去战胜强大的敌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严明的组织纪律性是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德提出：“纪律是军队的命脉，每个军队的命脉就建立在纪律上面。”“赏罚公正严明，是革命军队中执行纪律的守则。”他认为，严明的纪律不是单靠少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能维持了的，必须群策群力。从彼此相互间不断的批评教育中来提高群众的觉悟，使纪律成为群众所自觉地拥护的纪律，纪律才能维持。只有群众觉悟提高了，把纪律建立在真正自觉的基础上，纪律才能巩固。这样慢慢地把遵守纪律养成了习惯，就不会感到纪律是一种束缚了。但对于少数不遵守纪律、违反纪律的人，就要给以纪律制裁。这样从两方面来夹攻，纪律才能巩固起来。他主张在革命军队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应有亲、疏、厚、薄之分，不应有爱、恨、熟之别，不应有小团体观念和本位主义。只有大公无私，一视同仁”。他还分析了使我们染上一些制度不严、礼节不周的散漫习气的社会历史条件，提出要抓住新中国成立的契机克服不健康的遗留，建立严格的纪律生活，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建设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社会。

（来源：《朱德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