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经济思想学习笔记

朱德经济思想学习笔记

王向立

未被重视的真知灼见
1955年12月至1956年3月，朱德率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访问了罗、德、匈、捷、波、苏、蒙七国。这期间，他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建设问题作了一次认真的思考。1956年4月25日，他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这次访问情况的报告。在报告中，他高瞻远瞩，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并根据这个判断，对国内建设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意见。这些真知灼见，不仅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它对我国的经济建设还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对于国际形势，朱德和我国当时盛行的世界战争不可避免的观点相反，认为是可以避免的。他在报告中说：“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有了明显的缓和”，“关于战争可以防止的新结论，是完全切合实际情况的。”
朱德所以得出这样的判断，主要是根据下列两点：一是国际上存在着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和平力量的强大可以制止世界大战的发生；二是苏、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核武器的杀伤力如此之大，以致“仗很难打起来”。
国际形势是紧张还是缓和，世界战争会比较快地打起来还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和平时期，这对我国建设应采取什么方针关系极大。朱德基于对上述国际形势的判断，在报告中对我国建设提出了两项极为重要的意见。一项意见是：“我们能够争取到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条件。”“我认为需要考虑怎样把最大的力量集中到和平生产方面，同时把国防建设同和平生产结合起来的问题。”
朱德提出的这项意见，实际上就是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在和平的环境下，朱德是主张“经济建设为主，国防建设为辅”的。他认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没有巩固的国防，就不能保障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但是，国防的巩固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可靠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没有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就不会有真正巩固的国防。为了建立可靠的经济基础，朱德在报告中提出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在军队的数量方面作必要的缩减，同时经常保持着广大的动员基础。”因为军队员额的缩减，可以减少军费的支出，集中更多的资金用在经济建设上面。“另一方面，在武器的生产方面，也要同和平的生产密切结合”，即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要很好地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在乎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转到为战争服务。由于兵工厂一般都厂房好、设备新、技术水平高、生产能力大，一旦同和平的生产结合，就可以生产很多民用品，以改善人民的生活。朱德在向中共中央提交上述报告以后的几年间，多次到各地的兵工厂视察，看到这些厂往往由于生产任务不足，经常有大量的闲工，机器利用率很低，他说：“在和平时期，军事工业如果不部分地转到和平生产，工厂就没有那么多的事情可做，就会‘吃不饱’。同志们想一想，那样一支优秀的技术队伍，那么多、那么大、那么新的工厂不能开足马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用到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去，是多么可惜呀!”他深感解决这问题的紧迫性。在1957年3月19日和4月18日，他先后两次报告中共中央，指出：“兵工厂转民用生产或兵工生产与民用生产相结合的问题，这是迟早非解决不可，要转还是早转好。”“这个问题要及早解决，否则损失更大。”直到1973年，即他已是87岁高龄的时候，他仍然关怀着这件事。4月13日，他视察北京内燃机总厂柴油机车间，对厂党委负责人说：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应把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结合起来，有条件的话，多生产些民用产品。
在1956年4月25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朱德提出的另一项重要意见是：“现在世界上正处在工业技术革新中，必须运用世界最新的科技的成就，提高技术，对此我们必须十分重视。”
朱德多次谈到运用新的科技成就的重要性。例如他说军火装备不宜大量生产，积压过多，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很快的，旧的东西不断为新的东西所代替更换，重要的是“在完成一定的生产任务下，保证掌握技术和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关于工矿企业，他主张对世界上的新技术，尽可能马上抓来，旧的也要革新。他指出“现在农业增产的最主要的关键是改良技术”。他强调“当前的问题，是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掌握起来。”
朱德如此重视掌握和运用新的科学技术，这是因为当今正处在新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我国是在比较贫穷、技术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只有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才能提高生产力，比较迅速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最新的科技成就掌握和运用得越多，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也就改变得越快。
为了掌握新的科学技术，朱德一方面要求我国的科技人员认真学习，努力提高水平；另一方面，提出可以多请外国专家来我国工作，并购买一些外国先进的而又是我国迫切需要的生产技术专利。他要求各级负责同志尊重知识分子，指出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技术的知识分子是国家宝贵的财富。他指出我国的技术人员这样少，这样缺乏，假如再使用不当，不能让他们很好地工作，这对我国的建设事业将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同时，他强调科学技术人员要同生产实践相结合，说：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工人来敲你们的门，农民也来敲你们的门，都来向你们要东西，你们要努力呵!”
十分可惜，朱德当年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和他对国内建设问题提出的两项意见，没有得到重视。今天，我们回顾三十多年前他的这些主张，深深感到他的英明和富有远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对他的崇敬与怀念的心情是与日俱增、经久不衰的。
发展商品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
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建国以前，我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很大的比重，建国以后，本应大力发展商品经济，以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进程。然而，从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左”倾错误影响，人们常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认为发展商品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因而把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以反对和遏制。尽管如此，还是有些人从我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主张发展商品经济，搞好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朱德是其中之一。
早在1957年，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国家需要大量建设基金，朱德就提出：“要依靠工农业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扩大来开辟财源”。因为国家积累的大部分资金是工农业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创造的，而这些部门创造的价值只有在商品流通中实现，才能成为国家的积累资金。发展生产和扩大流通就可以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取得财源。“大跃进”期间，陈伯达大肆叫嚣废除商品，朱德反对这个观点。他于1960年4月2日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1962年，我国农业的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被限制过死，在流通领域方面，城市由国营商店独家经营，农村则由供销合作社独家买卖，集市贸易基本上处于关闭状态，以致商业萧条，人民生活极感不便。为扭转这种局面，朱德于9月6日致函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等，提出“应在统一领导下，把市场搞活一些，以便促进生产和流通”。
为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朱德提出过很多重要意见。这些意见切中要害，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必须迅速打破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封锁。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的关卡制度在很多地方还远远没有消除。1961年5月9日，朱德在视察四川、陕西、河南三省之后，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现在县与县、公社与公社之间仍进行经济封锁，不让物资互相交流。这个限制必须迅速打破。”
各地区之间进行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危害是明显的，它从各自的狭隘的地方利益出发，限制外地优质商品流入本地市场，美其名曰“保护”地方工业，实则是保护落后，使本地产品不求进取，不要求技术进步。朱德关于打破各地区经济封锁的意见，就是要使商品能够四通八达，货畅其流，加速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应逐步使工农产品的价格合理化。
多年以来，我国的价格体系，由于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再加上历史的原因，存在着相当紊乱的现象，不少商品的价格很不合理，这对商品生产和流通产生不利的影响。工农产品剪刀差过大就是商品价格不合理的主要表现之一。农产品收购价格偏低，必然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要大大地发展我国的农业生产，是不可想象的。
怎样才能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呢？朱德说：对工农产品，“农民对国家的希望是等价交换”。“目前由于产品不足，完全做到等价交换有困难，只求剪刀差逐次缩短靠拢，但从长远来说，应根据价值规律，在基本稳定的局势下，逐步缩小不合理的差距，逐步使价格走向合理化。当前应注意价格中可能产生更加扩大差距的现象。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解决粮价倒挂、粮棉差价和工业亏损等问题，建立各种价格的合理的比例关系。”他还主张“农产品的价格不能固定不变”。
在关于农产品价格的论述中，朱德谈论得最多的是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问题。他经常到各地视察，发现对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一般都偏低。他多次向有关领导和中共中央提出改进意见。1956年12月13日，他对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李哲人说：四川的蚕丝和茶叶应提价，这样东西就会多起来。1963年4月13日，他对四川省委书记兼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说：猪肉价要合理，不能压农民。1957年他在视察湖北、广西和海南岛后，1月15日和20日先后两次在给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报中说：在发展土特产中有几个问题要解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收价低”，“对山区土特产的收购价格偏低，且压级压价”，“极不合理”。1963年他视察四川、陕西、河南三省后，5月30日在给毛泽东等的报告中说，有些药材的收购价格和柴火一样，这非常不利于生产。他主张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特别对山区的山货药材、土特产，收购价格更应合理，否则无利可图，就没有人去做这个买卖了，这只会使货弃于地，对山区人民和城乡居民都是个损失。
三、发展商品流通要利用多种渠道。
为使商品生产得以发展和商品流通能够通畅，必须利用多种流通渠道。朱德主张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主要渠道的国营经济。但他谈论得更多的则是集体商业。他多次说过，真正与人民群众接近的还是供销社，供销合作社要成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桥梁，成为国家在农村的经济堡垒之一。对个体经济，他主张充分加以利用。因为有些地方交通不便，对土特产品的收购和对农民日常用品的销售是国营商业和供销社力所不及的，需要小商小贩去经营。他还提出小商小贩可以长途贩运。1961年5月9日，他在视察四川、陕西、河南、河北四省之后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国家规定‘不许远途贩运’，这一条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因为许多肩挑小贩对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方面有很大作用。如西安市需要砂锅，要经过小商小贩从秦岭以南的雒南县挑来。他们既是‘贩’，又是‘运’，如果不许‘远途贩运’，则砂锅这条来路实际上就断了。”他还重视城乡的集市贸易。他认为，“自由市场是农民的需要”，很热闹，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农民很高兴。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后，各地都限制甚至禁止自由市场的开设，朱德反对这个做法，说应该加强组织领导，“不可硬反，人民群众需要的东西反对不得”。
四、发展商品流通要办好交通运输事业。
便利的交通运输是使商品流通能够通畅的必要条件。朱德关怀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早在1950年，他就说过，“中国经济上最大的困难是运输问题，许多地方出产丰富，但是运不出来”，“必须在发展贸易中发展运输事业”。他提出“要特别注意发展铁路和轮船”，认为这些事业“比较落后，不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他重视内河的运输，提出要整理运河和港湾，以便利航运。批评“有些地方把河运管得太死，不许老百姓的木船走，不许木排上带东西等等”，认为这“对物资交流很不利”。1963年他在视察四川后于5月13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四川有大小几百条河流，水运直达上海。过去木船运输频繁，现在除了交通公司所有少数木船外，公社木船不从事物资交流的短途运输了”，强调要恢复和发展河运。他关心全国的公路建设事业，特别是山区的公路建设。他认为解决山区人民生活的贫困，单靠农业贷款和民政部门的救济是很不够的，必须发展山区的交通事业，把山区的物资运出来，同时把山区人民需要的东西运进去，这样既能活跃山区的经济，又能部分地解决国内某些工业生产原料的供应和城镇人民对土特产品等的需求。他还主张在偏僻地区利用骡马运输。1962年6月20日，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云南和川西一带，由于交通不便，过去主要靠‘马帮’来运输，今后若干年内，这种‘马帮’运输仍然是不可少的。”为了便于“马帮”的运输，他提出在交通沿线设立骡马店，以解决人和骡马等牲畜的宿食问题。总之，在我国交通落后的情况下，他主张把一切可能利用的交通运输工具都利用起来，使商品得以流通，促进我国经济的繁荣。

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
“对外贸易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工作，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建设，就需要进口机器装备、钢材和其他必要的物资，没有这些物资，国家建设就有困难。对外贸易工作也是体现我国的维护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的外交政策的重要环节之一。维护世界和平是个很重大的任务，发展贸易可以促成持久和平的实现，而持久和平实现了，贸易一定能更加发展。”
这是朱德关于我国开展对外贸易工作的重要意义谈的几句话。他是非常关心这个工作的。他说过，“我这个人就是想多搞点对外贸易”。他经常到外地视察，每到一处，几乎都对当地负责同志谈到要多搞点出口物资。不仅如此，他有时甚至是为了着重了解对外贸易问题和寻找对外贸易的资源而离京到外地去的，例如1957年他到云南、广西、广东和海南岛就是这样。
早在建国以前，朱德就提出了发展对外贸易问题。1949年4月21日，他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时说，我们要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要同日本、美国等国做生意。但1950年美国和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政策，这使我国的对外贸易不能不“一边倒”，绝大部分转向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即使如此，在1956年，他就预见到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将来还是要同我国做生意的，提出“我们应有所准备”。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象他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做生意的逐渐多起来了。在1961年，他指出今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要增加。
但是，当时对于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认识清楚了的。1956年，我们党提出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有人就产生关起门来建设、一切都要由自己制造的思想。朱德对此多次提出批评。他说：“我们不要关起门来用小套套把自己套死”，“只强调自己制造，不要进口，这不是先进思想，而是保守思想”。1958年1月10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说：要打破以为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应当实行闭关自守，单纯地追求各个方面都要在一国范围内做到自给自足的错误思想。他还进一步指出：“民族闭关自守，民族孤立发展经济的思想，是违反早在资本主义时代就已经开始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的客观规律的。”1962年，他针对一些人闭关自守的思想仍未得到解决，又一次强调：“大门是关不住的，总要和世界市场打通关系。”
由于客观上受国际条件的限制和主观上受相当一部分人闭关自守思想的影响，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贸易的领域是狭窄的，规模也没有达到可能的程度。这些主张闭关自守的人，严重曲解了自力更生的方针，把自力更生和发展对外贸易对立起来。他们不了解，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都必须发展对外贸易，以促进本国的经济建设。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经济长期落后，要使国家富强起来，就更加需要扩大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如果一切所需要的先进技术和设备，都靠自己摸索，关门奋斗，结果不但不会取得成功，反而必然与国际上的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来越大。只有进行对外贸易，卖出自己的产品，再从外国买回自己不能生产、生产不足或生产不合算的产品，一方面弥补自己的不足，另一方面促进出口产品的生产，这才能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朱德说过，自力更生不是说样样都要自己制造。和其他国家在乎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贸易，更有利于自力更生。把国内外的有利条件都利用起来，才能加快我国建设的步伐。他多次提出要正确理解自力更生与发展对外贸易的关系，不要因为强调自力更生而忽视发展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的中心问题是出口和进口。在当时有相当一部分人片面强调自力更生，主张样样都要自己制造的情况下，朱德明确地提出要“争取多出口，多进口，逐步地做到大出大进。”他指出，在对外贸易中“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以进养出’和‘以出带进’这两条”。所谓“以进养出”，就是说，以进口扶植出口，即把外国进口的物资和引进的先进技术很好地加以利用，制成优质产品，然后出口卖到外国去。这样做，就能促进我国出口商品的发展。他还主张进口一些原料加工成半成品或成品出口。他曾经举例说，从国外进口些亚麻、棉纱等，加工后再卖出去，卖工夫钱也有好处。他还提到上海是一个生产门类比较齐全、物质基础比较好和技术力量比较强的工业基地，但它单靠国内供应原料就“吃不饱”，不能充分发挥这个基地的生产能力，要从国外多进口原料才能让它“吃饱”。
所谓“以出带进”，就是说，以出口带动进口，即把我国的产品销售出去，换回外汇，以便引进必需的物资和先进技术。朱德重视钢材、机器设备、精密仪器等必需物资的引进，认为没有这些东西，我国的建设就会有困难。他还注意引进技术，认为凡是我国迫切需要的生产技术专利，都应该买回来，使我国在建设中少走弯路。为了学到先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他主张多请一些外国专家来我国工作。
在出口和进口的关系问题上，出口是关键，是第一位的。出口创汇是国家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扩展对外经济关系的基础。如果没有强大的出口作后盾，各项进口就很难保证。为了多出口，就必须有比较充足的货源。朱德对我国出口的货源是非常关心的。建国初期，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他到各地视察时，凡是能对外出口的东西，诸如茶叶、水果、烤烟、药材、桐油、猪鬃、蚕丝、羽毛等等，他都强调要多生产和搜集。以后我国的矿产品、轻工业品、手工业品和工艺美术品等出口的比重逐渐上升，他对煤炭、有色金属、锡、石棉、云母、棉织品、针织品、服装、绸缎、刺绣、地毯、景泰蓝、竹器等的生产都给予了很大的关注。随着我国工业的发展，他提出要有计划地组织某些工业品出口，其中包括一部分机器和成套设备。此外，他还主张“建筑公司也可以出口”，搞劳务输出。
怎样才能使我国的出口商品为外国购买者所欢迎，在国际市场上站得住脚呢？朱德提出，出口商品必须：(一)保证质量，经过严格的检查，合格的才能出口。 (二)规格要根据顾客的要求。绝不能按我们的主观想法去安排，以为我们造什么，人家就喜欢什么。 (三)包装要好。要照顾顾客的要求和习惯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为使我国能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工作，朱德提出下列几种政策性的意见：(一)改进外贸体制。上面不要统的过多，要下放一些管理职权，可以把一部分出口任务包给地方，并改进外汇分成办法，充分发挥地方经营出口的积极性。为减少经营管理环节，可以允许产地基层单位同外贸系统挂钩。(二)外贸部设立一个专门研究对外贸易的机构。这个机构负责对国际贸易问题和国外市场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搜集经济和技术情报，使对外出口和国内生产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三)要有一些搞商品出口的专家。这些人要懂业务，要政治思想强又懂得世界经济。 (四)要充分利用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出口阵地。港、澳是自由港，在那里各国商品的交易频繁，我国可以通过这两个跳板把商品转口到世界各地。他还认为，海南岛既邻近港、澳，岛上又矿产丰富，水产品和经济作物种类繁多，水路交通四通八达，许多港口可以建设成商港，是我国一个很好的出口基地，应积极组织力量从速进行开发工作。对这样一个“宝岛”，“即使多下点本钱，也是值得的”。
对我国的对外贸易工作，朱德曾要求“争取多出口，多进口，逐步地做到大出大进”，这在他生前没有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发展对外贸易，我们相信，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朱德的这个期望将会得到实现，我国在世界市场上将占有重要的地位。
要让农民富裕起来
“要让农民富裕起来”，这是朱德一贯的主张。早在建国之前，1948年6月2日，在给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等的信中，在谈到生产问题时，他就指出：应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生产才能往上涨。以后一直往上涨，才是兴旺的新中国。而他强调这个问题则是在1958年全国农村兴起人民公社化以后的几年。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朱德是赞成的，并为它作过宣传。可是，随着运动的猛烈开展，农村刮起“共产风”，他到河南、广东、湖南、吉林、辽宁等省调查了解，接触到的现实使他深深感到不安。生产资料实行单一的公社所有制。贫队富队收入拉平。抹煞社员贡献大小的差别，采用供给制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社员的房子、炊具、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无偿调用，他们的家禽家畜集中起来归食堂饲养，自留地被没收作食堂的菜地。农民被“共产”了，穷了。
当时有一种说法，说农民穷有穷的好处。他们认为，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完成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快的三、四年，慢的五、六年，过渡到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事情。如果农民富了，他们就会发展资本主义，不如趁穷之势实行过渡，这可能有利些，不然就会增加阻力，难于过渡。
朱德反对这种说法和人民公社的这种做法。他是主张农民富裕的。他认为，生产资料绝大部分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怕发展资本主义，这是多余的顾虑。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1959年7月6日，他在庐山会议中南组会上发言，说：“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同月8日，他又和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谈到这个问题，说：“究竟是让农民富，还是让农民穷？许多干部看不清这个问题。我看应当让他们富。”到1962年，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9月25日，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满怀信心地说：“农民以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在这时，关于农民致富的问题，在一些干部的思想上仍有疑虑，他又作了解释，说：“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那能建成社会主义？”
朱德主张让农民富裕，道理很明白。农村人口占全国80%，农民不富，就是全国绝大多数人不富，整个国家不富。农民口袋里缺钱，很多工业品买不起，这样工业品就打不开销路，工业要大发展就不可能，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更无从谈起。反之，农民富了，有了钱，他们会拿出一部分用在衣、食、住、行方面，改善生活；一部分用来购买机器等生产资料，进行扩大再生产；又一部分放在发展教育、医疗以及文娱活动等事业上，以提高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朱德说过：农民富裕了，才有力量进行交通、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建设。有钱买机器，就可以加速发展农业机械化。
农民怎样才能富裕？朱德曾经说过：“社会主义是建筑在劳动基础之上的。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和人民生活富裕的源泉”。农民要富裕，正当的途径，当然只有依靠自身的辛勤劳动。而在农业生产中，根据中国的特点，他提出除生产米粮外，要注意搞多种经营。或者说，要使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和副业三者多样性地结合起来。他说，要多发展经济作物，农民才能富裕。要多搞副业生产，副业发展了，社员收入增加，生活水平就提高了。他指出很多地方都有土特产品、山货药材。各地都可以根据各自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种植适宜的经济作物，例如海南岛种咖啡、可可、橡胶、椰子，四川种竹、木、籐、棕，新疆种棉花，内蒙和东北种糖萝卜，井冈山地区种竹子，太行山区种核桃，沙土地种花生，水边种苇子。副业的门类很多：畜牧业可以养鸡、鸭、鹅、兔、猪、牛、羊；轻工业可以酿酒、榨油、磨粉；手工业可以用箬叶编草帽、用毛竹造竹器；有些矿产还可以有组织地去开采，等等。这些东西都是群众需要的，有的还是工业原料、出口物资，同时又是值钱的，卖了出去，农民可以增加收入。
农民的经济收入，不外两个来源：一是从参加集体生产中分得的部分，一是参加集体生产以外的个人(连同他的家庭成员)劳动所得。朱德在重视农民积极参加集体生产的同时，对农民个人的劳动给予密切的关注。他认为很多副业是要集体和家庭并举才有利于生产的，如种茶树和养猪；有些是公养和私养并重，而以私为主，如养蚕。他还认为，农民在参加集体生产之余，还有相当多的时间可以从事生产，家庭的辅助劳力可以搞自留地，养鸡、鸭、鹅、蚕等。1963年5月13日，他在视察四川、陕西、河南三省后致函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说：“现在农村除抓粮食生产外，领导上必须大抓副业生产。”“应当十分注意发展集体和社员家庭副业生产，否则不仅浪费了劳动力，而且对于集体经济的巩固也是不利的。”因此“应当发动生产队积极组织多种副业经营，并且应当允许社员搞”。特别是，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生产队单纯抓粮食，要是不让社员搞副业，社员的生活就会发生很大的困难。他说过：“农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他对过多地限制家庭副业很不满意，说：“限制家庭副业，搞死了，要解除禁令!”
朱德尊重农民的劳动所得。人民公社化运动刮起的“共产风”，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在1959年举行的庐山会议前期，不论在会上发言还是会前会后和各地负责人个别谈话，他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了很多意见，其中有两点他是很强调的：一是针对社员的房屋、家具、衣被等被无偿调用，指出这违反了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的原则。他说生活资料不归私有，不归个人支配，群众生产就没有搞头，反之就有积极性；一是针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混乱情况，指出要承认农民的私人所有制。7月23日，他在庐山会议第一小组上发言，说所有制问题是个“大事情”。“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还有一种私人所有制。没有私人所有制不行。”他说保留一点私有制，农民才有积极性，才愿意多生产一些东西来供应市场，否则他就不搞。
朱德主张农民共同富裕。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不认为采取贫富拉平、大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齐步走的办法是正确的。上述他主张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和生产资料的农民私人所有制就明显地说明这一点。由于每个家庭劳动力的多与少和强与弱的不同，耕作的技术水平各异，各家的收入多寡有区别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他说，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那么多婆娘娃娃，不是家庭负责，谁能负责？至于因此可能产生个别或少数贫困户，那只能采取另外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诚然，朱德当时未能提出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主张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农民搞各种农副业专业户，搞商业、工业、服务业等，这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认识的局限，是不能苛求的。而在有人主张让农民致穷的时候，他提出要致富；在有人企图早日消灭生产资料的农民私人所有制的时候，他主张保留；在种自留地、搞农业多种经营和副业生产长期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私有制残余”加以批判和遏制的时候，他却反复提倡——所有这些，充分显示了朱德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历史证明，他对农村的经济情况和农民的愿望有深刻的了解，他的主张是正确的，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有利的。

（来源：《党的文献》1989年第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