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在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的重要作用
徐宝来
1930年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后，赣西南革命根据地30多个县连成一片，建立了中共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中央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苏区迅猛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极为震惊。蒋介石立即从大胜的中原大战调集兵力，向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围剿”。这次“围剿”，成为南京政府统一指挥下的全局性行动，企图在半年内消灭红军。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五次反“围剿”，共消灭敌人13.2万人，缴获各类武器7.5万多件，中央苏区日益扩大，红军队伍不断壮大，由3万多人发展到10余万人。身为红一方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的朱德，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战略上，坚持“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1930年10月25日，朱德、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到新余罗坊，召开中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联席会议，作出“诱敌深入”的重要决策。此前的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而“诱敌深入”就是针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定的战略方针。“诱敌深入”，就是当优势强敌扑来时红军先向根据地内退却，避开不利于红军的决战，以保存实力，然后依靠根据地内民众的支持和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发现和造成敌人的弱点，集中兵力待机破敌。在罗坊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指出：“在强大的敌人进攻面前，红军决不能去冒险攻打南昌，必须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选择好战场，创造有利条件，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实行人民战争，把敌人放进来，才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页。】
朱德在讲话中完全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指出：在强大的敌军已经在南昌、九江周围集结的情况下，决不能冒险去打南昌、九江，只能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东渡赣江，在革命根据地消灭敌人。经过毛泽东、朱德的耐心说服，会议统一了认识，一致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0月30日，罗坊会议正式通过了1、3军团协同作战一起东渡赣江、实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为以后打破国民党军第一、二、三次“围剿”制订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罗坊会议是红军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一结束，红一方面军在“诱敌深入”的正确作战方针指导下，立即投人第一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于12月连续取得了龙冈、东韶两个胜仗，歼灭张辉琐、谭道源等部15000人，缴获各种武器12000余件，还缴获电台等其他军用物资，俘获师长张辉琐，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第一次反“围剿”是中国工农红军建立后歼敌最多、战果最巨大的一次战役，也是红军向运动战转变过程中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意义十分重大。193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在第二次反“围剿”中，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意见，不赞成“分兵退敌”的策略，更不同意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建立新苏区的主张。他根据第一次反“围剿”的经验，认为虽然国民党军队比红军多六、七倍，但是，只要实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依靠人民群众，利用对方的弱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打破第二次“围剿”是完全可能的。
1931年4月30日，苏区中央局东固会议一致肯定了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还通过了毛泽东、朱德精心制定的整个战役中连续作战的方案。
红军按照“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从5月16日至31日，在由西至东的800里战线上横扫千军如卷席，连续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5个胜仗，共歼敌3万多人，缴枪2万多支，还缴获了粮食、西药、电台、弹药等大量军用物资。
中共中央在同年8月的指示信中赞扬说：“一、三集团（军）二次冲破敌人的‘围剿’，14日之内转战四五百里，战败敌人在八师以上，这种伟大的胜利，是无可比拟的。”【《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98页。】
二、理论上，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指导红军提髙作战能力
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来得快而且突然，红军没有得到必要的休整，要打破超过自己10倍的30万敌军的大规模“围剿”，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了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提高军队素质，强调集中指挥和统一训练，以增强红军的战斗能力，朱德撰写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并在中共苏区中央机关报《战斗》上连载。文章从红军的阶级性、党性、政治训练、军事技术、红军纪律、统一的训练与集中指挥等六个方面论述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
第一，确保红军的阶级性。朱德指出：红军是工农的军队，也可以说是一切劳苦群众的军队。
第二，红军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下。文章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工农红军成长的过程来论述：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工农红军只有在共产党正确领导之下才能够完成它的历史的伟大任务。”“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经过红军中的政治委员在政治机关（政治部与政治处）实行它的领导作用。
第三，“政治训练的重要”。朱德在文中说：“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髙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
朱德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34年2月7日，朱德在瑞金“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指出：我们的红军从游击队到现在大规模的正规军，这是从政治工作领导得来的，也就是由党和无产阶级领导起来的。如果没有政治工作，没有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会产生红军的。红军因为有政治工作，才能保证它为本阶级利益而牺牲，才是英勇无敌的百战百胜的红军。
第四，“军事技术的提高”。朱德一向重视不断提髙红军的军事技术。要求红军在战术方面必然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然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的知识，以便找出从敌中间得到新式武器时，一到手就知道如何使用。
第五，“自觉遵守铁的纪律。”文章说：“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精神的养成和提高，就是使各个指挥员战斗员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汇合成全军的忠实勇敢，服从纪律。有了这样自觉地遵守纪律的红军，就是铁的红军。”
第六，“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文章指出，要使红军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之下，有最大限度的集中性，去消灭它的敌人的武装。【《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在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进攻的时候，朱德发表这篇文章，对提高红一方面军乃至整个红军的作战能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以后红军的建设也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三、战术上，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术
毛泽东、朱德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摸索、总结了游击战、运动战“十六字诀”，用以指导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斗争。毛泽东曾将它题写成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1.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1930年12月16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围剿”军被“诱”到中央苏区腹地，红军转入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到来，决战即将开始。这一仗该怎么打？先打对方哪一部分？朱德和毛泽东经过周密考虑，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先打左翼的张辉瓒部和第18师或离红军主力最近的谭道源第50师，因为张辉瓒、谭道源两师是“围剿”主力军，是“围剿”军总司令江西主席鲁涤平的嫡系部队，张又是前线总指挥，消灭此两师，“围剿”就基本上打破了。红军实行中间突破，将敌人的阵线打开一缺口，使敌东西各纵队被分离为远距离的两群。然后进行各个击破，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破这次大规模“围剿”。
12月30日，龙冈山大雾弥漫。红军在弥漫大雾的掩护下悄悄地进入阵地，朱德、毛泽东进入小别山指挥所，居高临下。由于红军行动秘密神速，群众严密封锁消息，张辉瓒部进到龙冈后根本不知道红军主力已在此隐蔽集结，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尚在百里之外，毫无顾忌地向龙冈推进。上午9时许，张师先头部队突然遭到红3军第7师的猛烈攻击。张辉瓒错误地判断，戴岳旅遇到的不过是游击队，不是红军主力，他既没有及时地增援前方，也不戒备侧翼，而是命令戴旅拼命抵抗。戴旅遭到红军三面夹击，被红军全歼，张辉琐成了瓮中之鳖。
2.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1931年7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朱德、毛泽东于28日率部到兴国北部的高兴圩休整。敌错误地判断红军主力有西渡赣江的意图，便集中9个师的兵力，分几路向兴国猛扑过来，企图围歼红军主力于赣江东岸。形势如此险恶，红军该从何突破？朱德、毛泽东率部到达高兴圩的当天立刻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方案。会议决议：实行“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分两步走，第一步，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第二步，及敌回头北向，必很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
8月13日，红军遭遇第一次反“围剿”以来最危险的时刻，敌人从东南北三面对屯军黄坡的红军主力形成密集的包围圈，准备进行决战。这时，如果决策和指挥稍有失误，红军就会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朱德、毛泽东连夜在君阜一座庙里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朱德等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毛泽东意见，认为在此严峻的情况下应该避免同超过红军数倍的敌军决战，应该用一部分兵力牵制敌军，掩护红军主力悄悄西进，隐蔽待机。按照这一作战方针，8月15日夜间，红军主力终于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隐蔽在兴国东北部白石、执边的深山密林中。
第三次反“围剿”在朱德、毛泽东正确的战术方针指导下，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了莲塘、良村、黄坡、高兴墟、老营盘、方石岭6次战斗的重大胜利，共歼敌7个师3万余人，击毙敌旅长张銮诏、第54副师长魏我威、参谋长刘家琪等军官，缴获各种武器2万余件。
四、力量上，依靠群众、扩大红军、发展苏区
朱德说：“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当时我们只有5万人，3万支枪，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1页。】
1.分兵游击，发动群众
1930年3月下旬，蒋介石忙于在北方准备同阎锡山、冯玉祥部作战，赣南、闽西空虚，朱德、毛泽东利用这一大好时机，争取群众，打通三省联系，实行“分兵游击”的方针，对红4军、红5军、红6军的行动做了新的部署：以3个月为期，分散在赣南、赣西、闽西、东江、湘鄂輳等广阔地域内，发动群众，全面开展土地革命，分配土地，建设政权，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把闽、粤、赣三省的苏维埃区域联系起来。【《前委通告》第3号，1930年3月18日，《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
同年6月，赣西南地区大力发展地方武装，扩大红军，将各地特务队扩大为红军第1、2、3、4纵队。接着，又将赣西第20纵队、11纵队、四纵队合编为红20军，有枪2000多枝。该地区有组织的群众150万，到1930年10月攻取吉安城时达到400多万，武装群众100万左右，扩大红军10万，30个独立团（每团千人），70团预备军，并办起一所规模较大的红军学校，学生七、八百人。【《江西的中央苏区》，《特约通讯》1931年9月3日。】赣西南34个县建立赤色政权，占领县城14个，整个红色区域纵长400里，横宽300里，有赤色群众400万。赣南地区将原来的第21至28共8个纵队，编成红20军，陈毅为军长，有枪2000多枝，下辖5个纵队。这样和闽西、东江、湘南、湘东、鄂南等几块红色区域连成一大片。
1930年9月，红一方面军决定攻打吉安，9月26日，赣西南特委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立即组织数万群众首先包围吉安城，准备第九次攻打吉安。9月底，红一军团、红20军分三路低近吉安，特委组织群众成立起向导队、赤卫纵队、少先纵队、冲锋队、粮食处、禾杆队、破坏队、运输队、救护队、担架队，配合主力红军上前线。10月2日红1军团集结于吉水阜田，毛泽东、朱德下达进攻吉安的命令，分5路进发，军民大会战，配合密切，终于10月4日晚攻取吉安城。当晚毛泽东、朱德进了城。10月7日，在吉安城举行20万群众大会，朱德出席了军民庆祝大会，宣布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方志敏、陈正人、彭德怀、毛泽东、朱德等53人为委员。同时随即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朱德在大会上讲话，号召扩大苏区，扩大红军，准备迎接敌人新的进攻。他说，我们工人、农民，我们工农红军，要打他几十个州县，打天下嘛！这次打下吉安，使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对开展赣西南的革命斗争、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30年4月5日《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10月7日《赣西南刘士奇向中央的综合报告》。】
1962年3月，朱德到吉安视察，旧地重游，写下了《忆打吉安》：“八打吉安未收功，四面包围群众中。红军速到声威振，一克名城赣水红。”
2.消灭土围子，赢得苏区群众
1930年10月14日，朱德、毛泽东发布训令说：“土围子炮楼是土豪最后营垒，不消灭这一最后营垒，许多的农民群众还是不敢起来，为要肃清赤白对立，夺取广大群众，并捉得土豪筹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灭土围子炮楼。”【《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页。】瑞金、于都土匪猖獗，土围子炮
楼成了靖卫团的顽固据点，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反“围剿”斗争构成威胁。红35军军长邓毅刚奉朱德命令，在瑞金、于都一带发起拔土围子战斗。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用“棺材地雷”从地洞轰炸土围子，连续拔掉几十个地主豪绅负隅顽抗的堡垒，当场击毙大土豪钟运标，活捉钟子先、黄华泽等200余个地主豪绅。为红军筹得很多枪弹、款子和粮食，还将打土围子获得的粮食衣物分给贫苦农民，保卫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一次打土围子战斗中邓毅刚不幸中弹牺牲。他的牺牲使苏区群众万分悲痛，更感动了当地群众，瑞金、于都一带有十几万群众自发起来奔赴前线，支援红军。
3.发展新区，巩固中央苏区
湘粤赣边的汝城、崇义、桂东、仁化，是毛泽东、朱德、陈毅曾经活动过的地方。特别是汝城，曾被中共中央确定为湘南秋收起义的中心，又是湘南起义的策源地，有雄厚的革命基础，大批革命群众急需组织发动；胡凤璋、何其朗两股顽敌是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心腹大患，必须加紧除掉。1931年2月，张云逸、邓小平、李明瑞率红7军由广西百色经湖南宜章、汝城、桂东、酃县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红7军沿途宣传红军宗旨，动员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参加红军。
彭德怀根据朱德和苏区中央局指示，于1932年4至5月率红3军团在湘赣边界开辟新的苏区。4月17日，红3军团政治部在上犹营前成立河西道委，决定巩固上犹崇义苏区，加紧桂阳（即汝城）桂东之东等地工作，打通与湘赣省的联系。接着，红3军团在崇义文英和汝城集龙、热水、濠头一带建政扩红，红军同湘粤赣边区游击队约1万余人，向胡凤库、何其朗部发起进攻，攻克汝城，扫清中央苏区西部的最大障碍。红3军团第3师教导队在汝城县模范学校举办训练班。学员毕业后分配到汝城、桂东、汤湖、上犹、崇义等县工作，开辟苏区新区。在彭德怀、徐策的帮助下，于集龙成立了汝城县革命委员会，何本有任主席，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插标分田运动。何本有、廖炳南、谢发明、李熙成等大批青年投入到红军队伍。
1931年6月，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向北推进，到宜黄以南和南丰、南城、黎川之间，以及建宁、泰宁的闽赣边界，在这些地区开展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筹款、筹粮等各项工作。因为这一地区地势偏僻，受敌人威胁较小，山地纵横，无河川阻隔，最适宜造成新战场；有粮款可筹，一年内不愁供给；群众很多，可以扩大红军。并下达了要完成的任务。
果然，在毛泽东、朱德和临时总前委的领导下，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开进这些地区，不到一个月，分兵在赣东、赣南、闽西、闽西北的广大区域内，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筹集大量给养和经费，组建新部队，整训军队，为即将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准备了条件。由于发动了群众，扩大了根据地，毛泽东、朱德的巧妙指挥，进入中央苏区巳两个月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东碰西撞，多次扑空，始终没有找到红军主力实行决战，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再加上苏区实行坚壁清野，赤卫队神出鬼没，把敌军搞得精疲力竭，晕头转向，如“盲人瞎马，日暮途穷”，“肥的拖瘦，瘦的拖死”，日食不饱，夜宿不宁，油盐告绝，士气低落，无力再同红军作战，正所谓“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兴国人民革命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5页。】
五、大局上，维护团结，争取反“围剿”胜利
1.妥善处理富田事件
1930年12月上旬，正当毛泽东在黄陂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讨论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方案之际，在革命根据地内部发生了震惊一时的“富田事件”。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籁西南党组织在1930年上半年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犯了严重扩大化错误，错杀了一些同志。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和红20军少数领导干部，反对罗坊会议确定的“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错误地指责它是“右倾”、“逃跑”的方针，仍主张夺取中心城市。总前委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所在地——吉安县富田，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实际上北伐战争后不久“AB团”早已解体）。
12月12日，红20军少数领导人带领部队在富田包围当地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人员，并将全军拉到赣江以西地区。他们模仿毛泽东的笔迹，伪造了一封毛泽东给总前委秘书长古柏的信。信中说，毛泽东要古柏把朱德、彭德怀、黄公略打成“AB团”的主犯。字体学得比较像，但是露出了马脚——毛泽东写信，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他们故意将这封伪造的信送给朱德、彭德怀、黄公略。
红20军由赣江东岸拉到赣江以西的永新、莲花一带活动时，沿途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影响恶劣。朱德收到那封伪造的信后，一下子就看出了破绽，立即把这封信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着问朱德：“你怎么还送给我呀?”朱德回答：“我不相信这封信是你写的。”【《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270页。】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认为，这些极端错误的行为严重地分裂了红军，只能有利于敌人的“围剿”，不利于红军的反“围剿”，便于12月17日联名发表《为富田事变宣言》，严厉批评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20军少数领导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他们提出的错误口号是“分裂革命势力”，并说：“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扩大会议的路线相符合。”宣言维护“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是争取革命胜利唯一的正确策略。宣言明确表示：“朱、毛、彭、黄团结到底。”
接着，12月18日，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又联名发表《给曾炳春等的一封公开的信》（曾炳春是红20军政委），坚决维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指出：“诱敌深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毛泽东同志“右倾”，等于无的放矢。“目前决战在即，凡是革命的布尔塞维克同志，应站在共产党总前委领导之下，一致团结坚决消灭敌人，谁不执行这一任务，谁破坏这一任务，谁就是革命的罪人。”【《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68-270页。】
由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的坚决态度和说服教育，克服了“富田事变”造成的严重危机，维护了团结，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内部得到稳定和巩固。确保了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伟大胜利。
2.在困境中尽心尽责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项英、李德主持下的中央和中革军委顽固坚持“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的“左”倾冒险主义，主观武断、死搬教条、独断专行，根本不尊重朱德、周恩来等前方最高指挥员，拒绝接受他们的正确意见，导致坐失良机，严重失利。朱德、周恩来以革命大局为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下仍然尽心尽责，坚定信念，一方面不断向中央和军委汇报前方的情况，提出建议，一方面又不得不执行上级的决策，只能在实际运用时尽量考虑得周到细致，尽量减少因错误决策而造成的损失。朱德说：“‘失败乃成功之母’，无论遭到多大的挫折，胜利终将属于我们。”【《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72页。】
六、决策上，善于总结经验教训
对每次反“围剿”战斗的胜利或失利，朱德总是善于总结分析其经验和教训。
1.分析黄陂东陂战役的经验与教训
1933年5月28日，朱德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验与教训》中认为：两次战役取胜的经验：一是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一举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3个师，从而粉碎了敌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开创了红军大兵团山地伏击战取胜的战例。二是随着敌人战略战术的变化而改变红军的战略战术。例如，“敌人将3个纵队缩编为两个纵队，将分进合击之战略，改为两纵队重迭作中间突破的战略。”“前后两纵队重迭，以6个师的纵深配备行军，长径遂达三日行程以上。敌人完全未顾及到这点，只是企图中间突破我红军阵线，占领广昌。”“我们的战略以各个击破为原则，以红11军箱制和吸引其先头纵队东进，待其通过四个师后，即截断敌之后纵队两个师。”三是红军战术迅速、秘密、坚决，出其不意，确保秘密。南丰撤围后，红11军东出迷惑敌人，按期达到，敌人误认为红军主力东移黎川，而红军主力则南进又转向西进，很迅速地到达目的地。在边区行动时，敌人始终不知红军主力所在地，数万红军大规模袭击之。四是游击队、独立师、独立团和地方工作配合红军作战。独5师、独4师和各独立团、各小游击队，开展破坏敌人交通桥梁、辎重，迷惑敌人，恐吓敌人等游击活动。包围敌52、59师，让主力红军袭击成功，游击队在敌侧背后频繁活动，参加战斗，步步防守，获得俘虏及枪、子弹等。因此，“（1933年）2月27日，方面军出敌不意，袭击敌52、59两个师于登仙桥、摩罗嶂、霍源、黄陂各地点，遂取得了将52师消灭，将59师消灭了4个团，敌两个师长（李明、陈时骥）的空前伟大胜利。”【《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页。】
缺点和教训是，缺乏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例如3月1日迎击敌11师最为有利，但红军主力之一部只派一部分兵力增援红21军解决大华山的一个团，其余集中待命。这一日，红一方面军已解决敌人两个师，敌11师才赶到河口向霍源增援，正是消灭敌11师的好机会。但红军主力军机断专行不足，不能将部队事先移到右翼。此
外，通信联络不及时。如3月1日11时为总攻敌11师，有许多部队到午后才收到电报，时机已错过，总攻未执行。敌人二、三纵队的增援于2日达到河口附近，红军不能再行攻击，只得撤出战斗。未能按时设置有线电话。专靠无线电通信，把它当成最重要的工具，而放松了其他通信工具的利用，这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无线电易出毛病，还易泄露秘密。有线电话是指挥上最合适的工具，致使东陂、黄陂两役不能适时指挥。未运用旗语。打扫战场、办理战后事不尽责。很多武器、弹药等战利品未清收回去；对俘虏未做好回头工作，为我而战。
2.吸取第五次反“围剿”的沉痛教训
朱德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博古、项英、李德主持下的中央和中革军委“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他们剥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前方最髙指挥权，根本不尊重他们，拒绝接受他们的正确意见；主观武断、死搬教条、独断专行，导致惨败。在后来的遵义会议上，朱德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伍修权回忆道：“朱德同志历来谦逊稳重，这次发言时却声色俱厉地追究临时中央的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依靠外国人李德弄得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他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遵义会议最后形成了决议，分清了红军战略战术的根本是非，肯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徐宝来，汝城县史志办公室
（来源：《朱德与人民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