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朱德关于农民富裕思想

试析朱德关于农民富裕思想

杨志强

朱德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深受我国各族人民的敬重和爱戴。他出生于四川一个贫苦佃农家庭，熟悉农村境况，深知农民生活艰难。新中国成立后，他怀着要使我国农民迅速过上富裕生活的夙愿，不顾年事已高，在理论上积极探索农民富裕之真理，在实践中坚持调查研究，寻求富裕之方法。学习和研究朱德关于农民富裕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既可以加深我们对朱德思想理论的理解，又可以为我们研究和推进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思想启迪。

一 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农民富裕奠定物质基础

人们为了生活，就必须生产出生活资料，制造出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这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真理，也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朱德确信唯物史观所揭示的真理，他认为：革命并不是终极目标，它仅仅解除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束缚，只有发展生产才是最重要的；发展生产，是建设先进、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基本要求，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过上富裕生活的根本物质保证。

还在解放战争期间，1947年9月，朱德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指出：“在农民分得了田地之后，要注意大力发展生产，除搞好农、副业生产外，还要发展工业、手工业和运输业，这样对军事和发展经济都有利。”“土改搞好了，我们的基础就稳固，就能打垮任何敌人。同时还要搞好生产，不搞好生产，群众就要反对；搞好了生产，我们就能富裕和繁荣。”他的讲话表明：发展生产，是解放区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后的自发要求，是支援当时如火如荼进行的解放战争的需要，是农民富裕国家繁荣的必然选择。这年底，朱德在同冀中各经济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更是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是基础”的观点，他指出：“经济建设是基础。我们打仗为了什么呢？为的是生产建设。土改又为了什么呢？也是为生产建设……战争是暂时的，生产是永久的。土改完成后，不论党务工作、政权工作、群众团体工作，都要注意发展生产建设。” 12月10日，朱德在中央工委会议上听取聂荣臻汇报工作时，提出工业要援助农业、农副业要协调发展，这事实上为农民致富提供了适当的方法和途径。他说：“工业、手工业要配合农业的发展，农业必须有工业的援助，否则农民的经济活跃不起来。如果只搞好土改，只是农业上了轨道，而其他未上轨道，农业也就不能发展。我看到许多农民除经营农业外，一年中有半年无事可做，必须组织起来发展副业，那就富裕了。生产发展了，农民富裕了，这是支援战争的雄厚的物质基础，也是今后经济发展的雄厚的物质基础。”朱德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对革命战争、农民致富和今后国家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与当时有些干部不安心经济工作和生产工作、农民存在不敢致富的顾虑有一定的关系。为了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认识，朱德提出：“应克服不敢致富的思想，生产才能往上涨。以后一直往上涨，才是兴旺的新中国。”从这可以看出，朱德所理解的新中国是物质雄厚、生产高涨、农民富裕的国家，同时也预示了在即将到来的新社会里农民生活的美好前景。

如果说朱德的这些设想在革命战争年代只能在我国的局部地区得到实施的话，那么新中国的建立，则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前提条件，开辟了宽阔的道路。但必须注意的是，探寻农民的富裕之路，必须从我国农村的现实状况、农业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出发。朱德认为：由于我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农民国家，要实现从经济文化落后的传统农业国家向富强先进的现代工业国家的转变，发展生产是关键环节。只有加速农业发展的步伐，促进农村地区的繁荣，才能为农民奠定富裕坚实的物质基础。他指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最根本的困难，就是在于我们的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我们的国家原来被帝国主义剥削得很穷，我们是在遗产很少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家业的。”因此，“今后中国人民的任务，一面要继续肃清反动派的残余力量，另一面要用极大的力量恢复和发展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在经济上要把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在文化上要从一个文盲遍地、文化落后的旧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教育普及、文化发达的新中国。”为增强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对这个艰巨任务的认识，朱德利用种种机会强调发展生产的极端重要性，他先后提出：“我们目前最大的事情就是要发展生产。”“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努力发展生产。”“要建设幸福的生活，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发展了，东西多了，国家和人民才能富裕起来。”“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增进人民的福利。今后我们必须继续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改善人民的卫生条件。”等等。

朱德还提出要坚定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基础性地位的认识。1959年2月，他在广东视察时指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对这个问题必须要有坚定明确的认识。中国人口多，吃饭穿衣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因此，要把发展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朱德如此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目的就是要使农民富裕起来。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针对当时我国农业发展的现状，朱德意味深长地说：“农民以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人人富，共同富裕。”朱德提出的“共同富裕”，是指全体农民的共同富裕，其深刻内涵就是：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我国全体农民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才能达到共同富裕。这既反映朱德对我国农民的迫切愿望和要求的高度认知，又说明全体农民共同富裕是建设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但是，由于当时社会上流行发家致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口号，而且这次会议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因此，朱德在当时能够提出农民要共同致富的观点，不能不说他具有非凡的胆识。朱德是按照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来解读农民的愿望和目标的，即社会主义是不怕农民致富的，不但不怕，而且应该鼓励致富，“群众的生活应该是越富越好。”发展农业对社会主义事业是至关重要的。农业不发达，农民不富裕，要建成社会主义是困难的。他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要让农民富裕起来，只有农民富裕了，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活跃起来。”如今，朱德的愿意得到了初步实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村状况大为改观，农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目前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广大农民正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迈步前进。

二 积极引导农业多种经营，为农民富裕提供重要途径

我国是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农民世世代代以种植粮食为生，始终无法摆脱贫困的境地。朱德对粮食生产是非常重视的，因为这关系到国计民生。他指出：“粮食生产一定要过关。否则，哪个国家也养活不起我们这么多人。”但是，解决了粮食问题，仅仅解决了农民的基本生活问题，而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致富问题，所以必须开拓新的发展思路，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全体农民共同致富之路来。基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大等特点，朱德积极倡导要因地适宜地引导农业搞多种经营，发展副业生产，这事实上为农民致富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

1955年党中央召开中共七届六中全会，研究讨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朱德10月8日在大会发言时着重谈了农业多种经营的问题。他说：“由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劳动生产率必然大大地提高，在人多地少的地方，就可能发生劳动力相对剩余的问题。对于这部分劳动力，必须预先计划和安排，使之能有合理的出路。除了用到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提高耕作等方面外，还应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向多种经济方面发展……真正做到‘靠山吃山养山，靠水吃水治水’，使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会议期间，朱德在同黑龙江和吉林二省主要领导谈话时又指出：东北无霜期短，农田劳动有半年闲，可以把劳力转到副业、林业生产上来。不要单纯只搞农业，要向多种经营的方向发展。可以看出，朱德提出农业多种经营的发展思路，首先是要解决农业合作化后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其次是，通过对剩余劳动力的安排，一方面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发展潜力，另一方面适合各地情况发展农业多种经营；再次，就是要做到人尽其力，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这个思路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具有可操作性。他在随后致中共四川仪陇县委的信中又指出：“在农业生产中，除生产米粮外，要注意搞多种经营。” 1956年4月2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时，朱德提出：“农业要充分发展”。“充分发展”就是农业内部结构要合理，不仅大力发展粮食生产，而且要大搞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同年，朱德视察山西和辽宁省后，对当地只重视农业、忽视副业的情况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计划“偏窄”，注意了农业，忽视了副业。“农村的副业收入减少，值得重视。”为此，他提出：“农业方面除集中力量增加粮、棉、麻等生产外，对于蚕丝、茶叶、药材、水果、咖啡、可可、植物油类等多种多样的生产，以及其他各种副业生产，也应该高度注意。”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朱德发言指出：“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农业经济方面，我国具有世界上少有的优良的地理条件，可以种植各种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作物，出产各种有用的和贵重的土产、特产，如丝、茶、药材、水果等等。但是，这些丰富的资源和有利的自然条件，我们还远远没有充分地加以利用。”他提出：我们要“在充分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的基础上，充分地利用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积极地发展生产，以便逐步地做到‘地尽其利’、‘人尽其力’和‘货尽其用’，这应当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的方针。”后来，他又提出：“要使农业社的粮食生产、经济作物及蚕、畜、禽等副业三者多样性地结合起来。”

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又高于实践。朱德在全国各地调查研究时，根据各地不同的气候、地理条件，对农业多种经营提出了许多合理建议，如：在广东应多发展养蚕事业；广西除了增产粮食，发展制糖、造纸等工业外，要大力发展土特产和开采矿产；海南岛要重视热带作物的生产；在内蒙古，农业、牧业都要大大发展；在云南要发展咖啡、紫胶、木棉、剑麻等经济作物；在新疆要抓紧开荒，除种好粮食外，还可以种棉花、油料，养蚕，养鱼。

可以设想一下，假如我国农业能够按照朱德的思路发展下去，农村经济的发展可能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广大农民也许会富裕得更快一些。可是，事与愿违，朱德这些可贵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要做的就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以便在以后的实践中走得更顺利些，少走些弯路。50年代末，我国经济工作中的“左”的指导思想滋长起来，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生产关系上片面地求大、求公、求纯，提出了“以粮为纲”的口号，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树统统收归社有，家庭副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加以取缔，农民失去了发家致富的生产资料。为了纠正这种偏向，1959年7月25日，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四小组会议上指出：“比如自留地，虽然是很少的一点地，但它是代表了农民作为私有者一面的。重新给了自留地，农民就高兴了。这个问题以后还应重视。” 1960年初他在北京和四川视察时再次强调：“要注意发展多种经营”，“要注意发展副业生产。”“山区也有山区的长处，要根据地形的不同，从实际出发，适宜于长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强求一律。” 4月2日，朱德在给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和自然条件很不相同，农作物的品种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以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这年11月3日，党中央根据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的实际情况，制定并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其中规定：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从各方面节约劳动力，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但各地仍然普遍存在对副业生产限制过多、农副产品价格低等问题。在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朱德把副业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提出了“正业（农业）和副业两条腿走路”的思想，他指出：“在农村还要抓农副业生产，用南泥湾精神多生产粮食和农副产品。不下这个决心是不行的！”“现在限制家庭副业太死了，要解除禁令！农业和副业结合起来，社员的收入就增多了，生产队也就富裕了，农村集体经济也就会巩固起来。”“农民的衣、食、住、行，光靠正业分点粮食解决不了，一定要靠家庭副业来解决。”朱德的讲话有两层意思：第一，“要解除限制家庭副业的禁令”，因为副业的发展在当时首先是解决农民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问题的需要，其次是解决农民富裕问题的需要；第二，农业和副业要协调发展，这是农民富裕和集体经济巩固发展的基础。应该说，朱德的呼吁和建议，充分考虑了农民的实际情况和利益以及全国各地的地理和自然条件，是适合实际的，也是切实可行的，但是，在当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

三 充分发挥农民生产积极性，为农民富裕提供不竭动力

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运动规律，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强大、决定性的因素。朱德熟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并把它运用到指导工作的实践中去。他认为：“众多的人口，是我国最大的生产力，是我国最宝贵的财产。” “过去我们打仗是依靠群众，今后搞建设同样要依靠群众。” 因此，农业的发展，关键在于依靠农民这个农村中“最强大的生产力”。只有充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能为农民富裕提供不竭的动力。

朱德认为，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首先要全面考虑我国农业所有制现状，适当估计农民的实际，解决妨碍农民生产积极性发挥的各种体制性因素。

我国农村经过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农业生产力充分释放出来，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民生活得到明显的改善。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以后，农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收归公社所有，这一方面逐步动摇农民对土地、耕畜的私有观念，打破各家各户自主经营的传统习惯，有利于培养农民的集体观念；另一方面，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公”、“纯”、“大”，脱离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超出了农民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因而妨碍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特别是对农村公共食堂，农民意见很大。公共食堂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不便利，不受农民的欢迎。

朱德较早的发现了公共食堂的弊端。1959年2月，他在同广东江门地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除了公共食堂的问题，朱德发现，更关键的是要解决农业所有制问题，从我国农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应该把全民所有制经济、集体所有制经济与个体所有制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保留个体所有制经济，勇于承认农民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这年5月，他在同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谈话时指出：“在发展农业问题上，目前我们既要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也要承认个体经济，否则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人心也不安定。农村现在有个口号叫‘吃饭不要钱’，我看行不通。”随后，朱德去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调查研究，就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阐述了他的意见。关于生活资料问题，朱德认为：“实践证明，如果生活资料不归私有，群众就没有劲头搞生产。”“只有生活资料归个人所有，归个人支配，才能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对群众意见很大的食堂问题，朱德提出：搞食堂要自愿，“愿意在农村公共食堂里吃饭的，就入食堂；不愿的，就在家吃。不要强迫命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如何看待家庭问题，朱德早在1957年12月27日撰写的《勤俭持家》一文中就阐述了他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不是要取消家庭，而是要使家庭更幸福更美满。”朱德在这次视察时再次强调：“要鼓励农民建立家务，修房子，搞家具，这样人心就稳定下来了。家庭巩固了，有饭吃，有衣穿，就可以更好地向前进。”“搞好群众的生活主要靠群众自己，而不是国家。六亿人口，谁包得了？不能没有家庭。”朱德在这里主要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保护农民的利益。如果只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不顾农民个人和家庭利益，就不可能有国家和集体的发展；农民建立了家业，生活富裕了，家庭巩固了，国家和集体就有了巩固的物质基础。所以朱德认为：“不要怕农民富，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哪能建成社会主义？”

朱德视察回京后，随即去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他在同中央部委和地方负责人的谈话以及在各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更加全面系统地阐述他发展农业的意见。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要稳定农村所有制，承认个体经济；要实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各自生活，食堂要坚持自愿参加的原则，要搞经济核算；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私有制是对公有制的补充，要保留家庭副业；要帮助农民建立家务。这些意见的核心含义就是：“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

遗憾的是，朱德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本人也被视为“右倾”而受到错误批评。但他仍一如既往地满怀对农民的关怀之情，处处为农民着想，思考富民之策。朱德坚持认为，应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使农民做到“安居乐业”，这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保证。他指出：“要使农民安居乐业。安居乐业是发展生产的根本保证。不能安居乐业，如何增加生产？所有的人都要安居乐业。”

长期以来，我国普遍存在农副产品和土特产的收购价格低，工业产品和农副产品价格悬殊的现象，直接影响了农民的收益，导致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降低。朱德认为，要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让农民快点富裕起来，应该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工业产品价格应该降低，虽然目前由于产品不足，要完全做到等价交换是有困难的，只能逐步缩小剪刀差。但是从长远来说，应该按照价值规律，逐步缩小工业品和农副产品在价格上的不合理的差距，使价格走向合理化，“建立各种价格的合理的比例关系。”

朱德认为，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必须支持农业的发展。他指出：各级地方政府应充分发掘潜力，开辟财源，发展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其他公共事业，满足人民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民政部门要加强基层政权的建设，发挥乡政权在各种建设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给基层政权以必要的财政物质基础；农村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保护农业生产，保证农业增产计划的实现；贸易部门要注意通过合作社把群众组织起来，生产外销需要的东西以及土特产品，“想办法把农民生产出来的东西收购上来，促使其扩大再生产”；商业部“应该积极扶植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不要怕背包袱”；银行“应该下乡，花不了多少钱，能够办大事”。

四 结 语

朱德关于如何发展我国农业，促进农民富裕的理论思考和思想观点，并没有鸿篇大论，主要散见于他与地方领导干部的谈话、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以及给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报告中。这些意见和建议虽然语言朴实无华，但是非常中肯、内涵深刻，意义深远。朱德关于农民致富的思想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方法论来说，给我们以下启示。第一，工作中要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朱德始终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他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指出：“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 1959年2月25日，朱德在中共广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讲话：“干部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倾听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依靠群众，大家商量，共同出主意，想办法，切实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依靠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干部以身作则，是我们胜利完成一切任务的法宝。”朱德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朱德以身为“农民的儿子”而骄傲，建国后，他差不多每年都要去乡村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为农民排忧解难。正是由于了解农民、了解农村，所以他才能提出许多切合农村、农民实际情况的关于农民致富的建议和方法。第二，必须坚持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必须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的想法和要求。为了探寻富民强国之路，朱德到全国各地调查研究，视察了全国除台湾、西藏、宁夏外的省、市、自治区。无论城市和乡村，山地和平原，海滨和内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制定和贯彻关于农民问题的政策和制度时，他总是深入到农民中间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他每到一个地方调查后，总是把他所了解到的情况及时地向中央报告，并提出各种合理化建议，供中央参考。

其次，从其内容来讲，朱德关于农民富裕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借鉴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时指出：“朱德同志提出了要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多种经营的观点”，这些“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此外，朱德提出的许多观点：如“经济建设是基础”、“工业、手工业要配合农业的发展”、“农民要共同富裕”、“要帮助农民建立家务”、“要使农民安居乐业”等等，无不闪烁着他思想的火花。虽然有些建议在当时没有实施，但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得到了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紧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的客观要求，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作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判断，制定和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我国农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农民的生活一步一个台阶地向前迈进。在这个历史机遇期，我们应该深入研究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农村和农业发展的思想，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和历史启迪；同时在实践中不断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创新新思路，探索新的农民富裕之路。

（来源：《全国朱德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20周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