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德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探索过程中的重大贡献

论朱德等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探索过程中的重大贡献

潘 鈜

一

我们党的理论建设是不断继承而又不断发展的。如果说从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到2007年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前后经历了26年；那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从毛泽东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十二大的开幕词，也经历了26年。这两个26年不能分开是不言自明的。从毛泽东开始探索到邓小平的正式形成，这一艰难探索过程中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也是不言自明的。在这一探索过程中，除起始于毛泽东、完成于邓小平外，也包含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他成员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的长期实践和艰难探索，特别是朱德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必须充分予以肯定的。

毋庸置疑，第一个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规律的是毛泽东。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毛泽东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论十大关系》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理论文献。毛泽东自己评价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自此以后，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人员，一方面通过实践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又努力总结工作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进行理论上的探索和创造。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历史文献中我们看到，除了毛泽东之外，最早提出接近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是刘少奇。1961年2月，刘少奇在会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保罗?汪戴尔，在交谈中说：1958年以前，我们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个时期，对建设毫无经验，就是照抄苏联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就想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自然条件、人口条件和政治条件，采取一定的办法进行建设。刘少奇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也是可以适用于全世界一切国家的，但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来运用这个真理，就会有不同的形式。中国的条件和欧洲的条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们要按照我们的条件采取一些办法进行建设。……其中有些办法是苏联没有的。一九五八年时，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搞得很快，一快，各方面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这当然就产生了困难。但这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知道该怎么办，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比较正确、比较完备的办法。”刘少奇最后说：“现在我们的经验还是不够的，要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以后，我们就可以比较熟悉，就可以摸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比较完备的路线。”同年6月30日庆祝建党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全党要开展一个学习社会主义建设的运动，以便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虽然刘少奇没有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但“摸到一条适合中国的比较完备的路线”的提法，已经有了这样的思想，这是无可怀疑的。

周恩来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主管政府工作的领导人。周恩来的建设目标十分明确，1963年1月，他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四个现代化”在后来的三届全国人大和四届全国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奋斗目标。1962年1月，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凯莱齐，针对中国援阿专家要求建设规模大而全、制定计划时间很长等问题时，周恩来说：“现在我们正在开会讨论这种建设思想不符合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的问题。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学苏联，建设思想是有毛病的。这怪我们，建设思想没有中国化。” 1963年10月接见西哈努克私人顾问、柬埔寨国家银行行长松山时说：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只有照抄苏联的经验。现在要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经验。特别是1963年10月12日，周恩来提出了：“我们需要探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天，他向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期召开的五个专业会议的代表作报告，在谈到国内建设问题时说：“为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概括的原则，计划经济，按比例地发展。但是具体的道路根据我们的总路线、总方针，还需要在实践中来发展，把它具体化，要创造自己的经验。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套完整的成功的经验。”周恩来认为过去“建设思想没有中国化”，现在要“摸索出一条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有十分重大意义的。

在观点上比刘少奇、周恩来更明确，在时间上比周恩来更早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是朱德。1963年3月19日指出：“目前，要看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两年后的1965年12月30日，在讲话中又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朱德的“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更鲜明，其深刻意义已经十分接近1982年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必须指出的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关于“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都有具体的、丰富的内容，他们都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把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但各人在不同的方面都有自己的显著的理论特色：如周恩来在国际方面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国内台湾问题上的“一纲四目”；刘少奇的“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陈云在经济体制方面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等等。特别是朱德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内涵十分丰富，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体系。本文就以朱德为例，对其“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作提要式阐述。

二

(一)朱德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让人民“共同富裕”。早在1952年8月，朱德就指出：我们进行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建设工作是多方面的，中心是经济建设，其他一切工作都应当为这个中心服务。1962年2月说：要发展生产，否则还叫什么社会主义?1962年9月25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言：“农民以后还是要富的，但不是少数人富，而是集体富，家家富，个个富，共同富裕。”即使在"文革"中，针对江青、康生的谬论，朱德斩钉截铁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在破坏革命。不搞好生产，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1976年7月初临终前某一天，还对来医院探望的李先念说：“我看还是要抓生产，哪有搞社会主义不抓生产的道理呢？”

(二)“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朱德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早在1955年他就批评经济建设中贪新、贪大、贪多的盲进倾向。1959年7月说：看来还是保留一点私有制，对公有制是个补充。1962年3月说：中国人口多，资本主义未得到充分发展，小生产还不能取消。朱德认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工农业都要发展商品生产。“经济核算、各负盈亏、商品交换、协作等都要搞出一套规距来。” 1963年10月致信周恩来、邓小平，提出要更好运用价值规律，组织一些人切实地研究，制订出更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价格政策。要理顺中央和地方、国营和私营、农业和工业、沿海和内地等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使国家的经济更快发展，人民的生活更大提高。

特别是1963年3月19日，听取陕西省委书记杨拯民汇报工作后说：“目前，要看到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建成社会主义，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5年12月30日主持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扩大的第二十四次会议，在讲话中更明确地说：“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三)朱德认为不能过早地否定个体经济，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要很好结合。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家庭责任制。农、林、畜、副、渔要协调发展。要重视山区建设。1959年5月指出：目前农业中主要问题是没有把发展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同发展个体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农村所有制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过早地否定个体经济是不对的，要退回去，让农民把自己的家务建立起来。1961年7月29日致函毛泽东，指出：“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农业上实行小段包工和家庭责任制，以便加快农业建设速度，抽出较多的时间参加手工业和副业生产。” 1963年说：只顾国家、集体不顾个人，就不可能有国家、集体的发展。农民没有吃、穿，家都顾不了，哪能建成社会主义？视察辽宁时说：只有正确地解决好农业所有制问题，使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发挥群众生产的积极性。

在农业生产方面，朱德主张发展粮食、棉花等的生产，先解决吃饭、穿衣问题，这是正业。同时要发展副业，多种经营，要多种玉米、高粱等高产作物，增加粮食总量。1964年9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汇报说：农业生产必须在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搞生产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四川应该“水”字当头，先解决提水灌溉，做到无雨水也能保收；云南等热带地区要多发展咖啡、紫胶、木棉、剑麻等经济作物；海南是全国仅有的一个最适宜热带作物成长的地方，要多种橡胶、椰子、油棕、可可等；浙江沿海要多种茶、桑。为了减轻粮食和猪肉的紧张情况，1955年，朱德认为发展渔业是一条出路，建议国务院设立直属的水产管理局；1958年又指出水产发展的重点是淡水和浅海的水产养殖业。1957年提出我国是温带气候，畜牧业到处可以发展。

朱德十分重视山区建设，强调山区占全国面积2/3，人口、耕地和粮食产量都分别占1/3左右。不仅有山林、竹林、山货、药材等产品，还有各种丰富的矿藏。如果不把山区富源开发出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困难的。1952年3月，他建议在清明节动员全国党政军民种树，既可绿化环境，又可防沙、防风、防旱。1957年提出把“封山育林”改为“护山育林”的积极口号。

(四)手工业是国营经济不可缺少的助手。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对发展手工业作过数十次指示。1950年6月，他代党中央起草了转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浙江省萧山县发生破坏手工业生产的严重事件的通报》，指出：对手工业我们的政策是扶助、改进、推广和保护，而不是乱划阶级、乱斗争、乱征税。1953年，建议把组织和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1957年12月讲话说：我国的手工业历来闻名于世界，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手工业在很长时期中都将是国营工业不可缺少的助手；六亿多人口的大国，没有手工业是不行的。

(五)统一全国财政，发展革命家务。搞好商业，把对外贸易做好做大。1955年2月谈话说：商业部门要多想生产发展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不能说“赚钱越多越好”。1962年9月致函李先念等，对商业工作提出包括要加强党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号召党员学会做生意，要把市场搞活，逐步建立各种价格的合理比例关系等重要意见。朱德主张搞好外贸，早在1949年4月就说过：我们不仅要同苏联做生意，还要同日本、美国做生意。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性的，总的发展趋势是大出大进。提出对外贸易“以进养出”(即“进口原料，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出口”)和“以出带进”(即“只有多出才能多进”)两条方针。在外贸体制方面，主张多下放一些管理职权。商品出口要有专家，懂业务，政治思想上要强，还要懂世界经济。朱德认为全国财政要统一，要建立革命家务，发展革命家务。1950年2月讲话说：今后必须在全国统一的基础上管理全国的财政，分中央、省、县三级。要健全税收制度和建立强有力的财政监督制度，会计独立，首长负责监督。

朱德还主张积极发展旅游事业，把所有的招待所、疗养地以至庙宇和风景区的房屋收归公有，成立国际旅行社，吸引外国人来游览，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六)政权建设要以领导生产为中心，教育、卫生、娱乐等社会公共事业要协调发展。要加强司法制度建设。1949年11月，朱德说：我们要有系统地建立起适合人民民主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制度，使之成为保护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镇压反动派一切破坏活动的有力武器。民政工作、司法工作都要为恢复和发展生产服务，关心群众痛苦，克服强迫主义、官僚主义、以功臣自居等不良作风。1952年6月朱德致函周恩来，提出在一份关于政权建设及民政工作的报告中应提出：“以领导生产为中心来加强政权建设。”同年7月16日谈话说：“模范县的标准要以生产建设的成绩为标准，如合作社、信贷、银行、公共事业(医院、托儿所、娱乐场等)。生产搞得好，收支搞得好，收入多，办了学校、卫生、娱乐、保险、合作社、银行；这些事都办好了，上不拿钱，下不苛捐，就是模范县”。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权建设要以生产为中心，但又要教育、卫生、文娱等公益事业以及财贸、金融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且要克服脱离群众的作风，处处为广大人民群众着想。朱德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思想，在50多年后的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全面的继承和发展。

(七)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要依靠发展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科学第一，没有科学，我们就不能前进。早在1941年，朱德就认为：自然科学，这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1949年11月在全国水利会议上提出依靠技术建设国家、依靠群众完成工程，技术与群众结合、工程与生产相结合，用技术教育群众、指导群众的重要讲话。1954年4月24日在接见军事学院各教授会主任时，朱德鲜明地提出：“科学第一，没有科学，我们就不能前进”的著名论断。

朱德认为：“教育工作在今后的建设工作中将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全体教育工作者必须拿出无限的忠诚和才能，来完成中国人民所给予的光荣任务”。1953年7月说：培养大批德才兼备、体质健康的建设干部的责任落在高等学校肩上。1958年12月指示：尖端科学要靠高等学校来发展。他主张中、小学教育让地方政府去办，中央可以拨一些经费。

朱德认为决心为人民服务、有技术和业务知识的知识分子是国家重要的财富，一定要很好关心、爱护、使用。他主张在大量聘请苏联专家的同时，更要抓紧培养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他希望大学生努力学习，掌握一切科学技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特别希望科技专家们用马列主义武装自己，变成红色专家。

朱德关心医药卫生工作，1950年8月讲话说：卫生工要贯彻为群众服务的方针，要加强对疾病的预防，中西医加强团结。卫生工作者要保持过去艰苦奋斗的好作风，不讲价钱，不管什么人有了病，马上就给医治。1958年4月会见上海科学家时说：中国几千年来就靠中医治病，要好好研究，可能对世界有新的贡献。

朱德主张积极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1949年10月讲话说：体育事业一定要为为国防和国民的健康服务。工人、农民、市民、学生都要搞体育活动。国民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才能担当起繁重的建设新中国的任务。

(八)朱德是最早提出建立国防军的领导人，他在人民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建设中殚精竭虑。在新中国成立前6天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强调：我们一定要建立一支统一的、近代化的、政治上坚定地为人民服务的强大的人民军队。1950年初，又两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要迅速建立空军、海军、坦克兵、炮兵、工程兵和铁道兵等现代化新军兵种，并着手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全军从精简整编、组建新军种、发展军工生产、建立军事院校、进行文化教育和战术技术训练、制定条令和条例等7个方面开展工作，以加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他特别强调政治、军事、技术三者要紧密结合。1950年3月提出：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的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在装甲兵集训会议上要求大家要以党性保证，全心全意地钻研技术，达到专业化。朱德十分关心海军特别是海军航空兵的建设，1951年8月30日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空军应有20%是海军的空军，其作用在于航海、布雷、侦察、战斗，给舰艇和海岸炮兵以空中掩护。1957年朱德就提出要发展尖端武器，搞原子弹和导弹。在军工生产方面，他根据至少12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科学预见，提出“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方针，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互相结合，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战时迅速地转到为战争服务。他在《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中说：“可以考虑，把第一、二机械工业部合并起来，共同规划一个统一的、对平时生产和战时动员两不误的长远计划，以适应当前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九)朱德强调要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他认为执政党的建设特别要加强党的团结统一。1954年4月在军事学院讲话时强调：党的团结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全党的最高利益，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坚决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1965年10月在讲到加强党的理论建设和培养革命接班人问题时说：我们不仅要读毛主席的书，还要读马、恩、列、斯的书。要重视培养接班人的工作，尤其要把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抓好，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1956年9月，他在八大的发言中在谈到如何保证我们党少犯错误时，提出了包括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反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反对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专断的倾向在内的六个“坚持”、八个“反对”。1955年5月，他在讲话中要求注意加强对中央各部门、各党组和各省市高级干部的监督工作，主要是监督他们有无违反党的路线、政策、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

朱德特别强调要正确开展党内斗争，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在参加山东组会议上发言说：“反右比较容易，因为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我们党内比较容易识别，好制止一些。‘左’的东西往往不容易看清，不容易制止。”“反‘左’容易出右，反右容易出‘左’。这种情况，作为领导者应当注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有啥反啥，没有就不反。不要一说反什么就自上而下地来个普遍化。”并说：“只要在党内斗争问题上执行正确的方针，毛病就可以少出一点。”

朱德还强调要搞好统一战线，1957年2月说：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法宝之一。在目前要特别注意实行宽大政策，在过去战争年代真刀真枪的时候，不能不死人，现在是建设时期，一定要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政策。

从上面9个方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朱德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内容十分丰富，囊括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它既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又明确指出如何达到这一目的的方针和方法。它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方面既指出社会主义要不断发展生产力，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过分集中的管理制，又指出这些改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稳步推进，以适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既指出一切建设包括政权建设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又指出社会发展不仅表现在生产力的增长，还要达到人们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水平的提高和人的全面发展。它既从对世界开放的眼光出发，详尽地阐述了经济建设包括工业、农业、林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外贸各业如何发展，又比较集中地论述了思想理论建设、国防建设以及党自身的建设。总之，朱德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在努力探索“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来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三

朱德在60年代中期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这一如有人提出的“带有里程碑式”的理论，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这是因为毛泽东在1956年“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之后，我们党已经初步探索了一些建设的经验，也经受了更多的建设教训。这一理论的产生同时也有其主观的必然。表面上看来，朱德此时已经是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他在50年代中期就已经不在中央一线的领导岗位，但由于他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到底的精神，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坚持真理，勇于实践。特别是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线，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解放以后，他走遍全国，调查研究，深刻了解我国国情、民情，为这一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客观根据。

也正因为朱德不处在党中央一线的领导岗位，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亲自深入基层，作周密的调查研究。祖国大陆除西藏外，从黑山白水到海南宝岛，从天山南北到东海之浜，到处留下他的足迹。以1958年为例，72岁高龄的朱德这一年视察过的有浙江、上海、安徽、陕西、甘肃、青海、内蒙、新疆、山西、湖北、河南、北京、天津等13个省市自治区。每到一处，他不顾高龄，马不停蹄地下工厂、农村等基层单位，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阶层人员以及各级领导干部交谈，了解情况，发现问题，交换意见，总结经验教训。4月19日—23日在南京视察的5天中，就到过华东农业科学研究所等5所科研单位，南京无线电厂等5个工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以及南京中山植物园等13个单位。全面调查了解工农业生产、科学研究、军事教育等各方面情况。每到一处视察后，朱德总是以最快的时间，向党中央和毛泽东报告视察中的情况和发现的问题，并且积极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如视察青海省时，7月12日连夜就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三份汇报：一份是报告青海省平定叛乱情况；一份是建议由青海省青藏公路管理局负责修建青藏铁路；还有一份是全面汇报视察青海省的情况。

在60年代初毛泽东提倡大搞调查研究之风时更是如此。1960年2—3月，朱德先后到广东、陕西、贵州、四川、河南的一些地方调查研究，切身感受到人民生活困难和“左”的错误。4月2日，他根据调查研究所掌握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我国各地方的地理条件、自然条件都不相同，农作物的种类又非常繁多，农业生产一定要因地制宜，农业技术改革也要因地制宜，不能强求一律。”“农业和工业都要发展商品性的生产，才能适应国家建设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当时手工业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穷过渡”。为掌握手工业发展情况，朱德通过河南、四川、陕西、河北等地的调查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手工业在一九五八年转厂并社时，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的面过大，存在不少问题。”他在一份向中央和毛泽东转报的调查材料中提出自己的意见，指出：“北京市城市人民公社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现在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这既不利于调动生产经营管理的积极性，又重复了一平二调的错误。是否在各企业和事业单位之间，实行单独核算、自负盈亏的办法较好。”不久又在一份转报材料时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提出：“武汉市和广州市，已将城市公社工业调整为手工业合作社或单独核算的小集体企业，结果很好。我的意见，全国城市工业，均应参照武汉市和广州市的办法，适当进行调整。”这些真知灼见，是朱德针对他所了解的工农业生产和手工业调整中脱离实际的、“左”的错误做法提出来的，对纠正“左”的错误、促进工农业生产和推动手工业政策调整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一切方针、政策、理论都来源于实际。实践出真知；“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既有历史的必然，也是朱德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视调查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四

以上是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朱德对“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探索。至于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其他成员，也都有各自的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他们共同为毛泽东思想作出重大贡献。所以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胡总书记这一精辟的论述，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和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的关系。2008年3月1日，习近平副主席在中央党校春季开学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重要的补充和发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毛泽东同志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重要思想成果的继承和发展。胡锦涛同志这些论断，从根本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说清楚、讲明白了。”所以研究1982年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渊源，不能从“中国特色”等字句上着眼，把“中国特色”泛化为“中国特色的管理经验”、“中国特色的大型百科全书”、“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工作科学理论”等，并且从中寻找根源。也不能把探索的时间推迟到1982年，如果这样，就把前一个26年的历史一笔抹杀掉了，也就把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否定掉了，因而也是不科学的，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根源，应该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本身发展的历史中去溯源。显而易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来源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中央第一代集体领导“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一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也是经历了党的第一代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云带领人民共同艰辛的探索，最后由邓小平完成的，其中特别是朱德的卓越贡献，必须予以充分肯定。

（来源：《新中国60年研究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