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民主思想研究

朱德民主思想研究

戴建忠

朱德民主思想是朱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生发的有关自由、平等、权利、法治、正义等的观念、意识和制度思考的总和。朱德民主思想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轰轰烈烈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实践的伟大产物。就理论的继承性来说，朱德民主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民主观念的基础上，在巴蜀文化深厚民主底蕴的熏陶中产生的。同时，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学说以及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主理论都对朱德民主思想的产生发生了一定的影响。就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来说，朱德民主思想的形成经历了萌芽、初步发展和逐渐成熟等几个时期。朱德民主思想是一个涵括军事民主论、阶级民主论、自由民主论、民主权利论、民主集中论等在内的综合体系。

一、朱德民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军事民主论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朱德首先是一位军事家。朱德的军事民主思想相比较其他方面的民主思想更加突出。对于军事民主的重要性，朱德曾在《国内形势和南下后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列专节进行讨论。朱德指出，军事民主是我军的优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应该继续发扬光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军事民主是实现领导的重要方法。正确运用军事民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可以搞好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我友关系，促进团结；可以发挥群众高度的积极性及创造性；可以克服各种困难，提高战斗力。”具体讲，朱德的军事民主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朱德的“尊重军民、官兵平等”的民主思想。对于“官民、官兵”之间的关系，几千年前的军事家孙子给我们总结了一句光辉的箴言，他说：“上下同欲者胜。”此言是说，只有在一个民主的氛围里，官者和人民、军官和士兵才能实现最为紧密的团结，这种团结能够实现思想、意志、欲望和行动的高度统一，因而其集体价值不可超越。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深刻探讨了集体哲学的实践价值。奥尔森指出：“在集体中，个人的存在意味着整体的退化，而集体的一致诠释着行为者的力量。”对于中国人民和军队的巨大力量，古人把它比喻为“洪水猛兽”，毛泽东把它比喻为“汪洋大海”。朱德对于广大士兵之主要来源的人民群众的力量更有深刻的认识，朱德说，所有党员干部和军官在战争中必须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切实维护好人民的利益。美国记者斯诺在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指出：“在战争期间，由于强大的敌人所施加的生存压力，大体而言，在革命军队内部强化了共同体信念，每一个战士和军官的安全，都取决于整体事业的进展、革命力量的壮大。所以，在相当程度上能够排除乃至取消个人利益的种种小算盘，整体目标在个人努力中间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这就使得共产党军队能够在有形实力的劣势之外，形成无形实力的优势。”这种优势，可以使“全党和全军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是坚不可摧的”。可见，中国解放战争之所以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与党领导人民军队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合作精神分不开的。朱德说：“在人民基础上团结，在团体中为人民服务，没有任何私心杂念，全心全意，向着目标勇猛前进，这就是我们胜利的法宝。”朱德非常赞同毛泽东所提出的“尊重军民，官兵平等”的军事民主思想，指出：“离开了群众，我们什么事也做不出来。比如说，我个人，中外人士都知道，好像我是三头六臂，实际上，我只是广大群众事业与功绩的代表中的一个而已。一定要记住，如果有功，功是党的，是群众的。”在总结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时，朱德还从军内民主和军外民主两个方面论述了军民平等和官兵平等的问题。他说：“人民的军队，内部是民主的，是官兵一致的，它对军队以外的人民，也是民主的，是军民一致的。”正是由于党、军队、人民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鱼水情意，使得我们必须时时刻刻尊重我们的军队、尊重我们的人民，军官也要尊重自己的士兵。

对于旧军队中所存有的剥削士兵的恶习，朱德坚决表示反对，指出要“在官兵平等待遇的原则之下，规定部队人员的待遇，军官以身作则，与士兵共甘苦”，因为“只有能代表士兵利益，能体贴士兵疾苦的军官，不脱离士兵群众的军官，才是一个好的军官”。由于朱德特别强调官兵平等的问题，所以，在《论解放区的战场》一文发表以后，军队吃空额和虐待士兵的现象基本得到了杜绝。这是中国军事民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也受到了全世界爱好民主的人士的赞扬。值得一提的是，朱德还从国共两党军队的阶级性质出发来探讨军队的民主问题。朱德指出，两种不同的军队，也有两种不同的政治工作。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其目的在使官兵愚蠢，所以，“他们在军队不是进行抗日教育，而是进行反动教育，不是教育官兵去争取民主，而是绞杀有民主思想的官兵”，“八路军、新四军把为人民服务、保卫祖国作为宗旨，这种政治工作便成为军队的灵魂”。对于军队的民主性质，朱德认为，这支军队在长期的斗争过程中，锻炼并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说它是民主的，是因为它是军民一致和官兵一致的，因为它一扫军阀制度，成为为人民的民主政治而奋斗的工具。”人民军队之所以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实行了民主政治，建立了三三制政权，实行了各项民主决议政策等等。朱德的军事民主思想对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形成起了一定的影响。

2. 朱德的“军队民主决策”思想。传统上，我们一直都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事实上，这一提法是完全正确的。但在烽火连天的民主革命时期，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并没有采取专制的色彩，而是采用了民主的理念。党领导军队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无不是党集体决策的结果。虽然在特殊的军事环境中，集合所有领导成员现场决策的难度很大，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共产党军事决定的多次错误。相反，“由于军事领导人心灵相通的结果，他们对形势的判断具有惊人的相似因此作出的军事决策也出奇的相同”。这种中国化的军事民主决策是任何研究中国军事学说的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确实存在的。朱德确实提出过军队必须“无条件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思想，但对于这一思想，我们应该这样来分析：一是朱德讲的“无条件”并不是不顾一切条件的盲目军事行动。无论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抑或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每一次战役的胜利，都是充分考虑到各种可能出现的后果的结果。而信息的对称性必须以民主讨论为前提，由于结果的正确性，我们只能推导出党对军队领导的民主性。因为独断的决策绝对不会产生这样的军事结果。二是朱德讲的“无条件”是从政治条件的最高性来讲的，而不是从军事战略学和军事决策学意义上来讲的。政治上的“无条件”或曰“绝对领导”是说军事决策一旦形成，军事组织的全体成员就必须在政治上进行上下一体的认同，任何人不准随便改变这一决策。但这种政治上的认同并不排除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变换决策的可能性。对此，朱德有过精彩论述：“服从命令与机断专行这两件事是不冲突的。决不能把机断专行误认是违抗命令，也不能机械地执行命令，而抛弃机断专行。在战斗条令、野外条令上再三反复说明过：红军要绝对执行命令，同时要养成有机断专行的自动性。”三是朱德讲的“无条件”是以高度的民主协商和民主讨论为前提的。在一定意义上，“军队对党的绝对服从”可以延伸为战术意义上对“有条件”的绝对服从。比如在1931年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的讲话中，朱德就曾反对过机械理解“无条件”的倾向，朱德认为，为了方便集体讨论问题，必须设立“红军政治委员制”，这是一个军事民主决策的最高机关。朱德指出：“党必须十分注意政治委员的选择，各级政治委员，要由最忠实、最勇敢、最坚决、最有阶级觉悟的共产党员来充当，要尽量提拔和培养最好的工人干部做政治委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正确领导，红军才能成为铁的红军。”显然这种“选择”强调的是最优化和最大化，即选择红军中最优秀的人来担当委员、选择的范围应尽量做到最大化。这种政治性的选择除非是民主的，否则在逻辑上是背反的，在现实中是专制的。从总体上看，朱德的军事民主决策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3. 军队民主建设思想。理解了党和军队的辩证关系，对于军队民主建设的问题就容易阐释了。对此，朱德认为，中国军队的民主建设不同于资产阶级的民主建设。我们强调的红军政治训练是“与资产阶级的军队的政治训练根本不同”的一种政治训练，我们进行军队民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为全中国的工农及劳苦群众谋解放”。为了达到此民主目的，我们必须“了解群众力量的伟大，红军必须与群众密切地联合起来；了解目前中国革命必须有红军的发展、工人暴动、农民暴动、士兵暴动四种革命斗争力量的配合，才能得到完全的胜利。尤其要了解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和前途，全中国及全世界革命日益高涨的现状；深刻地认识整个敌人营垒中经济政治恐慌高度的紧张都有利于中国革命，充分地相信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定可以战胜到了末日的反革命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显然，朱德对于军队建设的主导性认识是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是为了人民的民主解放而生发的。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加强军队的民主建设，朱德还论证了“人民民主战争”的极端重要性。朱德指出：“在政治上，就是以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经济生活的方法，实现了全民总动员和巩固的民族团结，合千百万人之心为一心，同仇敌忾，造就人民战争的真正基础。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的改善，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国民党统治区证明了这一方面。而解放区则证明了另一方面：实行了民主政治和对人民经济生活作了改善，就必能实行人民战争。”对于民主政治话语的巨大作用，朱德有深刻认识。朱德强调：“我们的经验就是，解放区经过了我们党的领导，依据毛泽东同志的战争方针，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因此，实现了解放区的全民抗战总动员，实现了解放区的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可见，“民主”话语始终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流行话语。从现代传播学的角度来讲，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宣传和“民主”舆论才从思想战线上彻底掌握了军事战场的主动权。有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民族民主战争不仅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而且沉重打击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嚣张气焰。朱德的人民民主战争的思想是从中国民族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而得出的必然结论。人民战争的民主特性决定了加强军队民主建设的方向性和长期性。解放后，朱德始终强调要加强军队的政治建设，强调要按照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理论和党内民主学说来指导军队和军队党组织的民主化建设。朱德的军队民主建设思想不仅促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军队的革命化和正规化建设，而且为加强党对军队的民主化领导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二）阶级民主论

民主的阶级属性，是由民主在阶级社会的必然表现而衍生出来的。在阶级存在的社会形态里，从来没有超阶级的、抽象的民主。朱德也非常重视党和军队的阶级性问题。他曾指出：“红军完全反对资产阶级把政治训练变成为蒙蔽阶级意识的欺骗工具，变成超阶级的、完全不兑现的花言巧语。红军的政治训练是启发和提高指挥员战斗员的无产阶级的觉悟，使他们认清本阶级的利益，努力于本阶级的政治任务，与敌人作决死的斗争，去达到消灭敌人、解放本阶级的目的。”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属性，朱德认为：“首先要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了解共产党有指导工农联合的责任；了解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作用。”朱德关于民主阶级属性的论述充分表明，“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在任何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不论其统治形式如何，都会把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思想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治国理念。因为“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但只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才是最高类型的民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只是一种代表少数人利益的狭隘的庸俗的民主。

（三）自由民主论

1934 年，在中华民族遇到外来危机的关头，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深，朱德曾致信与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兼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朱德指出，如果“贵军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贵军目前及将来所辖境内，实现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反日及一切革命政治犯，切实实行武装民众”。那么就可以派负责代表来瑞金共同协商作战计划。这里，朱德展现了他对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政治认识。显然这些政治认识构成了朱德民族民主思想的重要内涵。1935 年5 月，朱德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这一布告至少体现了朱德关于民主认识的以下几点内涵：一是自由对于民族政治平等的重要性；二是自由对于军民地位平等的现实性；三是自由对于党民关系平等的重大意义；四是自由对于人民经济地位平等的重要价值。显然，上述对“平等”、“自由”和“公平”的认识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主观念了，而上升为民主意义上的政治思想了。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还从全国形势发展的大局出发，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伟大的自由民主前途。朱德也指出：“因为我们相信，只要打破反动派的进攻，那末，我们就还是可以得到真正的独立、和平、民主，实现真正的联合政府，召开真正的国民大会，制定真正民主的宪法，把我们的祖国造成一个独立、自由、平等、富强的国家。”显然，朱德所指出的中国民主前途主要是从和平的大局出发而得出的结论。虽然，这里的“民主”和“自由”具有极为广泛的含义和特点，但毕竟表达了中国人民祈求民主、渴望自由的良好愿望。

（四）民主权利论

权利意识是西方法理学演进的产物。权利的词源学含义中包括着利益的分配问题，这不仅是政治家在权力整合中十分重视权利配置的终极原因，也是历朝历代各种政治力量争相追逐权利资源的根本动力。传统上，中国人十分重视权力的享有问题，而对于权利的规范性问题往往服从于“人治”的主流价值评价体系之中。中国人不是缺少权利思想，而是缺少对权利的民主价值和民主意义的探讨。

朱德很早就意识到权利诉求的民主价值。比如在近代联省自治运动兴盛的1910 年初，伴随着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对晚清政府腐败和专制的追问，以及联邦主义提倡者冀图通过分立颠覆满族的专制统治，使中华民族在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独立运动”的失败，朱德很快就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专制政治必然会践踏民主权利。为了表示自己将坚决同专制统治斗争的信心和决心，朱德明示，我将“倾心为国志无违”。在护国反袁斗争中，朱德更是重视权力的民主价值。朱德表示“史秽推翻光史册，人权再铸重人间”。“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关于改革与革命、民主与自由意义争论的进一步扩展，朱德对于权利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开来。到1922 年，朱德的民主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他已经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思想也从早期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思想发展成为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对于这种转变，朱德曾感叹道：“他从此抛弃了自我，开始了最有意义的新生。”思想的转变不仅会带来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而且还会引起人实践勇气的提高。据《泸州史志》记载，思想转变后的朱德在泸州一带践行着“望重西南”、“救民水火”的伟大行动，并因此而得到了当地人民的敬爱和尊重。时至今天，当地人还传颂着“唐公德政，其德乃长”的歌谣。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反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独立自主权利的疯狂践踏，朱德表现出了伟大战略家的策略和勇气，指出：“任何部队，如能停止进攻苏区，给民众以民主权利及武装民众者，红军均愿与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为了回击国民党“限共”政策的阴谋，朱德指出，“如果不去积极动员民众，反而去限制抗日的自由”，就是“急于私利”和“忘却公义”的行为；针对蒋介石对冀察晋根据地民众抗日运动的限制，朱德义正辞严的指出：“想要动员民众，必须适当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的政治。冀察晋的民众在粉碎敌寇进攻之中，发挥了最伟大的作用，使军队能不断地取得胜利。冀南的民运因为受到了限制，人民没有抗日的自由，所以在敌寇进攻时，我们不免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显然，朱德在此讲的“抗日自由”，主要是从抗日的民主权利意义上来说的。解放后，朱德也有诸多关于民主权利的论述和思想，如反对特权的思想，反对党的干部队伍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思想，反对绝对自由主义的思想。这些思想构成了朱德民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如何克服党内关于民主问题上的错误认识，朱德指出要通过“发扬党内外的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来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妇女参政和男女平等问题上，朱德和毛泽东一样，积极支持妇女的民主择业权利和经济上的解放。朱德指出，妇女不仅可以与男人一样地参加社会工作，并且有许多工作比男子做得更好。接着朱德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指明了妇女解放的前途和道路。朱德强调，妇女要得到解放，首先要有经济地位的独立，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随后朱德又用阶级分析法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妇女的地位和权利。朱德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妇女的经济地位比较独立，夫妇都可以找职业，男人做工，女人也做工，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妇女依赖思想也就比较少，社会地位也较封建社会的妇女要高，但是因为广大的劳动妇女受着资产阶级的压迫，还是谈不上妇女的真正解放。”那么，中国妇女怎样才能实现自身的彻底解放呢？朱德的解决方案非常鲜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妇女才能完全和男人一样参加社会生产建设的工作，因此她们就能取得和男子完全平等的地位，并从旧传统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可见，在朱德看来：一是妇女的权利是应该保护的，即“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必须做好一切增进妇女社会地位的工作，并对妇女所特有的利益予以保护”；二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实现妇女彻底解放的唯一选择；三是妇女在择业、工作等方面与男人的平等权利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五）民主集中论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组织和决策原则。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没有力量在一点的集中，就没有斗争的武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集中和权威。列宁在《关于党的改组的决议》中明确提出：“确认民主集中制是不容争论的。”1927 年4 月党的五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提出“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问题。从此以后直至党的十七大，每次大会制定或修改的党章中，都对民主集中制有所阐述。对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认识，朱德坚持了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指出：“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领导原则，反对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分散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反对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个人专断的倾向；坚持在党内、在人民中不断地发扬民主和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反对压制民主和压制批评的倾向。”事实上，民主和集中之间并非线性的关系，在很多时候，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而集中又是民主讨论基础上的集中。民主和集中的这种复杂关系表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加强群众对党的事业的有效监督。对此，朱德认为，民主是我们党历来就有的，现在我们要把民主的作用发挥起来。在发挥民主的作用中，他特别强调要接受群众的监督。他指出：“我们领导群众，群众又监督我们，互相学习，互相批评，这才能前进。”

虽然中国共产党一直要求党员在民主的氛围里推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但长期以来，对于如何发挥好这一原则，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找到终极的解决方案。对此，朱德早有认识。朱德认为，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发挥，会遇到各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宗派主义和绝对自由主义的阻碍，那么怎样克服这些困难呢？朱德提出以下几条原则：一是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反对主观主义；二是坚持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三是坚持在党内斗争中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和“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方针，反对对待党内错误的自由主义态度，反对机械的、粗暴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四是坚持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的倾向。朱德的上述原则具有系统性和实践性，很好的指导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六）民主化思想和国际民主合作思想

民主化是当今世界民主变迁的一种思想趋势。就民主化自身的变化来说，它是摈除“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就民主化的政治价值来说，它是受到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传统和现实制约的。朱德很早就意识到党和军队的民主化问题。早在1946年，朱德就指出：“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化的确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很可能要经过一段曲折的道路。但是，中国人民无疑将达到他们的目的。”显然，朱德所说的“民主化”是以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民族民主前途和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革命民主前途为基础的。朱德的民主化思想对于中国民主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在民主化问题上，朱德不仅强调爱国主义的民主主义，而且强调世界范围的民主合作。朱德在《致艾?史沫特莱女士的信》中，曾经开门见山的指出：“首先，对你和所有的美国朋友为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运动寄予的关注和所作的努力，我必须表示深切的感谢。自今年一月以来，中国在一个短时期内赢得了普遍的和平并看到了民主化的希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中国的美国朋友的努力。”对于美国人民的民主斗争，朱德也表达了深切的关注。朱德说：“美国的民主活动大大地加强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并使他们坚决相信这一友谊的无限发展”，“我也相信美国人民。所有的中国民主党派正注视着美国的民主党派的团结和发展”。对于美国当时政府的反民主行为，朱德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朱德强调：“美国的反动势力诚然比中国的反动势力强大，它们企图扩展到全世界。但是，它们既不能为美国也不能为其他国家带来任何光明的前景。因此，它们阻止中国和所有国家人民的反抗是徒劳的。这是它们的致命点。”显然，朱德在这里所阐发的民主关怀已经超出了中国地域的限制，而发展成为一种国际主义的民主关注。这种民主思想强调民主的国际价值，主张民主运动的国际合作，提倡民主制度的国际意识，因而是一种国际民主主义思想。这种思想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仍不乏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二、朱德民主思想的评价

当今中国，民主受到了极大的礼遇。从学术界到官方再至民间，都将民主看作是21 世纪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政治指标。党的十七大报告也明确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民主之所以在中国酿生出如此巨大的能量，与其说是民主本身的魅力，不如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90 年前的五四运动开始，中国人就开始了寻找“德先生”的征途，可惜直到改革开放之前，种种客观原因使得国人的努力往往“失于骊黄”。中国人对民主的渴求，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曲折，而这些曲折往往与缺乏民主有相当大的联系。因此研究如何发展中国民主，必然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民主，尤其是研究毛泽东的民主思想。而研究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又必须研究对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过一定影响的著名人物的民主思想。毛泽东和朱德的深厚友谊堪称革命友谊的典范，朱德民主思想的产生不仅得益于毛泽东的影响，而且也反过来影响着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发展和完善。从一定意义上说，朱德民主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民主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民主思想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态。

“每一个时代的政治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并由它得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一方面，朱德的民主观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另一方面，朱德的民主思想又深受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熏陶，并且受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一方面，朱德在阐述人民民主理论时，总是伴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批判；另一方面，朱德在论述党内民主时，又总是联系着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廉洁和对党员修养的严格要求。朱德的民主思想是一个包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在内的综合的体系。

民主不仅要涵括和调适现代性诸基本价值之间的冲突，还要面对人的德性、智性等人性的持续挑战。自古至今,民主都未能摆脱这方面的困扰。朱德的民主思想既没有超脱于历史，更没有超脱于人性。朱德的一生为大众的存在合理性作了极为全面、深刻的民主诠释，他无时无刻不在惦记着人民的力量。他说：“人民是我们一切力量的泉源”，“只要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有吃有穿，我们就能够胜利。”朱德的民主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基本的民主渴望。但正如人类永远无法超出历史和利益的倾向性一样，朱德的民主思想在知识论和政治伦理的层面上，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朱德生活的年代已经远去，但朱德的民主思想却闪耀着恒久的智慧光芒。他的民主建军学说指导着中国军队的建设里程，他的民主建党学说为中国共产党民主建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他的妇女平等和解放的社会民主思考时至今日仍不乏积极意义，他对民主理念的追求和民主价值的体认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古今承继的辩证逻辑，探讨朱德民主思想的变迁轨迹，以期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宝贵的经验。

（来源：《学术论坛》2011 年第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