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朱德军事战略的体系构成及特征

浅析朱德军事战略的体系构成及特征

赵万须

[摘要]朱德军事战略是朱德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朱德军事战略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在敌强我弱的革命战争年代，保证革命军事力量生存发展的建设革命根据地战略；在强敌和险恶环境中，坚持主动歼敌、壮大自身力量的革命游击战争战略；根据敌我综合情况，充分利用时空和正义变被动为主动的抗日战争持久战战略；根据形势变化因势利导，积极团结和借助一切力量走向胜利的革命统一战线战略；统筹全局征战华北抢占东北，扭住关键杀敌夺阵赢得优势的积极防御战略；洞悉大势把握战机，果断决策挥兵制敌于死地的战略决战战略；重视诸军兵种建设，从思想作风、军事技能、武器装备等各方面，综合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展战略。朱德军事战略体现出四个鲜明特征：军事战略服从政治战略；确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以从实际出发为首要原则；以相应战法和策略来保证。

朱德军事战略是朱德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实践中，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指导下，在人民战争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朱德早年进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军事，毕业后参加过护国、护法战争，之后为追求革命真理到德国留学，1925 年根据党的安排赴苏联学习军事，这几次学习经历，使他不仅具有扎实的传统军事战略理论功底，而且还具有丰厚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素养。基于这样的军事理论功底，朱德在不同时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中，针对不同的敌人、不同的任务，结合不同的具体实际，而确立了不同的军事战略。

朱德军事战略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军队和人民夺取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胜利，产生了深刻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朱德军事战略内容丰富，构成了一个特征鲜明的军事战略体系。概其要者，包括如下七个方面。

一、在敌强我弱的革命战争年代，保证革命军事力量生存和发展之道——建设革命根据地战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能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大力进行革命根据地建设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南昌起义后，不顾实际条件盲目进攻大城市遭遇的失败使朱德认识到，“我军应当到农村去，不应当去打大城市”（《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 年版，第483 页。）。之所以要这样做，一是因为广大农村地区的反动势力相对薄弱，二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解放劳动人民服务的，只有把他们动员起来、组织起来，获得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够源源不断地为壮大革命军队提供兵员。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朱德与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转战闽粤赣边界地区七八个月，发动湘南起义，成立苏维埃政府，在组建中国工农革命军的同时，组织地方革命武装。当时尽管没有建立起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但对建设革命根据地作了有益探索。待到与毛泽东会师后，朱德积极支持毛泽东把建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为当时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军事战略，最终成为燎原星火。正如毛泽东所说：“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 ”，“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27页。）

革命根据地是我党我军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的重要战略基地，因此，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过敌人三次“围剿 ”，红四军被迫撤离到赣南开展游击战之际，关于下一步行动的战略方针，朱德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开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重大战略决策。在朱德的支持下，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通过充分讨论，决定“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 ”（《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 138页。）。朱德作为红四军军长和前敌委员会委员，不仅对前敌委员会这一战略决策完全赞同和拥护，而且与毛泽东等一起率领红军英勇奋斗，用一年多时间开辟和创建了赣南、闽西根据地，工农武装割据有了发展的坚实基础，为中央苏区的形成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这一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建设，为巩固工农政权、扩大工农革命武装力量等提供了坚强的支撑，为之后各个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提供了成功经验，成为发展革命军事力量的摇篮和向敌进攻的坚强后盾。

二、在强敌和险恶环境中，坚持主动歼敌壮大力量之道——革命游击战争战略

1929年 5月，朱德在《蒋桂战争中红军的行动方针》中明确指出，“东江目前宜用游击战争去发动群众，打击反动派 ”（《朱德军事文选》，第 4页。），进而他明确地提出了“实行游击战略 ”（《朱德军事文选》，第 6页。）。游击战原本是战争中的一种具体的作战方法，属于战术范畴，朱德这里则把它上升到战略高度来认识、对待。这是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确定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后，才有了主要以农民和起义部队等组成的属于自己的革命武装。要摧毁相对强大的正规军、武装夺取政权，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条件下，我军没有实力打正规的阵地战、大规模的运动战。要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必须在一定条件下依靠游击战，集中相对优势的兵力一口一口吃掉敌人，以积小胜为大胜。朱德与毛泽东一起精辟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十六字诀（《朱德年谱》（新编本）（上），第 116页。），形象地说明游击战的内涵和精髓。朱德和毛泽东率领红军坚持游击战战略，特别是灵活运用十六字决，粉碎了国民党军对根据地的多次“进剿”“会剿”“围剿”。

抗日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和全国的疯狂进攻，朱德认为只有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夺取最后胜利。 1937年 9月 25日，朱德等发出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方针、任务等的指示，要求各部队“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使敌陷入我群众和游击战争的围困中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 674页。）。 1938年初，他就抗日游击战争问题专门撰写《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系统阐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地位、作用、原则等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把游击战置于战略地位，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军情以及当时战争的形势确立的。朱德认为，“游击战争的定义应该是群众战争，是群众直接参加抗战的最高形式”（《朱德军事文选》，第 308页。），“它在今天特别是在华北的抗战中，已成为迫切而实际的中心任务了”（《朱德军事文选》，第 309页。）。他认为，我们国家经济落后，军事力量不强，要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只有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在抗日战争的防御阶段有效地歼灭日本侵略军的有生力量。在此之后，毛泽东1938年先后写出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426页。）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述。

三、根据敌我综合情况，充分利用时空和正义变被动为主动之道——抗日战争持久战战略

具有深邃而远大的战略眼光是军事家的基本素质。关于抗日战争要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朱德在 1937年 7月 15日写的《实行对日抗战》（ 7月 26日发表）一文中就提出：“抗战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也许有着超出我们想象之外的困难，它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朱德军事文选》，第 265页。）8月 11日，朱德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他强调，全面抗战开始后应当“根绝各种和平妥协言行，坚持持久抗战”（《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656—657页。）。

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是根据特定时期的军事形势等实际情况确定的。随着对抗日战争的体察、了解和深入研究，朱德进一步系统地阐述了持久战理论，并从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以及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刻分析，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持久战是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选择。1938年 1月，他指出：“必须清楚认识，敌我力量的对比，决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在持久抗战的过程中，是必然会变动的，我们的力量会逐渐变强，而敌人的力量则会逐渐变弱的。 ”（《朱德军事文选》，第 301页。）　在政治上，我们能够高度地发挥整个民族的力量，“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往往是在自卫的解放斗争中生长与团结自己的力量 ”（《朱德军事文选》，第 302页。）。反之，在日寇方面来说情况则恰恰相反。在经济力量、军事力量以及国际关系的对比上，都会看到这样的变化。因此，“从任何一方面看，我们只有而且能够从持久战中改变强弱的现势，最终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朱德军事文选》，第 304页。）。

四、根据形势变化因势利导，积极团结和借助一切力量走向胜利之道——革命统一战线战略

战略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针和策略。古往今来，统一战线一直是军事家、战略家、政治家们在战争实践中十分重视、努力维护、善于采取的制胜法宝。在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是筹划和指导战争的重要方针和战略，朱德则是这一战略的模范倡导者、实践者。无数历史经验教训使他坚信，在战争中巧妙地运用军事与非军事手段，充分调动、借助、联合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才能夺取胜利。他多次强调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使全国人民，首先是军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这是致胜的要诀。”（《朱德军事文选》，第 327页。）

统一战线战略具有较强的时空性，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利用条件、抓住时机。在我党创建人民革命武装过程中，朱德注意到蒋介石由于扶植亲信、排斥异己而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之间存在尖锐矛盾，于是，他借助与滇军将领、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的同学关系搞统一战线工作，适时将起义残余部队编入范石生部。（参见《朱德军事文选》，第 484页。）这不仅巧妙躲过了敌人的追击，而且使部队得到了补充和休整，对后来开展进一步的武装斗争提供了基础和保障。 1934年 10月，在红军被迫开始进行战略转移之际，为保证红军能够尽快摆脱当时面临的险恶形势，尽可能地保护红军已有的军事力量、减少牺牲，朱德、周恩来等与同蒋介石有矛盾的时任国民党军南路军总指挥陈济棠搞统一战线，达成了“就地停战”“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上），第 403页。）　

，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初期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创造了条件，打破了蒋介石苦心经营一年多、企图通过四面合围将红军消灭在赣南的美梦。

确立和执行革命统一战线战略的成败，作为军事家来说既是政治智慧水平的体现，也是军事指挥艺术才华的标志。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朱德把革命统一战线战略的坚持和贯彻视为关系到实现全国同心抗战夺取最后胜利的关键问题。从 1936年 6月至 12月，朱德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多次联名发出宣言、信函、电报，为与国民党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12月 17日，朱德致函早年云南讲武堂学友、时任国民党西北剿总第一路军第一纵队第七师师长曾万钟等人，指出：日寇正在多方离间，多方蛊惑，重新挑起内战，使吾国自相残杀，彼乃安坐而收渔人之利。望警惕日寇阴谋，共赴国难，组织抗日联军。（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上），第 620页。）在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千方百计地坚持贯彻我党的统一战线战略，其目的在于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夺取战争胜利创造条件，同时在战争中发展、壮大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五、统筹全局征战华北抢占东北，扭住关键杀敌夺阵赢得优势之道——积极防御战略

在敌强我弱条件下，若想赢得战争胜利，往往需要选择防御战略，在防御中打败进攻的敌人，但这种防御不能是消极防御而必须是积极防御，在防御中寻找敌人的弱点伺机进攻，不断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进而战胜强敌。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党领导开展武装斗争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依靠积极防御战略。朱德是这一战略的创造者、实践者之一。

积极防御战略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为粉碎敌人的进攻、逐步消灭反动势力，我们党通过实施积极防御的游击战战略，使人民军队的力量　不断壮大。1930年 11月至 1931年底，红军当时只有约 5万人、3万支枪，却粉碎了几十万敌人的三次“围剿”，这说明“只有依靠群众，依靠根据地，诱敌深入，才能大量歼灭敌人”（《朱德军事文选》，第 488页。）。在抗日战争时期则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在全国抗战处于战略防御的时候，八路军面对日军的进攻向着敌人的后方挺进，征战华北，开辟新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如朱德所说：“我们的退却却要走小路、爬山，绕到敌人的后方，把退却变为进击敌人，打敌人的后尾。 ”（《朱德军事文选》，第 338页。）“八路军和新四军向着敌后挺进，这种挺进是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朱德军事文选》，第 502页。）这种反进攻，实质就是积极防御。虽然这种战略与一些书本上的军事战略理论相悖，但却符合当时抗日战争的实际，达到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积极防御战略的核心在于积极，在积极中争得主动，在预见中把握关键。早在抗日战争硝烟尚未消尽之际，面临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成果、企图发动内战的危险，朱德就已在思考新的军事战略方向。1945年 8月 2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东三省我们一定要去，要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工作。也要派干部到国民党的大后方去工作，还要把准备打仗作为重要的任务。”（《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203页。）朱德认为，我们要积极向东北发展，东北大有文章可做。9月 14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强调：“中央要迅速派人到东北，要准备组织四十万至六十万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对抗。”（《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208页。）9月 19日，他又明确提出：“我们现在要争取北方。只要北方行，南方不巩固甚至丢一些地方也是需要的。”“我们要来个主动的行动，形成北面归我们的形势。”（《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210页。）朱德的抢占东北、构成在东北和华北形成我强敌弱的有利态势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得到了党中央的认同和采纳，为我军夺取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六、洞悉大势把握战机，果断决策挥兵制敌于死地之道——战略决战战略

正确的战略判断和决策，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着眼战争发展变化的全局，善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准备进行战略决战，是军事家、政治家素养的超凡体现。在解放战争中期，朱德就准确预见了战争的发展趋势，并指出要提早进行战略决战的准备，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朱德从战略全局上提出“南面定天下”的战略设想：先抢占东北，构成从华北到东北我强敌弱的有利态势；之后由北向南，逐个歼灭敌人，并在中原地区与敌决战，奠定胜利的基础。1947年6月，他在冀中军区会议上就强调：“眼光要放远些，志向要放大点，要看到我们光明的前途。反攻已经开始，但平、津不是短期可以打下来的，东北也不是容易解决的。困难还有很多，所以大家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做好工作，从长期斗争中取得胜利。”（《朱德军事文选》，第601—602页。）他认为，东北、华北的战略决战要从长计议。在他看来，当时东北战略决战时机还不成熟，将华北的事情做好，才会为平津决战、东北战略决战创造必要条件。随后，他指导了解放石家庄的战役，开创我军攻打大城市、打大歼灭战的战例，积累了进行战略决战的经验，成为我军拉开战略决战大幕的序曲。

逆势而变、顺势而为，历来是军事家、政治家们指导作战的原则之一。1948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为准备即将到来的战略决战，朱德5月14日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到华东野战军视察慰问，提出要有在战略上轻视敌人的政治勇气，同时指出要解决比较顽强的敌人，“还是用钓大鱼的办法好”（《朱德军事文选》，第656页。），须定出系统的打大敌、强敌的斗争方针。随着战略决战时机的成熟，1948年秋，朱德对战略决战的时间、地点、条件和相关策略提出设想。9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预见到：“将来攻城打援的大会战最可能在徐州进行。”（《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1311页。）　在10月1日战况汇报会上，他明确指出：“今年是决定胜负的一年。中原是决战的战场”（《朱德军事文选》，第668页。），“要收集物质器材，加紧兵工生产，准备决战。再一方面是加强政治工作，反对无纪律、无政府、无组织、各自为政等现象”（《朱德军事文选》，第670页。）。正是在决战战略的指导下，我军从物质、思想和组织上都作着积极准备，同时全国军事形势也朝着我军希望的方向逐步发生着巨变，之前向来是敌人找我们决战，这时却变成“我们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朱德军事文选》，第671页。），最终通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解放战争取得战略决战的重要胜利。

七、重视诸军兵种建设，从思想作风、军事技能、武器装备等各方面，综合提高军队战斗力之道——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发展战略

进行战争的基本条件是武装力量，赢得战争胜利的主要条件是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组织强大的革命军队、建设和发展武装力量，既是战争准备的核心任务，也是赢得战争的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从开始建军到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始终把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作为提高战斗力、夺取作战胜利的战略目标来筹划，提出“部队走向现代化要逐步进行”（《朱德年谱》（新编本）（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75页。）。

早在人民军队建立初期，朱德就强调人民军队要注意进行现代化建设。1931年1月，无线电技术刚在中国运用到军队作战，朱德感到，无线电不仅能使我军通讯更密切，更能封锁敌台、侦查敌情，因而，他提出，要“积极地准备扩充无线电队”（《朱德军事文选》，第41页。）。他在1931年7月发表的《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中提出，红军在战术方面必须超过敌人，在技术方面必须努力学习使用新式武器知识，红军的编制必须适应与武器更进步、组织更完备的帝国主义军队作战的新的作战环境，要从长远的眼光来提高我们的军事技术，“要准备使用最新式的技术来武装我们铁的红军”（《朱德军事文选》，第 145页。）。在抗日战争中，针对侵华日军所具有的机械化武器装备的优势，朱德强调，我们要努力用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来武装自己，“一定要争取全国战略的主动，一定要大大地加强全国军队的机械化”（《朱德军事文选》，第 386页。）。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的形势任务，朱德更加重视军队现代化问题。他多次强调，要把提高诸军兵种战斗力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点。他认为，建立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不仅是人民军队的发展战略，也是保卫国家安全、打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因此，必须提高军兵种装备技术水平，加强现代化作战训练，尽快地走向现代化。新中国刚成立，他就急迫地给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写信，提出《加强军兵种建设的建议》，认为“空、海、炮、工、坦克等部队在将来作战中是不可缺少的力量。决定胜负关键的转折点，还是靠这些”（《朱德军事文选》，第 731页。）。他意识到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是现代化战争的大趋势：“我们要尽快地走向现代化。我们要有飞机、军舰、大炮、坦克、工兵、骑兵、伞兵和各式各样的兵种。”“积极地建设空军和海军，使之达到现代化水平。其他兵种，我们也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来努力建设，使之成为现代化的军队。 ”（《朱德军事文选》，第 745页。）不难看出，朱德把海军、空军作为现代化建设重点的同时，要求其他兵种也要现代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朱德关于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也在丰富和发展。朱德提出，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要系统发展。他举了国民党军队手握现代化新式武器装备照样打败仗的例子，并分析其中的原因：“因为他用火车没有铁路，用飞机没有那样多飞机场，用汽车公路很少。所以现代化战争，就必须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他没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所以就用不上。”（《朱德军事文选》，第 688—689页。）军队现代化建设是个大的系统工程，各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整体，只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还不行，还必须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平台，使之成龙配套，“交通、后勤供应也要现代化”（《朱德军事文选》，第 807页。）。他还强调，必须进行现代化的训练，充分发挥出现代化装备的性能。现代化的国防和军队是现代化武器装备、思想能力、知识技术、训练素质等在实践中系统的综合反映，“如果不进行现代化、正规化的训练，那末就是有现代化的装备，也不能达到真正的现代化”（《朱德军事文选》，第 806页。）。

八、朱德军事战略的四个鲜明特征

朱德军事战略是朱德在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智慧结晶，也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和国防建设的具体条件下继承和发展古今中外军事战略理论精华的成果，既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光辉，凝聚着古今中外军事战略理论的智慧，也反映着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体现出鲜明的特征。

（一）军事战略服从政治战略。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人民军队进行的革命战争，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集中体现在军事战略从属于党的政治路线。朱德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坚持军事战略服从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使军事斗争任务与党领导下的整个革命斗争紧密配合、协调一致，保证政治任务的圆满完成。在敌人白色恐怖中发展军事力量，军事上就要坚持开创革命根据地战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军事上就要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略，一切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军事上就要服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为国内建设提供有利的国际环境。

（二）确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进行的革命战争，其基本形式是人民战争。为人民的利益而进行战争，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进行战争，必然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军事战略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任务、军事实力、军事形势等基础之上的，朱德军事战略中的积极防御战略、战略决战战略，都是充分运用人民战争的优势，依靠军民整体力量，从而战胜占据着武器装备优势、物质资源优势的反动武装力量的。

（三）以从实际出发为首要原则。中国革命战争有明显的特殊性、复杂性、长期性，革命战争的敌人是不断变化的，不同时期的战争、战争的不同阶段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就要求军事战略必须符合战争实际。朱德凭借其丰富的阅历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水平，自觉摒弃书本的、传统的清规戒律，坚持从实际出发，全面获取战争各方面的信息，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从而提出了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相适应的战略决策，指导夺取战争的胜利。他提出的抗日战争的游击战战略、持久战战略、积极防御战略等，都体现着这一原则。

（四）以相应战法和策略来保证。战争的本质和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军事战略是对战争全局筹划的方针和策略，要全面、有效地贯彻执行军事战略，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战法。朱德提出的“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朱德军事文选》，第527页。），就是对这一道理的最好诠释。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时期，朱德根据军事战略的调整和变化以及当时当地面临的具体的战争任务，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不同的战法和策略。这既是朱德带领部队不断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也是朱德军事战略的一个显著特征。

〔作者赵万须，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研究员，北京 100091〕

（责任编辑：高长武）

（来源：《党的文献》2016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