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军事指挥艺术的时代意义

朱德军事指挥艺术的时代意义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朱德军事指挥艺术研究》课题组

[摘要]朱德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是经过中国革命战争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对新形势下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对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学习朱德的军事指挥艺术，有利于我军增强联合作战指挥能力，提高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学习朱德的坚定信仰和高尚品德，有利于我军凝心聚气，补牢“精神之钙”，自觉抵御诱惑和考验。我们要利用好这一“红色基因”和“传统法宝”，把朱德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与党的军事创新指导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正确把握二者的内在联系，更好地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

2016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井冈山调研时指出，缅怀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开国元勋和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就是为了永远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从他们身上汲取奋发的力量，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参见《人民日报》2016年 2月 4日。）　对各级军政指挥员来说，研究朱德军事指挥艺术，既要学习他的军事理论和指挥方法，也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从真正意义上提高能打仗、打胜仗的本领。

一、朱德丰富的军事思想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是我们深刻理解和自觉贯彻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一系列重要思想的 “红色基因”

朱德的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是经过中国革命战争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对新形势下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对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立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开辟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新境界，为强军兴军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实践基础。习近平关于要牢牢把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坚持以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贯彻新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建军方略；围绕能打仗、打胜仗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等重要思想和决策部署，与朱德军事思想、指挥艺术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是一脉相承的，都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重要阶段性成果。因此，我们要把传承“红色基因”与学习贯彻党的军事创新指导理论紧密结合起来。只有正确把握了二者的内在联系，才能深刻认识到朱德军事思想和指挥艺术的时代意义，也才能更加自觉地学习和贯彻习近平国防和军队建设重要思想。

例如，朱德在红军初创时期强调的，红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完全信仰共产党的领导、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等思想，与习近平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要贯彻政治建军方略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无论是朱德针对南昌起义失败后复杂的部队成分和混乱的思想组织状况而进行的“赣南三整”，还是他在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阴谋活动的坚决斗争，本质上都是在强调政治建军，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政治建军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在军队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和作风，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克服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动力。新形势下，一些部队官兵在理想信念、党性原则、革命精神、组织纪律、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习近平指出：“这些问题不解决，拖下去，蔓延下去，军队就有变质变色的危险。”（《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250页。）为此，他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参见《人民日报》2013年 11月 7日。）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能前进不能停滞，只能积极作为不能被动应对。当前，最紧要的是把理想信念、党性原则、战斗力标准、政治工作威信这四个带根本性的东西在全军牢固立起来，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参见《人民日报》2014年 11月 2日。）学习理解习近平有关政治建军的重要观点，既可看到他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红色基因”的经典传承，又可看出他准确分析国家发展和安全形势，正确把握现代战争机理，正视我军存在的问题，而作出的创新发展。

又如，朱德重视养兵用兵、在战争间隙整训部队的军事教育思想，与习近平强调要着力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的思想，内涵也是相通的。1931年 7月，朱德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中指出：“创造铁的红军是目前党的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版，第 67页。）在朱德看来，铁的红军必须具备六个条件：一是确定红军的阶级性；二是无条件地在共产党领导下；三是政治训练的重要；四是军事技术的提高；五是自觉地遵守铁的纪律；六是要有集中的指挥和统一的训练。他还指出：“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的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朱德军事文选》，第 71页。）随着技术的日益进步和技术在战争中作用的增强，他又一再强调，“技术是战术的基础，技术搞不好，战术也无法弄好，也不能解决现代战争中歼灭敌人的问题”（《朱德军事文选》，第 812页。）。“有了技术就可以壮胆，就可以更加勇敢。”（《朱德军事文选》，第 464页。）真正使战术和技术、技术和勇敢、技术和士气相结合，就能战无不胜。新的历史条件下，习近平根据我军建设实际和信息化战争的客观要求，提出了“永远做红军的传人，着力培养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人民日报》2016年 10月 21日。）的要求。有灵魂就是要信念坚定、听党指挥，有本事就是要素质过硬、能打胜仗，有血性就是要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有品德就是要情趣高尚、品行端正。要传承好朱德的军事教育思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的“四有”革命军人培养标准，必须把铸牢军魂作为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官兵，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感召力；必须持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必须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抓好战斗精神培养，打造强军文化；必须锻造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过硬军队。

二、朱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救国救民的崇高人生价值追求，是我们实现强军目标的“精神之钙”

为什么在共产主义曙光初照神州大地，中国共产党刚刚诞生不久、只有几十名党员的时候，朱德就能执着地加入共产党，并立志终身为党搞军事运动，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就是因为他真正读懂了马克思主义，真正信仰共产主义。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行动上的自觉和自信。如果理想信念缺失，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对共产主义将信将疑，即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有党员数千万，即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取得巨大成就，面对各种思想观念交锋碰撞，一些党员和干部还是会疑惑、动摇，甚至蜕变。

为什么担任旧军队旅长的朱德能面对川军军长杨森许以的师长一职、孙中山予以的 10万军饷不动心，却决心到欧洲考察社会主义，研究外国军事历史，赴苏联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就是因为朱德有救国救民的人生追求。高官厚禄、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不仅在当时令许多军人、学子趋之若鹜，就在今天也是很多人向往的目标。如今一些人入党做官，追名逐利，只是为了家庭荣耀和个人享受，并没有多少党和国家的情怀。

为什么作为总司令、政治局委员的朱德，能在张国焘的眼皮底下夺枪，救下第五军团参谋长曹里怀、第三十军参谋长彭绍辉；能在年已 50的时候率领红军征服高海拔、雪漫冰封、空气稀薄的夹金山、党岭山？就是因为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乐观主义革命情怀。想象朱德率领着脚踏草鞋、身穿单衣的红军向摄氏零下三四十度、风暴骤起、雪崩如雷的“万年雪山”迈进的场景，再看看如今的一些腐败变质的军队高级干部，他们利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卖官鬻爵，严重破坏了党的形象，侵蚀了军队机体。

这些答案都应集中在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人生价值目标是否正确上。所以，围绕实现强军目标抓官兵的培养教育，特别是各级军政指挥员的培养教育，重在补“精神之钙”。

一是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为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奠定理论基础。要像朱德那样真学、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现实中，一些人为了入党、做官，存在“突击式”“点缀式”的学马克思主义现象，入了党，做了官，就很少读马克思主义的书了；有的党员干部并没有读懂或并不真信马克思主义，他们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或装潢“门面”，骨子里信的是封建迷信或其他什么主义。一些腐败分子，一边贪腐，一边烧香拜佛、求“神灵保佑 ”。不能仅仅满足于学习会议精神，传达内部文件，搞时事政策教育，而要倡导读马列原著、读经典。基础不实，基本原理没弄通，难以树立科学的信仰；信仰不科学，就难以坚定，难以经受考验。

二是着力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确立崇高的家国情怀和人生目标。世界观是“总开关 ”，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人活着的目标和动力源。只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有了科学和坚定的信仰，人生才有正确的目标追求和动力支持。 1944年 4月，当在延安的朱德得知远在四川仪陇老家的 86岁母亲病逝的消息后，写了一篇题为《回忆我的母亲》的祭文。文中写道：“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13—114页。）这两个“尽忠于”就是朱德伟大的家国情怀和崇高的人生价值追求。他用自己的一生，忠实地践行了自己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朱德的家国情怀和人生目标，源于他树立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这是他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努力学习和不断提高自身修养的结果，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永远值得学习。

三是进行“红色基因”的传承教育，强化强军兴军的责任担当。随着国家的逐渐富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军队几十年没打仗，处于长期的和平环境中。一些青年官兵对党和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了解和感受越来越少，居安思危、艰苦奋斗、强军兴军的担当意识较为淡薄。有的受社会上歪曲历史、裁剪事实、抹黑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歪风的消极影响，对红色资源、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缺乏必要的尊重。所以，要大力、广泛、持久地进行红色资源、“红色基因”的宣传和教育，强化广大青年对革命先辈、优良传统的敬仰意识、学习意识和传承意识。徐向前元帅曾经回忆说：“翻越大雪山党岭时，我们为保证他（朱德）的安全，令部队给他备好坐骑、担架，他都让给伤病员用，自己坚持步行。夜晚宿营在半山腰里，冻得无法睡觉，就给大家讲故事，话革命，鼓舞同志们战胜风暴雪山，胜利实现北上计划。”（《回忆朱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年版，第 3页。）强军兴军，犹如新的长征，我们只有把红军精神传承好，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革命理想高于天、革命意志坚如钢，才能胜利实现强军目标。

三、朱德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和鲜明指挥风格，是我们提高联合作战指挥能力的 “焠刃之火”

2016年 4月 20日，习近平在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指出：当前，作战指挥战略性、联合性、时效性、专业性、精确性要求越来越高。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以提高作战指挥能力为根本目的，一切以能打仗、打胜仗为根本标准，扭住制约联合作战指挥的矛盾和问题寻求突破。（参见《人民日报》2016年 4月 21日。）对于各级指挥员来说，要做到这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认真学习和研究朱德等老一辈军事家的指挥艺术，以借鉴和指导新形势下的作战指挥实践，提高打胜仗的

能力。

朱德的“实事求是，辩证用兵”的思想，贯彻和体现在他军事指挥艺术风格的各方面。这个用兵思想是把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不同战争特点规律和作战指挥机理相结合的结晶，对于我们认识未来战争和作战指挥问题仍有指导意义。在“实事求是，辩证用兵”这一思想指导下，他的关于依据“政治、经济、人员、武器、交通来决定自己的战略战术”（《朱德军事文选》，第 361页。）的观点，启示我们认识未来战争，要坚持系统论、反对孤立论，尤其有利于纠正在一些同志头脑中存在的“唯武器论”，或“基于信息系统”决定一切的片面性。关于人民军队的用兵方法是“随机应变，变化无穷”的观点，以及在巷战中要采取“掏墙挖洞打老鼠”的战术，对敌主力“钓大鱼”与对弱小之敌“钓小鱼”的不同办法，启示我们认识战争和作战指挥问题，一定要善于用联系的、发展变化的眼光看待，防止静止、僵化的观点，有利于纠正一些同志盲目看待过去的“胜战经验”和“抱着传统包打胜仗”的因循守旧观念。关于“战略要寻找敌人的主力，战术要寻找敌人的弱点”（《朱德军事文选》，第 151页。）的观点，启示我们制定战略战术时，要运用辩证思维，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反对机械论和一点论，等等。

兵民结合的指挥艺术，是朱德的用兵特点和重要风格，是人民战争思想、游击战争思想的集中体现。他从领导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深切感受和认识到民众的革命热情和伟大力量，因此十分重视军队和民众的结合，注意发动群众，组织赤卫队、工农暴动队，配合红军作战，不断发展着军队与人民相结合的形式。抗日战争时期，朱德在《八路军抗战的一年》的报告中指出：八路军的战术，不用死守的办法，而是独立自主的灵活行动。这是在长期经验中学习出来的。更重要的是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朱德说 :“八路军是由人民中产生的。”“灵活战争没有人民是不行的。所以说军队是鱼、人民是水，鱼离水亦不能生存，有人民才活动自如。人民不是都了解八路军的。经过各种的多次的实际行动，军民打成一家，灵活战术由此发挥了。”（《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第 534页。）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著作中，他又提出了抗日游击战争的定义应当是“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朱德军事文选》，第 341页。）的重要观点。兵民结合的指挥艺术，在信息时代的战争中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已将军民融合的传统优势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国防和军队建设，为打赢未来战争，提供了动员和组织经济社会资源的政策保障。目前，我国“已有 7亿网民”（《人民日报》2016年 4月 22日。）。“近年来新兵 100%入伍前已是‘网虫’。”（祁宇博、王涛：《打一场网络阵地“抢攻战”》，《中国青年报》2016年 3月 11日。）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普及，已呈现出网络社会化、社会网络化的特点和趋势。网络空间正在加速演变为战略威慑与控制的新领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平台、维护经济社会稳定的新阵地、信息化局部战争的新战场。“网络战从软杀伤到物理摧毁，其实施隐蔽、精确、迅速、可控、成本低但回报高、攻防兼备，可与政治战、外交战、经济战、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等非军事手段结合进行，能够获得传统军事手段难以取得的效果。”（李大鹏：《俄军网络战，擅长打“人民战争”》，《中国青年报》2016年 3月 11日。）网络战是体系作战，需要社会相关部门的参与和协作，但网络战的技战术和进入“门槛”几乎是最低的，这就为社会力量的参与提供了方便条件，可以形成声势浩大、威震敌胆的新型“人民战争”。我们要认真研究信息时代新型人民战争的机理，传承好朱德兵民结合的思想和指挥艺术，切实提高军队打胜仗的能力。

四、朱德的高尚品德和伟大人格力量，是新形势下我军凝心聚气、强军打赢的“传统法宝”

毛泽东曾经热情地赞扬朱德在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中央的斗争中“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在朱德60岁诞辰时，毛泽东称他为“人民的光荣”。朱德叱咤风云，指挥着千军万马，又朴素得像个普通士兵。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和战士一样穿粗布军衣，吃糙米野菜，住草棚窑洞。长征途中，他身为红军总司令，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把仅有的口粮让给伤病员吃。陆定一回忆当年亲历的情景说：“他没有官架子，任何人看到他，就觉得他慈爱可亲。但是，当危难到来的时候，他就表现出革命军人的真价值。他坚如磐石，定如山岳 ;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危险，他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 ;他不怕反潮流，而总要尽自己的力量，以挽救危局。我亲身看见，当苫米地旅团由长治进攻临汾的时候，朱副司令长官只带了两个连，在良马、府城一带与敌不期遭遇。那时，他为了争取时间，使当时山西省会临汾数十万军民安全转移，亲率了仅有的两个连与敌人打了三天之久。”（陆定一：《贺朱副司令长官五十四寿诞》，《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 12月 19日。）

朱德的高尚思想和伟大人格还深深影响着国际友人、美国将军和被俘的日本士兵。爱泼斯坦谈到对朱德的印象时说 :“五十八岁的朱德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满头浓密的黑头发，面部宽阔，两眼炯炯有神。他身材健壮，步履稳健，他的直率使见到他的人一下想起了亚布拉罕·林肯的主要特征。从他的外表一点都看不出他是一个勇猛善战的指挥员和身经百战的战略家。”（《朱德传》（修订本），第 642页。）英国记者根瑟·斯坦因写道：“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兵士们敬爱那个六十岁的老农民，像父亲一样。他宽阔的面孔焕发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热烈与乐观，他有力的握手唤起人们的信心。”（〔英〕根瑟 ·斯坦因：《毛泽东朱德会见记》，《新华日报》1945年 9月 4日。）美国记者约翰·罗德里克写道：“我首次拜会朱德，是一九四五年在中国西北的延安。作为共产主义军队的总司令，他在‘枣园’的生活是极之俭朴的。他当时约六十岁，就好像一位慈祥的祖父一样。他亲切的脸孔，时常挂着笑容，使最怀批评性的访客也会消除敌意和顾虑。”（〔美〕约翰 ·罗德里克：《忆朱德》，香港《文汇报》1976年 7月 8日。）当时的美国总统特使史迪威，因与蒋介石矛盾尖锐，在离开中国前，给朱德写了一封信：“亲爱的朱德将军：由于我已被解除在中国战区的职务，我谨向您，共产党武装部队首脑，为我们今后不能在对日作战中同您合作深表遗憾。您在对我们共同的敌人作战中发展了卓越的部队，我曾期望与您联合作战，但现在此事已成泡影。祝您战斗顺利并取得胜利。我谨向您致意。”（《朱德传》（修订本），第 643页。）

1937年 11月 13日晚，朱德出席晋南榆社县城的群众大会。史沫特莱记载当时情景道：“当朱德从人群闪让开来的地方向前走的时候，全场的人们全都站起来，高唱中国歌曲。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是怎样受到人们热情欢迎的场面。当地的和邻近城镇的游击队、县城的警察、山西军的一个连、当地的救国会以及全体居民都在欢迎他。”“他就站在黑夜里讲话。会场上人人聚精会神，鸦雀无声。他说，从一些战死的敌军口袋里还发现了日本共产党的声明。这份声明向日本士兵指出，中国人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他说，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得到许多国家和很多日本人民大众的支持。‘有了这样的帮助，我们中国人民能够而且必须打败敌人，赢得胜利。’”朱德讲话后，一位日军俘虏也讲了话，表示：“我们日本士兵不要打仗。”“八路军待我比我的战友还要好。以后，我要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反对我们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朱德传》（修订本），第 511—512页。）

这些材料表明，朱德的伟大人格，之于红军和八路军官兵是凝聚力和号召力，之于友人是亲和力和感染力，之于敌军是瓦解力和吸引力。总之，他的人格力量是一种伟大的软实力，一种强大的战斗力。这种软实力和战斗力，在当今强军兴军的征程中迫切需要继承和发扬。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西方生活方式的渗透，一些官兵道德滑坡，少数高级干部道德低下、贪污腐败，影响了部队的整体形象和战斗力；党的政治生活和军队政治工作质量不高，党员干部的党性党纪观念不强，军人责任的担当意识淡薄；部队长期处于和平环境中，一些干部对战士缺乏真感情，一些战士入伍动机不端正，官兵关系不纯洁，相互信任程度差。学习朱德的高尚人格力量，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

一是要学习朱德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言行一致的坚强党性观念。当年，朱德反对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斗争，处境危险艰难。他和刘伯承住在一起，像被软禁了一样。他们不得不做万一不测的准备。刘伯承对朱德说：“现在情况很严重了，看样子，他们有可能要逮捕人！”朱德说 :“过去在军阀混战时，死是不值得的。现在为党的利益奋斗而死，是可以的。当然，个人是无所谓的，可是任事情这样演变下去，对整个革命不利呀 !”（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61页。）我们要学习他的这种“临大节而不辱”，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的牺牲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平时才能与党同心同德，战时才能经得住生死考验。

二是学习朱德爱兵如子的根本态度和深厚感情。朱德在数十年军事生涯中，之所以始终如一地关心爱护战士，是因为他认为：在革命队伍中，无论总司令还是普通士兵，都是革命同志，是平等的。干部要时时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关心爱护战士，不搞特殊化，不搞官僚主义；士兵要尊重干部，不搞极端民主化。朱德是这样倡导的，更是这样践行的。于是，就有了井冈山时期“朱德的扁担”，长征路上“让干粮”“让军马”给伤病员，过泸定桥时弯下身合拢桥板，不要新发的棉军鞋、穿着康克清大姐缝补的旧棉鞋“进京赶考”等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传承朱德“爱兵如子”的根本态度和优良作风，有助于纯洁新形势下的官兵关系，凝神聚力，强基固本，切实履行强军打赢的神圣使命。

〔执笔人：苗宏、江永多〕

（责任编辑：茅文婷）

（来源：《党的文献》2016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