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朱德运动战思想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朱德运动战思想探析

朱之江 陈文峰

[摘要]运动战思想是朱德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中朱德运动战思想得到了长足发展，是抗日战争运动战实践的深刻总结和理论指南。朱德首先对抗日战争中运动战的战略地位进行了准确定位，认为运动战是实现持久防御的战术手段、解决战争胜负的主要手段。同时他对抗战时期运动战和游击战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游击战是运动战取胜的主要条件，游击战要与运动战深度融合，而且游击战必须随着抗战的深入向运动战转变。朱德还总结提出了抗日战争运动战的基本原则，如保持和争取自己的主动地位；主动、灵活、适时地进攻敌人；战役、战术方面必须以强攻弱；在敌寇外线包围中寻求机动；充分了解敌情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等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以及华南抗日游击队等抗日武装，贯彻全面抗战路线，在敌后战场开展持久而广泛的游击战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伪军。同时我军贯彻“基本的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参见《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78页。）的战略方针，抓住时机实施运动战。抗战时期我军共进行了 214次战役，其中游击性运动战战役 21次、运动战战役 35次，二者共占比 26%。（参见王厚卿：《战役发展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506页。）朱德在领导和指挥八路军开展的一系列运动战行动中不断发展了运动战思想，对抗日战争中运动战的战略地位、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关系以及运动战的基本原则等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和思考。

一、抗日战争中运动战的战略地位

朱德作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一向重视我军擅长的运动战，他曾总结指出：“自红军以来打的都是歼灭战，我们是靠歼灭战起家的。……消灭敌人主要在运动中消灭。”（胡哲峰：《朱德兵法》，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24页。）朱德对抗日战争中运动战的战略地位，有着精确而深刻的认识。

（一）运动战是实现持久防御的战术手段

朱德认为，从政治上而言，“因为中国并无侵略他国的能力和野心，而完全处于被日寇侵略的地位，我们是为自卫而抗战，所以在战略上是防御的”（《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版，第304页。）　。同时，虽然中国军队数量是日军的几倍，“但在质的方面却远不如人，特别在技术方面相差很远”（《朱德军事文选》，第 305页。）。因此，“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朱德年谱》（新编本）（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 656页。），中国抗战的胜利，要通过持久的消耗战来实现。通过持久的消耗战，充分发挥中国人口众多、疆土辽阔的优势，“消耗敌人的物力、人力，引起战局的变化，改变敌我的形势”（《朱德军事文选》，第 305页。）。

在持久消耗日军的战术途径上，朱德坚决反对当时一些人提出的“中国只要同敌人拼消耗，我死十个敌死一个、最后我们也可取得胜利”（《朱德军事文选》，第 305页。）的错误观点，指出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抗战消耗敌军的前提下，必须讲究战术运用，实现速决、高效歼敌。他认为，抗日战争中可以综合运用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种战术手段，但由于敌我在技术兵器上的巨大差距，阵地战中“我们以小的兵力，劣势的武器，防御大部敌军，是比较困难的 ”（《朱德军事文选》，第 322页。），因此在持久抗战积极消耗敌军的战术手段上，我们应“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 ”（《朱德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第 494页。）。通过开展运动战、游击战，不断消灭运动之敌，破坏敌后方交通，摧毁、缴获其后勤补给，“集聚无数次的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达到战略消耗的目的，扩大敌人的战略消耗，以转变敌我优劣形势，然后，从战略防御的地位转到战略反攻的地位”（《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812页。）。

（二）运动战是解决战争胜负的主要手段

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是我军最重要的作战形式，我军共发动了 88次游击战战役，占比41%。（参见王厚卿：《战役发展史》，第 506页。）但是，在抗战伊始我党就鲜明指出并反复强调：“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 ”，“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的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抗日战争“长期而且残酷，游击战只有向运动战发展才能适应这样的战争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327、327、259页。）游击战能够发挥牵制日军、消耗日军、配合正面作战的伟大战略作用，但是，“游击队因兵力少而突击力弱，不如正规军的兵力强大，特别是不如它能够严密组织各兵种的协同动作，在统一指挥之下执行艰巨的任务。所以游击队在军事上不能解决战略任务而是起一种辅助的作用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 1982年版，第83页。）。要最终战胜日本侵略军主要还是要靠运动战。朱德是我军公认的游击战专家，他充分认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运动战是解决抗日战争胜负的主要手段的论断，他指出：“游击战是不能解决最后胜负问题的，它只能使敌人受着其一部分的损失，某些时间的延滞，增加某些困难。”在对日作战中，“要取得部分的较大的胜利，必须配备适当的正规部队，在广大游击队的掩护隐蔽之下，采取运动战，以突然的袭击，短时期间的解决战斗，是可以逐渐消灭敌人的 ”。（《朱德军事文选》，第 326页。）而在战略反攻阶段，为着最终彻底战胜日本侵略军，“八路军、新四军要准备在抗战后期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到抗日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81页。）。

二、抗日战争中运动战与游击战的关系

运动战和游击战是抗日战争中我军的主要作战形式，因为敌强我弱，“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329页。）。朱德在长期领导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运动战、游击战关系的深刻认识，成为朱德运动战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游击战是运动战取胜的主要条件

游击战可以有效配合运动战，“对于打运动战的正规军队，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几乎是保证其取得胜利的最主要条件”（《朱德军事文选》，第 346页。）。朱德认为，游击战不仅配合我主力军在敌后战场的运动战，也可以配合友军在正面战场的运动战，游击战对运动战的配合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牵制分散敌人。游击战牵制分散敌人不仅体现在战役战斗上的直接配合，更体现在战略上的间接配合，正如朱德指出的：“配合有直接、间接两种，直接配合则效速，间接配合则效迟。”（《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063页。）在具体战役战斗中，通过开展敌后游击战，“以灵活的动作迷惑分散疲惫敌人，造成正规军各个打击消灭敌人的有利条件”（《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765页。），从而“使我正规军得以采取大步前进、大步后退的战术原则，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朱德军事文选》，第 304页。），并在正规军运动歼敌之时，阻击敌人的增援部队。游击战牵制分散敌人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深入敌后开辟战场，广泛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游击战争，“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朱德传》（修订本），第 476页。），便于正规兵团在有利情况下展开运动战。敌后游击战的战略牵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正如 1940年 6月 20日朱德在《华北抗战的总结》中指出的：“我们现在单在华北就牵制了敌人十个师团和十二个旅团，守备队、铁道队、伪军和‘皇协军’都还不在内。 ”（《朱德军事文选》，第 394页。）1945年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中进一步指出：“解放区战场抵抗的敌伪力量，到一九四三年竟占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伪军的百分之九十五。”（《朱德选集》，第 139页。）这既是抗日游击战对运动战的有效配合，更是对整个抗日战争的伟大贡献。

二是扰乱调动敌人。日军作为一支现代化军队，对后方补给高度依赖，“这是由于粮食、武器、弹药、汽车和一切机械兵种各种需要之极度增大而来的”（《朱德军事文选》，第 360页。）。特别是对其机械化部队而言，因为“必须有足够的运输工具与道路，接济给养、弹药、汽油、药品和输送伤病员等等”（《朱德选集》，第 53页。），所以后方补给可谓其命脉所系。而游击战中“对敌人后方联络线之一切设置——兵站、医院、铁路、桥梁应不断给以袭击、破坏和扑灭”，可使日军“得不到后方的接济，得不到兵员、弹药、汽油的补充，即使有新式武器和强大部队，就统归无用”。持久广泛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不仅可有效削弱敌人的战争力量，也可打击其官兵战斗意志，“使敌人士气消沉，这就已经给了我国正规军以帮助了”。（《朱德军事文选》，第322、322、346页。）　不仅如此，游击战也可以在战役战斗上，通过破坏交通、围攻敌小部队、小据点，调动敌人增援从而为运动战实施围点打援，歼敌于运动之中创造良好条件。1938年 2月 4日，朱德与彭德怀致电聂荣臻即指示：“以小部队积极在两条铁路活动，以各种方法引诱敌人进攻，以便利主力歼灭一、二路。”（《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741页。）7月3日，他与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滕代远、周恩来、叶剑英再次指出：“消灭正太路沿线敌人，彻底破坏路基，调动敌人增援，求得较大运动战消灭敌人。”（《八路军文献》，第 204页。）因此，游击战的开展，可以在战略上为正规军集中兵力运动歼敌打下基础。

三是侦察敌人情况、隐蔽我正规军行动。由于运动战多是以大踏步进退来歼灭运动之敌，对情报要求非常高，而分散、广泛的游击战能有效侦察敌军动向，为运动战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援。更重要的是发挥战场情报遮蔽作用，为正规军出其不意攻击运动之敌、分散之敌、立足未稳之敌创造条件。朱德指出：“对于打运动战的正规军队，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几乎是保证其取得胜利的最主要条件，因为它可以隐蔽我正规军的运动”（《朱德选集》，第 37页。），我正规军可以“在广大游击队的掩护隐蔽之下，采取运动战”（《朱德军事文选》，第 326页。）。

（二）游击战与运动战深度融合

抗日战争初期，朱德非常重视和强调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深度融合，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虽然与抗日正规军的战争有着区别，这两者之间也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存在。”“游击战和运动战不但在战役中应当互相配合，实际上这二者也常常是互相推移变化的。”（《朱德军事文选》，第341、369页。）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将游击战、运动战深度融合的军事术语。1937年 10月 4日，他与彭德怀、任弼时致电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各师应努力壮大自身以“更适宜于我军进行山地运动游击战争的战斗任务”（《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706页。）。1939年 1月 17日，他与杨尚昆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指出 :“军队各集团应以主力采取主动积极的灵活的运动游击战术，求得部分地逐次地消灭敌人。”（《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853页。）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深度融合主要体现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与运动战的灵活转变。朱德认为，游击队不仅可以破坏交通、劫夺粮械，消耗和分散敌人兵力，也可以集中兵力消灭分散之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一般游击战也可以说是小的运动战，而且，事实上几个游击队也常常联合起来，在敌人进攻时或运动战时，突然集中力量消灭其一股。这种打法，实际就是运动战”（《朱德选集》，第 62页。）。相反的，“正规军队，只要它与群众有着很好的联系，得到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它也可以分派出小的甚至相当巨大的部队，进行游击战争”（《朱德军事文选》，第 346页。）。从一定意义上说，抗战初期我军开展的游击战、运动战之间并没有本质性的重大区别，因此在实际作战中也表现出深度融合的特点。

（三）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

由于游击战不能最终担负解决战争胜负的战略任务，因此游击战必须不断向运动战转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成正规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327页。）由于日本侵略军属于现代化军队，远非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能比，所以抗日游击战最终必须向正规化运动战而非游击性运动战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打赢抗日战争的需要，也是人民军队自身发展的需要。

实现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是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就确定的战略任务，贯穿于整个战争进程，因此，“游击战争的领导者必须明确地认识这种必要性和可能性，才能坚持向运动战发展的方针，并有计划地执行之”。这种转变的主要表现，是游击队逐渐发展为正规兵团，“在长期的战斗中很可能使游击队受到必要的锻炼，逐渐变成正规的部队，因而作战的方式也逐渐正规化”（《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259页。）。

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抗日游击战争能够为正规军创造优良的后备军和新的兵团”（《朱德军事文选》，第 346页。） 。我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是在红军的基础上组建的，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的锻炼，作战经验非常丰富，而且成员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不是为了个人的利欲，而是为了民族的生存，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几乎是赤手空拳地起来搏斗”，因而具有良好的政治、军事素质，“补充到国民革命军中或者创立成为新的兵团，他们的胜任愉快是毫无疑问的”。（《朱德军事文选》，第 347页。）在此期间，我军一直注意发展游击队来扩充主力部队。1937年 11月 4日，朱德与彭德怀、任弼时发出关于扩军工作的指示，指出 :“组织的游击队，应多派干部进去，加强军政教育和巩固工作，争取大部分整批加入主力。”（《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706页。）此后朱德又与党和军队其他领导人多次发出整顿游击队扩充主力的指示。随着游击队不断向正规兵团发展，正规兵团规模增加很快，“由出师时的 5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 132万余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189页。），“至大反攻前主力军的比例已占我军总数的 65%”（《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 492页。）。

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为适应战略需要，我军加快了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速度。1944年 4月 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准备担负比较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毛泽东选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945页。）在 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朱德进一步明确：“为了准备反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正规兵团、地方兵团与民兵自卫军的训练 ”（《朱德选集》，第 179页。），并在前期游击队正规化、正规军主力化的基础上，抽调部队组建可以跨区域遂行中大规模运动战的强大野战军。1945年 8月 1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中明确要求：“各地应将我军大部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分甲乙丙三等，组成团或旅或师，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教育学院训练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 1988年编印，第 40页。）

与此同时，我军还集中进行军政整训，实现部队作风纪律和作战方式的正规化。 1944年7月 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朱德等审定的《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明确要求：“在现有的物质基础上与战争生产间隙中，整训现有军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1165页。）10月 1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加强全党练兵与军队大整训之决定》，号召全党全军研究战争、学习军事，进行大练兵，要求在冬季四个月至少整训 60%的主力兵团、30%的游击队。（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十年》，第 181页。）中共七大进一步强调：“各战略单位要组织在现有技术战术的基础上提高炮兵、工兵技术的学习，和研究现代战争的战术 ”，尤其是“主力兵团的训练，要注意准备其向运动战的逐渐转变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13页。）战略反攻阶段，朱德与党和军队其他领导人共同领导全军连续进行大规模军政整训，提高了官兵的战术技术水平，基本实现了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三、抗日战争运动战的基本原则

朱德在领导、指挥我军进行运动战，协助、指导友军进行运动战的过程中，形成了抗日战争运动战的一系列原则，并在作战实践中对这些原则不断改进、完善，丰富了抗日战争运动战的思想。

（一）保持和争取自己的主动地位

保持和争取自己的主动地位，是朱德关于抗日战争运动战原则的核心问题，各种作战原则均服从、服务于这一原则。朱德指出：“如能经常保持主动，虽劣势之兵力，亦能战胜强敌”（《朱德军事文选》，第 306页。），“只有争取主动就利避害的机动战才能致敌人于死命 ”（《朱德军事文选》，第 385页。）。保持和争取自己的主动地位最根本的是寻求有利条件下的战斗，不断消灭敌人。只要我军“能进行大的运动战，每月进行几次较好的战斗，那末，敌人后方及侧翼与敌人的行动，各处感觉威胁，处处警戒，使敌处处处于被动地位，我则处处处于主动地位”（《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744页。）。而当遭我军攻击的敌人“已站稳了脚，无消灭的把握时，应迅速脱离战斗，转移突击方向，以免被敌吸引 ”（《朱德军事文选》，第 297页。），同时应努力避免与敌人进行正面对抗，“奇袭、伏击、夜袭胜过正规对战 ”（《朱德军事文选》，第 306页。）。在作战中部队如果遇到敌人进攻，应避免纠缠，“只以极小部分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地迅速地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740页。）。万一被迫而应战，“应毫不留恋地向安全及便利于进行作战地带撤退 ”（《朱德军事文选》，第 316页。），切实做到“它打我不打，它不打我打 ”（《朱德军事文选》，第 336页。），始终掌握作战的节奏和主动权。

朱德还认为，运动战要保持和争取自己的主动地位，不仅需要遂行运动战的正规兵团自身努力，也需要游击队和广大群众的紧密配合，特别是要通过广泛、持久的游击战分散、消耗敌人，为运动战保持和争取自己的主动地位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他指出：“发动群众游击战争与在敌人后方建立小块小块的根据地，来分散敌人力量，削弱和疲惫敌人，这是战略上着眼争取主动，造成战役上各个击破敌人，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朱德军事文选》，第 306页。）　

（二）主动、灵活、适时地进攻敌人

主动、灵活、适时地进攻敌人，是朱德关于抗日战争运动战的重要原则。 1939年 12月27日，他与左权、杨尚昆致电陈士榘、林枫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把握游击战、运动战的原则，要主动、灵活、适时地进攻敌人。 ”（《八路军文献》，第 435页。）这一原则包含了三层含义：

一是要发挥我军敢于战斗的精神，积极进攻敌人。虽然由于抗战初期综合实力特别是军力对比上的敌强我弱，我军需要在战略上采取防御态势，但在战役战术上必须坚持积极进攻。正如朱德指出的：“战略是守，战术是攻。运动游击是进攻的战役战术，这种战斗要以攻为守，处处争取主动。 ”（《朱德军事文选》，第 338页。）“只有在运动战中解决了敌人，打击了敌人，才是达到防御目的的最好手段 ”。面对装备现代化武器特别是重型火炮和空中力量的日军，“只晓得摆在一个阵地上拼消耗，这无异帮助了敌人发挥现代技术的威力”。（《朱德军事文选》，第 304页。）

二是要精选进攻对象和时机，从而“以小的牺牲换很大的胜利 ”。总的要求是“乘敌在运动中或敌立足未稳时，集中优势兵力，以坚决、勇猛、迅速的手段歼灭敌人 ”，对于运动中的敌人则“主要的是突击其后尾部队而不是突击其先头 ”。如果敌人已经驻止并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则“应向之佯动，诱动其他方向敌之增援，求得在运动中突然袭击增援之敌”。（《朱德军事文选》，第305、304、297、298页。）

三是发扬果断决策、雷厉风行的战斗作风，坚持“指挥的机动性 ”。由于运动战战况瞬息万变，“指挥官下达命令，以具有命令的机动性为原则，对下级不下死命令，处处给下级指挥官留活动余地 ”，否则一线指挥员就不可能根据战况适时选择进攻对象和时机，同时一线指挥员也应“详察上级指挥官的意旨与企图，随机应变，因时制宜 ”。（《朱德军事文选》，第 337页。） 当然，“指挥的机动性”是以积极进攻、消灭敌人为前提的，绝不能以此为借口消极作战，甚至逃避作战。

（三）战役、战术方面必须以强攻弱

以强攻弱原则是朱德对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作战原则的重大发展，是从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所提出的重要运动战原则。正如朱德指出的：抗日战争“战略方面我们还是以弱抗强，然而，在战役或战术方面，我们必须求得以强攻弱，即使在战役上自己的力量小于敌人，也要求得从战术上来解决以多胜少的问题 ”（《朱德军事文选》，第 305页。）。抗日战争运动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战役、战术方面以强攻弱：

一是在敌我力量对比上集结优势兵力消灭分散薄弱之敌。也就是要调集优势兵力，通过迅速、隐蔽的机动，“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740页。）。当敌人处于集中状态，则以游击队或“少数兵力钳制敌人的主力，以自己的主力采取迅速、坚决、勇猛的手段从敌侧后突击，首先消灭敌一部 ”；当战斗开始后，应“集中主要兵力、武器于选定的突击方向、突击点”，（《朱德军事文选》，第305、298页。）在其他方向尽量节约兵力，主要是“对次要方向，只须以少数兵力以积极动作把敌人钳制起来”（《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765页。）。

二是要扬长攻短。朱德指出：“敌人的长处，主要是技术的优良，我亦避其长而攻其短”（《朱德军事文选》，第 305页。），在夜晚、山地行军等敌技术装备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时间、地点发起攻击，一旦与敌接触就要立即发起冲锋，进入白刃战，双方纠缠在一起，使敌无法使用火炮、空中力量等技术装备，“一开始就求得白刃战，是避开敌人技术优势的最好办法”（《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765页。）。

（四）在敌寇外线包围中寻求机动机动是运动战的重要基础，“运动战是允许大踏步地进退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 765页。），“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卷，第 326页。）。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运动战往往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进行内线机动不同，朱德从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强调抗战时期的运动战必须突出和坚持在敌寇外线包围中寻求机动。

就战略上而言，我军主要不是在内线、在正面战场进行运动战，而是在外线、在敌后战场实施运动战。朱德认为，整个中国军队都应该向外线进行战略机动，将战争引向敌人大后方，“在全国的范围的机动战的原则，应当是在敌寇外线包围中寻求机动 ”。当我军大踏步前进遂行进攻行动时，“各兵团以机动、坚决、勇敢，乘敌分进之际集结优势兵力，从敌侧背给敌以各个打击与歼灭 ”；而“在敌人的分进合击中，应在敌诸支队之暴露的外侧翼实行机动，以避敌之合击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895、783、 734页。）不仅如此，还可通过“绕到敌人的后方，把退却变为进击敌人”（《朱德军事文选》，第 338页。），转守为攻。

（五）了解敌情是战胜敌人的基本条件

抗日战争中的运动战，由于敌强我弱及战况瞬息万变，对了解敌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1939年 11月 26日，朱德在《加强谍报工作的通令》中特别指出：“了解敌情是作战指导、战胜敌人［的］重要基本条件之一。 ”（《八路军文献》，第 406页。）为此，应在平时就大力开展侦察工作以切实了解敌情，“在群众中建立自己的耳目，特别在沿铁道线上和可能来敌之主要方向 ”；“严格建立侦察队及通讯联络，以便能及时发现和传达敌情而利于我军的机动 ”；（《朱德年谱》（新编本）（中），第734、 765页。）在敌占区的维持会等日伪组织中广泛发展谍报组织，保证对敌情的充分、及时了解；“在一般手段无效时，必须派遣有力之侦察部队进行武力侦察，或派潜伏侦探专事捕获敌人及敌文件，以求得了解敌情”，特别是要重点了解敌人的部队番号、兵力、兵种、企图以及他们“在地方上一切军事、政治的活动”。（《八路军文献》，第 406页。）在战时更应加强警戒，及时发觉敌对我之一切企图，因为如不能及时了解敌人动向，部队就会“经常受敌袭击，不但挫伤士气，而且有覆灭危险 ”（《朱德军事文选》，第 316页。）。除了了解敌情外，还要对战场的具体地形环境等进行详细侦察，这也是保证进攻行动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朱德着眼于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运动战的战法和原则进行了改进和发展，在领导、指挥抗日战争运动战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升华，发展了运动战思想。这一思想充分体现了抗日战争运动战的特点和规律，对最终战胜日本侵略军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同时也充实和完善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作者朱之江，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教授；陈文峰，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讲师，江苏南京 210003〕

（责任编辑：高长武）

（来源：《党的文献》2016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