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群众战思想的形成、发展和运用

朱德群众战思想的形成、发展和运用

于化庭

[摘要]朱德的群众战思想是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朱德认为，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就是实现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的紧密结合，通过广泛发动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朱德的群众战思想在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中逐步形成，在贯彻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中继续得到运用和发展，在党的七大路线指引下得到进一步丰富并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它是不断发展的军事指导理论，随着战争形态、作战方式、战略目标的变化，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的范围和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我军在战争实践中实行群众战的形式和内容也随之发展变化。

朱德的群众战思想是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重要内容，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朱德群众战思想的形成、发展和运用进行分析和探讨，有助于加深对群众战思想的理解，也利于深入总结人民战争的宝贵历史经验。

一、在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中逐步形成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朱德和毛泽东密切配合，不断总结武装斗争经验，把革命的武装斗争与根据地的群众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不仅逐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而且也形成了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割据斗争局面。这就使红军依托根据地所进行的武装斗争，具有鲜明的群众性特点，即主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来打破敌人的“进剿”“会剿”“围剿”，从而能够取得对优势敌人作战的胜利。

朱德在深入总结南昌起义之后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我们党的一些军事骨干“当时只有北伐战争的经验，缺乏游击战争的经验，不知道把军队在群众中扎根，不知道到处‘下蛋’，壮大自己力量。结果，组织起来的军队，虽然英勇，却容易打光”（《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126 页。）。而井冈山斗争的经验表明，通过工农武装割据斗争，红军依靠人民群众，开展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武装斗争，就能够不断取得胜利。

朱毛红军在井冈山斗争中取得的胜利，使朱德深深认识到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正确性。朱德曾这样评价道：“毛主席的思想，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观点，到处撒种子，武装群众，采取母鸡下蛋的办法，所以革命力量发展很快。”（《朱德选集》，第129 页。）这就生动地指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本质特点，是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广大群众，再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使割据地区成为革命根据地。人民群众为保卫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武装斗争，必然是群众性的武装斗争，也就是实行群众战。

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的存在和发展问题，使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正确的发展道路，也为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指明了正确方向。毛泽东曾经指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毛泽东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188页。）正是在工农武装割据斗争中，朱德把革命的武装斗争必须与群众斗争紧密结合的问题，提升为理性认识。在总结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这段历史的经验时，朱德指出：到井冈山以后，“就开始注意到了武力和人民相结合、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朱德选集》，第 393页。）。这就精辟地阐明了朱毛红军指导武装斗争的基本思路，是努力实现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的紧密结合，即实行群众战。当然，朱德所说的“武力”是广义的概念，包括武装力量、武装斗争、武装群众等，这里所说的“群众斗争”包括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和为之奋斗的努力。

在朱毛红军从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转移期间，由于离开了根据地，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支援，红军沿途遇到极大的困难，直到在闽西地区站住脚跟，建立起闽西根据地之后，才使工农武装割据的形势得到新的发展，红军指战员也深刻体会到依托革命根据地、实行群众战的重要性。此后，从根本上讲，朱毛红军所进行的武装斗争都是在群众战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群众战。在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期间，群众战思想得到了反复的实战检验，朱德也多次论述反“围剿”作战中实行群众战的经验。

红军的反“围剿”作战实践，证明了红军必须实行群众战，才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在总结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的经验教训时，朱德明确指出：“一、二、三次反‘围剿’，是中国很好的革命战争经验。主要一点是在于依靠群众。三次反‘围剿’，我们都是为了群众，又很好地依靠了群众。”（《朱德选集》，第 131页。）从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朱德就完全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朱德对于采取诱敌深入方针的优越性有深刻的体会，他指出：“在根据地内实行群众的战争，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何长工：《难忘的岁月》，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114页。）事实上，红军能够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主要是充分发挥了根据地良好的群众条件，当敌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就完全陷入被动地位，不断受到消耗和袭扰，而红军却能够如鱼得水，以逸待劳，可以在有利的条件下突然包围歼灭敌人一部，逐步实现歼灭敌人、粉碎敌人“围剿”的目的。

1933年 2月，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开始，由于在此前的宁都会议上，否定了毛泽东、朱德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并把毛泽东排挤出军事指挥岗位，所以这次反“围剿”作战主要是由朱德和周恩来指挥的。当时，贯彻“左”倾错误方针的苏区中央局不顾实际情况，命令红军主力强攻敌人坚固设防的南丰、南城。朱德、周恩来运用前三次反“围剿”作战的成功经验，根据战场实际情况，把强攻改为佯攻，主力部队调往根据地的黄陂山地设伏，由于当地群众帮助封锁消息，敌人对红军的调动毫无察觉。当敌人两个师的兵力进入红军伏击圈后，经过两天激战，红军歼灭了敌人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大部；随后，红军又在草台岗附近设伏，歼灭了敌人第十一师大部，迫使其余敌人迅速向临川撤退，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就被打破了。这是运用群众战思想指导红军作战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1933年 9月，蒋介石调集军队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已经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并完全掌握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领导权。临时中央在战略指导上不进行反“围剿”的准备工作，在军事指挥上又完全听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顾问李德的指挥，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战略方针，把原来苏区反“围剿”作战的成功经验完全抛弃，根本不依靠人民群众，竟然提出“以堡垒对堡垒”的口号，与敌人打阵地战，这就使红军完全失去了优势条件。最后，中共临时中央又采取逃跑主义政策，仓促放弃中央苏区，使中央红军不得不进行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朱德明确指出：“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他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朱德选集》，第132页。）反“围剿”作战的实践检验，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只有使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充分发挥红军的优势条件，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也就是说，红军必须实行群众战，才能粉碎敌人的“围剿”。由此，积极开展群众战的思想就成为党和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斗争的一条宝贵经验。

二、在贯彻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中 继续得到运用和发展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确立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简称全面抗战路线），反对国民党当局推行的片面抗战路线。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实际上就是开展人民战争的路线。

朱德率领八路军出师抗日后，为贯彻党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和与之相适应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坚持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团结友军共同抗日，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逐步开辟了华北敌后战场，坚持长期的敌后抗战。为了使抗日的武装斗争与抗日的群众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朱德到达抗日前线后，在全局指导上继续运用和发展群众战思想。当然，由于抗战期间人民群众的范围包括了国民党当局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所有成员，所以在全民族抗战中实行群众战的范围更加广泛，具体作战方式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为了在全民族抗战中继续运用群众战思想，广泛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抗战，朱德采取了三个重要步骤。一是明确战区作战任务，争取有利的作战条件。朱德在与阎锡山的商谈中，提出必须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日的要求，使阎锡山同意采取一些开明措施。比如，同意八路军驻区的群众工作由八路军负责；对不积极抗战的县长可以更换；允许给游击队发枪；允许在八路军工作地区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等等。这就为八路军争取到广泛发动群众的有利条件。二是力求首战告捷，坚定战区军民战胜敌人的信心。在战区友军不断撤退、广大群众急需树立抗战信心的时候，朱德决定在山西先打一个胜仗，以坚定抗战胜利的信心。为此，朱德指挥刚刚到达最前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日军进攻平型关的友军阵地时，向进攻之敌的侧后方出击。第一一五师通过巧妙设伏，取得了平型关大捷。这次胜利使八路军在全国人民心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获得了战区群众的极大信任。三是迅速完成战略展开，依托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平型关战斗之后，朱德结合战区赋予的作战任务，指挥八路军部队迅速实施战略展开，使八路军各部队依托山区，实行分散配置，全力开展群众工作，很快在山西站稳了脚跟。

在太原会战期间，朱德指挥八路军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与友军共同担负会战任务。其中，在忻口战役中，当正面阵地刚刚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部署在右翼方向的八路军部队就于1937年10月6日奉命向日军侧后出击。第一一五师独立团很快攻占了敌后的涞源县城；第三四四旅连续收复灵丘、广灵两座县城，并袭击了沙河镇的日军，攻占了繁峙县城；独立团等部在广灵以南歼敌100多人，乘胜收复了蔚县、浑源、阳原等县城。第一二○师雁北支队于10月上旬相继收复了井坪和平鲁县城，并在同蒲路大同至朔县段积极展开破袭战；第三五八旅一部袭击并收复宁武县城、伏击敌人运输队；该旅主力于10月14日攻占崞县西南的大牛店，随即兵分两路乘胜进袭，一路对当面日军发动袭击，毙伤日军100余人，一路深入日军侧后，在雁门关以南实施伏击战，共毙伤日军500余人。正在向前线开进的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于10月19日夜偷渡滹沱河，袭击了日军阳明堡机场，共击毁日军飞机24架，并破坏了机场。八路军的积极作战行动扰乱了日军的后方部署，截断了日军的交通线，有效配合了正面友军的作战。

在太原会战中的晋东防御战后期，由于日军已经突破晋东防线，在紧急情况下，蒋介石决定向娘子关方向增援，命令邓锡侯率川军3个师火速增援晋东，同时电令朱德将林彪、刘 伯承等师由晋北转移到晋东，归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阻击日军西进。这样，朱德就命令第一二九师主力火速向娘子关东南地区的敌军侧后挺进，以配合友军阻敌西进。刘伯承根据对战场形势判断，决定在日军必经之路上的七亘村附近设伏，通过伏击敌人，来钳制日军的进攻。陈赓奉命指挥第七七二团一个营，于 10月 26日拂晓前进入伏击阵地，在当天的伏击战中歼灭日军辎重队共 300余人，缴获骡马 300多匹。由于敌人急于沿正太路进攻，刘伯承判断敌人必然仍走原路，陈赓奉命率该部于 10月 28日再次在七亘村附近设伏，又歼灭日军辎重部队 100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这就是著名的七亘村重复设伏。

由于晋东战局急转直下，为阻止和迟滞日军西进，八路军总部于 10月 28日率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三四四旅迅速南下，统一指挥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主力，对沿正太铁路西犯的日军展开连续作战。通过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和第一一五师在黄崖底、广阳关、封户村等地的连续配合作战，给进攻的日军以沉重打击，共歼敌 2000余人，从而延缓了日军西进的速度，为溃败的国民党军争取到近一个星期的撤退时间。太原沦陷后，随着华北抗战形势发生明显变化，已经呈现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第 388页。）　

面对这样的局面，八路军调整了作战战略，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在开展游击战的基础上，广泛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 11月 11日，朱德在辽县石拐镇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会议决定：第一一五师除聂荣臻率领一部分部队留在晋察冀地区创建根据地之外，主力迅速转移到汾河流域和晋南，开展群众工作，并留一部在太行山区，配合第一二九师在晋东南依托太行山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仍然留在晋西北地区，主要活动于同蒲铁路北段，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在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各项部署基本完成后，朱德、彭德怀于 11月 16日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唯有本着持久抵抗方针，更能获得世界人士精神与物质之赞助，则最后胜利必属我中华民族。我军自 10月以来恢复正太路以北、平汉路以西二十余县；我军誓与华北同胞抗战到底。 ”（《朱德年谱》（新编本）（ 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 714页。）这就向国民党方面表明了态度：八路军不向西北西南大后方撤退，决心留在华北敌后坚持持久抗战。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八路军各师分别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地区完成战略展开，然后同地方党组织紧密结合，逐步建立起各级抗日民主政权，通过深入发动群众，建立起地方武装和民兵、游击队，使抗日的武装斗争与抗日的群众斗争相结合，不断粉碎日军围攻，进而创建了巩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此后，八路军各部队就以敌后抗日根据地为依托，向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积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使抗日游击战争成为贯彻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实行全民族抗战的主要斗争形式。

这期间，朱德在领导敌后抗战中继续运用和发展群众战思想，并深刻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群众战性质。朱德指出：“我们一切力量都出于群众身上，一切办法也都由群众创造出来。我们依靠居民中的群众与军队中的群众的力量，战胜了敌人，战胜了一切困难。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的本事就只有同群众密切结合在一起。 ”（《朱德选集》，第 94页。）在 1938年初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中，朱德把抗日游击战争的性质定义为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从而深刻揭示出其群众战的本质。朱德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本质上是抗日的群众运动，不过它是群众抗日斗争的一种最高方式罢了。离开了群众，就根本谈不上抗日游击战争，而抗日游击战争的全部秘密就在乎它是一种群众运动。 ”（《朱德选集》，第 32页。）他还指出：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好比鱼和水的关系一样，鱼在水中才能生存和长大，抗日游击队有了群众依托才能生存和长大”（《朱德选集》，第 41页。）。

整个华北敌后战场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取得进展，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得到了较好的贯彻，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得到发展和巩固。朱德在 1938年 11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全民的全面抗战，过去没有做到，现在已经逐步地向着这条路上走了。广大民众的组织的发动，军民打成一片等现象的形成，这都是走上全面抗战的基础。这种形势，完全是由于民众保卫他们的家乡的动机促成的。因此，我们的队伍越打越多，越打越强，运用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的各种方法去对付并打击敌人，陷敌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7年版，第336页。）

1940年朱德奉命返回延安之后，深入总结了华北敌后抗战实行群众战的基本情况，明确指出：“我们发动了华北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参加抗战。他们不但已组织起来，而且在近三年的斗争中已锻炼成为独立的伟大力量，成为华北一切抗战工作之基础。我们在广大群众参战的基础上大大地消耗了敌人，同时在战斗中发展了人民武装。我们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建立了广大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胡月：《朱德与抗日战争》，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 129页。）这是对群众战思想在贯彻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中得到运用和发展情况的基本概括。

三、在党的七大路线指引下得到进一步 丰富并发挥指导作用

群众战思想是在人民战争实践中形成、发展并不断丰富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党的七大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党的七大明确指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303页。）从这样的要求出发，党在领导军事斗争中就必须深入开展群众战。

为了使群众战思想的指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朱德在七大军事报告中对群众战思想的基本理论问题作出了明确阐述。比如，对群众战与人民战争的关系，朱德明确指出：“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朱德选集》，第 152页。）也就是说，人民战争的胜利，必须实现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的紧密结合，通过广泛发动群众、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战胜强大的敌人。

只有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和奋斗，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诉求，才能取得群众对革命的支持，才能发动千千万万人民群众投身革命，开展人民战争。而只有在实行人民战争的前提下，才有实行群众战的可能。这就是朱德指出的：“军事是和政治、经济相关联的东西。人民战争的基本内容就是群众战，而有了上述的一切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东西，才有实行这种群众战的可能。 ”（《朱德选集》，第 152页。）朱德在七大军事报告中的这些论述，既是对实行群众战基本条件的理论概括，也是对群众战思想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中的地位的明确界定。

为了深入阐明群众战与人民战争的关系，朱德在七大军事报告中通过对解放区战场情况的全面分析，指出了各解放区战场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方面的实际情况。由于解放区战场能够实行以群众战为基本内容的人民战争，所以解放区战场就能够在对日反攻中不断取得战场作战的胜利。他强调指出：解放区战场所实行的“这种群众战的特点，就是不但有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协力，而且有人民大众在军事作战上的协力。这种战争不是军队单独进行的，而是以人民大众共同作战的灵活配合来进行的。这种战争是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的配合作战，是正规军与游击队、民兵和人民自卫军的配合作战”（《朱德选集》，第 152页。）。

在七大路线的指引下，群众战思想的指导作用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因为贯彻七大路线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放手发动群众，所以解放区战场只有重视发挥群众战思想的指导作用，才能使解放区战场的抗日主战场作用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为此，解放区战场通过加快实行军事战略转变，把抗日的游击军游击战转变为抗日的正规军正规战，从而能够更好发挥运动战和阵地战的作用，全力夺取敌占据点和城市。解放区战场在七大前后组织实施了一系列较大规模的进攻作战，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在组织实施这些进攻作战实践中，群众战的作战形式和内容也有了较大发展。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于 1946年 6月公然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解放区军民被迫以自卫战争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进攻。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军事进攻斗争的实践中，我们党对群众战思想进一步作了发挥和运用。比如， 1947年 4月 30日，朱德在阜平县城南庄向晋察冀中央局干部讲话时，就明确指出：“各地打胜仗的几条主要经验：第一，主要是土地革命，发动了群众。为保卫土地，农民就要打仗，我们为人民服务，农民也不觉得打仗只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事，这就有了打胜仗的基础”；“第二，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光靠军队打是不行的”；“第三，我们的战争是人民的战争，依靠人民群众，依靠民兵、地方部队到处打敌人，到处有人打，把野战军腾出来专门打歼灭战 ”。（《朱德年谱》（新编本）（ 中），第 1259页。）这些论述深刻阐明了解放战争时期群众战的特点，即“到处打敌人，到处有人打 ”，从而能够集中野战军的兵力专门打歼灭战；而只有实行群众战，呈现出“到处打敌人，到处有人打”的局面，才能实现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这是朱德对解放战争时期全党发挥群众战思想指导作用情况的高度概括和总结。

在解放战争后期，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朱德提出了确立“打大歼灭战”的指导思想、深入第一线解决攻坚战法、充分发扬军事民主等具体举措，从而使群众战思想的指导作用得到了更充分发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朱德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一文中，对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从全局上作出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这个武装斗争是建筑在坚固的工农联盟基础之上，同时联合其他人民大众的武装斗争……无产阶级必须很正确地把自己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广泛的统一战线结合起来，才能领导这个武装斗争，并使之得到胜利。 ”（《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616页。）　这就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的胜利，也是把武装斗争与广泛的群众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的群众战思想的胜利。

纵观中国革命的长期斗争历程，朱德的群众战思想在各个革命战争时期都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已经成为我们党的军事指导理论的重要内容。群众战思想同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其他内容一样，都是不断发展的军事指导理论，随着战争形态、作战方式、战略目标的变化，革命的武装斗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的范围和形式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反“围剿”斗争，到抗日战争时期实施全面的全民族抗战路线、坚持敌后持久抗战，再到解放战争时期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我军在战争实践中实行群众战的形式和内容也是发展变化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建设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的国防和强大的军队，就必须在总结人民战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情况来继承和发展朱德的群众战思想。

〔作者于化庭，国防大学教授，北京 100039〕

（责任编辑：高长武）

（来源：《党的文献》2016年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