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既反对右倾，也反对“左”倾
叶介甫
任弼时，很多同志亲切地称他为“党内的母亲”，他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搞“路线斗争”，从不偏听偏信，倾力抵制各种“左”右倾错误，因而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和杀害。
与右倾错误作坚决斗争
1927年5月1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把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弼时当选为团中央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共青团三大之后，团中央书记张太雷被派往广州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任弼时又代理团中央书记。
任弼时在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强调青年团要服从党的领导，也坚决抵制党内某些领导人脱离马列主义原则的错误领导。1926年至1927年间，他领导团中央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多次斗争。1927年4月底，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任弼时又同大家一起，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团中央书记。
任弼时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克服团组织内部的错误思想。大革命失败后，团组织内部曾出现过“取消主义”、“先锋主义”两种错误思想。他在1927年11月召开的团中央扩大会议上，对这两种错误思想进行了严肃批判。他指出，“取消主义”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有些同志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下，看到团的组织转入地下，工作遇到困难，因而在思想上发生了动摇。这些同志打着“帮助党发展”的幌子，提出什么“团在中国没有特殊工作”，一切由党来做就行了，或者说，只要注意做些儿童运动和文化工作就可以了的主张，实际上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是要“使我们的党孤立起来”，“取消党在青年群众运动中的影响”，或者改变团的性质，使团变成一个文化组织。因此，团的组织必须坚决申斥这种“取消主义”的错误倾向。至于“先锋主义”的产生，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同志看到团组织在反对陈独秀的斗争中有了功绩，就错误地认为青年团也应成为与共产党一样的政党，并把这标榜为“先锋主义”或组织所谓“第二党”。他要求这些同志不要忘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应该只有一个，这就是共产党，而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受党的领导，做党的助手。要认识到“先锋主义的结果，有造成第二党的危险倾向，这对于党的发展是非常妨碍的”，它比取消主义更为危险。这些批判不仅提高了团组织的政治思想，使错误倾向很快得到克服；而且团结教育了犯错误的同志，坚持了青年团的正确方向。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中共中央号召全国同胞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8月25日，中央军委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9月下旬，在陕西泾阳县的云阳镇，举行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出征到抗日前线的誓师大会。随后，任弼时同朱德等随总部一起东渡黄河，奔赴华北前线。
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由于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部队的政治工作明显有所削弱。有些人一天到晚只知道打仗，别的什么也不过问。有的干部甚至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不服从共产党的领导。为了纠正这种倾向，任弼时向中央写了报告，提出我们红军改变名称，不能改变红军的宗旨，不能丢掉红军的光荣传统。我们要打破国民党的限制，重新恢复我军的政治制度，加强军队的政治思想建设，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根据任弼时的这一报告，中央军委在毛泽东主持下，立即作出了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的决定。此后，师、团都任命了政委；取消了国民党的政训处，恢复了政治部，营、连也恢复了指导员，部队政治工作重新得到加强。这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切实执行共产党的路线，发扬光荣传统，并在全国抗日战争中成长为一支受人民拥戴的英勇抗战部队的重要保证。
纠正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端正革命方向
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确立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新方针。任弼时参加了这次会议，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新方针，但由于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反对右倾时“左”倾情绪潜滋暗长，因而表现在对形势的估计上，不能冷静地看到当时革命已处于低潮，革命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是敌强我弱，从而在战略行动上不承认必要退却，容许和助长了不利状况下发动工人罢工和举行城市暴动的冒险主义倾向，如湖南秋收暴动中，湖南省委在执行中央关于进攻方针时制定了第二次长沙暴动的冒险计划。9月22日，任弼时到长沙，详细调查了解和研究秋收暴动后的敌我情况，认为当时由于“马日事变”、敌人屠杀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我们的同志忘记了农民的切身利益，只知道炸铁路、打团防，没有在这些地方做一点儿诸如没收土地、捕杀劣绅的事，以致得不到农民的拥护。农民还没有发动起来，暴动的条件还不成熟。因而任弼时毅然取消了这次暴动计划，提出当时湖南省委的任务是：扩大农民斗争，瓦解敌人军队，组织自己的武装，宣传苏维埃政权，整顿和加强工会工作，与各重要区域建立交通联络站，在必要的时候实行赤色恐怖，捕杀反动头目，以造成政治危机，鼓起各地农民运动等等，他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任弼时注意纠正错误倾向苗头，因而为革命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牺牲和损失。
关于任弼时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指导工作，及时纠正某些冒险做法，刘晓有一段生动的回忆：“一九二九年弼时同志担任党的江苏省委工作时……有一次，我们在浦东农民武装斗争失败以后，为着反对敌人镇压，准备再进行一次武装斗争而来到上海，向省委请示……但有一天，他忽然来到我住的旅馆。我向他提意见，说他到这里来是很危险的。他却很冷静地回答我说：虽然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我们对工作是要负责的，不然会有更多的同志牺牲。我听了他的谈话，几乎感动得流泪。当时我认为他来了，一定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决定，但出乎我的意料，他却提了一连串的问题要我答复。我说浦东的农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情绪极高，要求武装反抗。弼时同志就问到底高到什么程度？有什么具体事实？要我以一个地区的具体情况来典型说明。他又问了不少当时的具体情况，反复地提出了许多假定的问题来和我研究，最后他说：决定行动，还要与当地群众商量。因此，他又要我邀约了与我同来的当地农民同志亲自与他谈话，了解当地、当时的事物、人情、敌我力量、干部与组织情况，等等，谈完了，他一声不响地走了，只是说要我们很快地回去。就在当天深夜，他又到我的旅馆来了。这时，他和白天谈话的态度完全不同，他用肯定而带说服性的语调对我说：再来一次武装斗争的条件是不够成熟的，所以要我们取消武装斗争的计划。接着就非常具体分析当时的情况，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决定的理由。”
1938年2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的派遣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情况，清除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国际所形成的错误影响。之后，他担任了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
为了使更多兄弟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回答他们对中国革命提出的各种问题，任弼时除应邀到各国代表团作报告外，还及时把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干部找来，分别派到各国代表团去介绍国内情况。他让这些干部在介绍毛泽东的革命理论时，着重介绍在中国不是先夺取城市，而是先占领农村广大阵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等方面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的。各兄弟党代表团听了，既感到新鲜，更觉得有道理。因此，兄弟党的许多同志都说：“毛泽东真伟大，中国革命有希望，我们要向中国同志学习。”
任弼时同稍后到苏联治伤的周恩来一起，向共产国际做了大量说明，使共产国际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转变了对中国共产党党内情况的看法。1940年初，任弼时又请周恩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上作了一个详细的报告。这个报告讲了两天，着重谈到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日游击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形势发展的估计和基本设想，这对于兄弟党进一步了解中国情况很有帮助。当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提议再座谈一次时，任弼时又请周恩来谈王明回国后的情况，把王明的右倾错误作了介绍。在这次座谈中，季米特洛夫也谈了他对王明的看法，认为王明不是一个老实人，并且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不是别人，是毛泽东。”
任弼时驻共产国际期间，在繁忙工作之余，还为《共产国际》《真理报》《红星报》撰写文章。他的文章，有介绍中国革命经验的，有叙述中国共产党怎样领导抗战的，有说明国共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的，还有宣传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经验的，其中有些还被兄弟党的报刊转载。他的文章“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克服王明右倾错误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不但自己写，还动员别人写。他常说：“宣传工作，是我们每个同志的光荣任务，这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革命不可少的工作，我们一定要做好。”
倾力抵制“左”倾错误路线
任弼时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倾力抵制“左”倾错误，反映在肃反工作上，就是保护了许多同志。
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进一步推行其“左”倾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任弼时当时虽然也执行了这些极左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査研究，实事求是，而不推波助澜。例如，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一名“AB团”分子供认为“AB团”总部负责人。有位领导同志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送给了任弼时。任弼时不相信这一口供，因为他熟悉张爱萍的历史。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以后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后来又负责青年工作等，这不是一个“AB团”分子能做到的。因此，他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为了防止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査！”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指示，无疑对当时的“左”倾错误给予一定遏制，因而使一些同志没有受到伤害。可是不久，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层。5月，免去了他的中央局组织部长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的单禾川镇以后，最为当地干部所称赞的，就是他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做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当时，边区省委在代理书记陈洪时(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重要领导干部。任弼时来到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官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斗争，已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判了两个月徒刑，即将被杀害。被他们乱抓乱杀的，还有其他许多同志。任弼时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做法。他在主持的省委会议上，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洪时、刘士杰二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以后，张启龙被从保卫局释放出来，张子意也被保护下来，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人也安排了工作。上述许多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长征路上与张国焘作坚决斗争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935年6月16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领的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中央决定两军主力向北进攻，先取甘肃南部，以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但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不愿北上，而是南下，同中共中央分裂。
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根据中央指示，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张国焘对前来会师的红二、六军团极尽挑拨离间、拉拢欺骗之能事。任弼时从朱德那里得知张国焘坚持南下，自立伪中央，把持红军总司令部，隔断中央与红二方面军的联系等阴谋活动后，非常气愤，并立即将这些情况告诉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张子意等，然后坚定表示：“我不同意张国焘的那一套”。贺龙等也坚决表示赞同任弼时的立场。这不但使张国焘对红二方面军的阴谋无法得逞，而且增加了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抵制张国焘错误领导的信心。任弼时同朱德、刘伯承、徐向前等采取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以及红二、四方面军指战员要求北上与中央会合的强烈愿望，迫使张国焘不得不改变其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行为，取消伪中央，同意部队北上。
对于被张国焘关押隔离进行迫害的干部，任弼时更关怀备至，想方设法把他们解救出来。廖承志回忆自己这一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我是张国焘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张国焘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着队伍向沪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任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坡上。我远远看见张国焘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时同志。我们队伍正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张国焘也很狼狈，他装起笑面虎似的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
“怎么，你认识他吗？”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张国焘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这之后，我到了沪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恢复了局部的自由。
在延安整风期间和土地改革问题上纠正康生“左”倾错误
1942年春，全党整风运动开始。但是，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在审查干部工作中主观地要各机关各单位都提出几个人作为突破点，并随心所欲地指名道姓，一次就圈定了陕甘宁边区的一个200人的名单，给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一夜之间，把这些人全部关了起来；接着又在中央机关各部委逮捕了很多人。这样一来，审干变成了肃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连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中共七大代表也成了被怀疑的对象。
任弼时了解这些情况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毛泽东。但康生仍继续搞扩大化，又提出所谓“抢救失足者”，把很多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康生为了证明他的方法“正确”，还以欺骗手段，找了一些幼稚青年，让他们编造假口供，进行假坦白，然后再给大家作报告，上主席台，并给他们戴大红花，树立所谓“彻底坦白的典型”。
任弼时发现这些情况以后，又立即报告了毛泽东。他说：“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特别不同意对中共七大代表的任意怀疑。为此，他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研究过很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从而使整风运动走上健康的轨道。
全国抗战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的形势，如何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是发动广大农民群众支援革命战争的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当时，对于要不要进行土地改革，党内是有分歧的。冀鲁边区就有一个干部写了一篇“万言书”，公开反对土地改革，认为一土改就会把根据地搞乱。当时参加负责土改工作的康生就支持这个看法，批准下发这份“万言书”，认为搞减租减息就可以了，用不着再搞土改了。任弼时发现了康生这个错误批示，立即指示不要下发那篇“万言书”，才没有造成不良影响。在他主持召开的一次会上，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的负责同志都谈到在各地的土地改革中已经普遍掀起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由于这些地区的群众结合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因而情绪非常髙，凡是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土地问题，因此，土地改革不是要不要搞的问题，而是如何深入引导的问题。
任弼时听了这些反映非常高兴。他说，现在群众起来了，我们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支持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他要求，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面前，不要害怕普遍地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而地主则丧失了土地，不要害怕消灭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诬蔑，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支持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的土地。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给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观点，应当给以教育。他还总结了各地区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在刘少奇的积极支持下，中央起草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194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四指示》。
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各地的土地改革运动因此更加深入开展起来，群众纷纷行动，对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形成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土地改革运动高潮。但在土地改革高潮中，曾出现一种“左”的错误倾向。这种错误倾向最先是在康生搞的晋绥土改试点中出现的。康生原反对土地改革，可是土地改革运动兴起之后，他又从极右转到极左，如混淆敌我，错划成分，扩大打击面；搞平均主义，实行“打乱平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大搞唯成分论，提出“搬石头”，打击党的干部；甚至对参加土改工作队的干部也要划定成分，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干部进行斗争，有的连积存的一些生活用品都被没收了，吃饭也不能和出身好的在一起，只能在右边吃，称之为“王八席”；还大搞自发运动，提出贫农“打江山”、“坐江山”，削弱党的领导，还进行乱打乱杀，等等。康生等人自己这样做，还强迫各地领导都这样做，如不执行或执行不力，就扣上右倾帽子。这样一来，这种错误的土改做法很快影响到其他地区。
针对有些地区在土地改革中发生的“左”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委托任弼时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土地改革正确的方针政策。这时，任弼时的高血压病很严重，仍带病到米脂县杨家沟周围三十几个村子作广泛调查。他还详细研究了各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研究老区、半老区土地改革的区别，并打电报给各解放区了解他们是怎样划分阶级的。经过充分调査研究，在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任弼时就土地改革和整党问题作了重要发言。他明确指出，当前土地改革中“左”的错误具体表现在：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中小工商业；对地主乱打乱杀。他要求各地立即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他的发言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1948年1月，任弼时又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分析了发生“左”的错误的原因，提出了纠正的原则和方法。他强调要按照正确的标准划分农村阶级；巩固团结中农；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就是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也不应当没收；对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采取保护政策；坚决反对乱打乱杀与对犯罪者采取肉刑。中共中央将任弼时的报告作为土地改革运动的指导文件转发全党，对提高全党的政策水平，纠正“左”的错误倾向，保证土地改革的正确进行，起了很大作用。
1948年3月，中共中央离开陕北东渡黄河，向华北地区转移。任弼时在随毛泽东、周恩来等一道转移的路上，仍然继续深入群众，了解掌握情况，纠正各地在整党和土改问题上的“左”的倾向。他在兴县蔡家崖听取贺龙、李井泉等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晋绥边区关于整党、土改等问题，以及毛泽东于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作的重要讲话以后，就整党问题专门给晋绥分局写了一封信，对当时改进晋绥地区的整党和土改工作提出了重要意见。4月8日，他在繁峙四区霸墙村专门调査了解土地改革政策的落实情况，找农会主席谈话。周恩来、胡乔木也参加了这次谈话。这个村有户中农，家里有三口人，三四亩地，养着两头骡子，主要到外面赶脚，家里的地有时要雇人种，结果给划成富农。任弼时在同农会主席谈及土改后的生产、生活及一些“左”的错误影响以后，着重分析了这户中农不是富农，是属于土改中错划了成分的问题。由于他的耐心教育提高了干部的思想，使许多被错划了成分的人得以及时改正。他还同周恩来研究如何设法尽快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倾向，尽快落实党的政策，因为在他看来，这是发动群众迎接全国解放战争高潮到来的关键所在。(编辑潘鹏)
(作者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处长)
（来源：《百年潮》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