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与《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韩同友 羊森
1945年4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既是中共第一次系统性地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也是第一个对中共成立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并作出结论的决议。经党中央授命，任弼时以主持者的身份全面负责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他凭借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坚强的党性修养、缜密的组织工作，广纳各方意见，倾注个人智慧，为历史决议的形成作出了杰出贡献。
任弼时与历史决议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学术话题，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任弼时与历史决议的研究主要还局限在阐述任弼时组织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而对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研究得很不够。比如，任弼时为何会被委以重任？他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作出了哪些贡献？他是怎样一丝不苟、缜密组织，不负众望，出色完成任务的？历史决议中究竟体现了他的哪些思想？这些问题需要作深入的探讨。本文从任弼时受命于然、倾力而备、精心组织、思想贡献等方面进行阐释，凸显任弼时对历史决议形成所作的历史性贡献，揭示任弼时的政治风范、科学思想、崇高品格与务实作风。
一、受命于然，委以重任主持历史决议起草工作
从建党到历史决议的出台，中国共产党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历经曲折坎坷，甚至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其中，党内历次右倾与"左"倾错误曾使革命蒙受巨大损失，特别是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最为严重，一度使党和革命事业陷入绝境。遵义会议虽然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但是这次会议只解决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对"左"倾错误思想未能进行彻底清算。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对"左"倾错误思想再一次进行了批判，毛泽东的党内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但党内的思想分歧依然存在，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还不时抬头。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竭力地为自己的错误思想进行辩护，不尊重、不服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王明的行为造成了党内思想的混乱，严重威胁到党内团结和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因此，详细分析党内错误思想的根源和危害，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妥善解决党内思想分歧，已刻不容缓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这不仅仅是党内路线斗争和评判历史功过的问题，而且是促进全党思想统一和团结，保证党的战斗力的重大原则问题，关乎党今后的发展和革命事业的成败。
1941年10月，党中央决定以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等为主要成员，成立"清算党的过去历史委员会"，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的中央系列文件进行深入研究，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拉开了序幕。1944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任弼时全面负责组织起草党的历史问题报告，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正式展开。（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464-465页。）任弼时从1940年3月自苏联回国后，在受命组织筹备中共七大召开的同时，开始参与党的历史梳理总结工作，六届七中全会更是被委以重任。应该说，由任弼时负责组织起草历史决议工作，既是党中央深思熟虑的选择，也是任弼时自身的条件使然。
（一）深厚的理论修养
在党内还存在重大思想分歧的时候，起草一份对建党以来历史进行全面总结的历史决议是件非常敏感的事，稍有不慎便达不到统一思想团结全党的目标。因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对于历史决议起草的负责人的政治品质和理论素养要求很高。任弼时较高的马列主义修养和深厚的理论水平，使其能胜任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艰巨工作。
任弼时十余岁时就有了强烈的废旧图强振兴国家之志，从加入俄罗斯研究会前后，他逐渐了解并学习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积极从事相关宣传工作。从1921年5月经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安排赴莫斯科学习起，任弼时开始接受系统的马列主义思想教育，特别是东方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对其一生的思想发展和理论提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奠基作用。回国后，他不断接受革命斗争的洗礼，十分注重理论学习和认识提高，努力做到思想认识同革命实践的统一。大革命时期，他翻译过列宁的《中国的战争》，发表过《马克思概略》《列宁主义的要义》《怎样布尔什维克化》等文章。（《张静如文集》第4卷，海天出版社，2006年，第1257页。）在文章中，任弼时系统地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内容，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历史作用。他强调："马克思的宇宙观，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中的科学柱石，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任弼时：《马克思概略》，《中国青年》第63-64期合刊，1925年1月31日。）；他提出，要"注意分析中国社会，按客观事实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页。）的命题，即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这些论述中，我们感受到任弼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政治智慧。
任弼时凭借自己的理论素养，逐渐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并成为党内较早接受、笃信毛泽东思想的支持者；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前，已经有了较为成熟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比如，他1938年协助苏联外交出版局校订《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并亲自翻译该书第四章中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节。后来他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译本带回国内，成为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学习文件之一。同时，他在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文章，阐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 参见王树恩：《任弼时的四次苏联之行》，《党史纵横》2011年第8期。）任弼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扎实功底，为他从事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
（二）丰富的革命实践
在历史决议起草前后，任弼时担任过党的多个领导职务。他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团中央书记，1927年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时期担任红二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任弼时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经历了党在各个阶段的生死关头，经受住了各种艰难困苦的考验。如在红军长征途中，当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径使党和军队的命运和前途处于极其危险的紧要关口，任弼时挺身而出、机智谋划，始终坚定地支持党中央的北上抗日路线，与张国焘展开针锋相对斗争，为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促进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历次斗争中，任弼时充分体现出坚强的党性以及处理重大复杂问题的政治智慧与领导才干。长期而丰富的革命实践，任弼时一方面不断成长成熟，在党内的威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随着对中国革命实际以及党的发展状况及路线斗争的深刻了解，他对消除党内思想分歧，实现全党团结有着迫切的内在渴望。
任弼时在长期丰富的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丰富政治智慧与杰出领导才干，自然成为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的最佳人选。
（三）开阔的国际视野
在党中央决定对党的历史展开系统总结前，任弼时曾先后三次赴苏联学习工作：1921年7月至1924年7月，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系统地学习了3年；1926年11月至1927年4月，以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身份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开展了同共产国际的相关联系工作；从1938年3月至1940年2月，由中共中央派遣去莫斯科，其中，1938年7月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中共七大召开之前，他赴苏学习工作时间累计有五年半。除了系统接受马列主义教育，任弼时还积极参加中共旅莫支部开展的各项理论学习和实践活动，参与共产国际组织的政治理论研究和一些重大的政治活动。在苏联学习工作期间，任弼时对苏联和整个东欧的共产主义运动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考察，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道路实践引发了他很多的思考和研究，而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关注使其对中国革命所处的国际背景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21-22、63、66、370-379页。）正是由于任弼时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以及对共产国际情况十分熟悉，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的重任落到他的肩上显得顺理成章。
（四）崇高的道德品质
历史决议的起草事关党的事业发展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必须要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才能真正做到客观公正、严谨科学，任弼时无疑就是这样的人选。在中共七大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只有四位同志全票当选，任弼时是其中之一，（ 参见刘明钢：《延安时期的任弼时》，《党史博览》2005年第3期。）这足以说明他在党内的威望。任弼时具有吃苦耐劳、勇于奉献的"骆驼"精神，突出表现在"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 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77页。）。他具有正直公道、坚持原则的"铁面"精神，"在任弼时同志面前，慌张的人会变为镇定的人，软弱的人会坚强起来" (中共汨罗县委宣传部编：《怀念任弼时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8页。)。他具有宽容厚道、仁爱尊重的"人本"精神，在他看来，"对任何一位革命同志，不管犯了什么错误，他自己的责任只有一个：彻底弄清问题，分清是非，予以切实解决，帮助干部端正思想，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决不一棍子打死"(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72页。)，所以，不管是犯错误的，还是有困难和困惑的同志，都愿意找他倾诉，寻求帮助解决，大家赞誉他为"我们党内的妈妈"( 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第172页。)。他具有注重调查、坚持真理的实事求是精神，始终强调"我们在订计划、写决议的时候，必须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按照实际可能的条件，按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经验去决定我们的政策和办法"《任弼时选集》，第288页。。他具有一心为公、敢于直言的"谏官"精神，始终坚持对党和革命事业负责的原则，不浮夸、不推诿、不敷衍。他具有矢志不移、鞠躬尽瘁的开拓进取精神，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信党、跟党、爱党，面对困难总是百折不挠、勇于开拓，对待工作总是身先士卒、兢兢业业，如他所言："世界无难事，只畏有心人。有心之人，即立志之坚者也，志坚则不畏事之不成。"( 甘征文、韩少功：《任弼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5页。)
同志们这样评价任弼时："在政治上如此坚强，在重大原则上寸步不让，在理论上造诣之高，在思想上、品德上如此高尚，在个人性格上这样平和，在生活上如此克己，而弼时同志将其融为一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 (杨瑞广、蔡庆新主编：《缅怀与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70页。)凭着这种高尚的人格魅力，任弼时得到党中央、毛泽东的信赖，由他负责起草历史决议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二、倾力而备，为系统性总结党的历史作出努力
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一次盛会，会议全面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和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的基调是历史决议奠定的，历史决议的形成为七大的胜利召开进行了最为关键的准备，作出了杰出贡献，而历史决议产生之艰难，准备时间之长正是七大召开的典型缩影，正如任弼时所言："这种思想上的准备经过了三、四年，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七大'可以早开三年、五年，但绝不会开得这样好。"(《光辉历程--从一大到十五大》，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151页。)这个总结同样也说明了任弼时在中央开始系统总结党的历史之前所作的努力以及发挥的作用。
（一）展开思想宣传
任弼时是党内较早思考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领导人之一，是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组织家。
任弼时具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敏锐的判断力，他注重调查研究，讲究实事求是，在认真阅读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一系列论著后，为毛泽东科学而深邃的思想理论所折服。( 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480页。)在革命实践中，他日益意识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党和革命事业所需要的指导思想。这种认识与觉悟促使他自觉肩负起了捍卫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责任。
在整风运动中，任弼时充分利用召开学习会、讨论会、培训会等途径和机会在党内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中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关于毛泽东思想宣传的内容主要体现为：一是强调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必须坚持马列主义，认为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二是主张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认为我们要"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拿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解释和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杨瑞广、蔡庆新主编：《缅怀与研究》，第333页。)，反对把马列主义看成教条公式来搬运的倾向，同时反对那种不重视理论的狭隘经验主义的倾向。三是阐明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马列主义，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尤其要学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他说："二十二年来，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始终坚持"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任弼时选集》，第304页。)。"我们要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便不只是去学习马克思列宁的原著，特别要去学习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及党的决定，并要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任弼时选集》，第304页。四是强调全党同志要切实增强党性观念，自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任弼时及时认真学习，于同年下半年，撰写出《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1942年7月14日，他在中央党校为学员所作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长篇报告，专题解读党性问题。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期间，他曾以《关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为题，连续三天为西北中央局高级干部作演讲，全面阐述为什么要增强党性和如何提高党性修养等问题。任弼时为把全党、全军的思想最终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历史决议的顺利起草做了充分的思想和舆论的准备。
（二）赢得国际支持
在党的发展历史上，共产国际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巨大的，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往往是决定性的，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在并不了解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路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情况下，认为中共应该学习并运用法国共产党的经验，主要依靠蒋介石的国民党进行抗战，同时派王明回国领导中国革命，致使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重大的原则性分歧，并影响到党内团结和革命走向。要克服和纠正王明的右倾错误，使全党思想统一，共产国际的支持显然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种极其困难的背景下，1938年3月，中共中央委派任弼时去莫斯科，说明中国抗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情况，让共产国际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和中共的政策，争取共产国际的支援。4月14日，任弼时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向共产国际提交了自己亲自撰写的以《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与任务》为题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对大纲作了口头说明和补充，全面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详细阐述了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70-371页。)任弼时在报告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最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共产党有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 ( 甘征文、韩少功：《任弼时》，第205页。)正是由于任弼时的努力，共产国际转变了对中国抗战问题的认识，"任弼时的报告和口头说明对共产国际正确认识中国的实际情况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518页。)。
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发表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两份报告，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声明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1938年6月11日），《新华日报》1938年9月8日。)并进一步强调："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41页。)"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告诉王明，不要争了吧！"(《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72页。)不仅如此，共产国际还在实际行动上给予了中共中央以支持，除了利用《真理报》等报刊介绍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还拨付专款支持中共中央。共产国际的意见在肯定中共中央路线的同时，也认同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袖地位，这成为六届六中全会纠正并克服王明右倾错误的关键，而任弼时又是这历史性转折中的关键。
此外，任弼时还加强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的联系和交流，大力开展宣传和说明工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在社会主义各国赢得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三）奠定组织核心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迎接七大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虽然会议前后延续有一年之长，但会上取得的丰硕成果永载史册，历史决议从起草到通过的过程就是典型的体现，这一局面的形成与任弼时对中央领导机构的改革分不开。1940年3月任弼时回国，其出色的组织才华日益彰显并为党中央所认可，党中央于1941年7月任命他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胡乔木曾说："任弼时当秘书长，一是因为资历老，二是因为他是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三是他从共产国际回来的。这里有一些微妙关系，其他的人起不了他当时起的作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0页。)
当时的延安没有中央一级的行政管理机关，党政军三大系统机构重叠，办事交错，没有统一的规章制度。上任伊始，任弼时便展开全面的调研工作，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央机构改革的具体方案。1943年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任弼时关于中央机构改革初步方案的报告，于同年3月20日通过《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并对相关机构做了全面调整，调整的核心为：全党工作统一由中央政治局领导，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权由政治局行使，毛泽东任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办事机构为中央书记处，服从政治局的领导，对重大问题之外的日常工作行使决定权，书记处主席由政治局任命，对书记处讨论的问题有最终决定权，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处主席；明确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强化中央在全党的组织和领导权威，将中共实际管辖区域划分为华北、华中、陕甘宁边区及晋西北、大后方和敌占区等五大区，中央领导各区工作，各地区服从中央统一领导，对中央负责。 ( 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440页。)任弼时主持进行的中央领导机构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确立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在全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强化了党中央的权威，明确了中央对地方集中管理，特别是从组织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正是由于任弼时卓有成效的改革工作，为历史决议的起草做了有效的组织上的准备。当年，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评论说："任弼时不只是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 转引自蔡庆新：《建国以来任弼时研究综述》，《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
三、精心组织，出色完成历史决议起草任务
历史决议是中共对党成立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和问题作出的结论性的评价，是对建党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第一次进行系统的总结，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作为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任弼时，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这次历史问题决议的重大意义，就是对过去党内的错误从社会根源和思想方法上加以清算，同时承认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的一贯正确性，这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是要起重大作用的。" (《任弼时选集》，第393页。)而且，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于1944年5月21日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确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组织起草历史决议的同时，要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即6月上旬前提交初稿，时间是极为紧迫的，这就要求任弼时必须全力以赴，审慎、客观、科学地起草出历史决议初稿。尽管任弼时还在全面主持七大筹备工作，但是他不负党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历史决议的起草任务。
（一）自我批评，表率引领
由于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敏感和重要，为了打消参与同志的思想顾虑，能够做到客观公正，坦诚交流，深入思考。任弼时在讨论交流的过程中，经常诚恳地讲起自己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认识和理解的渐进过程，并不讳言自己曾对一些历史问题和事件的肤浅认识和简单评价，诚恳地对自己曾经犯过的"左"倾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和深入剖析。他说："在过去党内领导犯三次'左'倾错误时期中，我都参与成为积极的执行者，错误的性质都是偏'左'。"(《任弼时选集》，第393页。)在整风运动中，他全面回顾了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他说，认识到毛泽东之所以正确，"是基于坚定立场和正确思想方法"(《任弼时百周年纪念：全国任弼时生平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07页。)。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现出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承认错误，勇于自我剖析的胆识和魄力，并以己为例说明只有自我批评，才能认真吸取经验教训，改进工作，促进思想进步。对此，贺龙曾这样感慨道："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下工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 田菊芳主编：《伟大的人格 光辉的路》，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67页。)正是在任弼时的带动下，历史决议起草的讨论交流工作既严肃又热烈，既坦诚又深刻，参与起草工作的同志认识得以提高，思想得以进步。
（二）广泛纳谏，汇聚众智
在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任弼时明白，历史决议最后的观点与结论绝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定有一个由模糊简单到逐渐清晰深刻的过程；也不可能是某一个人思想的照搬复写，必定是众人思想集体智慧的结晶。所以，他主张只有广泛纳谏，充分征求意见，汇聚众人的智慧，形成科学的思想，才是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天天要领导群众行动，就天天需要理论来指导。这种理论不是凭空想出的，而是从群众中来的，是把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把群众盲目的实践，变成自觉的有目的的行动，这就是有理论指导的实践。这就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真正使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使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并有新的发展。"(《任弼时选集》，第303-304页。)所以，任弼时除了及时更新观念，吸纳党的研究的最新成果外，还充分倾听大家对历史决议草稿的认识和评价。同时，任弼时重视征求有过错人物的看法和意见，比如，在中央批驳王明错误路线的背景下，任弼时依然同王明进行了多次诚挚、深入的交谈，认真了解王明对党的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和认识，( 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478-479页。)这是很难能可贵的，没有一种理论自信和开阔胸襟，是无法做到的。在任弼时等人的耐心工作之下，王明在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和七中全会的声明书中，对历史决议和它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681页。)。任弼时真诚沟通，化解矛盾，统一思想，为形成历史决议的结论奠定了思想认识基础。
（三）严谨周密，追求完善
毛泽东对党的历史问题一直有深入思考，曾于1941年以《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以下简称"《结论草案》"）为题拟了草稿，历史决议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起草的。任弼时受命主持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后，一丝不苟、竭力而为，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开展工作。任弼时通过缜密的思考，高效的组织，及时的讨论，昼夜的撰写，当月就拟出了初稿，即《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初稿）》（以下简称"《草案初稿》"）。《草案初稿》充分吸收了毛泽东的《结论草案》的精华，同时加以提炼和概括，并提出了一些新思想、新思路。对于历史决议《草案初稿》的形成，胡乔木认为："弼时同志还是花了很大气力来起草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7页。)。
随后，任弼时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以及大家讨论的意见又进行了几次深入的修改。当胡乔木以任弼时的初稿为基础，也草拟了一稿时，任弼时及时分析研究，并进行了三次认真细致的修改，同时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改写。在此基础上，任弼时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及其他委员的意见又进行了细致修改，并提出了对王明错误路线的七点分析，随后他又进行深入思考，将这七点分析归纳为政治、军事、组织、思想等四大方面。紧接着，任弼时耐心地组织了多次座谈会，充分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并配合毛泽东进一步对历史决议进行了多次修改。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在任弼时的组织下，准备委员会几乎天天开会讨论研究。对每一个事件都要进行充分的考察，对每一个问题都要进行反复的研究，对每一个结论都要进行深入的思考，甚至于对每一句每一词都要进行反复的斟酌。对此胡乔木后来回忆道："这样的讨论历史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讨论的水平、决议的水平，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73页。0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报告中曾指出："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 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等编著：《红旗飘飘--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今天（1921-2001）》，江苏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53页。）任弼时自己也数次对草稿进行推敲、修改和注释，客观慎重地撰写意见。
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一致通过了历史决议。七大召开后，任弼时根据最新得到的资料和文件，又对历史决议进行了一丝不苟的修改，力争尽善尽美。"这一稿的修改，使历史决议稿无论在内容分析上和文字表述上，从总体看，都达到了更加严谨、细密、准确和完善的地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27页。）1945年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历史决议，形成了今天所见到的正式文件。这样，由任弼时负责起草历史决议的历史性任务，经过近4年时间出色地完成了，一部伟大的历史文献终于诞生。
四、润物无声，思想光辉闪烁在历史决议之中
历史决议是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直接领导下起草、修改和完善的，是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任弼时对历史决议形成既作出了组织贡献，又作出了思想贡献。从相关历史文献以及亲历者的回忆与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没有任弼时的思想贡献，历史决议的起草和出台是难以想象的，如胡乔木所言："弼时同志的这些好思想和好思路在后来的改稿中都注意吸收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8页。）
（一）奠定思想基调
历史决议起草之初，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性和领导地位就被凸显出来，这不是偶然的。"我们的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更加需要巩固我们自己，防止敌人利用各种机会和间隙来破坏我们党的团结。"（《任弼时选集》，第239-240页。）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和坚持既是任弼时思想探索发展的结果，也是其思想成熟的表现。面对内忧外患的旧中国，任弼时少时就有了朴素的思考和分析："国者由人民而成，必赖人民以强。欲强之道，莫如合群……中国有四万万同胞而不能胜少数人之小国者，咎在不能合群也。" （蔡庆新、姚勇主编：《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4页。）将人民的力量拧合成一股绳才可以赶走列强，振兴中华，而这种"拧合"需要一种精神和思想。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及国内五四运动的爆发，让苦苦寻求真理的任弼时发现了马列主义。随着他对马列主义认识的不断深入，他认为应当将马列主义进行布尔什维克化。面对当时的各种曲解，他提出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精神，即"一要使团体能群众化，二要使团员正确明白主义且不忘其为群众的领导者，三要能按实际情形而运用经验与理论"（《任弼时选集》，第2页。）。在长期的学习和斗争实践中，任弼时身体力行地坚持布尔什维克化精神，而且认识到中国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化精神的杰出代表就是毛泽东，因此对毛泽东表示了毫无保留的支持。秋收起义失利时，任弼时力排众议，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支持了毛泽东；长征时，面对张国焘的分裂图谋，任弼时毫不退让地坚定支持毛泽东和党中央；（ 参见《任弼时研究文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77-178页。）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前，任弼时在共产国际详细介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突出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等等。任弼时的个人探索和党的发展历史性的契合一致，找到了属于中国革命自己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任弼时起草的历史决议第一稿中，他即以此为指导思想对历次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毛泽东思想路线的正确性。这为整个历史决议奠定了基调，并贯穿于历史决议起草的始终。正如历史决议中所指出的："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第14页。）。
（二）坚持党性原则
在党内，任弼时具有坚定的原则性是著名的，他工作和思考的出发点不会因人而异而私，而是以党性为核心，以真理为旨要，历史决议中的一些要点和论断都可以体现出这一特点。"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7页。）历史决议中这一基础论断也是任弼时党性思想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毛泽东在《结论草案》中认为，六届四中全会以来至遵义会议期间，党的领导路线无疑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是正确的。任弼时根据新的形势发展和历史资料的把握，结合个人的思考，在历史决议中明确指出，这段时期内党的领导路线不仅仅只是缺点和问题，从根本说就是错误的，且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使党遭受的损失是极为惨烈的。"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页。）这一思想认识符合历史实际，引起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共鸣，成为历史决议中的"盖棺"之论，始终坚持。
共产党人自然是应该讲党性的，加强党性需要理解并掌握马列主义理论，以使理论修养得到不断提升，坚持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在实践中对科学理论的深化，这才是马列主义精神和理论品质。所以，任弼时对于忽视和轻视理论修养的行为是极端反对的，他指出："我党过去很长时间内，对于党内思想理论问题一向是未被重视的。党内干部，即算是高级干部并不了解理论的重要性……许多党内干部，只是埋头去做一些实际工作；少数干部曾在国内外学过一些书本上的理论，但这些人既少有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实际生活，又不会真正把学到的原理原则与中国实际的革命斗争相溶合，结果只是教条公式的搬运。"（ 任弼时：《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笔记》，《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理论修养之于党性，是关键所在。任弼时认为主观主义同党性是根本对立的，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则是主观主义的集中表现，而历史决议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自然是讲党性的，所以必须要反对教条主义，批判经验主义。因此，任弼时对《结论草案》中关于"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结合"的内容作了重要的修改，加写了近500字的一长段话，阐述了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关系及危害。他写道："教条主义宗派的左倾路线是获得党内经验主义者的支持与合作的……有不少的经过长期斗争而且在党内负有相当重要责任的同志，因为缺乏马列主义的修养，不能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没有能力把经验提高到理论高度去加以灵活的运用，不善于分析具体情况，缺乏远见，因此就在党内形成一种经验主义的思想……四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教条主义者，他们受过把理论与实际互相脱节的德波林学派的教育，不但有马列主义的丰富词句，而且打了共产国际的招牌，这就使与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思想方法相同，难于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容易无保留的接受教条主义者的纲领……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列主义思想发展的障碍。"（《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309-310页。）任弼时这一深刻的思想认识为历史决议所吸纳。正如陈毅所言："教条宗派在党内形成较迟……对党危害最大，这些已大白于党内，从这方面看，经验宗派不能与其匹敌，而是甘为驱策的。弼时同志不主张平列，这对。" （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修订本），第658页。）同主观主义作毫不妥协的坚决斗争，坚持党性，也就是坚持了历史决议的品质，任弼时既是倡导者也是实践者。
（三）确立基本方针
在任弼时成长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融合在其良好的家庭教育中，给了任弼时以无限的滋养。"礼让谦恭""和睦相处"的家族优良传统令任弼时深受教益，仁政治国、以德服人、淡贫忧道、修身养性等默化于少年任弼时的心灵深处，成为其一生的思想财富和行为准则。后来，任弼时曾言："故人知礼让者，则能结大团体；不明礼让者，左右近舍，每相纷争，若中有气量者，以潜移之，自然皆感化矣。吾人在校读书，必明礼让，岂可不以纷争为戒哉！" （蔡庆新、姚勇主编：《激扬文字--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第24页。）他进一步指出，只有"识量过人，不好计较者"才能团结大团体，成人成事。基于这样的思想和修养，任弼时平素严于律己，对待犯错误的人始终坚持把握原则、分清实质、循善教育、重在知改，具有一种宽厚待人、着重发展的广阔胸襟。他经常强调："对于过去犯了错误的党员和干部，只要他们认识错误并决心改正错误，又向群众作了自我批评，而所犯错误又不十分严重者，就一般地不要去处罚他们，特别不要过重地去处罚他们。如果群众要求处罚他们，也应向群众作适当的与必要的解释，在群众面前适当地保护他们"（《任弼时选集》，第451-452页。）。这种思想也体现在了历史决议的指导方针中。任弼时始终强调，历史决议的起草是为了厘清错误思想根源，纠正党内错误路线，总结建党以来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并不是派系斗争间的你倾我轧，打击报复，而是为全党全军解除思想上的困惑和束缚，为了革命事业的正确发展统一思想。"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97页。），"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55页。）。所以，历史决议是以分析错误、澄清事实、解决困惑、消除隔阂、统一思想为基本目标，不着重追究个人责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指导方针，救人为要，重在团结，重在发展。（ 参见《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479页。）这一方针在任弼时起草历史决议之初就被确立并贯彻于整个全过程，使历史决议在对党史上的错误思想进行彻底、全面、深刻批判的同时，也闪耀着温暖的人性光辉。
（四）凸显求实精神
任弼时的一生是实事求是的一生，是调查研究的一生，唯实是其工作的准则和思想的特质。任弼时少时就开始关注并思考强国之道。起初他寄望于"工业强国"，认为"强国之道，莫贵工业"，"故吾志习工业，以图工业振兴"（《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14-15页。）。随着实践经历的丰富，在争论与思考中，任弼时意识到"工业强国"认识的狭隘和不可行。比较之后，他毅然选择了"革命救国"的道路，也由此开始了其激越壮阔的革命人生。任弼时少时在人生理想追求中注重调查研究后的思考和实事求是之下的选择，在其从事的革命事业的过程中更是笃定。虽然陈独秀于任弼时有着政治启蒙之恩，但任弼时虽"爱吾师"，但"更爱真理"，在大革命危急关头，任弼时通过对现实形势的思考，毅然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明确表示反对，主张党要进行土地革命，实现独立自主。秋收起义失利后，任弼时并没有被当时中央的错误路线所左右，在多方调研的基础上，对秋收起义的挫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总结，并果断地否定了共产国际代表提出的继续在长沙进行革命暴动的错误主张。这在当时共产国际拥有巨大权威和影响的党内是需要莫大的勇气和魄力的，而任弼时的底气就在于其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也正是因为如此，避免了秋收起义失利后进一步的无谓牺牲，保存了革命力量。
任弼时在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后，不仅强化了坚持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不要脱离实际，要注意对本地区本部门情况的了解、调查，以此来制定方针政策。如在为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筹备时，任弼时通过走访、考察、座谈等途径进行深入的调研，在他当时的记事本上不仅记录下了所有调研的详细情况，还细致地对很多数据进行了统计并绘制了一些表格。（参见杨瑞广、蔡庆新主编：《缅怀与研究》，第390页。）历史决议所涉问题关系到全党全军，任弼时更是极为重视，对于每段所涉历史，他都尽最大可能查阅所能找到的文献资料，最大限度走访相关当事人，最广范围内倾听各种声音，听取意见。鉴于当时党内现实，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批判是历史决议的重点所在，任弼时在充分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后，将王明的错误路线产生的根源、形成的过程和在革命实际中造成的损失以及危害性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总结归纳为七条，随后他又根据进一步的走访调查和思考，将这七条总结从逻辑上归纳为思想、政治、组织、军事等四大方面。这些思想后来都被吸收进了历史决议，这也成为任弼时思想于历史决议中所体现的一个缩影。立足党建史实，注重调查研究，力求实事求是，是历史决议的特点，也使历史决议的整个内容务实客观、无惧推敲，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任弼时功不可没。
中国革命的历史早已证明历史决议所起的重要作用。任弼时为历史决议形成所作的艰辛努力以及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本文作者韩同友，江苏省盐城工学院教授；羊森，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